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日

摘 要：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深入贯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继续坚持以工农为骨干的建军路线，扩大红军，整编红一军和红十五军，成立红四军。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明确提出主力红军的机动作战和广泛的游击战争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充分发动群众，先后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

关键词：红一军;红十五军;红四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 D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4-052-07

八七会议以后，根据党中央指示，鄂豫皖三省党组织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解决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促进革命力量发展的根本问题，鄂豫皖三省党组织从本地实际出发，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克服了地方主义的干扰及影响，使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的党组织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从而促进了以大别山脉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最终建立。随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一军与北上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红四军的成立为后来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一、红四军的前身——红一军和红十五军

（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最终建立为军队组建创造了条件

1929年底，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鄂豫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在光山县南部的胡子石和细吴家相继召开，这两次会议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建立了鄂豫边区党和革命政权的统一领导机构，而且在于对实行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和发展前途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制定了基本的方针政策。1930年春，随着鄂豫边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发展，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以大别山脉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已初具规模。在鄂豫皖边区纵横数百里的广阔范围，除商城到麻城宋埠的狭长地带和一些城镇仍被敌人占领以外，广大乡村皆成为红色区域。红三十一师、红三十二师、红三十三师在战略上遥相呼应，作战时互相配合和支援，战斗力越来越强。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忙于中原混战，放松了对鄂豫皖边区三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在这种有利形势下，把鄂豫边、豫东南、皖西革命根据地连为一体，实现党在整个大别山区域的集中统一领导，汇集三支红军的力量，步调一致地开创大别山区域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新局面，已经成为从地方到中央的一种共识，因此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为把握好这一有利时机而迅速采取一系列重要决策和行动。

1930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上海召开会议，听取了郭述申等人关于鄂豫皖边区工作情况的汇报，详细研究了这一重要战略区域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随后，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地作出一系列切合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发展实际的决策和部署。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六安中心县委的指示信，决定将湖北省的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应山（后又决定增加黄冈、安陆），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后又决定增加罗山），安徽省的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颖上、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 [1]150。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信，决定由郭述申、何玉琳、王平章、徐朋人等9人组成鄂豫皖边特委，郭述申任书记。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鄂豫皖边特委并转红三十一师、红三十二师、红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这三个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并明确提出军事工作的任务和策略路线，指定了红一军前委、军部、各师的主要领导人及其组织隶属关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3月20日，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在湖北省黄安县箭厂河召开。中共中央巡视员曹大骏主持了这次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由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何玉琳、王平章、姜镜堂、周纯金、甘元景、徐朋人组成常务委员会，郭述申任特委书记。[2]76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的建立，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前提。3月22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给鄂豫皖边特委的指示信，進一步明确了鄂豫皖边特委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策略路线和工作方针，并对鄂豫皖边特别区的直辖范围作出补充规定。至此，鄂豫皖边区在已实现党对鄂豫边、豫东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党对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集中统一领导。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省光山县南部的王家湾召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红一军、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相继成立，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从而使鄂豫皖三省党组织共创整个大别山区域工农武装割据的夙愿成为现实。这对于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红一军的成立

1930年4月10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书记郭述申离开信阳到达黄安县境后，立即在箭厂河主持召开鄂豫皖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组建红一军及其军事工作的指示，宣布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曹大骏任书记，并讨论和通过了红军改编的决议。会后，按照中央指示组成红一军军部，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军部下设政治部、参谋处、军需处、军械局和直属医院、教导队。与此同时，红三十一师首先改编为红一军第一师，徐向前兼任师长，戴克敏任政治委员（后由李荣桂继任），下辖5个大队，共800多人[1]151。改编伊始，红三十二师和红三十三师正在皖西活动。4月中旬，红一军前委为了既能完成部队改编任务，又能尽快执行中央关于集中红军向外发展的方针，遂决定由副军长徐向前率第一师留鄂东北伺机向平汉线南段出击，由军长许继慎和政治委员曹大骏率军部前往商南、皖西继续完成红军改编任务。5月中旬，红三十二师从皖西返回商南与红一军军部会合后，在南溪改编为红一军第二师，漆德玮任师长，王培吾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团，共600多人。另以原红三十二师一部和当地游击队共300多人，组成红一军独立旅，廖业祺任旅长。红一军军部令独立旅留守豫东南根据地，军部率第二师东进皖西与红三十三师会合。5月23日，红一军前委在霍山县流口召开六安中心县委和红一军第二师、红三十三师师委联席会议，决定以第二师一部与红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第三师[3]347，周维炯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委员，肖方任副师长，下辖2个团，共300多人。至此，鄂豫皖边区的三支红军统一整编完毕，在原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基础上改编为红一军第一、二、三师和独立旅，全军共2 100余人。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后，红一军在红一军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地方党组织发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乘当时有利的形势，东征皖西，两击平汉线南段，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取得东西香火岭等战斗的胜利。红军力量得到发展，根据地得到初步的巩固和扩大。

