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学院护理学院(4222000) 林 娟 雷芬芳

【提 要】 目的 基于 Andersen 模型分析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方法 以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0月收治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调查对象，随机抽取138例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共完成有效问卷132份。以Andersen健康行为模型为基础构建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倾向性因素包括：性别、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使能因素包括：年龄、婚姻情况、抑郁情况、康复训练；需要因素包括：日常生活能力、伴随疾病。结果 倾向性因素中，居住地为农村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000元是导致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因素。使能因素中，年龄>60岁、无配偶、伴有抑郁、未进行康复训练是导致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因素。需要因素中，较低的BI评分、伴有严重基础疾病是导致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因素。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力的大小排序为：需要因素>使能因素>倾向性因素。结论 影响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因素较多，日常生活能力低下和伴随基础疾病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缺血性脑卒中是致残率较高的一种疾病，伴随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变，我国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1-2]。幸存的脑卒中患者往往由于躯体和认知功能障碍，以及不良心理状态，生活质量明显降低。科学地分析缺血性脑卒中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是提升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有效手段。本研究中基于 Andersen 模型分析了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资料与方法

1.调查对象

以本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0月收治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调查对象，通过SPSS 25.0统计学软件的“选择个案”功能随机抽取138例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均符合1994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颁布的《脑卒中诊断标准》[2]。

2.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与社会经济学特征(年龄、性别、婚姻情况、文化程度、居住地、家庭人均月收入)、临床资料(康复训练、伴随疾病、抑郁情况、日常生活能力)以及生活质量。采用卒中专门生存质量量表(stroke specific qudity of life scale，SS-QOL)对受试者进行生活质量的评估[3]。采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1965年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fing depression scale，SDS)进行患者抑郁状况的评估[4]。采用Barthel指数(Barthel index，BI)评分方法对受试者进行日常生活能力的评估[5]。

3.理论框架

以Andersen健康行为模型为基础构建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基于本次研究目的及变量信息可及性，适当调整Andersen健康行为模型后将影响缺血性脑卒中生活质量的因素模型总结如下：倾向性因素包括：性别、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使能因素包括：年龄、婚姻情况、抑郁情况、康复训练；需要因素包括：日常生活能力、伴随疾病。

4.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25.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定性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为因变量，构建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倾向性因素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I中作为基准模型；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使能因素，构成模型II；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需要因素，构成模型III。将倾向性因素、使能因素、需要因素共同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IV，观察模型对受试者生活质量影响的整体解释能力。随后将倾向性因素、使能因素、需要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比较三类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力。统计并比较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模型Ⅳ的-2Log Likelihood、Cox & SnellR2、NagelkerkeR2值。-2Log Likelihood报告值越大，说明回归方程的似然值越小，模型的拟合程度越差，报告值越小，说明回归方程的似然值越接近1，模型的拟合程度越好。Cox &SnellR2表示模型的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取值为0～1，越接近于1 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越高。NagelkerkeR2表示修正的Cox&SnellR2，取值为0～1，越接近于1 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越高。构建的模型如下：

模型I：Logit(Yi)=倾向性因素

模型II：Logit(Yi)=倾向性因素+使能因素

模型III：Logit(Yi)=倾向性因素+需要因素

模型IV：Logit(Yi)=倾向性因素+使能因素+需要因素

以上均采用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向138例受试者发放调查问卷，完成有效问卷132份，问卷有效率为95.65%。

2.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单因素分析

132例受试者中，有80例患者SS-QOL量表的总评分≤98分，生活质量较低，设为低生活质量组。有52例患者SS-QOL量表的总评分>98分，生活质量较高，设为高生活质量组。对不同特征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情况进行分析显示，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家庭人均月收入、康复训练、伴严重基础疾病、抑郁、BI评分等因素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影响。见表1。

表1 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单因素分析

3.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以表1中P<0.05的观察变量为自变量，以生活质量评分情况为因变量(SS-QOL量表的总评分>98分为参照)，在Andersen健康行为模型下构建二分类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见表2。

表2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倾向性因素中，居住地为农村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000元是导致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因素。使能因素中，年龄>60岁、无配偶、伴有抑郁、未进行康复训练是导致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因素。需要因素中，较低的BI评分、伴有严重基础疾病是导致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因素。

4.倾向性因素、使能因素、需要因素的影响力比较

各模型的预测概率及拟合优度情况的统计值见表3。统计结果显示，与模型I相比较，模型IV的-2 Log Likelihood变化值、Cox & SnellR2变化值、NagelkerkeR2变化值分别为338.009、-0.031、-0.027，大于模型II、模型III与模型I比较的变化值。这表明需要因素对模型I的贡献度最高，对受试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最大，其次为使能因素。

表3 各模型预测概率及拟合优度比较

讨 论

Andersen健康行为模型是公共卫生健康领域中探求个体因素与健康服务需求之间关系常用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在临床相关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于以健康需求为导向的研究。基于Andersen提出的健康行为模型进行个体对于结局变量的行为意愿之间的影响因素分析，能够较好的反应结局变量的影响因素[6]。理论上，Andersen健康行为模型将研究个体的影响因素分为倾向性因素、使能因素和需求性因素三类[7]。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可在上述Andersen健康行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变量的适当调整。本研究中，通过文献分析法，分析并筛选了可能影响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相关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并纳入基于Andersen健康行为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中。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倾向性因素中，居住地为农村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000元是导致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因素。使能因素中，年龄>60岁、无配偶、伴有抑郁、未进行康复训练是导致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因素。需要因素中，较低的BI评分、伴有严重基础疾病是导致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因素。农村、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患者，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一般，疾病带来的家庭负担较重，因此患者的生活质量较低。年龄是多种疾病发生发展的独立影响因素，高龄老人普遍存在机体免疫力低下、基础疾病较多的情况，因此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都与其他人群存在明显差异。关于脑卒中康复期康复训练的相关研究表明，坚持正规和适当的躯体康复训练，有助于改善脑卒中患者的躯体障碍和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8]。Barthel指数BI评分是用于评价脑卒中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的量表，临床上常使用BI评分量表衡量卒中患者治疗前后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善情况。BI评分越低，说明脑卒中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情况越不理想，生活质量越低[9]。伴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往往临床不适症状较为明显，对患者的睡眠和运动都可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生活质量较低[10]。

为比较倾向性因素、使能因素、需要因素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高低情况，本研究将三类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比较三类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力。本研究统计结果显示，与模型I相比较，模型IV的-2 Log Likelihood变化值、Cox & SnellR2变化值、NagelkerkeR2变化值大于模型II、模型III与模型I比较的变化值。表明需要因素(BI评分低、伴基础疾病)对模型I的贡献度最高，对受试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最大，其次为使能因素(年龄>60岁、无配偶、伴有抑郁、未进行康复训练)。

综上所述，在以提高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治疗和管理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日常生活能力低下、伴随基础疾病的患者，可为此类患者构建个性化的治疗和管理方案，以期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