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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百年历程

2021-09-24王娟娟

当代经济管理 2021年8期
关键词:合理区域经济效率

[摘要]经过百年奋斗,在迎难而上、解决问题和确立新目标的历史逻辑中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伟大成就,但是在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的区域经济需要制定新目标以适应新时代。鉴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兼顾各方面的要求与目标,研究从合理与效率的关系出发剖析每一历史阶段政府和市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结果。总体看,资源禀赋差异长期制约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中国以系统性理念探索相宜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力争以合理与效率的双赢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分阶段看,第一个分水岭是新中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合理性出现历史性的跨越与新中国成立之前区域经济发展的短视化形成鲜明对比;第二个分水岭是改革开放,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将工作重心全面转移至经济建设,一系列保障措施使部分区域的经济效率快速提升,但是区域空间布局的合理性不足;第三个分水岭是国家再次倡导区域均衡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目标区域明确的区域发展战略快速发挥作用,但是区域内的分化与区域间的差距使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趋于复杂,四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问题使合理与效率的关系再次被高度关注;第四个分水岭是党的十八大,科学制定战略、政府作用前置和创新发展理念是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与之前阶段的根本区别,将区域均衡发展目标调整为区域协调发展目标是符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际的体现,合理与效率的共生状态逐渐显现。纵观发展历程,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战略之间的关系梳理是提升合理与效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共生程度的关键。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协调;百年历程;合理;效率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8-0064-12

收稿日期:2021-06-15

基金项目:甘肃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专业数据库在甘肃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功能聚焦和建设方案研究》(20JRI0RA297);甘肃省科技厅自然基金项目《甘肃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体系建设》(20JR5RA046);兰州财经大学甘肃商务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甘肃西向南下“走出去”的方案选择》(JYYZ202003);湖南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电子垃圾回收创新与推进策略研究》(18ZDB012)。

作者简介:王娟娟(1981—),女,甘肃兰州人,经济学博士,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数字经济。

DOI:10 .13253/j.cnki.ddjjgl.2021 .08 .009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我国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实现了经济质量的飞跃,即使全球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经济依然保持正增长,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2 .3%,成为全球唯一的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突破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排名位置[1]。经过百年历程,我国在各个领域发展成绩斐然,从区域经济发展看,我国不仅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国际大都市,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能够比肩世界一级城市群的区域经济体,还有正在向世界一级城市群迈进的京津冀城市群,以及正在发展中的大量肩负带动区域发展重任的增长极和城市群,这一发展成就与政府和市场合理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从理论层面看,由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的经济关系中由于供求双方的利益诉求存在偏差,政府参与经济关系体系成为必然,同时,有关政府和市场在经济体系的关系也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由于每一历史阶段经济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存在差异,因此政府和市场合力解决短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会出现效果的两面性及新问题的产生,在各领域具体表现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具体至区域经济发展领域,政府和市场的权重界限更加清晰,鉴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兼顾多方面利益,政府的作用应先于市场,在合理的空间布局中以市场机制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合理和效率的关系是区域经济发展中需要科学正视的一组关系。合理是政府在顶层设计层面依据资源禀赋对区域的经济功能定位,并对各区域以功能差异而产生的区际关系予以明确。对中央政府而言,首先,在宏观把握国内外发展形势、各区域资源禀赋状况及国家发展目标既定的前提下,定位我国在世界经济空间布局中的功能,并明確各区域在落实这一功能中的角色和关系;其次,从我国国内发展需要出发,定位各区域在国家空间布局中的功能和区际关系,为各区域明确国内层面的发展重点和方向;再次,引导各区域在国内和国际经济空间布局中处理好合理和效率的关系,对两种布局中均肩负重要角色的区域,国家必须为这些区域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对地方政府而言,需要以落实区域功能定位为目标确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服务于总体的空间布局。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不同维度的有为举措使区域空间布局趋于合理。

效率侧重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功能定位明确的区域,通过市场机制,丰富利益形式,引导市场主体以落实区域功能定位为目标高效利用区域内外的资源,使各区域通过高效的发展达到赋能水平。这需要政府新建区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使资源的各种利益形式均有市场价格和利润空间,以价格机制驱动生产要素提升效率。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结果的差异一方面显示出政府治理能力与发展需要存在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也表明以同一套评价指标体系衡量不同区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对区域存在功能定位的认知缺失。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则显示出各区域在经济发展中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合理、高效的发展区域与不合理、低效的发展区域并存。本研究以合理和效率的关系为主线,分阶段梳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百年历程,为“十四五”时期政府和市场合力理顺合理和效率的关系制定全面服务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的宏微观区域经济政策提供研究支撑。

