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超群 周勇

摘要：蔡元培“美育救国”说透显出其美育情结的深层心理动力。在中西文化交匯时代，读经不切实用又易禁锢思想，且显得保守封闭。蔡元培反对读经，希望用西方思想学说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新生。读经是中学旧传统，美育是西学新思路，美育可以取代读经所发挥的净化人心之作用。反对读经，反的是固守传统文化;倡导美育，是希望借美育来融通中西再生新文化。反对读经与倡导美育实乃同一用心，即对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继承，这样既避免了读经之盲目守旧，又重新发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蔡元培的“美育救国”说，表面上是借美育净化人心，重塑国人之精神，深层次是通过美育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救文化之中国。蔡元培一生信守美育，实蕴含着从美育接引出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更新复生的内在关怀。

关键词：美育救国;反对读经;美育情结;传统文化

蔡元培的美育情结极为深厚，自民国初始倡美育，之后念兹在兹，甚至提出“美育救国”的主张。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是学界热点问题，相关研究早已蔚为大观，但多聚焦“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而其“美育救国”说却少有专题论述。在已发表的研究中，或仅是标题相关，实际上是讨论蔡元培教育理念与实践[1];又或指实理解为发展工艺美术的设计水平，振兴民族工业，从而富国强国[2]。另外，在一些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综合研究中，虽然也会夹杂“美育救国”说的讨论，但一般简单理解为借美育来启蒙，唤醒民众，寥寥几笔带过。[3]殊少深入追问蔡元培所说的美育到底怎么救国以及救什么国。

不过，民国时期因国势颓败，各种救国主张纷起，如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其时还曾有过“读经救国”之说，倡导读经运动。有意味的是，蔡元培对其他救国主张并无反对态度，唯独对民国屡次兴起的读经运动一直持否定意见。显然，蔡元培不认同读经救国。问题是，为何美育救得了国，而读经就不能救国？一旦引入对蔡元培读经观的考察，蔡元培“美育救国”说似另有一层深意在，由此或可解开蔡元培如此笃信美育的心灵密码。本文从蔡元培的读经观出发，勾勒出其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进而从“读经救国”与“美育救国”两种主张的比照中，分析蔡元培“美育救国”的基本理路与实践困境，然后从反对读经与倡导美育的内在关联中，发掘蔡元培“美育救国”说所潜含的深层意蕴，为理解蔡元培美育思想提供一种新视角。

一、蔡元培为何反对读经

蔡元培早年是一个典型的传统读书人，接受私塾教育，热衷举业，熟读儒家经典，沉浸在儒家经义的思想世界中。他说：“我六岁，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我读了三部‘小书以后，就读四书。四书读毕，读五经……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4]显然，正因读经读得好，蔡元培才能由秀才到举人乃至进士一路高中，举途顺遂，26岁便摘得世俗意义上传统旧学的至高荣誉“翰林”一职。[5]可以说，蔡元培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染，起初对读经并无反感。

然而甲午一役的惨败，彻底惊醒了士大夫阶层中的有志之士。西方列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政体学术也在华夏之上，当时觉醒的士人阶层，产生一种急迫地向西方学习的心理，于是不久就有了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法。蔡元培也自道：“中国为日本所败，才有一部分学者，省悟中国的政教，实有不及西洋各国处，且有不及维新的日本处，于是基督教会所译的，与日本所译的西洋书，渐渐有人肯看。”[6]可戊戌变法的失败，又使得自上而下的变革救亡之路堵死。对此，蔡元培的反思是：“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7]蔡元培选择“培养革新之人才”来实现救国理想，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这才开始了对读经的批判。

（一）读经不切实用

从京城回到家乡从事教育活动的蔡元培，首先是从实用的角度对读经大加批评。蔡元培在《浙江筹办学堂节略》一文中，认为“近日专课举业，无裨实用”[8];在《学堂教科论》一文中，他详尽剖析传统私塾的读经教育，指出有“鄙”“乱”“浮”“葸”“忮”“欺”等“六害”，大力提倡开设物理、化学、生物等西方新兴学科，以求实效。[9]因此，蔡元培之后在其所主持的绍兴中西学堂，或任教过的上海澄衷学堂、南洋公学，及亲自兴办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等进步学校，皆积极翻译西学著作，大量引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对读经并不重视。[10]

