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刚 杨 涛 曹承建 严 熙 冷志伟△ 朱嫒嫒△

【提 要】 目的 评价杭州市空巢老人的抑郁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老年抑郁短量表(GDS-15)对杭州市992位空巢老人进行抑郁状况调查，根据是否有抑郁症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杭州空巢老人抑郁患病率为17.14%(95%CI：13.56%～18.30%)。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居住地为农村相比城市(OR=1.871，95%CI：1.125～3.112)，丧偶相比已婚(OR=1.894，95%CI：1.269～2.829)，收入维持生活困难相比富余(OR=2.022，95%CI：1.258～3.251)，睡眠质量一般相比于好及很好(OR=2.358，95%CI：1.465～3.795)，睡眠质量差及很差相比于好及很好(OR=3.844，95%CI：2.196～6.729)，几乎不锻炼相比于经常锻炼(OR=3.370，95%CI：2.161～5.253)，不饮酒相比于经常饮酒(OR=3.277，95%CI：1.261～8.511)，抑郁症的患病率更高。结论 杭州空巢老年人抑郁患病率与东部地区一致，仍需重点关注农村、丧偶或者独居、经济状况差、不参与锻炼的老年人，空巢老年人的睡眠健康管理工作需要加强。

抑郁是被广泛认同的对老年人生活质量造成负面影响的问题[1]，及时发现抑郁倾向，进行必要的干预和疏导，可有效减轻抑郁症状。据报道，空巢老人的抑郁症患病率高于一般老人，生存质量较差[2-4]。国内不同研究者对空巢老人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提到影响因素有经济状况、子女情况、居住情况等，但结论不尽相同[1，5-7]。杭州素有“最适宜养老的城市”美誉，近年政府为养老公共事业投入大量资源。本研究对杭州市空巢老人抑郁现状展开调查研究，为健康养老事业提供相关参考依据。

资料和方法

1.对象

本研究数据源于杭州市卫健委于2018年完成的杭州市空巢老人健康状况调查。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因城市与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模式有较大差别，按比例在杭州市2个城区和3个郊县(按行政区划)，各随机抽取1个街道，再从每个街道随机抽取1个社区，每个社区按花名册随机抽取空巢老人作为调查对象。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不在身边，独自居住或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8]。研究的纳入标准：在杭州市有正式户口登记，并在杭州居住时间≥1年；年龄≥65岁；独自居住或仅与配偶同居。排除标准：存在严重躯体疾病、老年痴呆或严重认知障碍等无法正常交流者；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语言表达不清、沟通障碍者；拒绝接受调查或调查时外出者。

2.调查内容及方法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和老年抑郁量表(GDS-15)。基本情况有人口学特征、子女情况、锻炼情况、慢性病患病情况等。GDS-15量表是1986年Sheikh&Yesavage制定的简化版老年抑郁量表，共计15题。问卷设计完成后，进行小规模预调查，对设计方案和调查表进行合理性及可行性评估，进一步修改、完善后经专家论证，最终形成正式调查问卷。招募高校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组成20人的调查员队伍，经统一培训后(通过标准制定、角色互换模拟调查等方法)，根据纳入标准从社区人员花名册中筛选出空巢老人；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社区工作内容组织空巢老人到社区活动中心，在较安静的环境下由调查员对老人进行面对面询问并填写问卷；对行动不便者，由调查员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行入户调查。

3.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25.0进行统计分析，所有变量均以计数资料测量，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的向前逐步回归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结 果

1.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1000人，收回有效问卷992份，问卷应答率为99.20%。992人中，城区393人，占39.62%，农村599人，占60.38%；男性451人，占45.46%，女性541人，占54.54%；年龄在65～74岁500人，占50.40%，75～84岁410人，占41.33%，≥85岁81人，占8.17%；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共有875人，占88.21%；已婚735人，占74.09%；丧偶244例，占24.60%，离婚13例，占1.31%；有子女982人，占98.99%；子女情况以≥2个孩子为主，共有831人，占83.77%。

2.抑郁情况统计

GDS-15量表调查显示，得分≥8分为158人，显示样本已经具有抑郁症状的空巢老人的比例为17.14%(95%CI：13.56%～18.30%)。

(1)杭州市空巢老人抑郁状况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情况、孩子数、居住情况、收入维持生活情况、是否患有慢性病、睡眠质量、是否饮酒、是否愿意去养老院养老等因素与空巢老人是否有抑郁症状存在统计意义(P<0.05)(见表1)。

