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我国档案馆融入国家软治理之“道”

2021-10-13张玉昭杨智勇

档案管理 2021年5期
关键词:档案文化国家治理档案馆

张玉昭 杨智勇

摘  要: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国家治理开启新征程。国家治理方式由硬治理向软治理的转化也同样引发对档案软治理方向的思考。我国档案馆作为文化组织与档案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的主体,其融入治理的过程对于国家实现软治理具有深刻影响。通过我国档案馆对档案及档案工作进行软治理必要性、可行性的阐释,面对当下开展软治理面临的自治未完善之困、主体不平衡之囿、话语权表达之失三个困境,应以明晰档案软治理核心角色、实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牢握档案文化话语权的三个发展路径寻求我国档案馆融入国家软治理之“道”。

关键词:档案馆;软治理;档案文化;国家治理;档案管理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China's governance has embarked on a new journey.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 from hard governance to soft governance also causes our country to think about the direction of Archives soft governance. China's Archives as cultural organizations and Archives departm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in body,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governance proces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untry to achieve soft governance. Through the Archives to the Archives and Archives work in soft management the necessity, feasibility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face in soft governance autonomy did not improve the trapped, the main body of the imbalance of bounded, discourse expression of three difficulties, should according to the core of the clear file of soft governance role, implementing cooperative governance, firmly grip Archives culture plural say three development path for our country, such as Archives of soft governance path and method into the country.

Keywords: Archives; Soft governance; Archival culture; National governance;Archive management

当今的中国需要步入一个“软治理”时代,软治理的核心是文化治理,主要通过精神情感、价值认同、文化交流等价值引导等软性力量来进行国家的治理,文化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和意义。随着我国对“治理”认识的不断深化,档案软治理也成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本质上,现代国家的治理也应该不仅仅是硬生生和冷冰冰的国家权力维度,而且也是充满着德性和文明的柔性治理过程,与其他的治理形态不同,软治理更加强调文化、价值以及理念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力量。[1]文化既是治理的资源,也是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任何国家治理都必须有相当雄厚的文化基础,我国档案馆作为文化治理主体之一,是衡量档案治理能力的重要维度,故而要寻求融入国家软治理之“道”。

1 道之寻:我国档案馆融入国家软治理必要性

1.1 国家软治理传统追寻。回顾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华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间断的文化体系,也正是因为中华文化的传承性,使得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不败之林。从未出现过文化斷层的文明古国逐渐形成了儒家思想主导的以德治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春秋时期就已有了软治理概念,传统的中国治国之道中很早就提出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软治理理念。国家软治理可谓自古有之,档案软治理也可见一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中国最早关于档案文化治理的描述在《周易·系辞下》中显露无疑,古时不论结绳还是书契都作为一种档案利用工具,百官借以治理国家,民众用以知理明事。此时的档案也可视作社会规训,同样发挥着文化治理的作用。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档案馆融入国家软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堪称中国治理智慧的结晶。国家软治理尊重和肯定既有文明命脉,其中的文化治理是对传统文化进行超越“创造性转化”“转化性创造”“和合转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展望。[2]所以,首先要尊重传统,在尊重中国家的治理将获得巨大的资源和力量,从而创造出有效的软治理环境。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曾为世界贡献了灿烂的物质精神文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我国档案馆软治理的融入之道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基础,追寻并传承软治理传统成为时代发展趋势。

1.2 我国档案馆软治理传承。随着国家各级档案馆发展成为保存历史记忆并向社会公众开放档案提供利用的责任者,我国档案馆承担的文化传承、文化弘扬、文化熏陶、文化引领等重要使命逐渐凸显出来。如同其他文化事业机构一样,现代意义上的我国档案馆的存在,是现代国家表征其文化功能、实施其文化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由此可见,我国档案馆的融入是国家软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其软治理利用“文化”这个介质,使得档案内蕴含着的深厚历史文化通过开放得以传扬,将文化传承工作深入到国家、社会与公众之中,以实现档案开放协同、信息共享、多元参与、双向互动,逐步呈现开放性、协同性、包容性特征。作为国家软治理的重要阵地,我国档案馆尊重传统,传承软治理这种文化本位的坚守对于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2 道之通:我国档案馆融入国家软治理可行性

