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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发展的博物学路径探析

2021-09-25人民论坛杂志社课题组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年14期
关键词:博物文旅公众

人民论坛杂志社课题组

【关键词】文旅融合  博物学  世界观  新发展格局  地方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N03                               【文獻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4.016

文旅融合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有广泛现实基础、巨大潜在空间。历史经验表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由物质需求为主向精神文化需求领域转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北京的人均GDP则达到2.39万美元;2021年7月1日,中国人民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宣告完成。无论从官方话语体系上还是民间需求上,文旅融合都逐渐成为一个高频热词,成为公众消费需求升级的客观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文旅融合格局的塑造、建构、优化升级,既有利于新发展理念的贯彻、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利于文化建设与国家形象展示。

近年来,国内博物学的复兴同文旅融合渐热有着相似的经济社会背景。博物学的复兴是全面的,既包括博物学史、博物学文化的研究,也包括公众的博物实践,涉及地方性知识、自然教育、边疆史、生活多样性保护、自然旅行等多个领域。博物学的复兴同文旅融合有着天然交集,文旅融合需要回答“融什么”、“为谁融”和“怎么融”的问题,并且需要在现实的工作中找到合适抓手。考察新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势、公众需求以及博物学在文化建构、价值引领、实践引导等方面的功用,无论对于北京市还是国内其他地区,博物学路径都可以作为文旅融合的一个有益参考。

历史与当下:博物学作为文旅融合的路径选择

博物学关乎实践、认知,也关乎世界观,这个特性决定了博物学既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致知方式,亦有利于社会文化建构。历史上,博物学曾作为“文旅融合”的一种典范存在,满足了人们对于“诗和远方”的向往和追求;今天,博物学亦可以作为一种顺应新发展理念的致知方式、实践方式、文化样态存在,服务于新时代的文旅融合。

博物学在中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笼统地讲,博物学是一门和自然打交道的学问,考察对象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等,按照孔子所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按照西方传统来讲,博物学历史悠久,在近代同自然科学有所交集,同今天的动植物学、地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密切相关,但同今天科学的高度定量化、实验化、专业化以及更加细分不同,博物学关注生活世界,更多地从宏观角度观察、探究、解读自然世界。按照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的说法,“博物学是一种平行于自然科学的古老传统……我们更愿意从文化史、生活史的角度理解博物学……当今世界面对许多难题,古老的博物学恰好可以大显身手。比如生态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幸福问题”,[1]如果说,科学由于其专业性可能将普通公众排除在外的话,博物学则为公众留了一条认识、体验、理解世界的小道。

在历史上,博物学曾在中西方公众的生活、文化,尤其是旅行探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之后,铁路的出现解决了旅行的不便,显微镜等工具的出现也帮助人们更好地发现这个世界的多样与美妙,而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尤其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普通公众对本土与远方的好奇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维多利亚时期,无论是自然博物馆内的室内探究,还是野外的旅行探险,博物学逐渐融入到英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和审美。博物学以最直接的方式带领公众与自然世界相遇,并被赋予了道德和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维多利亚时期,博物旅行与考察成为一种潮流,“作为一种爱好,博物学意味着无止境的消遣和无止境的教育,在有用的工作这一表层之下还隐藏着娱乐”。博物出版也达到了高峰,“作为大众对自然书籍的渴望以及阅读这些书的人数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一本普通的19世纪中叶的图书——J.G.伍德牧师撰写的《乡间常见物》(Common Objects of the Country),在一个星期内售出了10万本”,博物旅行与探索——这个在18世纪贵族和富有收藏家专属的权利,在19世纪扩散到了更广泛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群体之中,并成为一种兼具商业和道德价值的社会潮流。[2]

英国的博物学传统延续至今,融入英国普通公众的生活之中,也是公众参与最广泛的一项认知与实践活动。观鸟、园艺、博物绘画等依然构成英国大众的重要生活,成为普通公众寻求诗意栖居的一种路径,构成英国文化的一部分,并进一步成为英国文旅事业的重要支撑。以伦敦为例,伦敦发达的文旅事业背后明显带有博物学传统的影响,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是全世界植物爱好者的圣地,海德公园是世界知名的观鸟地,大英博物馆、伦敦自然博物馆、切尔西植物园等,这些地方在英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中均同博物学息息相关,而今天它们在作为旅游景点的同时,也诉说着历史的流淌、自然的多维、文化的多元以及人类对于自身和世界关系的认知变迁,它们在创造就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承担着重要的教育功能,满足着人们对于不同时空下文化的遐想。