二、新中国成立前:政府作用的缺位使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极不合理

(一)发展手段:市场为主、政府缺位

二十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中国饱受战乱冲击,历经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政局的动荡使区域经济发展失去了持续性的政策保障。在国际层面,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等使各国原有的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受到重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成为焦点。同时期,我国还遭受着内战的困扰,发展经济恢复民生的内生需求强烈。由于工业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推拉力作用,工业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聚焦点,具有工商业发展基础、自我发展能力强的东部地区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一批工商业城市迅速成长起来,依据工业产业链的建设需要,我国的专业化城市与工商业城市同时形成,如交通枢纽型城市、工矿类型城市等,传统城市也产生了转型的内生需求。政局的不稳定直接促使各地富有的工商业经营者成为城市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市”这一专业管理城市的行政单元出现并推广及全国,并在我国行政级别中沿用至今。工商业者的市场主体属性使资源利用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快速提升并创造出更高的市场价值、辐射带动更多的资源进入产业体系,但为规避风险而选择的短期性措施使产业和区域发展均没有长远性和规划性。以沪杭甬铁路为例,1906年11月开建,1909年沪杭段通车,1914年甬曹段通车,到1926年省建及商资修建铁路线共281 .52公里,其中商建占78%,发展速度和投入力度快于、大于省建,但是杭曹段直到1936年才动工,1937年11月通车,这与杭州与曹娥江经济联系少有关[2]。交通建设完全服务于产业发展需要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这是政府缺位的结果,源于市场为主、政府缺位的发展手段。

(二)发展模式:资源驱动与“口岸-腹地”模式共生

在倡导发展工业的建国前,原材料和产业发展基础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东部和南部地区迎来发展机遇。由于资源禀赋和工业发展的区域分异性,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资源驱动与“口岸-腹地”模式共生。20世纪30年代末,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8%,将小规模制造业纳入核算,这一比例则达12%。1933年,长江下游的华东地区工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0%,占全国总产值的2 .2%。仅以工业产值看,东北与华东地区的工业产值占193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3,但这两个地区的人口仅占全国的1/7。从1931年到1945年,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6 .9%上升至59 .3%,东北南部地区已经迈入工业化阶段,同时,得益于资源禀赋,东北地区的农业也同步发展,1929—1933年,中国大豆产量占世界大豆总产量的89 .4%,其中,1929年,东北大豆产值占中国大豆总产值的37 .07%[3]。产业和市场的发展是交通发展的重要动力,“口岸-腹地”模式因资源驱动开始发挥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在东北、华东、华南地区的网络化格局已经形成。在东北地区,20世纪30年代初,铁路设施已初步呈现出网络化布局,到1945年,总长度达到11 822公里,每千平方公里线路里程为8 .5公里,同期,全国其他地区每千平方公里线路里程为1 .6公里,东北地区是全国其他地区平均水平的5倍多[3]。在华东地区,以上海为中心,交通线路不断密集,“口岸-腹地”模式的效应得到充分发挥。1932年,豫、湘、赣、苏、浙、皖等7省份之间的路线网、沿海国防线、旅游线及联络线开始大规模建设,苏、浙、皖于1932年完成“三省联络公路”建设,1923年,杭徽铁路通车,出于工业生产和保护民族工业的需要,这一线路不断向西南延伸,云南、广西、贵州也被纳入这一时期的路网工程和产业体系,至1937年,长江流域共建成道路3715 .29公里,其中,1931—1937年建成2986 .98公里[2]。陆上交通的改善带动旅游和物流产业的发展,专业化的生产要素初具形态。1924年,上海至杭州的旅游线路已经处于供不应求的市场状态;1934—1936年,浙江出现旅游专线,交通设施能够通达全省所有的旅游景点;1912—1926年,杭州市区的地价平均上涨8~10倍[2]。在华南地区,由于第三产业引领,现代化的城市与多层次的城镇体系率先出现在近代华南地区,与之相应的人口、资源流动使华南地区的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但由于与当时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要素流动仅限于珠三角地区内部。

(三)发展结果:东北、华东、华南地区与其他地区形成巨大的经济势差

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体制使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得到较快发展,1931—1936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 .3%,电力、煤炭、钢铁等产业发展尤为迅速[3]。1927—1930年,中国的钢筋混凝土T型架桥筑路技术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1936年,中国工业达到近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农业方面,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为主体的乡村建设为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了原料和食物保障,以市场整合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制度在部分地区开始实施。