2.1 外部:政策制度导向。《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文化强国”的政府治理理念时期,对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产生着十分深远的影响。[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會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自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始终被当作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之治”的13项制度原则,[4]肯定了国家文明对于治理的重要作用。在文化强国以通过文化的塑造和发展来提升国家的实力与治理水平为使命的背景下,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档案治理法治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明显增强的目标。

可以看出,倡导文化价值理念的当下,我国对档案治理事业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保障。文化以国家“软治理”形态的现代模式而存在,在文化与治理对接过程中,我国档案馆作为文化事业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文化优势,融入国家软治理过程,实施“档案强国”战略。

2.2 内部:文化功能回应。随着“以馆藏为重心”到“以公众为中心”的转变,我国档案馆功能逐渐展现多元化特征,文化性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功能定位,正是由于文化的存在,进行治理才能着力于文化角度进行思考,实现以文化为首的软治理成为可能。本质上,我国档案馆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的产物,从文化构建语境下看,其所拥有的文化记忆存储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社会教育功能、文化服务功能、文化休闲导向功能等更是开展档案文化治理的“根基”。原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在2009年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上指出,将对新型国家档案馆进行更为明确的功能定位,打造“五位一体”的档案馆。其中,“五位一体”建设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利用服务中心建设使得人们能够体验国家文化的厚重,[5]各市区档案馆共同参与进行服务,同时贴近民生、关注时事热点,使得社会公众更多地了解国家、民族的文化,这其实就是我国档案馆利用档案进行文化治理的过程。档案内容是固定不变的,但文化却是流动更新的,承载文化的我国档案馆毫无疑问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其可以通过发掘自身功能开展文化治理,让文化“灵动”起来,使档案“活”起来,从而达到治理的目的。

3 道之阻:我国档案馆融入软治理面临困境

3.1 自治未完善之困。伴随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颁布实施,新一轮档案机构改革也吹响“号角”。从以“局馆合一”的管理体制为主导向以“局馆分立”的管理体制进行的转变为我国档案馆进行文化治理指引了新方向,但同时也给档案部门布置了一道难题。随着“局馆”的分离,原本杂糅在一起的行政职能与文化功能也渐渐明晰区别开来,但我国档案馆文化职责的明晰与档案治理主体的缺失形成明显错位,与我国“一核多元、多方共治”[6]的文化治理大格局存有偏差,衔接的不对等严重阻碍我国档案馆文化治理手段的实行。

如何厘清档案部门内部档案管理行政部门与我国档案馆的边界,明晰与规范谁在“一核多元”布局中占据“核心”位置仍需探讨。面对档案治理中的“一核”主体没有完整统一认识与界定的现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职能主导权被弱化,我国档案馆职能权限缩小,抑行政管理职能而扬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致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欲“治”而自顾不暇,我国档案馆要“治”却难以作为,文化治理“元治者”[7]的缺失直接导致的是档案治理机制的空白。工作协调机制、业务指导机制完善的步调滞后于文化治理过程的具体实践,以至于档案的开放政策落实、公民权利保障等存在一定的局限性。[8]

3.2 主体不平衡之囿。在当下我国倡导的“一核多元、多方共治”文化治理格局中,各方治理主体需要协调合作,同频共振。但在现实运行过程中,我国档案馆还有很多路要走,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角色定位模糊,尚未完成从“管理者”向“引导者”的身份转变。档案治理是档案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个主体协同合作,基于一定的行动规则,共同对档案事务进行科学、规范管理,实现档案领域善治的活动和过程。[9]