事实上，关于读经之不实用，这一观点也不是蔡元培独有，社会上已屡见对读经的批评。清末新政时期大举兴办新式学堂，但新学堂中仍保留了“读经讲经”的课程。对这种课程设置，顾实在《教育杂志》上撰文批评道，读经“不合今教育原理，经为宗法社会之轨范，施之军国社会，便有不合”，读经这种“腐败教育”会导致“亡国灭种”。[11]一个在新式学堂求学的青年学子对读经课讥讽道：“今日上课，经学仍讲《周礼》，真无味之书。且时势变迁，如此世界大势，办学堂者无不知之，此真王莽复井田也。”[12]国家危亡之际，急需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方能抵御外辱，正如蔡元培所强调的：“欲救民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13]而在内忧外患下，学生读经显然不切实用，自然遭人反对。

（二）读经禁锢思想

民国肇始，蔡元培担任第一任教育总长时，顺应时代声音，先是颁布明令取消中小学经学课程[14]，接着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蔡元培提倡“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15]。自此延续千余年的读经课程正式退出了学校教育。蔡元培废除经学课程，不代表否定经学研究的价值。经科一分为三后，相应的经书在文史哲各专业中还是可以研读的，而后来关于读经的种种争论，主要就是围绕中小学生是否应当读经。当时即有人指出，“读经一事，至大学部则为专门之研究，无论何人皆可能反对，不成问题，其有问题者则在中小学部。”[16]换言之，蔡元培此时反对读经，反的是在中小学强制阅读，并不反对高等教育的专业研究。

经学课程虽从制度层面上退出了学校教育，但社会上屡屡有读经复古的声音，如康有为等人在全国范围推广的“孔教会”运动，明言恢复学校的尊孔读经，甚至要把儒学改为宗教。蔡元培不赞同这种复古思潮，他在信教自由会上发表演讲，说：“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各有范围，不能并作一谈。”[17]蔡元培还特别批评了古代科举制度下孔子学说的“半宗教性质”：“在我中华，孔子之道，虽大异于加特力教（引者按，即天主教），而往昔科举之制，含有半宗教性质。废科举而设学校，且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1900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也。”[18]旧时的尊孔读经类似于宗教的强制性，禁锢了学子的思想，与民主自由的时代精神不容，蔡元培坚信废除读经正是教育界的一大进步。

等到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作为大学院院长，发布“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通令，认为孔子“尊王忠君”思想不合现代思想自由的精神。[19]在废除经科之后，蔡元培又废止祭孔典礼，这不但与其思想自由的立场相关，其实还反映出他兼容并包的观念。他建议，学校教育中要“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20]。而那种强制学生读经的态度，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相违背，所以蔡元培当然要反对读经。

（三）读经封闭守旧

20世纪30年代，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学者提出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砥砺国民之民族性，又积极倡导学生读经。1935年，《教育杂志》主编何炳松向全国100多位文化名人发出邀请信，请求发表对“读经”的意见，并出版了《读经专号》，刊载了70余篇“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其中很多人对读经表达绝对的赞成或相对的赞成，认为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发扬，包括清末时反对读经的顾实也认同了读经，说读经“有裨益于民国今后之强盛，绝对无可置疑”[21]。但蔡元培的意见是[22]：“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和《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为中学生选几篇经传的文章，编入文言文读本，也是可以赞成的。若要小学生也读一点经，我觉得不妥当，认为无益而有损。”并明确表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仍旧反对中小学生读经。

如果说早年反对读经，蔡元培是基于实用性与思想自由的立场，而这一立场也是同时代的人所普遍接受的，所以蔡氏之意见亦符合主流之声音。到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很多人觉得中小学读经是发扬民族精神的有效路径，可蔡元培却仍表反对。蔡元培为何始终反对读经呢？1935年，一群文化保守主义者起草了一份《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也是何炳松，作为参与者特意给蔡元培寄了一份，希望得到支持。但蔡元培拒绝了，其复信大堪玩味，因篇幅不长，特全引于此：“承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谨已读过。在原则上、在抽象的理论上，可云颠扑不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人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乃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成分，系统的编制起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谨陈鄙见，用备参考。”[23]这段文字说得极为精辟，鲜明地表达了蔡元培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正透显出其反对读经的深层原因。传统文化当然要继承发扬，但首先要辨识清楚传统文化的特质，拿出继承建设的方案，否则，总表达传统文化之无上价值云云，只是空谈而已。而不加辨别地读经，鼓吹经书的不朽价值，把经书视为天经地义，奉守不变，则是守旧、盲从的态度，只能是自我封闭自我陶醉。

