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婧

列斐伏尔、哈维及卡斯特共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传统。创立初期，该理论传统致力于对工业城市化进程予以批判性把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三位理论家揭示了全球城市化进程的“空间”动力机制及其新的不平衡秩序，发展了全球化视阈下的批判城市理论，但其理论侧重点有所区别。哈维依然侧重于探讨工业化在全球城市化中的作用，卡斯特则关注新技术影响下全球社会的整体转型，列斐伏尔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中把握“星球城市化”进程。作为一种全球化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其对非洲迅速崛起的消费城市具有解释力，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化实践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但是其激进性则需要批判对待。

为了应对法国68运动所引爆的席卷欧洲的城市风暴，列斐伏尔以及随后的哈维和卡斯特，共同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到对城市问题的分析中，开启了激进都市理论传统。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主要适用于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对于基于“消费”动力的城市化进程，其主要体现为非洲大城市的崛起，则有明显的局限性。[1]这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典型的简单化解读。从根本上看，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是对人类总体“城市化”进程的批判性把握，其核心在于揭示全球化语境下城市化机制及其新全球秩序。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结合

20世纪60年代末期，列斐伏尔和哈维通过“城市权利”和“都市革命”的主题，曼纽尔·卡斯特通过“集体消费”和“新社会运动”的主题，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结构转型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运用至对城市现实的分析中，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传统。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延续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工业城市化的批判态度。恩格斯早年对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等城市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典范意义，“在这里，财产的聚集达到极点;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最彻底地被摧毁”。[2]但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批判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态相比，20世纪60年代末的城市问题要更为复杂，其既与工业化导致的生产资料高度聚集有关，还与资本主义在频发的经济危机推动下的转型及其已经展开的全球化进程有关。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们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城市问题，不仅致力于对工业城市化进程展开批判，更试图在本体论及其人类发展史的角度对“城市化”予以把握。

列斐伏尔对城市化进程的思考具有开创性。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化”过程本身即是推动人类历史的动力。工业化仅是特定历史时期城市化的驱动力，城市化对于工业化占据主导性地位，“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双重过程中，城市化是占据主导性的”。[3]在他看来，古希腊的政治城邦是人类城市化进程的起点，经济交换空间则作为一种“异托邦”空间，从城市之外逐渐占据了城市的中心，使得商业城市战胜了政治城市;工业资本的壮大及其对城市主导性的增强，使得商业城市逐渐围绕着工业重新建构;工业资本主义对资源、劳动力、市场的贪婪，促使工业城市无度无序地扩张，“城市问题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现象”。[4]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问题的实质在于，随着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商品化生产及零售，在城市化及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劳动者们被排挤出城市的中心，被剥夺了其对“城市的权利”。在列斐伏尔看来，应对工业社会中城市危机的方案同样蕴含在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中。只有城市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即“星球城市化”，才有可能带来一个蕴含着丰富而立体的日常生活，即“城市权利”的实现。“城市革命”则是实现“城市权利”的途径。应当指出的是，“城市革命”并不直接等同于暴力革命，“‘城市革命这个词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指涉暴力行动，也不排斥它” ，“城市革命指的是一种总体性的城市实践”，[5]革命主体依然是无产阶级。

列斐伏尔将城市化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其将空间上升为独立的生产力并赋予它自主的地位，[6]这体现了列斐伏尔试图在元理论层面对人类城市化进程予以理论把握。但这一理论被视为替代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与能动性）的阐释。[7]以至于，哈维与卡斯特在深受列斐伏尔城市思想启发的同时，不同程度上回到了对工业化的强调，回到了列斐伏尔所反对的结构主义，并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印象。

哈维在进一步深化列斐伏尔关于“城市权利”和“城市革命”主题的同时，突出了工业化对城市化进程的优先性。在哈维看来，工业化是产生城市问题的原因，城市是资本通过工业化而积累剩余的场所，无产阶级的郊区化是工业城市化导致的空间的非正义性。通过强调工业化对于城市化的优先性，即强调资本在工业循环对于生产意外的循环的优先性，哈维将城市问题的研究从列斐伏尔对城市史及城市日常生活的批判重新拉回到马克思对于生产的批判。“城市革命”被哈维直接归为劳资之间的问题，即两个阶级之间一种试图“解除生产中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允许资本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那种阶级关系”的斗争所采取的直接手段，“城市革命”只能是一种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方式，“需要采用一种根本的和激进的方式”。[8]列斐伏尔关于“城市革命”的主题被哈维进一步激进化了。