基于此认识,可以看出我国档案馆作为治理主体之外,社会组织和公民是重要的参与治理对象,但由于本身保存档案的特殊属性,似乎“束之高阁”的“高雅殿堂”才是我国档案馆的常态化存在,治理能力突出表现出封闭性和排他性而导致其他多元化治理主体孤立的特征与埃米尔·涂尔干有关社会统合思想表达的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治理转换中所显现的逻辑相悖。[10]我国档案馆是理应向社会公众“敞开大门”的,其公共与开放作用的缺失会成为走上“亲民之路”,塑造“馆民一体”合力的阻力。由此推论,利用文化塑造力感染与指引社会公众从而实现软治理的过程也就不复存在,主体参与无法平衡成为实然。

此外,社会组织、社会公民给予回应的延迟与滞后也是导致文化治理主体失衡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组织、公民为代表的多元化治理主体与我国档案馆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弱化的现状为我国档案馆实现软治理敲响了警钟。构建社会组织、公众内心文化价值与文化理念,是文化治理能力重塑的坐标系,但同时也是文化治理的控制难点。[11]我国档案馆治理主体参与不平衡、不明晰的现状成为融入国家软治理的桎梏,如何凸显我国档案馆和公民社会等多元化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当下必须突破的瓶颈。

3.3 话语权表达之失。从文化安全的角度而言,当今世界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力的竞争,“硬实力”的竞争正在越来越变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这也印证了我国在治理层面由“硬治理”向“软治理”转变的必要性。

我国档案馆作为发挥文化治理作用的主阵地,目前也存在亟待解决的话语权表达不到位问题。

一是文化自信的不足。拥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与历史根基的档案是我国档案馆拥有的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藏”,但目前由于许多优秀成果与文化内涵还没有实现完全有效挖掘、整合与推广,呈现出“碎片化”状态,文化治理方向与内容的困难导致了我国档案馆面临“失语”危机,融入国家软治理的向心力自然也会弱化,文化自信的萎缩危机不容小觑。

二是文化自觉与文化先觉意识的缺位。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即一个自明性的觉悟,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档案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文化自觉。[12]尽管当下的我国档案馆建设已经在逐步向着以文化为主导的方向发展,但其忽冷忽热的不稳定性、重“用”轻“文”的文化表面化、服務利用方式的程序化、人文气氛的摆设化使得档案文化难以真正融入社会公众内心与灵魂深处。这就对我国档案馆文化治理造成阻力。所以,我国档案馆迫切需要觉醒文化自觉意识,对文化治理有所思考与探索。

4 道之行:我国档案馆融入国家软治理现实选择

4.1 文化塑造:重塑角色定位,发挥服务职能。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我国档案馆应顺势而为,把握好“局馆”间“分合”关系,建立“一盘棋”档案工作机制,明确档案局、馆科学合理的职能定位。我国档案馆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发挥文化治理功能,实则是进行文化塑造的过程,以档案价值的最大化融入国家软治理,充分彰显档案价值、切实发挥档案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基础性力量。[13]

我国档案馆作为文化治理主体之一,其档案文化资源与档案文化塑造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档案治理能力的强弱,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方面进行文化塑造。我国档案馆必须大力推进档案资源的整合优化,不断优化馆藏结构,树立“文化惠民”[14]理念,以馆藏为灵感,进行文化塑造。同时,我国档案馆中保存的文化资源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传统的人文情怀,所以在利用历史文化资料时我国档案馆要主动改变利用形式,融入现代化因素,积极地参与到各级档案馆当地的文化活动之中,主动深入社会公众实践调研,了解社会公众文化精神诉求,充分将档案这种历史文化资源与公众需求紧密有效结合,开发出新鲜、丰富、个性、创造性且公众喜闻乐见的档案文化产品,将文化资源直观生动地展现出来,树立我国档案馆亲民、便民、利民,为公众开放与服务的全新形象。并且由于档案特殊本质属性,档案工作者要从档案中提取出能使公众受益的文化知识呈现给大家。[15]