（三）红十五军的成立

1930年6月中旬，中共广济中心县委遵照鄂东特委和红八军后方留守处的通知，派出鄂东游击大队第一、二中队南渡长江，接受整编，其余部分留在江北坚持斗争。鄂东游击大队第一、二大队在时任大队政治委员陈奇的率领下，到达江南阳新太子庙后，与到达此处的蕲春县雨台赤卫队一起，同红八军留守处大部人员及阳新赤卫总队第一中队合编为红八军第四纵队，陈奇任司令员，查子清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大队，共约800人。7月下旬，在江南的广济县暴动委员会一部和蕲黄广部分地方武装，同赣西北红军游击队第二、九支队及阳新赤卫总队第三纵队等合编为红八军第五纵队，黄刚任司令员，杨振林任政治委员，共七八百人。[1]157两个纵队共约1 500余人。此后，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八军第四纵队、第五纵队和皖西部分革命武装组建为红十五军。由于当时军部领导干部配备不齐，预定编入的皖西部分革命武装尚待集中，红十五军未能当即成立。

1930年10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红八军第四、五纵队和阳新沿江游击队、皖西红军中央独立第一师第五团，在黄梅县考田镇吴祥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军长蔡升熙，政治委员陈奇，副政治委员汪少剑，政治部主任周吉可，下辖两个团。以第四纵队为主改编为第一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以第五纵队为主改编为第三团，团长黄刚，政治委员陈西。军部设有参谋处、政治部、军需处和后方留守处，下设机炮连、特务连和侦察排等直属分队。全军有2 000余人，枪1 500余支，迫击炮两门和若干轻重机枪。

红十五军成立后即投入战斗。10月17日夜从黄梅进入蕲春县境，18日奔袭漕河镇，29日，红十五军在黄梅县赤卫队2 000余人的配合下，乘夜幕向城防坚固的黄梅县城发起进攻。进攻受挫后，又继续东进，于11月16日攻占太湖县城。

红十五军鉴于连经苦战、消耗甚大、急需休整和补充给养的实际情况，遂于11月18日离开太湖县城北上，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其留守处的一个连后来与蕲春、黄梅、广济三县游击队合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师第九团，团长张克勤，政治委员余壮飞，下辖3个营，共300多人枪，继续坚持斗争。遵照中共中央10月18日指示，蕲春、黄梅、广济亦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红一军、红十五军和地方武装、群众武装，分别在党中央、鄂豫皖边区临时特委领导下，开始第一次反“围剿”的斗争，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主力红军集中兵力进行运动战，经过一个多月英勇顽强的战斗，先后歼敌4个团另4个营，击溃敌4个团另1个营，此外还消灭了大量反动民团和敌正规军小股部队，总计毙、伤、俘敌5 000余人，缴枪近3 000支[1]188。这一阶段，鄂豫皖军民打乱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计划，根据地开始转入战略反攻。

二、红四军的成立和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1月，在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的领导下，红一军和红十五军相互配合，打乱了国民党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部署。此后，在皖西进行作战的红一军，将第三师大部分编入第一、二师，另以第二师两个连及六霍补充营和第三师余部合编为第三师第七团。1月3日，将这个团留在皖西继续坚持斗争，红一军军部率领第一、二师向豫东南进击。14日，在湖北黄安西北的四姑墩地区与敌人第三十师1个团激战，将其全歼，缴枪400余支、山炮2门[1]188。

