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上海绒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中西融合的文化特点，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实用性，国家和地方在推动上海绒绣的保护和传承上取得了成效，但随着时代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有必要以设计思维提出设计发展思路，利用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实践探索，思考并解决绒绣持续发展的问题，为探索非遗设计创新和发展新路径积累经验。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设计;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文化产业经济研究中心2020年度开放基金项目“长江文化带建设下的非遗绒绣文旅产品设计发展研究”（HBCIR2020Z010）;2018年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学研究项目（X2018053）阶段性研究成果。

绒绣起源于欧洲，19世纪中期上海正式开埠通商后，传入上海并得到迅速推广。作为舶来工艺技术发展到现在，上海绒绣工艺已历经了一百多年的岁月演变，在早期的工艺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工艺技术的改革、染色技法和配色方案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制品已经由早期做为日用品的装饰面料，发展为包括绒绣艺术品、绒绣日用工艺品和绒绣创新产品的新时期。

一、早期上海绒绣的发展

上海绒绣的早期发展阶段为20世纪50-90年代。50年代集体合作社的成立，使国家聚集了全社會所有具有手工劳动经验的妇女，上海绒绣厂因此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此时的绒绣加工归口于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出口均由外贸公司统一经营管理。80年代，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抽纱部单列出中国抽纱进出口集团公司上海分公司，后改名中国抽纱上海进出口公司，绒绣科仅为中国抽纱上海进出口公司所有。当时外贸体制为外贸统一制，不允许国内外贸公司互相竞争，其下属的绒绣科的销售额达到了600万美元左右。80年代的上海绒绣外贸以出口欧洲为主，欧洲订购的产品均为半成品绣片，到欧洲本地再进行加工。当时上海抽纱公司联合各厂开始开发相关产品，将绒绣做成成品，扩大了销售，为打开美国市场打下基础。

90年代，因为美国市场的崛起，绒绣的产量进一步上升，此时美国的订单均为日常用品，主要是以绒绣靠垫为主的家纺用品，圣诞袜、圣诞挂件、树裙为主的圣诞礼品，以及地毯为主的装饰品，与欧州订单不同，美国并不订购传统绣片。90年代巅峰期的绒绣出口额可达800—1200万美元，其中美国市场占70%左右，成为主力，同期欧洲市场大幅萎缩，只占不到20%，中东为第三大市场，订购的产品以椅背套、沙发套为主。90年代末期，由于国家贸易体制改革，外贸公司解散，上海的东方、红星、佳丽三家绒绣厂均被兼并和解散，国内的民营贸易公司和生产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地均可生产绒绣。

二、上海绒绣的后期发展

2000年，原上海主营绒绣的抽纱进出口公司、上海红星绒绣厂、上海东方绒绣厂内主要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纷纷离厂，自主创办各自的绒绣工艺品公司，包括：佳丽、欣真、宜嘉、创意、华绣、诚隆、梦神、飞龙、东胜、梅里、吉羽、士锦、天浩、嘉秀、席凤、海石等[1]。由于经营绒绣产品的公司数量增加，公司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使得绒绣市场出现了任意抬高人工费用或拉低产品销售价格的情况来抢占市场。到2010年，物价不断上涨、加工市场缺乏良好管理以及部分公司受利益驱使产生的恶性竞争，导致了整个绒绣市场的上下游逐渐暴露出了较多问题：绒绣产品互相抄袭严重，产品重复率高缺乏新意;外出务工潮流使许多熟练的绒绣工人不断流失，加工点大量消失;各个外加工点管理无序，订单工期时间无法保证;技术低端价格便宜的产品成为主流。随着市场变化，产品质量缩水导致，订单萎缩，原材料断链以及贸易价格恶性竞争，导致出口比逐年下降，能坚持下来的公司仅有几家，绒绣工艺也逐渐衰弱。

2011年，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下，上海绒绣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确立了保护单位和相关的非遗项目代表性国家级、市级传承人，及时地挽救和保护了绒绣工艺，凝聚了绒绣工艺师、绒绣艺术家，逐渐形成了传承和保护的队伍，为今后绒绣的保护和传承奠定了基础。