另一方面充分履行文化服务职能。我国档案馆可以与其他文化事业机构建立起庞大的“文化治理联盟”,拓宽合作渠道,通过与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类文化机构联合开发档案文化信息资源,设立文化展览、档案文化编纂与出版、档案宣传片与电影等新颖方式形成合力,拓宽多元文化治理方式,形成“档案合作链”,实现文化资源共建共享的同时发挥文化“润滑剂”的作用,通过“文化化人、文化励志、文化开智、文化养心”[16]的方式打造实施文化治理的档案馆,充分履行文化服务职能,为国家软治理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

4.2 文化认同:主体融合互补,多元协同治理。文化治理主体融合互补的过程不仅是我国档案馆由“善管者”变为“善治者”的过程,更是多元化主体由边缘化排斥到主动性参与的过程。孔繁斌提出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公共机构与社会力量合作,共同管理两者共同的事务。[17]要实现文化治理的主体融合互补,促成“公共机构”与“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就需要以主体认同为前提,这也就意味着我国档案馆不是“孤单”治理的个体,社会公民、组织等也需参与其中。因此,我国档案馆必须培育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调度认同主体的社会和角色意识,而调度意识很大程度上需要档案具备人文关怀与文学价值,和参与主体的情感色彩与价值取向耦合。[18]

我国档案馆要积极引领。其以实现充分把握馆藏档案资源,赋予档案更多更深刻意义,进一步整合优化档案资源,开发出更多富有内涵创意的文化产品,发掘档案文化产品背后的“故事”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宣传工作是实现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国档案馆应合理利用当今时代新媒体时效快、范围广的特点进行高质量、高标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推送,重视公众互动参与感,同时充分利用好我国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身份做好宣扬与教育工作,向社会公众传播与弘扬档案文化。我国档案馆在丰富多样的档案中弘扬中国精神、传播正能量,叙述群体记忆、构筑群体文化,而档案利用者围绕档案参与活动,让文化自知被唤醒,让唤醒被使用,以档案文化感化自身,激发内心情感共鸣,自觉与我国档案馆步调一致。只有将档案文化融入到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习惯之中,才能增进档案治理主体内部的内在“认同度”,达到一种文化身份认同,从而实现多元主体治理协同并行。

社会公众、组织要角色转变。治理主体的融合互补离不开社会公众的自我赋权,这种“大众参与治理形式”[19]的转变也是实现身份认同道路中重要一环。社会公众、组织要变“被动”为“主动”,即由被动接收讯息的“受众”变为主动寻找信息的“利用者”,积极寻求我国档案馆帮助,满足自身利用需求,提升社会文化认知水平。实现我国档案馆软治理是以双方相互配合、互相需要为前提的,仅仅靠我国档案馆一方公开利用国家档案、建设多功能展厅、举办档案文化展览,努力贴近群众、服务群众,把人民利用摆在重要位置是远远不够的,单方面的输出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建设效果,社会公众应形成提升综合素质自觉,培养文化兴趣,树立档案意识自信,主动进入我国档案馆参观学习、查阅档案、彼此交流、文化休闲。社会公众可以主动以多元化形式参与到我国档案馆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所长,结合自身档案利用需求,以一己之力参与到我国档案馆档案鉴定、档案管理、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全过程中,为我国档案馆治理工作带来支持效应。社会公众、组织的参与也会为其带来归属感和融入感,发挥不同文化治理主体的积极创造性,实现文化治理的目标,凝结起一切社会力量,提升档案文化共治能力。[20]