卡斯特早期对于列斐伏尔思想的结构主义改造和对其乌托邦理想的反对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卡斯特看来，列斐伏尔的乌托邦“从人而不是从生产和统治的社会关系出发”，[9]因而工业问题被城市问题所取代。在他看来，城市问题就在于国家如何规划、投资并引导集体消费，协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自身的合法性。随后，卡斯特意识到还原主义的结构分析框架，与其对社会运动的多样性认识之间是难以调和的，西方发达城市的问题并非都源自于工業化导致的劳资关系。80年代以后，卡斯特开始一方面从对通信技术革命的研究出发，以揭示空间技术对城市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借助于城市社会理论传统，对城市化展开了进一步的思考。正如卡茨纳尔逊所言，此时卡斯特开始将城市化视为人类为其美好生活抗争的过程，也就是说，卡斯特开始寻求“好城市的理论和城市的好理论”。[10]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诞生于工业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型之际。正是通过试图将城市化从工业化中区分出来，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才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发展出全球化语境下的批判城市理论。

全球化的批判城市理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特分别在“空间的生产”、“时空修复”、“流动的空间”等三个与空间相关的多样化主题下，揭示出全球城市化过程的空间动力机制及其新秩序，发展出基于全球化视阈的批判城市理论。

哈维和卡斯特对列斐伏尔的批判，推动了列斐伏尔的城市化理论向社会结构层面的展开，其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著作都体现出这一点。列斐伏尔试图揭示资本主义不断克服经济危机及无产阶级的革命，趋向于更加成熟、稳定形态的原因。他认为，这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在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型为空间本身的生产”[11]过程。在这里，列斐伏尔开始将“空间的生产”视为资本主义对“社会空间”的再生产。“社会空间”主要体现为城市不断重构出的“中心与边缘”的差异性空间关系，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不断聚集形成新的城市中心，同时，资源匮乏地带则成为新的城市边缘的过程。中心与边缘是相对存在的，是不断被建构出的，在这一空间结构中，无产阶级的“城市权利”始终处于被剥夺的状态。

为了阐明社会空间的再生产过程，列斐伏尔区分了三种空间形态，即物理的空间、空间的表象和表征性空间。[12]物理空间指的是具体的空间，空间的表象指代从事符号性生产的社会空间，表征性空间则是一种抽象的空间和想象的空间。空间的生产是从一种想象的空间经由符号性空间形成相应的制度、规则，再进行具体空间生产的过程。在《论国家》中，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进程的介入和主导，是“空间的生产”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必要前提。国家通过将其权力集中到“三个关键的领域：能源、信息技术、国内外市场的关联”[13]等三个领域，逐渐发展出一个通过对本土物质空间的生产，向全球性空间的生产延伸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就在于发展一种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中心-边缘”的差异性空间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已经转变为“国家生产方式”。

哈维的理论并不存在一个显著的转型过程，而是围绕着核心思想建构出全球性图景。正如哈维所指出的，“时空修复”的理念可以被视为其全部思想的核心。借助于“空间修复”手段，资本不停地别处开拓市场、争取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而任遭遗弃的地方进行贬值。围绕着这一核心理念，哈维发展了对全球新秩序的全面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向弹性制转变;生产方式转变引发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转变，即从时钟时间为主导向“时空压缩”模式;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出现;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借助于权力的领土逻辑而形成的“新帝国主义”。借此，哈维将“空间的生产”置于全球性的变动的社会结构的框架中，并形成了其独特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学说。

卡斯特则以“流动的空间”为动力，发展了对全球性的社会结构性分析。在80年代末期卡斯特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促进了资本主义借助于新技术展开了全球化步伐，但卡斯特并没有成为一个所谓的“技术实证主义者”。借助于技术的视角，卡斯特揭示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动力机制，这是组织的空间与经验的空间分离，在全球范围内其通过高速公路、车站、机场等联结起世界上有价值的区域，形成一个一体化的“流动的空间”。[14]以“流动的空间”为动力，卡斯特发展了全球性网络社会的理论，其同时指出网络社会具有高度的排斥性，那些资源匮乏、技术落后的地区，都沦为了“第四世界”。卡斯特还试图在对都市社会运动的考察中，寻求“对生活状况及集体性消费的都市需求、对地方文化认同的主张以及关注地方政治自主性及市民参与”[15]及其都市认同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全球性城市化的论述，并不排除工业化的动力，但作为一个综合的全球性深度互嵌过程，工业化仅仅是全球化最初的、最基础的动力和展开方式，全球城市化形成的真正动力就在于其不平衡的空間秩序本身。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城市化”是研究全球城市过程的概念工具，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正是通过将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置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语境中，揭示了城市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动力机制，从而对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特性进行历史的、总体性的把握。