在市场机制作用为主导的时期,全国的交通布局主要服务于产业发展的需要,物流轴主要指向口岸城市和交通枢纽,区域经济中心由传统的行政中心转移到这类城市。依据物流轴划分,全国形成6个比较明显的经济区[3](见表1),核心均为口岸城市,依靠近代进出口贸易和城市发展与其腹地形成经济循环。因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东北、华东、华南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截至1949年,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个省份城镇化率分别是24 .2%、22 .0%和18 .1%,同期,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为10 .64%[3],东北地区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华东地区依托长江水道产生较强的经济辐射带动。华南地区内部要素流動效率提升并出现衍化,由韶关-佛山-广州、梧州-佛山-广州为顶点的“V”字型城镇发展向香港(广州)-梧州、三水、汕头、北海(琼州)的“¥”型空间结构衍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使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因此出现关于中国人口分布的讨论和研究,“翁文灏线”(1932)和“胡焕庸线”(1935)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4],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和研究均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发展成绩离不开市场机制的贡献,但产生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是市场机制难以弥合或缩小的,政府作用的长期缺位使区域经济发展失去重要内核——合理性。

三、1949—1978年:政府侧重于合理布局抑制了市场效率

(一)发展手段:计划经济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巩固新政权和军事防御、保障国家安全使我国以“立国战略”为先。从国际层面看,194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同期亚洲地区人均收入44美元。从国内层面看,1949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466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26亿元,工业总产值140亿元[4]。东部沿海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区域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以服务于产业发展需求为原则也基本分布在京广线以东地区和东北地区。产业体系不完善和不合理的问题突出,以轻资产为主的轻工业居于主导,1949年,我国轻工业总产值103亿元,重工业总产值37亿元,现代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仅为17%[5]。从发展环境看,新中国成立之前,内战外战持续多年,国内经济发展受到重创;新中国成立之后,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等一系列直接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依次发生。这种环境下,微观市场主体为避免损失会降低自身发展水平,政府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使其成为这一时期的准经济主体,新中国肩负起为坚实经济发展基础必须健全产业体系、为保障国家安全必须迁移产业并在全国范围内统筹产业布局及为缓解产业结构不合理必须加大重工业比重等一系列经济发展重任,上述重任均需要国家统筹兼顾各种因素主导发展,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必然选择。

(二)发展模式:均衡发展

长期战乱和政府作用的缺位使新中国面临区域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等差距极大的国内经济社会现状。至1949年,中国70%的工业集中在仅占中国国土面积12%的东部沿海地区[6],广大西部地区的小农经济阶段与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的工业化推进城镇化阶段并存。人们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均衡发展模式是顺应民意的选择。经过3年的恢复调整,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 .2亿元,较1949年增长77 .5%,职工平均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超过30%,从1953年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发展措施持续至1978年。从产业布局看,产业西进着重于布局在西南、华北、西北、华中等地区,新建产业项目业主要布局在中西部地区,例如,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有2/3建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从建设投资看,1952—1957年,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了16 .7%,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仅增长了0 .2%。1957年,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投资分别占国家投资总额的52 .8%和37 .9%。1966—1978年,国家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投资额占同期全国总投资的39%,“三五”时期这一比例高达49 .43%。1978年,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均GDP比值缩小为1 .75∶1,均衡发展模式的效果显著[5]。

(三)发展结果:以合理和低效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经过30年计划经济手段的调控,均衡发展战略在各个领域取得质的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全面提升。从产业体系看,由国家作为投资主体,依靠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使重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依靠进口替代弥补国内产业空白和不足,至1978年,我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从区域经济发展看,不断向西的倾斜性发展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率由1952年的28%缩小为1957年的25 .4%,1965年较之1952年累计缩小12 .6%,1978年达到1 .75∶1。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从1965年的11 .59%提升至1978年的13 .32%。从社会发展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全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的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10 .64%提高至1977年的17 .55%,城市道路由1949年的1 .11万公里增加至2 .68万公里[5]。

在健全的产业体系和合理的资源配置格局形成的同时,资源利用率被忽视,长期指令性计划使市场机制作用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相对缺失,致使投入产出的有效性严重不足。1952—1957年,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了16 .7%,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只增长了0 .2%,但是东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差距仅缩小了2 .6%。1966—1978年,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占比达到39%,但是到1978年,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3 .32%。同期,东部沿海地区依靠已有的工业发展基础,在国家倾向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格局中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工业发展速度。1957年,辽宁、浙江和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达到158 .5%、153 .0%和78 .4%,3个省份的工业总产值分别达到117 .10亿元、20 .85亿元和118 .82亿元,全国工业总产值为704 .00亿元,这3个省份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6 .47%。从国际层面看,1978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降到极低的水平,国内均衡水平较高,但是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较大差距。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156美元,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当时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人均GDP为490美元,从总量看,1978年,我国GDP是2 119亿美元,是当时美国GDP的9%,我国对外贸易额为206亿美元,外汇储备为1 .67亿美元[5]。合理与低效的低水平均衡使我国必须放眼世界发展经济。