四姑墩战斗后，红一军向商南转移，与红十五军在商城长竹园会师，曾中生派旷继勋、蔡升熙等前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合编红一军、红十五军为红四军的决定。随后，两支红军开往麻城福田河，正式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曹大骏。红一军第一师与红十五军第一团合编为第十师，师长蔡升熙，政治委员陈奇，副师长刘英，下辖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红一军第二师与红十五军第三团合编为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周维炯，下辖第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活动在皖西的原第三师第七团改为军属独立团。全军12 500余人。根据党中央指示，红四军由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直接领导，从而改变了军队脱离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的不正常状况。红四军的组成，使两支红军部队统一起来，加强了领导，壮大了力量;此外，还有归鄂豫皖边区临时军委直接指挥的警备师和黄安、麻城、光山、罗山等县的地方武装，共约1 500支枪。这就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进犯，损兵折将，被迫轉入守势。合编后的红四军，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转入战略反攻，收复失地，扩展根据地，把敌人的“围剿”彻底粉碎。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决定以红军主力突击弱势敌军，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消灭，以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清后方的作战方针。[2]100按照这一方针，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适时决定转入反攻作战，采取红军主力突击弱势敌军，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歼灭，收复失地，扩大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同时以红军主力的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扫除根据地内部敌人的孤立据点，以巩固根据地。根据地广大军民遵照上述的作战方针，立即投入反攻作战。

反攻的第一仗，围攻磨角楼。磨角楼位于麻城北部，驻有国民党夏斗寅第十三师的一个营。1931年1月26日，红四军以第十师两个团的兵力围攻磨角楼，以第十一师和第十师的另一个团作预备队。意图是吸引麻城之敌出援，以期在野战中“出奇兵而歼灭之”。磨角楼被围后，不出所料，敌第十三师四个团由麻城前来救援。红军打援部队顽强阻击，经三日激战，将敌援兵全部击溃;与此同时，磨角楼守敌也大部被歼。此战共计歼敌1 000余人，缴枪1 000余支，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有计划地运用“围点打援”战术所取得的胜利。此战的胜利，使包围黄麻根据地的敌军相互观望，不敢冒进。

反攻的第二仗，攻打新集。磨角楼战斗后，红四军迅速北上。第十师三十团配合地方武装将光山南部敌人的重要据点新集团团围住，主力则集结于新集南北地区进行休整和准备打援。新集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险要，而且寨墙坚固，易守难攻。自从鄂豫边发动土地革命之后，这个集镇就成为附近各县地主豪绅盘踞的顽固堡垒，有数以千计的反动民团及红枪会、黄枪会固守，并经常四处抢掠，屠杀群众。但该据点孤立于根据地内部，又无敌正规军防守。所以，红军决心将其铲除。战斗开始后，第三十团和地方武装数次强攻不下，遂决定采用坑道爆破的方法，开辟地下攻击道路。在周围广大群众的支援下，经过半个月艰苦的土方作业，开挖了一条长约四五十米接近城堡的坑道，然后用棺材装填黑色火药300斤和炮弹数枚，于2月10日下午进行引爆，将北面坚固高大的石砌寨墙爆开一个丈余宽的缺口。攻击部队立即乘爆炸后的烟雾冲入城内，经过3小时的肉搏巷战，歼灭麇集城内的黄安、麻城、光山等县极为反动的豪绅地主和反动武装共1 000余人。新集获得第一次解放，群众扬眉吐气，锣鼓喧天，欢庆胜利。新集的解放，使红军积累了攻坚战的经验，锻炼和提高了战斗素质，新集解放成为鄂豫皖根据地首府举行的一个奠基礼。

第三仗，西出平汉路，袭占李家集、柳林车站。1931年2月初，在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计划被打败，根据地周围敌人转为守势的形势下，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在七里坪杨李家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贯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解决根据地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由曾中生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根据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正式成立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重建特区苏维埃政府。特委由曾中生、郭述申、徐宝珊、甘元景、周纯全、钱文华等人组成，书记曾中生，组织部长郭述申，宣传部长徐宝珊，并由以上三人组成常委会。军委主席曾中生（兼），副主席蔡升熙、郑行瑞，下设参谋部、政治部、经理部、总医院和红军学校等。在新成立的特委主持下，扩大会议进一步纠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各种错误，总结第一次反“围剿”前期的经验，就党的工作、军事工作、根据地建设等作出一系列决议，并积极部署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针，以期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彻底胜利。