究其实，蔡元培这时反对读经，反的是封闭守旧的文化心理。他认为：“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24]也就是说，对待经书，首先要研究分析，才能去芜存菁，发明新义。而研究分析，正需要引入西方思想学说作为对比，方能见出何为善何为弊，而一味地读经是无法见出传统文化本身的特质，更不会有真正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

综上，甲午战败后，蔡元培反对读经是一以贯之的。更准确地说，关于读经，蔡元培从不反对经书的专业研究，始终反对的是在基础教育中强制灌输。作为前清的“翰林”，蔡元培之所以有废除经科、废止祭孔之举，是因为在中西交汇碰撞的年代，外患日亟，读经不切实用，读经禁锢思想，读经盲从守旧。蔡元培一直强调：“我想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往往发端于几种文化接触的时代。”[25]而“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文化”[26]。而读经之旧传统不去，西方之新思想新精神难以输入，而提倡中国旧文化旧学说的改造，就不得不反对传统的读经。蔡元培的读经观也正透显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即用西学来改造中学，进而推陈出新，产生一种新文化。

二、“读经救国”与“美育救国”

蔡元培是基于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处境，而反对读经的旧传统。然而，民国时期也有相当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却坚信读经的价值。针对当时的各种社会危机、道德危机乃至文化危机，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读经救国”说，此中尤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之校长唐文治先生为代表。唐文治说：“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27]他认为“读经”可以“正人心”，进而能“救民命”。理由是，救心是救国的根本，而经学正是“正人心”的根本，只有人心归正，才能发展各种“救民命”的致用之学。读经救国，正是通过读儒家经典，来重建国人道德精神，再造国民性。[28]平心而论，所谓的“读经救国”，也是有见于当时中国的精神危机而发出的真诚呼吁，希望通过读经来正风清俗，洗涤人心，发扬民族精神，进而实现救国的目标。当然蔡元培是不认同“读经救国”的，他信守的是“美育救国”。那“读经救国”说与“美育救国”说，二者异同何在呢？

（一）“美育救国”的基本思路

据随侍在蔡元培身旁的亲人所述，蔡元培临终前，多次高呼“科学救国”“美育救国”，嘱托后人牢记。[29]科学救国好理解，世人也能接受，然而“美育”怎么救国？在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蔡元培就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大声疾呼：“现在文化运动，已经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了……要透澈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科学的教育，在中国可算有萌芽了。美术的教育，除了小学校中机械性的音乐、图画以外，简截可说是没有……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30]文化之真正进步，除发展科学教育之外，还要倡导美育，科学教育与美育应当并举。

蔡元培的理由是，“专治科学，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了……防这种流弊，就要求知识以外，兼养感情，就是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31]科学作用于人的智力，是一种智育，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而“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32]。美育作用于人的情感，可以克服专治科学的弊端，使心灵保持一种平衡。

不惟此，美育对道德境界的提升也有大作用。蔡元培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33]美育可以“陶养”人的情感使之趋向高尚纯洁，到了审美的境界，“平日那种是非利害的念头，人我差别的执着，都一概泯灭了，心中只有一片光明，一片天机。这样我们还不怡性悦情么？心旷则神逸，心广则体胖，我们还不能养身么？人我之别、利害之念既已泯灭，我们还不能进德么？”[34]也就是说，美育可以破除是非利害、人我差别的私情私利私心，有助于道德的提升、人格的完善。

美育可以克服专治科学的弊端，保持人性的健全，又能破除私欲之心，提升道德人格。因此，当抗战时很多人认为此阶段美育无足轻重时，蔡元培仍高呼：“当此全民抗战期间，有些人以为无赏鉴美术之余地，而鄙人则以为美术乃抗战时期之必需品。”抗战时期，国民最需要的是“宁静而强毅的精神”，而“推广美育，也是养成这种精神之一法”。[35]这其实正是蔡元培“美育救国”的思路，用美育重塑国人崇高精神，而有此崇高精神的国人方能实现救国的理想。著名画家刘海粟，也是蔡元培的学生，对此思路理解得最为透彻。他说：“故救国之道，当提倡美育，引国人以高尚、纯洁的精神，感发其天性的真美，此实为根本解决的问题。”[36]简言之，蔡元培的“美育救国”说，是从人的精神层面入手，净化人心，提升国民品性，重振国人精神意志，从而实现救国的目标。