四、1979—1991年:东部地区经济效率提升,区域差距显性化

(一)发展手段:改革开放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原有的发展思路无助于摆脱这种局面,放眼世界坚定推进改革开放是顶层设计层面的重大决定。较之前一阶段内向型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是大力度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党和国家决定将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富国战略”的起点[7-8]。在低水平均衡背景下确立的改革开放战略核心是提升经济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这一时期的战略主导思想。为全面践行改革开放战略,保障性的改革先行。从体制层面看,我国从计划经济經商品经济的过渡转向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思路看,聚焦于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导向完全转变为有别于均衡发展战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保障新发展思路的顺利推进和发展目标的实现,“试验田”性质的经济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区。综合考虑改革开放目标、区位条件、产业基础、交通设施和国际经济形势等因素,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区,分税制改革、土地批租制、外汇留成优惠等举措使经济特区的发展活力充分释放,促进先行先试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区→沿江沿边开放城市→内地经济区的梯度开放格局。

(二)发展模式:非均衡发展

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历史转变,以经济建设为重心,非均衡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区域层面看,1979年,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为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1985年,开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为经济开放区,沿海和内地“两个大局”的区域格局清晰化。从投资层面看,从“六五”开始国家投资向东部地区倾斜,比较“五五”、“六五”和“七五”3个时期,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的投资比分别为0 .84∶1、1 .03∶1和1 .27∶1[5]。从优惠政策看,为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我国对涉外企业和业务进行税收优惠,涉外企业的名义税率为33%,实际税率为12 .9%,优惠政策一直持续至1999年,使东部沿海地区的税负水平长期低于中西部地区[5]。同时,中央赋予经济特区经济活动自主权,经济特区享受100%的外汇留成率,沿海城市为30%,内地仅为25%[5]。一系列长期性的优惠政策激发了市场活力,经济效率大幅提升,FDI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

(三)发展结果:综合国力提升,区域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使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增长极成长起来,通过扩散效应使东部地区形成城市群,如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自我发展能力较强的区域成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和主体,与国家完全主导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比较,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大幅提升。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非均衡战略时期,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1991年我国的GDP达到21 781亿元(约0 .3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1位,亚洲第2位,较之1978年增长498 .56%[9]。

由于区域发展能力和优惠政策存在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快速拉大。到“七五”时期,国家明确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划分,从1980年到199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区域最大差率从1 .9倍上升至2 .2倍,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区域最大差率更是从2 .8倍上升至4 .5倍[1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最高的区域均在东部沿海地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相伴而生的是贫富差距扩大,党和国家在全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在极力解决非均衡发展带来的不平衡问题。一方面,明确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和目标,因此,在“两个大局”指引下中西部地区先支持东部地区发展,东部地区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发展。另一方面,针对贫困地区启动扶贫工作,1982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定西干旱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启动扶贫试点工作,然而,在改革开放推进的过程中,东部地区经济活力的快速释放,使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问题不断恶化,为此,1987年国家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以非均衡发展战略为起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市场机制对区域发展活力的激发得到了充分证明,我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到1991年,我国GDP排名位列世界第11位,亚洲第2位,跻身世界大国之列[9]。然而,由于对市场机制运行可能带来的市场失灵和发展差距估计不足,尽管党和国家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及时应对,但是效果有限,尤其对区域发展能力差异导致的区域内经济发展分化的情况估计不足。总体看,这一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是部分地区经济效率高与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合理性较差并存。

五、1992—2011年: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探索合理与效率的关系

(一)发展手段: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基于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取得的成就,党的十四大坚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指出“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參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市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明晰化,为保障东部地区的经济效率继续提升,国家继续了前一阶段的优惠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吸取前一阶段发展中政府被动应对各种问题的教训,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关系梳理,将经济建设中的市场机制尚不能解决的问题归入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范畴,主要以政府引导的方式体现。在“八五”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生产力的合力布局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应当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11]。在这一阶段,政府的引导性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1992年,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兼顾区域发展能力差异,党和国家决定从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到内陆打造全方位开放格局。1999年,针对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巨大的经济势差,面向西部12省份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针对东北地区国企改革进入瓶颈期使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停滞的局面适时制定东北振兴战略。2006年,与东、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部地区增长乏力,国家启动中部崛起战略。在关注区域自身发展的同时,政府注重引导区域分工和跨区域合作,《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1993)、《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1994)和《乡镇企业东西示范工程》等文件均是国家引导以产业为抓手促进跨域合作[5]。同时,针对贫困问题,1996年,国家开始对口帮扶工程,主要是东部帮扶西部贫困省份。