新集解放后，召开了红四军党代表大会，传达贯彻2月初召开的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精神。鉴于蒋介石抽调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平汉线南段空虚，大会决定向平汉线信阳、广水出击，以“飘忽战略，乘敌人的不备突击敌人，使敌人的军事布置处于被动的地位，诱敌出阵而消灭之”[1]188。会后，军部率领第十师、十一师沿着光山南部峰峦重叠的山区，经罗山向信阳以南的平汉路进逼，集中于武胜关路东的三里城地区。3月1日，获悉敌军一部自信阳向南开进，即派第十一师三十三团于黑夜袭占了李家寨车站，并拆除了车站以南的路轨。2日晨，敌兵车进站，红军突然发动猛攻，全歼车上敌新编第十二师一旅，毙其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物资。战斗胜利后，第三十三团当即撤离。打了就走，有了机会再来，这就是“飘忽战略”的最大特点。5日，部队又袭占了柳林车站，并再次占领李家寨车站，歼守敌新编第八十二师1个营，击溃新编第十二师2个团，共计毙、俘敌2 000余人。[1]191

第四仗，双桥镇战斗，活捉敌师长岳维峻。红四军出击平汉线连连获胜，使敌人大为震惊。敌驻郑州特派“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急令赵观涛第六师主力迅速开赴信阳，该师的第十八旅和张印相第三十一师的九十一旅及张钫第二十路军的六十三旅等部，由信阳、罗山地区向南推进。敌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急令李定五新编第二旅固守广水，第三十一师主力由广水沿平汉铁路向信阳推进，岳维峻第三十四师由孝感经花园镇沿平汉铁路东侧向北推进，妄图以南北对进和侧后迂回的策略消灭红四军于平汉铁路东侧。各路进击的敌军以第三十四师最为冒进，且比较孤立。该师3月4日、5日分别从孝感小河溪出发，8日即进抵广水以西的双桥镇地区，距红军主力集结待机的三里城、大新店仅50里。

红四军军部获悉这一情况后，当即决定抓住歼灭比较孤立之敌的机会，留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在三里城监视北面敌人，集中第十师全部、第十一师主力和罗山独立团等优势兵力，乘敌立足未稳实施迂回包围，突然攻击，使敌措手不及，全部就歼。8日夜，部队向双桥地区急进。9日拂晓，担任正面突击的第三十团、三十一团向敌发起攻击，担任迂回包围的第二十九团翻山越岭，向敌后猛插。敌人遭此突然攻击后，仓皇组织反扑。第三十团、三十一团与敌展开了争夺制高点的激战。上午10时左右，第二十九团占领了双桥镇西南的尖鸡冈，罗山独立团也抵东南的小蔡山一带。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在地方党组织的带领下，拿着土炮、大刀、长矛前来参战，敌人陷入四面包围之中。這时担任预备队的第二十八团十三团迅猛出击，一举突进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将敌分割为数块。这一行动使敌阵势混乱，指挥失灵，军心动摇。红军乘机发动总攻和追击，战斗很快胜利结束。此次战斗，前后仅7个小时，毙敌近1 000人，俘敌师长岳维峻等官兵5 000余人，缴枪2 000余支、山炮4门、迫击炮10门，第一次取得全歼敌1个师的空前大捷[1]192。双桥镇大捷“壮大了红军声威，宣告了敌人第一次‘围剿的彻底破产”[2]104。