事实上，蔡元培“美育救国”说，也反映出其思想的一大特色，即十分重视精神的价值。或者说，他在认可科学从物质层面救国的同时，亦相信少不了美育在精神层面救国。所以他一方面积极推动科学救国，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提倡美育，开展诸多方面的美育实践，促成美育思想的广泛传播。他说：“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37]可以说，在民国时代为各种美育活动摇旗呐喊、倾尽心血、用力最勤的正是蔡元培，所以有人评价道：“蔡元培可谓是我国近代美育史上在美育理论和美育实践两方面都做出重要贡献的第一人。”[38]

（二）“美育救国”的实践难题

然而，美育到底对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呢？美育注重的是人的精神层面，确有净化人心的作用，可以提升道德境界。问题是，旧中国战乱频繁，国穷民困，国无宁日，哪容得下美育的空间！因而蔡元培“美育救国”说又招致这样的批评：“脱离社会实际，带有主观和局部的色彩，夸大了美育的社会作用”[39]。

關于这一点，其实蔡元培自己也深有体会。1930年，蔡元培在《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中大发感慨：“我以前曾经很费了些心血去写过些文章;提倡人民对于美育的注意;当时有许多人加入讨论，结果无非是纸上空谈;我以为现在的世界，一天天往科学路上跑，盲目地崇尚物质，似乎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只为了吃面包，以致增进贪欲的劣性，从竞争而变成抢夺，我们竟可以说大战的酿成，完全是物质的罪恶;现在外面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议论很多;但是一大半只知裁兵与禁止制造军火;其实仍不过是表面上的文章，根本办法仍在于人类的本身……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40]蔡元培提倡科学，科学如其所愿大行其道。倡导美育，则多少落为“纸上空谈”。这也好理解，在战火纷飞的民国时代，科学的力量显而易见，很容易被大众接受，成为共识;而美育陶铸情感，在学理上毋庸置疑，但却很难产生实际的影响。

也就是说，“美育救国”在学理上是成立的，但实际的作用可能有限，尤其在苦难深重的民国年代。有学者评价蔡元培一生的美育追求，说：“这个良好愿望在条件不充分具备的历史时代，显得大大‘超前了。人们抱怨这种来自书房或客厅的一厢情愿的理想，并非毫无道理。”[41]毫无疑问，美育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在民国时代显得高远超前，不切实用。如此说来，“美育救国”说，难道仅仅是蔡元培“一厢情愿”的空想？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何蔡元培对这不切实用的美育如此坚守，以至临死前仍不忘“美育”救国？

（三）美育能够替代读经

讨论至此，不妨把“读经救国”说与“美育救国”说作一比较。但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比较不是要论断二种救国说的是非曲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另文探讨。此处的比较实际上是想揭示二种救国说的结构特点。如前所述，读经是正人心从而救国，即通过读经使人心归正，重振国人精神，强调的是读经在精神层面上的作用。而美育何尝不是这个思路？蔡元培倡导美育，也是通过美育来净化人心，培养国人高尚之精神，进而承担起救国的重任。一个读经正人心，一个美育净人心，二者的内在逻辑何其相似！既然都是从精神层面出发，蔡元培何以不认同读经而信守美育呢？如蔡元培所说，在中西交汇的时代，读经是不切实用的。但是，美育其实也是不切实用的，为何就能救国？换言之，从功利的角度看，读经与美育同是在精神层面上发挥作用，皆有不切实用处，为何蔡元培是此非彼？

要回应这一问题，必须结合蔡元培的传统文化观。前文已述，蔡元培反对封闭守旧的文化心理，要用西学改造中学，使之新生，创造新文化。中西文化交汇时代，读经是旧学，是旧传统，而美育是新学是新思路。读经所要的“正人心”，美育也能够做到，而读经守旧的弊端，美育又可避免。或者说，读经是旧的，美育是新的，美育可以取代读经所发挥的“正人心（净人心）”作用。进而言之，当我们把握了美育与读经之间这种“以新代旧”的关系，就能转而讨论蔡元培“美育救国”说的深层意蕴，并可揭开蔡元培美育情结的心灵密码。