(二)发展模式:以战略培育增长极带动区域发展

为确保经济效率不受影响,党和国家更注重以战略的方式引导区域协调发展。第一,以打造全方位开放格局为目标,将开放区域从沿海扩大至内陆,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沿江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等沿边城市,以及太原、合肥等14个内陆省会城市在这一时期步入开放之列。第二,搭建功能有别的国家级平台激活区域发展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这一时期,国家考虑区域发展诉求、发展基础等因素,搭建了不同类型的国家级平台,如改革平台、开放平台、创新平台和综合平台等。这些平台既有跨域合作平台(如武汉城市群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等),也有以培育区域竞争力为核心增强辐射带动作用的平台(如上海浦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还有以助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为核心任务的平台(如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等)。这些平台在实践中切实推进了区域协调发展,1980年、1997年、2007年,东部地区内部区域经济最大差率分别是4 .09、1 .41、1 .53,中部地区内部区域经济最大差率分别是0 .6、0 .29、0 .42,西部地区内部区域经济最大差率分别是0 .27、0 .29、0 .27[5]。由于布局倾向于东部地区,因此这些平台对东部地区协调发展成效显著。第三,分区域定向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国家针对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发展失衡问题先后实施了区域边界清晰的区域性发展战略。

在面向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依然保留的情况下,国家主导解决区域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在落实各大战略的过程中,一批竞争力强的增长极成长起来。在东部地区,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天津等省份分别成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的增长极;在中部地区,武汉、合肥等城市竞争力显著;在西部地区,重庆、四川、内蒙古等省份发展迅速,其中,重庆在1997年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第4个直辖市,与成都相呼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极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发展结果: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以四大板块分布显性化

为协调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1992年,党和国家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组合作用下,我国进入“富起来”进程。从经济总量看,我国GDP从1992年的0 .42万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7 .53亿美元,从世界排名第10位跃迁至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从产业结构看,重型工业化进程加速,从1998年到2008年,重工业的产值增加了9 .4倍,是轻工业产值的5倍,霍夫曼比例从0 .75下降至0 .42,2010年我国工农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1[12]。纵观这一成就的贡献区域,东部地区的贡献超过50%,区域经济问题趋于复杂。从1992年至1998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区域最大差率从1 .76扩大至2 .12,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区域最大差率由2 .03扩大至2 .71,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区域最大差率由1 .16扩大至1 .28[10],西部地区在三大区域处于绝对经济短板的状态,为此,1999年,党和国家决定面向西部12个省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加大,西部地区快速发展,12个省份的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尤以内蒙古为代表,2010年内蒙古的人均GDP较2000年增长了8 .03倍,而同期全国人均GDP增长了3 .3倍。在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先后显示出增长乏力,针对此现象国家先后在2003年和2006年制定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至此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清晰化。在专项区域发展战略的作用下,我国区域协调水平提高,2004年,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值为1∶0 .70∶0 .44∶0 .37,到2012年,这一比值为1∶0 .80∶0 .56∶0 .54,人均GDP的区域最大差率从2000年的12 .98降至2010年的5 .54[5]。区际差距缩小,但区域内差异复杂化,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区域内差距不断缩小,有一体化发展态势,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距扩大,2000—2010年,西部地区人均GDP的区域最大差率从2 .81增至3 .57,东北地区从1 .31增至1 .56[5]。这一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效是显著的,从宏观层面看,区域发展问题从三大板块问题演化为四大板块问题,但在政府适时引导和市场机制主导的合力下,四大板块区域协调发展且市场效率得以提升。从区域层面,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合理和效率兼容并存的状态,西部地区和东北则难以达到这一状态。

六、2012年至今:以合理的顶层设计提升市场效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一)发展手段:政府和市场分工协作

1992—2011年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使我国各区域之间的协调水平有所改善,但是区域发展差距由东、中、西三大板块分化为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受路径依赖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进入累积因果发展循环,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扭转。面对区域經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国家及时定向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以人均GDP等指标衡量的区域协调水平提高,但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差距较大,以致于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差距大,尤以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为代表。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后,西部地区2011年以后因生态环境约束和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发展普遍陷入困境;东北地区因国企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相互制约也陷入困境。因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和市场分工协作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主导手段。总结发展经验,政府和市场不局限于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了经济发展效率能够继续提高,政府的顶层设计应从应对问题转向避免问题和规划蓝图,进一步提升前瞻性。