中国的博物学传统同西方传统存在着诸多相似,也异于西方。“中国古代,博物学在所有地方,在文人的诗词、绘画与实践活动之中,在他们的审美之中”,[3]而至晚清民国,伴随西学东渐,中华博物研究会(上海,1914)、博物调查会(北京,1916)的相继成立及最终合并为中华博物学会(北京,1919年),包括《博物学杂志》的出版发行,意味着东西方博物学传统的交融,彼时的博物学也更多地和自然科学交杂在一起,密不可分。[4]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自然生态的日益关注,中国博物学的发展更多同生态文明、自然教育、研学旅行等关联起来,涉及学术研究、图书出版、公众生活、商业旅行等多个维度。

考察中西方的历史与现状,博物学作为一种致知方式、实践方式、文化样态,能够且应该服务于新时代的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把“诗和远方”结合了起来,文旅融合的呼声越来越大,尝试越来越多,其迫切性与问题也在不断凸显,但融合的中介与路径是什么?2021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了文旅融合的问题即必要性,“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存在,文化和旅游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不完全匹配,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明确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驱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融合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创造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旅游产品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加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展示国家形象。[5]新时代,如何解决文旅产品的供给与需求问题,文旅融合到底“融什么”、“为谁融”和“怎么融”均成为现实需要回应的问题。2019年底,北京市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意见》也是尝试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自然,博物学路径肯定不是文旅融合的全部,甚至不是主流,但它至少为多元主体尤其是普罗大众提供了一条最为容易的选择路径,在人们物质日渐富足,精神、文化需求渐涨的新时代,博物学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世界观、价值观上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也契合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

价值引导与实践范式:博物学之于文旅融合的意义

博物学凸显了一种人类对世界体验、考察与探究的方式,同文旅融合有着天然的联系。近代欧洲公众的旅行与探险,多与博物学内容相关,或带有博物学视角。当下中国,生活水平的提升激发了公众对自然、旅行的热情,这点同历史上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情形相似,物质财富的崛起、交通的便利等使得公众有了更多的时间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对这个世界进行探索,并进一步重新思考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精神层面有了新的需求。当下,文旅融合“融什么”、“为谁融”和“怎么融”的问题,换个角度,其实意味着需要明确文旅融合的目标、主体与路径等问题。近年来,博物学在学术研究、博物实践、团体组织等方面的发展与成熟可以部分地回应文旅融合的这些问题,在文旅活动中尝试融入博物内容、博物视角,可以更好地对公众进行价值观、世界观和行为实践的引领,加强地方性知识与多元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充实文旅融合的产品供给。

第一,新博物学范式可以为文旅融合提供价值观引领上的参考。近年来,国内博物学的参与者众多,既有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也有环境政策的制定者,亦有博物实践的参与者,以刘华杰教授为代表的国内博物学的研究者和践行者在努力建构并倡导一种百姓能理解、能参与的新博物学,其内涵和价值观可以用“博物”二字的拼音(BOWU)来表述:B即Beauty,“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求美是博物诸多目的最关键的一个;O即Observation,博物实践要观察、记录、分类、探究;W即Wonder,保持对自然的童心和好奇感;U即Understanding,尝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寻求理解、可持续共生。[6]

需要强调的是,新博物学是相对于传统博物学,尤其是近代博物学来谈的。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将近代博物学划分为以林奈为代表的帝国扩张型博物学和以怀特为代表的阿卡迪亚田园牧歌型博物学。[7]作为理解和认识世界的一种范式,近代博物学的兴旺与发达贯穿第一次地理发现之后的整个世界历史,一方面,以林奈为代表的帝国博物学服务于国家经济、政治需要,有一元、扩张的一面,彼时的博物学典型体现并服务于欧洲为核心的全球统一秩序,成为欧洲殖民扩张文化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以怀特、梭罗、缪尔为代表的阿卡迪亚博物学则更关注大自然本身,关注人与自然的互动,强调博物学和谐共生的特征,随着生活多样性丧失、环境恶化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益凸显,阿卡迪亚传统对今天普通公众的影响渐涨。

鉴于过往,今天提倡新博物学及新博物理念,是强调公众与自然的情感互动、强调在旅途之中,以多元包容的心态关注生活世界,既关注远方的世界,也关注本土、地方性的日常生活。新博物学,“新在何处?要继承传承博物学的一些方面,也要去掉其中猎奇、占有、掠夺的成分,充分考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博物理念宣言》(也称《白鹿宣言》)的问世宣告了新博物学活动伦理规则的诞生——“博物自在而不忘自律,方能赢得尊重、做到可持续”。[8]