三、蔡元培“美育救国”说的深层意蕴

美育是西来之说，读经是中土旧法。若站在新旧的立场，蔡元培自然要认同“美育救国”，否定“读经救国”。但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中国不能一味输入西方新文明，否则，会斫伤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失去民族文化之根。梁启超就说过，假使学西方，使中国“纯粹变成了一个东方的美国。慢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42]。而旧学出身的蔡元培却废除经科、废止祭孔，大力倡导输入西方思想学说，这其实跟他融通中西的文化观有关。

（一）寻找中西文化交融的“接合点”

民国时就有人特别不理解蔡元培，评价道：“其人本旧学，然一味崇拜欧西，以为缘饰。”[43]言语间似乎批评蔡元培过于舍旧趋新。难道蔡元培是一个全盘西化者？当然不是。蔡元培坚信：“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以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也。”[44]显然，蔡元培是要站在本土的立场来吸收外来的文化。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找到民族文化的特质而发扬之呢？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眼中，儒家经典正是民族特质寄存之所在，他们坚信“经者，吾国先民数千年来精神所系者也，崇之则治，违之则衰且乱。欲挽救垂危之中国，必自复兴经学始，欲发扬吾国伟大之真精神，必自表彰经学始”[45]。国人如果熟读涵咏默习之，自然可以养成固有之民族特质。可蔡元培又是反对读经的，他从哪里寻找本民族固有的精华，从而在学习西方时又不被其同化？

这其实是一个难题。一方面，不能固守传统文化，必须吸取西方思想学说来改造中国的旧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被西方文化所同化，要发扬本民族文化的优良特质，这是民族精神得以保存的理由。有论者分析道：蔡元培“在迎接西方文化挑战，要求渗透西方文明的大前提下，力争寻找到在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接合点”[46]。此处“接合点”一词最为形象，一语道破蔡元培融通中西文化的思考路径。也就是说，对蔡元培而言，学西方但不能成为西方的复制品，这时就需要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思想文化内容，作为一种媒介来融通中西文化，既能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又使得本土文化之优良特质得以保存。他努力寻找的就是这个“接合点”。

（二）美育是融通中西文化的有效路径

据蔡元培自述，在德国留学时期，他就喜爱上美学，主要研读兴趣都放在与美学相关的著述上。他说：“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47]不过根据蔡元培年谱记载，蔡元培赴德前在国内专攻的是教育学、伦理学，对美学美育并无多少了解与关注。[48]然而他一到德国，为何“不知不觉”就被美学美育之说吸引而去？

蔡元培赴德留学时已经39岁，此前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精通古典诗文之道，知识结构大致成型。而美学是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对象，研修美学既满足他亲近西学的求学动机，又可融合其固有的旧学知识结构。诚如有的论者所言：“蔡元培国学根基深厚，深得中国古代乐感文化之精髓。当他接触到近代西方美学，特别是席勒审美教育的主张后，便立即意识到审美与中国古代乐感文化的联系，以及美育作为一种形式，在陶养感情、凝聚人心、重塑民族精神上的重要作用。”[49]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读书人，美学美育乃是蔡元培迅速走进西学知识的理想路径。换言之，蔡元培在美学美育上发现了融通中西方文化的可能。尽管中国无系统之美学理论，但一直有源远流长的美育传统。也就是说，美育之观念，看似是西方之新说，实际上也是中国之旧有，因此美育完全可以成为融通中西文化的“接合点”。

正因对“美育”抱有如此美好的期待，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中，蔡元培总结中国美育的成绩时，论述的范围极广，涉及“造型艺术”“音乐”“文学”“演剧”“影戏”“留声机与无线电播音机”“公园”等七大门类，强调一切好的有价值的作品都可以说蕴含着美育的作用。[50]细读下来，美育几乎涵盖了文化的方方面面，或者说，已成为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试看蔡元培特别欣赏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办校宗旨——“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认为“甚合吾国现代艺术教育之旨趣”[51]。在蔡元培那里，中西艺术因其内在的一致性相通性，所以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可以融通中西艺术而成为一种新的时代艺术。这里美育不自觉间已经成了融通中西文化乃至创造新文化的有效路径。