近几十年来，非洲大都市的兴起正在成为全球城市化进程中令人瞩目的现象。Goodfellow认为，以埃塞俄比亚的基加利和亚的斯亚贝巴两个城市的研究表明，东非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由房地产及服务业推动的，而非全球工业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中次级循环取代了初次循环，与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所主张的“初级（工业）部门的过度积累导致资本向次级部门‘转移”的城市化主张不符。[16]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中，主张从工业化来理解城市化之实质的当属哈维，作为后发的国家，东非的城市化进程失去了工业城市化的机会，超出了哈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工业城市化的判断，但是，东非的城市化无疑作为全球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市场、资源空间而存在，其并没有超出哈维对城市化作为资本积累的场所的总体判断。同样，卡斯特有关“流动的空间”的理论，提供与哈维类似的理论分析。列斐伏尔关于城市化本身即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判断，恰是适用于非洲迅速崛起的消费主义大都市的。

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实践而言，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亦有其特殊的解释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纷纷崛起为受世人瞩目的国际大都市。这一历史进程，一方面源自于中国近代以来内在的城市化动力，更得益于西方工业化转移的推动力。一时间，“中国制造”不仅风靡世界，更成为沿海多个大都市的自我认同。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关于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批判，其对于“依赖型”城市化道路的阐释，及其对全球化新的平衡秩序的揭示，都成为中国城市发展重要的理论资源。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全球化新态势的助推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发生转型，即从依赖型的城市化路径向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的进展。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与中国试图展开的城市化进程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属于激进社会理论传统，在这一理论传统中，社会冲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着对抗与弥合的作用，是城市发展的另一重动力。相比列斐伏尔和哈维，卡斯特要求区分抵制性认同与计划性认同，并相信诉诸于理性的计划性认同能够带领人类社会走出抵制性认同带来的社会分裂，要温和得多，但其依然是在西方激进的社会运动传统中寻求社会变革的解决方案。社会主义的城市化道理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城市化道路。西方的城市化在最大限度地推动资本盈利的同时，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分化，进而再借助于社会运动予以抗争和弥补。中国前一个阶段的城市化道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生态、社会公平等问题，当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已经自觉地向社会主义城市化路径转型，从根本上说，就是从物的城市化向到人的城市化转变。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一体化进程，需要发展民众对都市的认同。都市认同不仅涉及到城市精神、城市品格，更涉及到民众的归属感和城市建设的参与度。都市认同的发展，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众作为城市建设者的主体性，推进城市化转型进程。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的“都市认同”，主要依赖于社会运动进行建构。而中国的都市认同正发展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自我管理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要求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不仅涉及到城市治理的法制化和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等形式性的方面，还涉及到执法人员素质的提升，这是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软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则需要进一步推进基层社区的治理及其民众的主动参与，自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充分表明，城市基层的自我管理对于国际大都市的安全和发展具有根本重要性，上海、深圳、成都在这方面都提供了典型性样本。

注释

[1][16]Goodfellow，Tom.，Urban Fortunes and Skeleton Cityscapes：Real Estate and Late Urbanization in Kigali and Addis Abab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201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407.

[3][11][法]亨利·勒菲弗.李春譯.空间与政治[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8+25.

[4][5]Lefebvre H，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 Bononno R. London：Univeris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P15，P5.

[6][美]苏贾.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M].商务印书馆，2004：117.

[7][10][美]卡茨纳尔逊.王爱松译.马克思主义与城市[M].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89+134.

[8][美]戴维·哈维.叶齐茂译.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M].商务印书馆，2014：7.

[9]汪民安等主编.城市文化读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2.

[12]EldenS.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Theory and the Possible. Continuum，2004，P190.

[13]Henri Lefebvre，State，Space，World：Selected Essays，trans. Gerald Moore，Neil Brenner，et al.，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P172.

[14]Manuel Castells，Crisis，planning，and the quality of life：managing the new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ace and society，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1983，volume1，P3-21.

[15][西]曼纽尔·卡斯特.夏铸九，王志弘译.认同的力量[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9.

作者简介

闫 婧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