4.3 文化能力:回归文化本位,握牢档案话语权。我国档案馆文化治理要紧贴档案治理的研究思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与核心任务为基础,通过我国档案馆自身文化价值理念的重构增进软治理的政策价值内涵,实现档案文化治理研究“自觉”和“自信”的基本定位。文化治理的宏观架构一方面重视文化个体的“文化自为”,另一方面对社会秩序建构进行积极的价值引导,最终唤起文化治理主体和文化服务对象的“文化自觉”。[21]显然,我国档案馆治理必须上升到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醒”建构为内核的治理层面上来,档案文化内涵对社会与社会公众层面积极正确的引导是国家文化软治理实现的必要前提。这就要求我国档案馆提升自我掌控能力,在意识形态领域树立起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自知之明,积极融入国家档案软治理,让档案成为“传声筒”,具有充分并为自己所主导的话语权,贡献以文化为核心的“档案智慧”。但提升自我掌控力、主动掌握话语权并非一朝一夕之举,其必须以充分发挥文化功能、寻求身份认同为基础。当我国档案馆文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档案文化真正融入公众心中,社会公众、组织凝聚力得以塑造之时,时代赋予的“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责任[22]就有了文化自觉这一支撑力量。

具体而言,我国档案馆要借助文化来创造出有效软治理,必须着手于两方面有所作为:其一,尊重传统档案文化,传承悠久档案历史,不断丰富档案文化成果。在当下“西强我弱”的话语权格局中,我国不能一味地沉浸在西方档案话语体系之中,我国档案馆发掘自身档案存在的文化优势,意识到我国档案馆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底气势在必行;其二,将档案文化推而广之,传播档案文化成为国际档案界之“美谈”。我国档案馆要运用好档案文化治理手段,打造“档案文化服务品牌”,用档案文化产品告诉国际档案界中国文化为何值得自信,以治理档案的实力见证中国文化的力量。我国档案馆积极以档案发挥软治理作为,以文化精神为“档”发声,树立起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软治理能力将会显著提升。牢握档案话语权在响应国家倡导文化软治理需要的同时也会积极促进我国“档案强国”必由之路的建设,为中国话语权影响力的扩展提供更加有效的软保护、构筑更有利的软环境,为档案强国自信提供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支撑。[2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9ZDA342)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任勇,肖宇.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02):146-151.

[2]Foucault Michel.“Governmentality”inG,Burchill,C.GordonandP.Miller.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87-104.

[3]周林兴.文化强国战略下我国档案馆的社会责任及实现机制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4(04):29-33.

[4]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EB/OL].[2019-10-31].

[5][12]周林兴.论我国档案馆的文化自觉[J].山西档案,2010(06):14-17.

[6]刘彦武.文化治理中的新文艺组织:现实发展与政策完善[J].重庆社会科学,2019(08):106-116.

[7]方放,刘灿.团体标准裂化?元治理与政府作用机制[J].公共管理学报,2018(01):23-32+154.

[8]杨晓颖,丁华东.档案部门参与社会治理的背景?要求与路径[J].山西档案,2020(01):5-11.

[9]晏秦.论档案治理的内涵?特征和功能[J].档案管理,2017(04):4-7.

[10](法)埃米尔·涂尔干,渠敬东译: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6.

[11]王利敏.软治理视角下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构建[J].才智,2016(10):196+198.

[13]凝聚思想共识 强化责任担当—— 各地档案部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J].中国档案,2019(11):19-21.

[14][15]黄霄羽.我国档案馆文化惠民服务的概念解读[J].浙江档案,2019(08):9-13.

[16]周林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程中的我国档案馆职责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1(05):49-52.

[17]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构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23,34.

[18]王笛.论档案文献编纂在身份认同建构中的功能及其实现[J].北京档案,2018(07):17-20.

[19][20]胡燕,杨桂明.从“顾客”到“参与者与建设者”——关注档案公共服务语境下我国档案馆公众角色的定位[J].档案学通讯,2017(06):81-85.

[21]費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下[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453.

[22]张斌,杨文.论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J].档案学通讯,2019(05):4-12.

[23]胡卫国.文化自信——档案编研开发的新实践新思考[J].档案与建设 2018,(11),13-17.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来稿日期:2021-06-07)

猜你喜欢

档案文化国家治理档案馆
全省部分档案馆新馆掠影
促进档案文化创新增强校园文化活力
大数据、网络舆论与国家治理
从国家治理看审计反腐倡廉的作用
太仓市数字档案馆成为“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
高校档案文化公共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2013年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结构特征与热点透视
科隆档案馆突然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