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红色文化则是文化自信历史长河中最耀眼、最亮丽的“浪花”。从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最早入川到离川，红一、二、四方面军足迹遍及当时全川（包括筹建中的西康省）近70个县。红军在川期间，建立苏维埃政权，广泛宣传革命真理，开展救亡救国斗争，无数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中蕴藏着丰富的廉洁元素，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赓续红色血脉、强化党性修养、砥砺初心使命、廉洁做事做人的“宝藏”。

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涵养廉政文化”，还是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指出的“构建一体推进‘三不长效机制”，都要求我们要深入挖掘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积极凝练、展示、宣传其中的廉洁元素，在运用历史智慧深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有新进步、新作为。为进一步挖掘、整理、传承四川红色文化中的廉洁元素， 中共四川省纪委监委党风廉政建设研究中心调研组先后走进泸州等7个市（州）的13个县（市、区）追寻红军足迹、追思红色文化。

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启示我们要始终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一）击退数倍于己的悍旅强敌靠的是理想信念。红军在川期间经历过的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战役数不胜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夜袭安顺场等，一场接着一场的大仗、恶仗和硬仗，无一不记录和述说着红军理想信念的坚定、坚毅。

（二）征服恶劣险峻的雪山草地靠的是理想信念。众所周知，红军以南方人居多。面对高寒缺氧的大雪山，方圆数十公里内荒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红军将士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没有望而却步，而是把“绝路”变成“生路”，这背后是因为有“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理想信念。

（三）战胜缺衣少食的困顿岁月靠的是理想信念。红军进入川西高原后，特别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队伍人数陡增，粮食极度匮乏，再加之一时语言不懂、习俗不同、道路不通，红军生活陷入艰危局面。回顾这段岁月，红军将士在理想信念的支撑下，硬是凭借嚼草根、啃树皮、吃皮带，最终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实现战略大转移。

（四）克服人生路上的逆境低谷靠的是理想信念。长征出发前，邓小平就受到了党内“左”倾路线的排挤。长征开始后，他到“挑夫连”挑着沉重的担子开始长征。尽管当时行军战斗紧张，但他克服压力，主编《红星报》，为战士们提供“精神食粮”。1935年6月至7月间，红军到川西地区后，他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后来有人问晚年的邓小平：“长征那么艰难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只是简短地回答了三个字：“跟着走！”跟着走，就是跟着党的正确路線走，就是跟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走。

二、“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政治意识，启示我们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一）始终做到个人服从组织。这个“服从”解决的是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问题。在沙窝会议上，面对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抉择，朱德说：“中央决定北上是正确的，我是个共产党员，举手赞成这一决定”。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个人服从组织的政治自觉。

（二）始终做到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服从”解决的是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长征途中因为行军转移、战事频繁，加之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非都在同一队伍，召开会议很不容易。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举行了沙窝会议等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会议20余次，来解决战略方向、军事指挥等问题。会议中不乏冲突和激辩，但最终形成了统一意见，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少数服从多数。

（三）始终做到下级服从上级。这个“服从”是党内处理上、下级组织关系的基本原则。陈云曾在《共产国际》上化名“施平”介绍长征的红军将士：“他们无时不顾及到革命的利益。党给他们什么命令，他们都能独立执行。他们自己想出主意来运用机动战术，但是上级的命令则绝对执行。”这是对下级服从上级这一原则的生动诠释。

（四）始终做到全党服从中央。这个“服从”是“四个服从”的核心和归宿，是处理党的各个组织、全体党员与党中央关系的最高准则，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根本条件。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三、“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启示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奋斗目标，严肃惩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

（一） 严明的群众纪律体现在对群众利益的坚决维护上。长征途中，红军用了群众的粮食、蔬菜，会留下银圆和字条，有时实在没钱了，就打个欠条。无论宿营还是离开，都要将老乡家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说，红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秋毫无犯”！

（二）严明的群众纪律贯穿在对民族政策的严格执行里。在长征战略大转移期间，红军大部分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是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接触最广泛、最频繁的时期。党和红军从不歧视少数民族群众，反而更加尊重他们，视他们为“一家人”。正是因为党和红军采取正确民族政策，才获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支持，也才有了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的历史佳话。

（三） 严明的群众纪律彰显在对宗教习俗的充分尊重中。宗教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部分，尊重群众宗教信仰本质上就是在执行党的群众纪律。红军来到涉藏地区后，严格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护宗教场所，积极团结涉藏地区宗教界人士。这些政策逐步得到爱国宗教人士的理解、支持，反过来他们又积极主动帮助红军。

四、“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担当品格，启示我们要传承发扬斗争精神，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切实在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奋发有为

（一）为了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担当。隐蔽行踪、机动灵活是红军作战的特点，是以弱胜强的关键。1935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就写道：“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

（二）“轻伤不下火线”甘愿牺牲是担当。当年采访红军的美国作家海伦·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使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使这支军队有独特性的两点——年轻和牺牲精神……”“轻伤不下火线”“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是长征路上红军将士一路走来的高贵品格。

（三）危急时刻迎难而上“保证完成任务”是担当。1935年5月，面对前有国民党部队武装把守、后有数十万重兵追击的局面，必须派出先锋部队，为主力部队打开道路。曾任人民解放军第22军首任军长的孙继先，带领17名勇士挺身而出，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为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打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铁的纪律、过硬作风，是成就党和红军的重要法宝，是保障红军成功实现战略转移的根本所在。红军在川期间的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饱含着大量的廉洁元素，犹如优秀中华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砥砺前行。进入新时代，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要一以贯之严明纪律规矩，加强作风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执笔人/罗喜郎）（责编/陈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