三、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

（一）红四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得到发展壮大

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3月中旬开始第二次“围剿”的部署，限令在5月底以前“完全肃清”鄂豫皖边区的红军。敌人吸取上次“围剿”部队行动不一致，被红军各个击破的教训，改“追捕并施”的战术，把兵力分别组成“追剿”及各线“堵击”部队。投入“围剿”的兵力先后增加到10多个师，约十二三万人。其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合击新集、七里坪，肃清鄂豫边的红军;第二步转向皖西。在军事“围剿”同时加紧经济封锁，妄图消灭红军，摧毁根据地。[1]197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红军的战斗素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掀起了春耕生产和劳军、参军热潮。针对国民党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中共鄂豫皖特委于1931年4月上旬召开特区党代表大会，大会检阅过去的工作，确定当前工作的总方针。特委决定集中红军主力于商城南部一带，准备以一部分兵力肃清当地的反动武装，打通鄂豫边和皖西的联系，恢复蕲黄广根据地，占领武穴，截断长江，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进而打败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红四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与支援下，于东、西、北三线打败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计划，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后，为进一步打击南线敌人，保卫麦收，于5月下旬迅速转到黄安地区，28日围攻桃花镇据点，以吸引、歼灭黄安援敌。围攻开始后，攻克桃花镇，守敌第四十四师一个营大部被歼;黄安援敌三个营在十里铺中伏，也大部被歼。

在一个多月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四军主力东西两线往返机动，北南两线避实击虚，对“追剿”“堵击”的敌军实行各个击破，先后歼敌5 000余人。首先在东线独山一战，歼敌2 000余人，使皖西的“堵击”敌军仓皇撤退。继在西线新集浒湾一战歼敌近千人，使敌合击红军主力的企图遭到失败。最后在南线桃花镇一战，歼敌近四个营，使敌人不敢出犯。同时，又在根据地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追剿”部队。这样，敌人的“追剿”部队到处扑空，各线“堵击”部队处处挨打，蒋介石梦想在5月底以前“完全肃清”鄂豫皖边区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宣告失败。

这期间，红四军司令部和作战、侦察、通信等部门均已建立和健全起来。部队在政治思想教育、干部培养、群众工作、敌军工作以及后勤工作等方面都大大加强，并在反“围剿”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使红四军成为一支能进行较大规模运动战的革命武装，其运动战的作战形式，战术上的围点打援、猛打猛冲、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等经验，为以后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围剿”所借鉴。[1]202

（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仅收复了失地，而且进一步擴大。在皖西，中央教导第二师奉中共鄂豫皖特委之命，向西打通与红四军的联系，于4月1日返回霍邱南部，消灭河口集、众兴集、张集等处的反动武装。为了打击可能来自西边的敌军，3日攻占了固始县黎家集，击溃驻敌戴民权第二十五师，缴枪240多支，俘敌500多人。4日，又向商城的上石桥、武家桥、方家集及固始南部郭陆滩等地发动进攻，歼灭地方民团，迫使戴民权部退守固始县城。[1]200

在粉碎敌人对皖西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之后，六霍前方办事处在六安县尚家庙召开党团骨干分子和游击师、赤卫队负责人会议，讨论通过了河西起义计划，并成立了指挥部，六安游击师师长毛正初任指挥长。4月25日，六霍前方办事处主任潘计等领导数千农民协会会员向西桥头集进发，驻敌闻风而逃，起义队伍遂占领了该地。5月初，游击师、赤卫队和起义农协会员在毛正初统一指挥下，相继攻新安集、火星庙、了家集、郭店子、马头集、王家集等地，歼灭了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使六安淠河西北地区成为根据地。[1]201

随着皖西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时，鄂豫皖根据地已发展到西迄平汉线，东临淠河，南达黄陂、罗田北部，北至潢川、固始、霍邱。中间除商城亲区、麻城黄土岗和木子店、罗田北区的一些村寨还为地主武装盘踞外，包括黄安、黄陂、孝感、麻城、罗田、商城、光山、罗山、潢川、固始、六安、霍山、霍邱、英山等10多个县的一部或大部，均成为根据地或游击区，全区人口170万。[1]201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进行，根据地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在两次反“围剿”中，鄂豫皖根据地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大大加强，红四军的政治、军事素质大大提高，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大大发展，从而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并为以后根据地的党政军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和第二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军队也积累了宝贵经验。一是粉碎敌人的“围剿”，明显具有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都包含着一些敌攻我防或敌防我攻的重要战斗;二是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规模的扩大，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三是无论内线作战还是外线进攻，都离不开根据地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和掩护;四是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政治指导。[2]104-106这些经验对我们当下做好相关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忠贞.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2]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3]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