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合理性的角度看,宏观层面,党和国家将关注重点区域发展和协调空间分布并举,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西部地区,并于2015年建设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贯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获得“一带一路”倡议红利。2014年先后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解决区域内发展分异的区域发展战略,更是改善南北失衡和融合东西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2017年,国家明确了“4+3”的区域协调发展要求,以三大战略协调四大区域发展,对贫困地区、边疆地区、资源枯竭型地区等重点问题区域的发展作为单列问题上升至国家层面统筹发展[13]。以“八纵八横”高铁布局全面提升国内区际之间的通达效率。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综合考虑我国区域发展实际,提出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国际兼顾的视角,以互为支撑的理念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思路。在中观层面,国家分批分次以提升区域发展规划级别、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国家级新区等方式培育区域发展能力、增强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力。例如,通过设立雄安新区,提高河北、北京、天津的经济联系强度,缩小河北与京津的经济势差,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设立上海自贸区,进一步提升上海的国际竞争力,使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一起迈向世界一级城市群行列,以长三角一体化为龙头带动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在微观层面,国家以明确部分区域功能定位的方式引导各个地区功能化发展。例如,北京着力于“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将北京打造成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同时通过区域空间规划划定首都功能承载区,促使非首都功能承载区的北京地区以及天津和河北明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同时,国家对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通过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明确发展原则,帮助相应区域精准定位区域功能。例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国家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要求,经济带内的各地区必须在这一战略定位下确立区域在经济带内的定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沿黄9省份在生态与经济协同区间内定位在黄河流域的区域功能。

从提升区域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肯定了市场能够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了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率,首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清晰了市场在社会生产中对资源配置的主体地位。其次,将营商环境建设确定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在优化营商环境为微观市场主体创造更有利于经济效率提升的发展环境。再次,通过设立自贸区和自贸港、人民币入篮(即人民币具备特别提款权)等措施为产业发展降低当前成本和潜在成本。此外,通过弹性存贷款利率、小微贷款、绿色金融等手段为市场主体提升效率提供了保障。政府和市场分工协作,力求在合理和效率的博弈中实现双赢,高质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发展模式:创新驱动

2012年以来,党和国家以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协调区域发展,在各个方面均践行创新驱动模式。

第一,突破区划限制以国际视野发展西部地区。区域发展失衡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依据,较之于以前集中国内力量平衡区域发展差距,新时代,党和国家以国际视野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是重大创新之一。例如,立足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基础和与中亚、中东国家经济往来逐渐增多的趋势,同时考虑外向型经济发展经验丰富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我国提出“一帶一路”倡议旨在以国内外市场和资源的合力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由于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收入水平的相似性,“一带一路”倡议使西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加速。2013年以前,经我国东部地区海关出口、进口的总值分别占我国海关统计出口、进口总值的97 .5%、97%,经中西部地区海关出口、进口的总值约占我国海关统计出口、进口总值的2 .5%、3%。2013年以后,经我国中西部地区海关出口、进口的总值占我国海关统计出口、进口总值的比例快速上升,“一带一路”倡议践行一年的时间,经我国中西部地区海关出口、进口的总值上升约4倍,2014年占我国海关统计出口、进口总值的比重达到11 .36%,同期,经我国东部地区海关出口、进口的总值占我国海关统计出口、进口总值的比重下降至88 .64%[14]。随着中欧集装箱班列对开数量的不断增加,经西部地区海关进出口的总值不断上升,西部地区运用国际资源发展区域经济的能力逐渐提升,正在成为我国西向开放的窗口。

第二,科学发展理念贯穿于区域发展战略[15]。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均以科学发展理念贯穿始终,这是区域发展领域的重要创新。从战略制定看,立足发展基础和合作现状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区域发展的一大特色。立足发展现状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具有引领性,且涉及区域的范围具有科学性和规律性。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充分立足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且趋于强化的结果,以此为引擎,我国与南亚、中亚等地区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因此着重于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未将作用范围局限于西部地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地理边界十分清晰,包括27个城市,其中将安徽纳入长三角城市群既符合长三角长期以来的发展规律,也是长三角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重要交汇地的需要。从战略实施看,以问题导向为原则立足发展现状和规律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这是科学发展的体现。伴随发展环境与条件的变化,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新时代的顶层设计以动态视角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为了从地域层面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以长三角一体化强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以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贯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升“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中国境内区域的整体性。为了从经济合作层面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的经济联系,一系列配套建设和工程助力合作,例如,开辟六大经济走廊、建立跨国工业园区、人民币成功“入篮”成为具备特别提款权的主要国际币种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落实的过程中,针对河北短板,因地制宜设立雄安新区,缩小三地经济势差,使京津冀城市群切实平衡南北发展。在落实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过程中,针对区域内差距不断显性化的现状和实际,及时制定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设立成渝双核经济区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促进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从战略联系看,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既有战略目标区别,也注重战略之间的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协调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发展,打造“4+3”格局;以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强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西部的联系。尊重发展规律、关注区际联系、以科学性提升效率性和合理性是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