三、现今上海绒绣发展的问题

（一）绒绣传承与保护问题

早期优秀的绒绣工艺人到现在，最年轻的也有50岁以上，很多年世已高，传承保护的力量和精力有限，而多数年轻人只是因喜欢慕名而来，当发现绒绣的学习需要潜心学习全心投入、个人还要守得住寂寞去研究工艺时，都纷纷放弃，使得传承人中出现年龄断层的问题。其次，地方过于保护，缺失开放性，可以学习的人群受区域局限难以参与学习，仅仅只在上海地区小范围传承，以至于绒绣的宣传和更大范围的推广力度不够。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与北京民生智库共同开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调研”结果显示，44.1%的受访传承人认为非遗领域“面临传承危机，主要靠国家和政府的保护”，仅有5.9%的受访传承人认为非遗领域发展“处于鼎盛时期”，总体发展态势不容乐观，且制作工艺、曲艺失传是当前非遗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危机[2]。

（二）绒绣生活性发展的忽视

从对绒绣早期繁荣时期的观察可以看出，绒绣的市场需求以生活实用品为主，后期市场产量衰退后才转型为艺术品市场，但并没有改善需求低靡的问题。目前在依靠国家和政府资金支持取得了传承和保护工作成效后，较多的做法依然是将非遗绒绣做为地区文化的遗存，出现在博物馆，展现于文化交流中，发展形式更多地是强调 “艺术”的发展，作为艺术品的市场定位，忽略了绒绣“用”的思考，逐渐丢失了大众市场的认可。2018年“第四届上海工艺展in日本——上海绒绣工艺展”上展出了50余件上海绒绣大师们近年来创作的绒绣精品，包括世界名画类、肖像类、写真类作品[3]，均为以观赏为主的绒绣工艺艺术品（如图1），也侧面体现了绒绣发展趋势偏重于艺术品而忽视了实用品。

（三）绒绣开发设计及改进意识不足

绒绣的基本类型包括观赏性艺术品、装饰性工艺品、实用性日用品三大类。早期的绒绣制品主要用于出口，以欧美国家的生活工艺用品为主，如灯罩、桌毯、靠枕、床上用品、圣诞袜、装饰挂毯等。如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市场更新换代快，消费者喜好追求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消费趋势日益明显，但是在绒绣实用品的开发上缺少市场调研，创新的设计意识也相对薄弱，目前依然是多数旧有产品样式的翻制，或是过去图案花色的应用，对绒绣产需问题缺乏系统思考和研究，而新的设计多是简单的组合运用，后面坚持研究开发和提高改进的意识不足，如绒绣旗袍的开发和设计，采用未完成绣片在不同位置的直接拼凑，缺少图案设计和用色的改进，到最后也沦为一种应付展览的形式（如图2）。

四、绒绣设计与开发新思考

（一）“生活性”的设计开发思路

这里的“生活性”设计思路是在高丙中、李荣启所提出来的强调现实生活的态度和当下生活的现实意义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设计思考。设计是以人为本，非遗也是人类生活过程中的智慧产物，因此，绒绣的设计要以为人的生活发展提供“生活性”的设计产物为前提，目的在于活态的传承和发展非遗，开发应该以能赏、可穿、好用为标准，以更现代的姿态将成果融入当代大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中去。目前的绒绣鞋类，就是在这个思路上设计开发出来的新成果（如图3、图4），大众的认可度很高，销量也很好。

现今的设计已经不再是“大师”个人天才的纪念碑或者艺术空洞化所炒作，而更侧重于设计的上下游研究和设计过程的方法把握;设计不再仅受限于商业利益，而是更侧重于大众的利益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和谐[4]，要利用大数据准确把握消费走向，选择合适的产品设计开发形式，以“生活性”驱动设计。