第二,新博物学路径适用于普通大众,具“人民性”,有利于提升文旅融合的治理效能。公众是文旅融合的消费主体,也是践行生态文明的重要主体,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强调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文明素养和审美水平,而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在于塑造公众的自然观、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相對于专业知识而言,博物实践的门槛不高,实践形式简单、易下沉,可以作为普通公众的休闲方式、认识方式。博物学关乎知识、情感和价值观的维度亦可以部分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消费的升级迭代需求。新博物学理念的倡导,有利于在实践中引导公众的知与行,“重塑个体与大自然的对话方式,改进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提高生活质量”,[9]“博物学与认知、品味、财富和信仰均有联系,与情感和价值观密切联系,涉及天人关系”,[10]有利于公众生态意识的确立,真正达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效果,并进一步反哺、塑造地方文化。

第三,作为文旅融合的一种路径选择,新博物学在二阶学术研究和一阶博物实践上均有了相当储备。博物学实践形式直接和旅游相关,自身发展也关乎文化建构。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公众需求,近年来,国内博物学的复兴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智识储备、平台搭建和实践探索方面都有了快速且良性的进展,有充足的多方储备为新时代的文旅融合提供了路径参考。

思想智识储备上,以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等为代表的组织、学者已先行一步,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国内外博物学史、博物学文化相关的研究工作渐成气候,博物学的研究也开始拓展至科学史、环境史、自然文学、生态文明、边疆史、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以北京大学、北大附中为代表,博物类课程开始在全国诸多地区的大中小学开设,此类课程兼具实践指导和价值引领双重属性,也为相关人才的培育作了准备;博物出版也越来越火,以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为代表的优秀出版机构推出了大量博物类图书,并受到公众的广泛欢迎。以“中国自然好书奖”为例,它受生态环境部指导,以“推广自然阅读理念,传递和谐自然生态和在地人文关怀”为活动宗旨,是国内第一个以博物图书为目标的奖项,获奖图书兼具“知”与“行”两个维度,类别包括图文绘本、自然教育、博物考察、自然文学、观鸟及文化、动植物、生态环境、博物人物、博物学史等,为普通公众了解践行博物人生提供了参考。[11]

平台搭建上,2017年,《中国博物学评论》(以书代刊)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问世,同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下新设二级分会——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此二者成为近年来国内博物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而“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博物学文化论坛”等论坛的定期召开,也为博物学的学术研究和博物实践的开展和交流提供了有力平台,并成为新博物学理念进行价值引领的重要阵地。

实践层面上,以博物为内容或博物视角的文旅活动日渐增多且广受欢迎,并初步形成了成功的商业模式。博物实践是全方位的,有商业和非商业之分,但均对公众文旅消费的升级有所裨益,具体形式包括自然考察、研学旅行、博物画展等。非商业方面,北大附中、北达资源中学的做法值得全国推广。自2009年开始,这两所学校的教师在长期带领学生野外考察活动的基础上,借鉴博物学的理念和内容,设置了“博物选修课”,课程突出实践性,而更深层次的考虑是引领学生投身到自然环境之中,接触、观察、感悟自然,体会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12]而2017年至今,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市、郑州市、成都市、中山市等地组织了十多次博物画为主题的全国巡展,试图在公众审美、自然教育等方面起到引导作用,受众达数十万之多,丰富了当地文化活动,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商业方面,以《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为代表,以后者为例,在媒介生态融合背景下,《博物》杂志积极借鉴新技术,将线上线下活动融为一体,在强调知识获取的同时,也强调活动主体的丰富体验,并且有明确的价值主张,强调自身生态构建者的角色。[13]《博物》杂志商业模式的成功对文旅行业的商业机构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四,博物学视角有利于文旅融合新格局的构建。文旅融合包括相关产业的发展,经济性与文化性缺一不可。博物学的视角,一方面,可以为文旅融合提供丰富的内容和文化支撑,包括自然考察、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重塑个体与世界的对话方式,在亲身的体验、探究中,构建新的自然观、世界观。宏观上来讲,新博物理念是对“共生”等新时代理念的回应。从博物学的视角出发去挖掘、探究,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在地关怀要求;从“共生”角度理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益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微观上来讲,新博物理念的推广为公众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径,有利于本地生态、地方知识、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再发现。

博物学视角为北京文旅融合提供思路

文旅融合要坚持顶层设计、理念先行,又要以人为本、为民造福。2019年底,北京市《关于推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意见》从七个方面、26条举措明确了北京市的发展方向,推动北京文化和旅游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14]北京市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包括历史名胜、博物馆、特色小镇、文化带、自然景观等,以旅游资源为例,整体来讲,北京市的主要景点文旅融合做得较好,但整体情况参差不齐。北京市对文旅融合的整体规划在实践操作上也很难具体化,一些景区文旅融合方式简单粗糙,文旅融合的效果与丰富的资源相比存在一定差距。[15]从博物学的视角出发,可以为北京文旅融合提供思路,寻找新的融合形式、融合内容和融合方案。

