丹彡

大隐于市

对中共满洲省委的过往与历史，一直早有耳闻。但得愿近身一瞧，却发生在不久前。

静待于街头一隅的青砖拱门，傲然挺立的硬山式瓦房，“不太显眼”，如果不是导航提示极有可能擦肩错过。与临街对望北市场的热闹喧腾不同，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静谧而又庄重。

抵达时，恰逢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在重新布展，探寻并没有从正门“福安里”巷子启幕，而是在靠西的员工通道，一扇黑色大铁门开始。跨入，一面印在内侧墙面、19平方米的巨幅红色党旗，首先映入眼帘。有关红色的记忆，也随着微凉的清风，融化在天际之间。

中国东北因其西连蒙古，北接俄国，东临日本、朝鲜，又蕴藏着富饶的资源，所以一直都是远东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要冲。到了近代，东北更成为各国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东北还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中国最早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人是铁岭的任福臣。

20世纪初，随着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出现了蓬勃的工人运動。正如《东三省实情分析》中所说：“东三省是很有实力的一股生力军”，是“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重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建设和革命工作，派出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东北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党、团组织。然而，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处于军阀统治下的东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革命运动陷入危急。

为加强党对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并将这个领导机构的名称定为中共满洲省委。

1927年10月，陈为人来到东北，以奉天英美烟草公司帮办的身份做掩护，租用了福安里东侧四间民房。史料记载，当时陈为人每天衣着光鲜、拎着手提皮包堂而皇之出入福安里，可手提包里装的却是党的重要文件和宣传品。目前，这个黄色牛皮包是展厅里的重要展物。

就这样，在炮火硝烟的岁月里，在异常恶劣的条件下，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了。陈为人、刘少奇、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来到沈阳，出任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东北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第一个统一的也是最高的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为何设立在北市场这片“杂八地”呢？

原来，这是中共中央“有意而为之”的结果。

“党将省委机关设立在皇寺路福安巷3号（原北市场福安里4号）民宅里，主要就是为了隐蔽。”辽宁省委党校教授、九一八历史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学介绍，在当时的沈阳，北市场异常繁华，素有“奉天十里洋场”之称，那里地处火车站附近，灯红酒绿，鱼龙混杂，环境极为复杂，却又非常适合隐蔽，便于开展工作。这也是满洲省委曾屡遭敌人破坏，福安里4号始终没有暴露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六大”结束后，在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前，周恩来途经中共满洲省委，曾在福安里落脚一周。周恩来的到来，使中共满洲省委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和方向，对革命形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极大地振奋了人心。

1929年4月，中共中央做出“派少奇去满洲做书记”的决定。7月14日，刘少奇辗转到达沈阳，立即恢复和整顿各级党团组织，领导奉天纺纱厂等工人运动以及讲武堂士兵运动。中共满洲省委在其全部的革命活动中，领导了大小数百次工人运动，其中有震惊世界的中东路工人斗争和奉天兵工厂的反日斗争。不断壮大的党组织也使革命火种撒遍整个东北大地。

中国第一份

中共满洲省委更为突出的贡献还在于不断地对日本侵略本质的抨击和揭露，尤其是根据“满委特科”的预判和预警，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9？19宣言”。

说到这，就有必要介绍下满委特科，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组织。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国民党迅速建立起一整套特务系统，颇具名气的有‘蓝衣社‘军统‘中统，用以监视共产党人，破坏党的力量。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两年后，中央特科正式组建满委特科，蔡伯祥任特科书记，赵唯刚担任秘书长。”王建学介绍，当时全国有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政权的地方，都设有特科。满委特科的成立，也是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是一种应急的举措。但因东北地域和政局的特殊性，满委特科成立后同时接受中央特科和中共满洲省委的双重领导。

当时特工活动的场所主要有两个地方，一是奉天驿（今沈阳站）附近的悦来客栈，二是鹿鸣春的一号包房。赵唯刚以东北三省讲武堂教员的身份做掩护，进行特科活动，先后搜集大量奉系军阀的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掌握了国民党方面的动态。有的特工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内部，为中共中央制定正确路线贡献力量。

从1931年4月开始，满委特科的特工发现，驻扎在沈阳的日军进行了48次演习，演习所占的区域竟多达19处，几乎遍布沈阳城全境。更为蹊跷的是，演习中，日军不仅大肆加埋标识、遍树太阳旗，所用的枪炮也都是真枪实弹。除了频繁的军事演习外，日军还将大批的军用物资、两门大炮运抵奉天驿。这一系列操作让敏锐的特工意识到，日军可能要对东北发动武装侵略。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在第一时间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又称“9·19宣言”），在“关键时刻”为身陷黑暗的人们送去希望。