然而，美育为什么能够融通中西文化呢？蔡元培说：“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52]正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人人得而赏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羅马之剧场，瞻望赏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干年，而价值如故……美之为普遍性可知矣”[53]。北京西山之美可为古今中外人人所共赏，埃及金字塔、希腊神祠、罗马剧场之美可历千年而仍存。蔡元培认为，美是不分中西古今新旧的，审美是非功利的，且破人我之别的，西方之美可为国人所欣赏，中国之美也可传播到西洋，今日之美让人流连忘返，过去之美也不妨细究品玩。对于美的欣赏，借用钱锺书论文艺评价之相通性的那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54]由此思路，蔡元培当然能够借美育融汇中西，且能特显中国旧有文化之精彩。

（三）“美育救国”乃救文化之中国

当蔡元培找到“美育”这个视角，以之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时，旧文化之面貌全然一新：“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述，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以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后，若汉魏之文苑、晉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剧本，以及历代著名建筑与各种美术工艺品，殆无不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55]借助美育的视角，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被重新发现，美育的思想与实践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依然值得继承发扬的精华部分。因此，蔡元培晚年撰写《孔子之精神生活》一文，发人之未发，特别赞赏孔子“利用美术的陶养”之精神，认为值得今人继承。[56]这里“美术的陶养”，其实是美育视角下对孔子学说价值的重新体认。换句话说，蔡元培实乃通过美育重新发现并彰显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从而使中国旧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依然可以保存并发扬，故而其美育思想又被誉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57]。

当我们领会到蔡元培借美育重新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之用心，那么“美育救国”说的深层意蕴便已昭然若显。表面上看，美育从人的精神层面入手，净化人心，提升国民品性，重振国人精神意志，实现救国目标。然而深层看，美育作为中西文化的媒介，可接引出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更新再生，从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临终前的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亦可理解为：科学救国，救的是物质之中国，实体之中国;而美育救国，救的乃是精神之中国，文化之中国。

进而，我们也就能尝试解答那个令人疑惑的现象：旧学出身的蔡元培反对不切实用的读经，却又对世人视为空谈的美育信守弥坚。根据《胡适日记》记载，傅斯年曾自我剖析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58]此言被学界广泛征引，因其刻画出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新旧杂糅的复杂面貌，当然亦可移用到蔡元培身上。旧学出身的蔡元培反对传统的读经，倡导欧西的美育，看似弃绝传统走上西洋化的道路，实际上却是通过美育又接续上传统文化，复归于传统。对于蔡元培而言，美育既能实现其中西融合的文化理念——即“思想信仰是西洋化的”，又在情感上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赓续——即“安身立命处仍是传统的”，所以在接触到美育的思想学说后，他便一生信守，始终服膺，不辞劳苦，为美育奔走呼吁，即使被讥之为“书房里的空想”也不改！

四、结 语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说民国时代，蔡元培有两件事始终坚持：一个是反对读经，一个是倡导美育，而二者实有着深层的关联。中西交汇碰撞的时代，因救亡图存的需要，必须大力输入西方思想学说，而读经不切实用又易禁锢思想，且带有封闭保守的文化心理，无助于国家的富强，无助于文化的重建，所以蔡元培反对读经。不过，反对读经又会存在否定本民族文化特质的问题，可能造成斫伤民族精神的危险，使得国人在汹涌的西潮面前，无所倚仗。倡导美育正好可以化解此难题，既无读经保守封闭之弊，又不会失却民族精神的根基。美育可以融汇中西，尤其能发扬中国旧有之文化传统，吸收中西文化的精华部分进而再造新文化，起到“不读经”时代国人崇高精神的培育作用。

反对读经，反的是固守传统文化;倡导美育，是希望借美育来融通中西再生新文化。这一反一正实乃同一用心，即对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继承。对蔡元培来说，美育既能重塑国人之精神，又可救文化之中国，合乎理念，满足情感，是以念兹在兹，至死不忘。一言以蔽之，蔡元培如此笃信美育，除其美学价值或教育价值的考虑外，背后深处更是暗含着从美育接引出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更新复生的内在关怀。这是蔡元培美育情结的深层心理动力所在，也是其“美育救国”说的深意所在。