首先,博物视角有利于转变传统观念,创新表达方式和参与模式,提升文旅产品体验。与最初的走马观花的“到此一游”不同,新时代文旅融合背后的“诗和远方”有了审美和互动的需求。一方面,博物视角有利于引导公众在个人体验中有意识地去发现世界之美,强化人与人、人与自然、多元文化的互动与反馈,提升文旅体验。另一方面,文旅产品的供给方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寻求同需求方的情感共鸣,打造无形的关系纽带,强化价值引领。

其次,博物学视角有助于北京市本土文旅品牌的挖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解决文旅人才支撑不足、文旅产品同质化问题。文旅融合强调特色旅游,强调地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挖掘,与此对应,人才不足、产品同质化成了影响文旅质量的突出问题,短期内也难以解决。换个思路,融入博物视角,走“群众路线”,鼓励当地居民在地观察、发掘本土特色也不失为文旅资源整合的对策。近的来讲,崔岱远的《四合院活物记》显然是京味文化的一种体现,刘华杰的《延庆野花》则以更直观的形式打开了延庆的本土植物之美。

最后,博物学视角有助于传播北京国际形象。文旅产品供给的一大特征在于特色、多元的体验,也意味着多元文化的共生。作为国际交往中心,非疫情状态下,北京市每年都会迎来百万数量级的入境游客,故宫、长城等自然是北京市对外宣传的文旅标签,但多元文化间的相互尊重、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行为表达、人民群众的文明素养与审美水平等也构成北京市国际形象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些客观存在也直接影响国内及本地游客的旅游体验,体验的背后包含了复杂的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建构。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为例,基于客观数据,我们可以说中国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层面处于第一、引领的位置,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独特的制度、政治优势,[16]但对于入境游客而言,亲身体验的社会文化、个体认知和行为习惯是北京形象的直接体现。新博物理念强调共生、和谐、尊重多元,宏观上,它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新发展理念,有利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象的宣传;微观上,博物理念的推广为公众提供了切实的实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径。博物视角可以作为我们彰显文化自信、传播国际形象的重要路径。

当然,文旅融合的推動是多维度的,涉及行政管理的融合、资源融合、产业融合、市场融合,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力以及文旅人才的培育等,也需要新技术手段的引入。[17]博物学路径自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无论是从文化建构层面,还是旅游实践层面,政府、企业、公众均可以从中受到有益启发,尤其是北京市拥有众多的博物学相关的组织、企业和学者,博物学的推广可以更好服务于新时代文旅融合“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YJA003;执笔人: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人民智库特约研究员徐保军,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副总编辑孙墨笛)

注释

[1][10]刘华杰:《论博物学的复兴与未来生态文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5期,第76~84页。

[2][美]林恩·梅里尔:《维多利亚博物浪漫》,张晓天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第3~11页。

[3]吴彤:《博物学是什么,在哪里?》,刘华杰主编:《中国博物学评论》第3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页。

[4]李飞、周舟:《民国时期的博物学学术团体》,刘华杰主编:《中国博物学评论》第5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78~188页。

[5]《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的通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http://zwgk.mct.gov.cn/zfxxgkml/ghjh/202106/t20210602_924956.html,2021年7月10日訪问。

[6][8]刘华杰:《博物学简史与当下博物学的定位》,马克平主编:《植物博物学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6页。

[7][美]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9]刘华杰:《博物学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37~45页。

[11]余节弘:《从“中国自然好书奖”看当前的博物出版》,刘华杰主编:《中国博物学评论》第5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02~214页。

[12]张继达:《听孩子们讲述大自然:北大附中博物选修课纪实》,刘华杰主编:《中国博物学评论》第4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95~118页。

[13]张洁梅、刘中刚、桑虹丽:《媒介生态融合背景下的商业模式创新——以〈博物〉为例》,《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9期,第43~48页。

[14]《〈关于推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意见〉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xwfbh/gssxwfbh/xwfbh/beijing/Document/1669957/1669957.htm,2021年7月10日访问。

[15]王婉婷:《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研究》,《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35~40页。

[16]樊阳程、徐保军:《基于量化国际比较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价值》,《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27~29页。

[17]刘治彦:《文旅融合发展:理论、实践与未来方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6期,第92~97页。

责 编/肖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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