“原来有说法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只用一个晚上就完成了一篇内容夯实的战斗宣言，很不可思议。实际上，满委特科的情报早已让党中央洞察侵略者的野心，作为领导东北党组织的机关，中共满洲省委不可能不在战略、策略、工作上有所准备。所以，‘9？19宣言的发表是有准备之举。”王建学说。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坚决抗日的严正立场及其在民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侵略者恼羞成怒，对沈阳实行了更加严酷的统治，1932年，随着抗战的持续发酵、局势的不断恶化，中共满洲省委被迫迁往哈尔滨。福安里4号，也退出革命舞台。后来，在激荡的历史洪流中，成为一处地地道道的普通民宅。

激活记忆

直到1983年，沈阳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也正是在那次普查中，中共满洲省委沉寂半个甲子的红色记忆，才得以“重启”。

普查中，文物保护部门确认满洲省委旧址就在皇寺路福安巷3号。1984年，沈阳市恢复文物管理办公室成立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在文化领域工作30余年的张宏发被任命为第一任馆长。

揭开历史尘封，复刻红色印记的点滴仍历历在目。“当时福安里胡同一共有两趟民房，都是同样的建筑风格，满洲省委旧址是其中的一栋。决定修缮纪念馆时，还有百姓住在旧址里。”在张宏发的记忆中，满洲省委旧址并没有重新翻建，只是完成动迁工作后，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修缮。而他的任务，则是把前期搜罗到的有关资料归档整理，并带领工作人员尽快将修缮一新的纪念馆对外开放。

为精准复原旧址风貌，筹备开放期间张宏发成了社科院、档案馆、党史馆的常客。在一次次与历史的触碰中，他也渐渐勾勒出满洲省委昔日的模样。

“满洲省委旧址是一栋坐北朝南、面阔六间进深一间的硬山式青砖瓦房，是20世纪20年代初典型的民居建筑。东首间开门，进门便是厨房、餐室，有专门做饭看门的人员；次间为秘书处工作人员张景珍（也叫张光奇）的办公室，她是当年满洲省委文书、沈阳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旧址的考证也离不开她的回忆和现场认定；第三间为会议室；第四间是陈为人与爱人韩慧芝的卧室。我接手时，整个纪念馆的建筑面积只有70多平方米。”张宏发回忆。

1985年10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一杯一盏，正是当年的模样。与东侧四间不同，纪念馆西侧两间为场景复原，5个仿真人像栩栩如生地再见了当年满洲省委成员工作和生活的场景。在会议室和秘书室之间设有一个取暖的壁炉，俗称“别力达”。当时为了防止冬季油印机的油墨冰冻，每到夜深人静，满洲省委的同志们就会围坐在壁炉旁开始印刷革命宣传品。机器的沙沙声，常常会持续到凌晨。

如今的纪念馆，占地2500平方米，展览面积740平方米，除陈为人等革命者曾经奋斗的一砖一瓦外，刘少奇旧居也设在其内。

“刘少奇故居原址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四段宏业南里2号，也是一栋硬山式青砖灰瓦民宅。1929年7月到1930年3月，刘少奇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便在那里居住。”张宏发说。

1992年，沈阳市政府决定将刘少奇旧居按原貌重建于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的北侧。当时，市财政局特别拨了30万元专款，把7户住户动迁转移，推倒民宅后重新盖起旧居。参与施工的是十里河工程队，是修缮故宫的那拨工人。当时用推倒的老房子的砖为材料，照着宏业南里2号的布局，复刻修建了两间陈列房、一间办公室和两间展览室。东侧间为刘少奇与夫人何宝珍的卧室，次间是会客厅，里间为厨房；西侧间是场景复原陈列，3个仿真人像真实再现了当年中共满洲省委成员庄严宣誓入党的情景。

202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迎来一次升级，在完善现有铺陈的同时，还打造了一座玻璃透顶、融入现代技术的文化走廊，开设了文创展示天地……那些闪耀在白山黑水间的红色光点仿佛在诉说，更像是在等待，一个鲜活的“唤起”和升华。

“一圈讲解下来，快则一个半小时，多时两个小时。接待最高峰时，一天要连讲7场，说到最后，嗓子都哑了，但任务还得进行下去。”早上8：30，27岁的高佳琦确保扩音器正常，又默念了遍那份早已烂熟于心的讲解词后，穿好红色讲解服走出办公室，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参观者。

高佳琦是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后，经招聘考入纪念馆。工作的两年里，她先后接待近20萬参观群众，通过饱含温度的声音，拉近已经远去的历史与现代人的距离，将红色的革命种子播撒在参访者的心中。

“讲解词只有十几页，但要把历史背景、人物故事讲得丰满立体，光靠讲解词的内容还远远不够。”于是，广泛阅读、大量积累成了高佳琦下班后的必修课，她希望在每次讲解时都可以根据不同群体适当做些延展，让大家都能与红色历史产生共鸣。办公桌旁堆叠的几盒含片，似乎也在默默讲述着她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