又可论者，蔡元培美学观点之见解大抵散见于各处演说词或报刊短文，并无专著，也不成体系。于是学界一直存有这样的评价，蔡元培对美学美育的发展贡献很大，但其理论价值有限[59]，甚至有个别版本的《美育辞典》径直批评：“他的理论虽能兼收并蓄，但缺乏独创性和系统性。”[60]不必讳言，与王国维、朱光潜等人的美学美育理论相比，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似乎未达到体大思精的境界。然而，如果就美育谈美育，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是无法得到透辟理解的。蔡元培谈美育，更多是介绍普及而缺少深入的学理探讨，极可能是言在此意在彼。我们评价其学说时，不能只从美育理论的角度，还应关注到其融通中西、接续传统文化的内在关怀，才能发现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深层意涵。当然，本文通过解读蔡元培的“美育救国”说来理解他的美育情结，只是尝试提出一种观察面相，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理解。但是，蔡元培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界的中心人物，应把其人其说放入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大背景中思考，庶几乎有真正“同情之了解”！

参考文献：

[1]王晓丽.蔡元培的“美育救国”实验[J].文艺生活：中旬刊，2011，（11）：166-166，168.

[2]田君.“美育救国”影响下的民国工艺美术教育[J].装饰，2011，（10）：26-31.

[3]李清聚.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20-124.

[4]蔡元培.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385.

[5]张晓唯.蔡元培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4-16.

[6]蔡元培.五十年中国之哲学[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66.

[7]蔡元培.传略（上）[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20.

[8]蔡元培.浙江筹办学堂节略[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133.

[9]蔡元培.学堂教科论[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139-152.

[1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33-322.

[11]顾实.论小学堂读经之谬（未完）[J].教育杂志，1909，（4）：58-62.

[12]朱峙三：朱峙三日記（1893—1919）[M].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78.

[13]蔡元培.复任鸿隽函[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93.

[14]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M]//璩鑫圭，唐良炎，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607-610.

[15]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264.

[16]杨寿昌.杨寿昌先生的意见[M]//龚鹏程，编.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4.

[17]蔡元培.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90.

[18]蔡元培.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405.

[19]蔡元培.在大学院所发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通令[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207.

[20]蔡元培.自写年谱[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305.

[21]顾实.顾实先生的意见[M]//龚鹏程，编.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7.

[22]蔡元培.关于读经问题[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526-527.

[23]蔡元培.复何炳松函[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484.

[24]蔡元培.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50.

[25]蔡元培.在檀香山华侨招待太平洋教育会议各国代表宴会上演说词[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72.

[26]蔡元培.东西文化结合[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50.

[27]唐文治.唐文治先生的意见[M]//龚鹏程，编.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

[28]毛朝晖.救国何以必须读经？——唐文治“读经救国”论的理据[J].鹅湖月刊，2018，（3）：53-62.

[29]曾辉.最后的声音：民国名人的遗嘱[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183.

[30]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61.

[31]蔡元培.美术与科学的关系[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3-34.

[32]蔡元培.美育[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508.

[33]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3.

[34]蔡元培.《美学原理》序[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449.

[35]蔡元培.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览会演说词[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212.

[36]朱金楼，袁志煌，编.刘海粟艺术文选[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35.

[37]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355-356.

[38]余甲方.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6.

[39]余甲方.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6.

[40]蔡元培.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519-520.

[41]张晓唯.蔡元培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135.

[42]梁启超.梁启超讲文化[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154.

[43]陶亮生.先师向仙乔先生言行忆录[M]//成都文史资料.成都：四川省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28.

[44]蔡元培.在清学校高等科演说词[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28.

[45]王节.王节先生的意见[M]//龚鹏程，编.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1.

[46]刘惠文.蔡元培的传统文化观[J].黄石教育学院学报，1996，（1）：14-19.

[47]蔡元培.自写年谱[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302.

[48]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32-328.

[49]赵惠霞.美育与心灵家园建构——论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当代意义[J].哲学研究，2002，（9）：57-62.

[50]蔡元培.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54-67.

[51]蔡元培.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56.

[52]蔡元培.自写年谱[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305.

[53]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3.

[54]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

[55]蔡元培.美育[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508-509.

[56]蔡元培.孔子之精神生活[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106-108.

[57]李丕显.“以美育代宗教”的现代意义[J].文史哲，2002，（4）：72-76.

[58]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M].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04.

[59]张晓唯.蔡元培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133-136.

[60]杨咏祁，主编.美育辞典[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239.

（责任编辑 许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