（二）非遗设计的跨界整合与可持续性

当今的消费潮流的主要有几个方面：文化体验式消费、时尚化消费、品牌化消费、科技化消费、品质化消费，在新的消费潮流的挑战下，因绒绣具有可塑性强、利用范围广、利用难度较低的特点，使其在设计形式上的跨界和整合更具灵活、适应的优势，可以向健康、美丽、学习、游戏等领域挖掘，这也要求设计者本身具有开阔的视野，能善于尝试新的观念、形式，如过去没有的产品类型、新技术、新材料、新品牌、新的活动等。如腾讯游戏竞技平台与非遗绒绣的合作，就是新的电竞游戏领域与绒绣的跨界，是现代文化与传统的文化碰撞。由于电竞类游戏活动的持续发生，也使这样的合作成为了可持续性的整合（如图5、图6）。

非遗是根植于国家文化的重要资源，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遗存，当下国家已将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独特战略资源，那么，非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成为了发展的核心。因此，绒绣跨界整合的选择应该遵循提高非遗绒绣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价值资源的转化能力上。

（三）非遗IP的文创设计新思维

非遗的发展创新应该注重与各种设计领域的融合，特别是IP文创设计领域。IP文创设计是在注重非遗“原貌”的文化价值体现上的文化创新设计领域，能将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综合考虑，包括非遗文化IP的提取、IP授权及设计的转化。并且，非遗的IP文创设计要以新颖且受众定位准确的形式，结合政府和民间的线上的服务渠道的宣传，进行综合的发展推动。如苏州非遗昆曲《浮生六记》，将昆曲与园林结合，首创全国第一个沉浸式园林版非遗昆曲的新模式，2020年举行“青年与非遗创新”文化推广活动，现场展示了关于昆曲《浮生六记》经典文化IP打造的红包、香道用品等各种非遗文创产品（如图7、图8），并招募青年非遗传播官，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利用“文化苏州云”等线上服务平台促进非遗文创的宣传和销售。

（四）非遗线上销售模式与数字经济并论

目前，线上销售模式已经呈现爆发式、几何式增长，以故宫博物院为例，从故宫文创产品网上热卖爆款数据观察，已经发展且形成了故宫文创产业，故宫博物院开通线上购买平台，利用快消模式进行互补，大大提高了其文化的影响力，也保证了反哺保护的收入利用。2020年，故宫博物院利用线上平台进行《云游故宫》直播时的在线观看人数累计超200万人、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销售额将突破100亿美元等相关数据为故宫文创设计提供了导向依据。绒绣的发展中也可以建立线上销售平台，将线上销售平台与数字经济并论，通过大数据进行设计开发的选择、过滤，实现设计的快速优化与再生，才能更好地提升非遗绒绣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五、结语

绒绣有着中西文化的融合底蕴，浓厚绚丽的色彩特征，生命力长久，并且由于早期开办工厂的经历且形成产业化运作的规模大、时间长，更能为未来非遗的设计发展提供較好的经验和参考。在复兴传统文化、发展非遗创新产业的战略背景下，要经常回望历史，结合当下，发掘潜力优势，注重在非遗的设计发展过程中，产品与活动是非遗存在的载体，无论是设计的形式、美感体现、工艺特性还是传播，都要考虑非遗真实原貌的保护，一定要防止资源转化的复古倾向、异化倾向及过度使用中的灭失[5]，避免发展导致的矛盾，在非遗资源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开掘上多做探索。

参考文献：

[1]柯玲，等.上海绒绣研究：精品图录[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20：20.

[2]走向世界的非遗更精彩——2020中国非遗传承与国际文创论坛在京开幕[EB/OL].[2020-06-16].https：//finance.ifeng.com/c/7xKMRBdQySJ.

[3]赵平.第四届上海工艺展in日本 上海绒绣工艺展[J].上海工艺美术，2018（3）：8-9.

[4]柳冠中.设计：人类未来不被毁灭的“第三种智慧”[J].设计艺术研究，2011（1）：1-5.

[5]西沐.中国非遗及其产业发展年度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9.

作者简介：罗辉，硕士，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非遗工艺与设计发展、公共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