表1 992例杭州空巢老人抑郁情况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2)杭州市空巢老人抑郁状况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纳入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以空巢老人是否有抑郁症状为因变量(0=无，1=有)，采用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的向前逐步回归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农村居住、丧偶、收入维持生活困难、睡眠质量一般及差、几乎不锻炼、不饮酒等因素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见表2。

表2 杭州空巢老人抑郁情况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讨 论

meta分析显示，空巢老年人的抑郁患病率为40.4%(95%CI：28.6%～52.2%)，其中轻度和中重度抑郁患病率分别为 43.2%和9.3%，抑郁患病率的地区差异较大，东部高于西部[9]。本研究发现，具有抑郁症状空巢老人比例为17.14%(95%CI：13.56%～18.30%)，而上海和北京的两项调查显示，空巢老年人的抑郁患病率分别为15.3%和18.26%，其结果与本研究接近[1，10]。同时需要注意的是，GSD-15量表认为评分4～7分为抑郁症潜在患病人群，而本研究4～7分有316人，占比31.85%，与有抑郁症症状的人数占比达48.99%，说明杭州空巢老人的抑郁问题仍需重视。

居住地是空巢老人抑郁症患病的重要相关因素，有研究结果表明乡村空巢老人抑郁患病率高于城市[11]。普遍观点认为，由于城市老人可以获取的社会支持多，其抑郁患病率低于乡村[12]。本研究发现，农村空巢老人抑郁是城市患病风险的1.871倍，这反映出杭州在城市社会服务方面对养老倾斜的现状。多项研究显示，居住方式是空巢老人是否抑郁的重要因素，与配偶同居是抑郁症的保护性因素[13-14]。本研究单因素分析显示，婚姻状况和居住方式均为抑郁的相关因素，但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丧偶是空巢老人的风险因素，这可能因为丧偶与居住情况具有较强相关性。经济收入较低往往是空巢老人抑郁的高危因素[15-16]，本研究也得到相同结论，经济收入维持生活困难者是富余者抑郁患病风险的2.022倍。低收入甚至无经济来源无疑加重了老年人的心理负担和压力，提示干预重点应为收入较低的人群，应着重改善贫困空巢老人的经济状况。睡眠质量是空巢老人抑郁症患病的风险因素，这也在相关研究得以验证[17-18]，该因素与抑郁的发病可能相互影响，提示我们需要关注老年人睡眠健康管理问题。多研究证实，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较不参加者抑郁患病率低[19-20]。本研究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不锻炼者抑郁患病风险是经常锻炼者的3.370倍，这与合理锻炼可使神经系统功能活动正常、情绪自然处于平稳状态有关，说明参加锻炼有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本研究发现饮酒是抑郁症患病的保护因素，目前尚缺少相关研究支持。有研究显示，是否饮酒与老年人抑郁患病无相关性[21]，但该群体是非空巢老人，这一结论也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患有慢性病、获取的社会支持等是空巢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的重要影响因素[22]。其中，性别和年龄的差异结论存在较大争议，而本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和年龄非抑郁患病的相关因素。受教育程度、是否患有慢性病两个因素在本研究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意义，多因素结果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从研究设计角度看，老年抑郁量表GDS是较为专业的测量量表，在研究中较为广泛地使用。有综述显示，空巢老人抑郁症研究测量中有20种量表，其中GDS量表使用比例占比约为28.17%，为使用频度最高的量表[23]。各研究量表使用不统一，对结果的比较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本研究并非抑郁现状的专项调查，采用了GDS简表，也可以在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关于老年人抑郁的相关因素统计分析方法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是对抑郁状况的测量方式不同，还有个别研究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对潜变量进行数据处理[21，24]。

综上所述，杭州空巢老年人抑郁患病率与上海等类似地区相似，仍需重点关注农村、丧偶或者独居、经济状况差、不参与锻炼的老年人，空巢老年人的睡眠健康管理工作也需要加强。关于是否饮酒，需要在进一步深入研究中验证。在今后研究中，可采用其他量表调查或者试验其他数据统计分析方法，进一步深入研究空巢老年人抑郁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