(三)发展结果:以城市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区域内分化严重

通过一系列动态开放的战略红利辐射,以19个中心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形成。从人均GDP指标看,突破10万元的省份①均为东部地区的省份,东部地区领跑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逐渐清晰化(见表2)。由于“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科学化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持续发力,自我发展能力强、经济基础好的区域获得更多机遇,新旧动能转换和新增长点确立均以较低的交易成本高效完成,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以更大力度和更高质量显现。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为引领,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迅速成长起来,单极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全面衍化为多极化增长格局,四大区域板块的区际联系趋于强化,以城市群为纽带的区域协调进程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合理性显著提高。

从效率性看,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活力在于市场主体的积极性。2012年以来,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差异被充分显性化,面对一系列先后出台的发展战略,发达地区和新兴经济区能快速对接战略,获得战略红利,欠发达地区在众多发展战略的“包围”中正在成为战略红利辐射的空白区。2012—2020年,人均GDP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 .03%)的省份①有12个,GDP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 .85%)的省份①有17个,多为中西部地区的省份(见图1、图2)②。发展速度较快的省份多因中心城市群的辐射带动,在接受辐射带动的过程中,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差异导致区域内的分化加剧。从宏观层面看,这一时期全国与国内大部分省份①均处于GDP年均增速快于人均年均GDP增速的状态,仅有甘肃(GDP年均增速7 .47%,人均GDP年均增速7 .95%)、内蒙古(GDP年均增速7 .31%,人均GDP年均增速7 .90%)和山西(GDP年均增速5 .68%,人均GDP年均增速6 .20%)处于人均GDP年均增速快于GDP年均增速状态②,效率问题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关键问题之一,为此,在“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指标中党和国家对经济增长速度不再设定量化指标,但是提出各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不低于GDP增长率的约束性要求,切实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效率要求。

2012—2020年,全国区域经济最大差率整体有下降趋势,但是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过程,2014年是这一时期我国区域经济最大差率最小的年份,为4 .26。分区域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区域经济最大差率均呈扩大态势,其中,东部地区更为显著,这一时期,东部地区区域经济最大差率最小为2 .94(2012年),最大为3 .56(2019年);中部地区的区域经济最大差率变化较小,该指标最小为1 .37(2012年),最大为1 .75(2016年);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最大差率最小为1 .95(2014年),最大为2 .34(2017年),但是2012年与2020年的区域最大差率相同均为2 .17;东北地区是四大区域板块中这一时期区域最大差率唯一缩小的地区,2012年为1 .42,2020年为1 .38,最高为1 .59(2018年和2019年)(见表3)。从各省份看,这一时期发展成绩突出,但是从区域间和区域内看,区域差距问题的复杂化程度加深,从绝对量看,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已经存在显著的区域势差,且南北发展差距扩大,2012—2020年,全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均為北京,最低的省份由甘肃(2014—2020年)替代贵州(2012—2013年)①。在东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省份是北京(2012—2020年),最低的省份由河北(2013—2020年)替代海南(2012年)。在中部地区,湖北一直处于人均GDP最高的位置,即使遭遇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也未能改变这一格局,人均GDP最低的省份由山西(2014—2020年)替代江西(2012—2013年)。在西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省份由重庆(2014—2020年)替代内蒙古(2012—2013年),最低的省份由甘肃(2014—2020年)替代贵州(2012—2013)。在东北地区,黑龙江长期处于人均GDP的最低水平,辽宁人均GDP一直位于最高水平。受制于自我发展能力的制约,北方地区尤其西北地区的部分省份(如甘肃)与全国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②。

七、合理与效率视角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百年历程的启示

区域经济发展的百年历程中经历很多变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从中华民国进入新中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铸就“中国奇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依然能够保持极高的经济活力,2020年成为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15年,我国的OFDI首次超越FDI,入列资本净输出国家行列。在经济效率提升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合理性不断改善,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较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 .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 .66%,流动人口增长69 .73%,区域间和区域内的要素流动壁垒制约大幅降低,制度效率推进区域协调进程。遵循发展规律,坚持科学发展原则和问题导向原则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使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和效率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双赢,但伴随区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不断提升,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差异已经使部分战略的实施结果和预期目标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程度加深。鉴于此,党和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确立区域协调发展目标是顺应发展趋势的。纵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百年历程,在合理和效率的博弈中取得伟大成就,并正在努力提升二者的共生品质,而二者的共生是区域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百年发展的经验和启示对“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远阶段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一)党和国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绝对地位不可动摇

区域经济发展不同于产业发展,必须兼顾合理和效率,市场机制能够保证效率性但在合理性方面相对乏力,这需要政府强力保障。新中国成立前,尽管中国工业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政府作用的缺位使区域经济发展处于严重失衡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以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为目标致力于以合理和效率的共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由于政府作用的到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培育出能够比肩国际大都市和城市群的区域,如上海、珠三角城市群等;也培育出新型经济区,如西安、郑州、成渝经济区等新增长极。在政府作用的保障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强的区域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较高的经济效率带动外围地区的发展,2012年以来,诸多自下而上申报批复的国家级新区就是例证,如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区等。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的区域在政府的引导下明确了发展方向,以功能化的发展定位较好地嵌入区域经济格局,例如,北部湾经济区以海洋经济发展模式谋求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东盟等国内外经济区的经济势差逐渐缩小,协调度提高。因此,在肩负综合目标的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失的。

(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百年历程中,西部地区一直以相对落后的状态存在于各个历史阶段,因此,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以交通设施为纽带从华东、华南地区向西南地区演进发展,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在西部地区布局重工业项目、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等重大西进举措均是顶层设计着力于弥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基本以较高的经济效率保持着较强的经济活力。以党的十八大为分水岭,党的十八大之前,区域性的发展战略对目标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如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等;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由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差距显性化,区域经济基础差距扩大,一定程度上呈现为不可逆的态势,在虹吸效应的作用下,各种经济资源向高经济势差地区集聚,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成为接受各大发展战略红利的关键和支撑,如“一带一路”倡议使广东等珠三角地区的省份获得西向开放的机遇,有效缓解了中美经贸争端对珠三角地区外贸的冲击。因此,在“十四五”至更远时期,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不会根本改变。针对这一情况,顶层设计需要将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区域的基础建设发展纳入政府作用范畴,以政府投入或打造能够接受战略红利辐射基本要求的区域发展基础,或由国家主要肩负这一区域的发展重任,后者多为生态高地。

(三)发展战略之间的协调水平对区域发展差距变化影响大

在百年历程中,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发展战略形式存在的区域发展举措在国民政府时期相对缺失,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优势产业和服务于产业发展要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这也直接导致胡焕庸线的出现,引起国际学术领域的高度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全面关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战略制定理念相对封闭,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基本着力落实一个或极为少量的区域发展战略,例如,设立经济特区、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各区域由于自我发展能力差距接受到的战略红利存在规模差距,但不存在有无接受到战略红利的区别。在落实战略的过程中,战略覆盖区对非战略区的区际联系关注有限。例如,在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期,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与中部地区的增长乏力并存。鉴于区域发展问题的复杂化和区际联系的必然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涉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出现重大创新,以动态开放的区域发展战略代替单一封闭的区域发展战略,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依据新变化、新问题及时调整战略,制定新战略;同时,宏观经济战略与区域经济战略在同一区域融合落实,对特定区域的发展能力提出挑战。受制于发展能力的制约,欠发达地区难以将战略目标有别的多个战略同时有效落实,因此在部分区域,尤其西北地区的个别省份,已经出现不敢发展的情况。为避免战略叠加区成为战略红利辐射空白区,党和国家在战略制定之初需要兼顾各战略之间的关系,为部分地区明确抢抓战略机遇的次序,引导欠发达地区探索落实各种战略的区域范式。

区域经济发展的百年历程就是梳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百年历程,在经历多次二者关系调整之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日益清晰,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兼顾多方面利益的基本要求得以明确,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不断清晰,政府着力于区域经济发展布局的合理性,市场着力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性,区域经济发展兼顾合理与效率的能力不断提升。然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也为“十四五”至更长远时期的政府和市场提出更高要求。

[注释]

①由于数据限制,本文研究的全国范围,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② 2012—2020年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9),2020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BFQ][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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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Chinas Centennial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

Wang  Juanjua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fter a hundred years of struggle i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facing difficulties, solving problems and establishing new goal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gional economy, which has achieved a qualitative leap, needs to formulate new goals to adapt to the new era. In view of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role and result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in each historical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 In general, the difference of resource endowment has long restricte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China has been exploring appropria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with the systematic concept, and striving for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 In terms of stages, the first watershed is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ationality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has a historic leap, which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shortsightedn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second watershed is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priority to efficiency and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fairness, the focus of work has been fully transferred to economic construction. A series of safeguard measures has rapidly improved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some regions, but the rationality of regional spatial layout is insufficient. The third watershed is that the country once again advocates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goal of narrowing the gap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clear targeted regions has been effective quickly, but the differentiation within regions and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have complicated 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ap between the four regions has ma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 highly concerned again. The fourth watershed is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period from the previous stages are scientific formulation of strategie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novation of development concepts. The adjustment of the goa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from balanced development to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in line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ymbiosis of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 is gradually emerging.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e regional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tegies are key to enhance the coexistence of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y; regional coordination; a century of history; rationalit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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