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涛 胡锦矗 韩菡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南充 637009）

千百年来，有太多动物被冠以中华文化色彩，成为历史的烙印。它们或流传于民间，成为神话传说，或是记录于书本，成为奇闻轶事。大熊猫神秘莫测的身世便隐藏于历史长河的只言片语之中。大熊猫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几百万年前，根据对目前发现的大熊猫骨骼化石时代及分布研究发现，华夏之地一直以来都有大熊猫的分布[1]。

大熊猫科学发现至今不过150年，而人们普遍使用大熊猫作为其汉语定名至今也不过百年。那么几百乃至几千年前的古人如若遇到这种动物是如何称呼的呢？胡锦矗先生被称为“熊猫教父”，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大熊猫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2-3]。胡先生除了开展有关大熊猫的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对书海中的大熊猫进行了追踪，他认为既有物必有其称。在查阅古籍及考究各方关于大熊猫古名研究成果之后，认为“驺虞”、“貘”、“貔貅”均是大熊猫的古名称，且该观点被学术界及广大人民广泛接受。如今有人认为大熊猫这三个古名称还值得商榷[4]，对此我们可以试着站在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再次探索大熊猫的前世今生。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不论是诸侯割据还是大统一的时代，君王都未曾停下对礼义的追求。而中国古代征战讲究师出有名，推崇仁义之师，拥护仁君。因此，古人对“驺虞”推崇备至。《毛诗故训传》记载“驺虞，义兽也，白虎黑纹，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表明驺虞是一种体色黑白，不主动捕食其他动物的仁义之兽。《资治通鉴》记载有“驺虞仁兽，故以解兵”。从夏朝至魏晋时期，有大量关于驺虞的记载，古代军队制作驺虞幡用以化解战争[5-6]，就是看重驺虞这种生物虽为猛兽，但不捕食生物，与中华名族代代传承的“仁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代君王为了发展或者巩固自己的王权，往往会神化某种事物以达到自身的目的，但被神化事物往往会保留或仅仅夸大事物本身最突出的特点[7]。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三星堆的青铜纵目面具，突出的眼睛以及夸张的耳朵，那是古蜀国人民对更大的视野及更灵敏的听觉的企盼。同样的，驺虞的“义”是古人反对战争的一种意象，王侯希望借助这种没有攻击性的猛兽告诉对手，自己意在和平。而这种黑白纹却不食生物的猛兽，除了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似乎已经没有别的解释了。

貔貅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转祸为祥的吉瑞之兽，古代行军用画有貔貅的旗帜警示士兵注意野兽。《尚书·周书·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说明貔貅其实是一种像虎一样凶猛的野兽。三国时期吴国经学家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记载：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执夷，一名白狐，辽东人谓之白罴”。也就是说貔貅在辽东人（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口中叫做白熊[8]。有趣的是，在四川省部分大熊猫分布区内的人们至今也还保留着把大熊猫叫做白熊的习惯，这难道只是巧合吗？1999年，郭郛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将貔貅考定为雪豹，但根据其分布范围以及古籍、地方志所记，后经多方考证认为貔貅应该是大熊猫的古名称[9]。

如果说古人对“貔貅”和“驺虞”的描述过于抽象而导致了人们怀疑其不是大熊猫的古名称，那么史料中对貘的记载则时相当明确的。《山海经·西山经·南山》记载：“兽多猛豹”，“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能食蛇，食铜铁，出蜀中”。猛豹亦称獏豹[10]，晋朝文学家郭璞在《中山经·崃山》批注有：“邛崃山出貊，似熊而黑白驳，亦食铜铁，然则貃于貊，貘于獏，并无字异，而音同，声转为猛”。郭璞认为貘就是《山海经》记载的邛崃山上的黑白色食铁猛豹，并指出“貘”也叫“貘白豹”。同时他在《尔雅·释兽》中对貘白豹进行了批注：“似熊，头小，卑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说明郭璞已经观察到貘吃竹子这一生物学特性。纵观整个动物界，把竹子作为主要食物的大中型兽类只有两种，一种是大熊猫而另一种是体型更像猫的小熊猫（Ailurus fulgens）。那么这种分布于蜀地且吃竹子的黑白色的熊，就只能是大熊猫无疑了。

大熊猫化石标本的发现也为古称谓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佐证。借助碳十四测年法判定大熊猫骨骼化石地质时代成为了研究大熊猫历史分布变迁的重要手段。文榕生先生对大熊猫化石的历史分布梳理后发现，全新世时期，大熊猫已经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东缘以东的中国广阔地域[11]。现代大熊猫的分布虽然被局限在川、陕、甘三省境内，但历史上大熊猫种群数量大且广泛分布于古代中国的版图内是不争的事实。湖北省秭归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墓葬遗址中，发掘出了大熊猫骨骼。而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死后，也使用了大熊猫作为陪葬动物。虽然大熊猫是典型的森林土著种，常年生活在地势险峻，人烟稀少的高山峡谷中，但这两次发掘结果足以证明古人早已对大熊猫这一物种有了一定的了解。

早在几百万年前，大熊猫就已经出现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兴旺的种群。尽管史料对大熊猫形象仅有零星的记载，但其描述与现实中存在的大熊猫大相径庭。

考虑到人类发展过程中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往往存在局限性，加之部分文人的捕风捉影，出现对神出鬼没的大熊猫认识上的偏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应站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上正确理解古人的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文人骚客对大熊猫的认识大概率只能来自于山野乡民主观的描述。因为大熊猫生性警觉且行动迅速，即便是在科技相当发达的现代社会，想要一睹野生大熊猫的真容，多数时候都要借助红外相机。

而原始社会中，即便是当时大熊猫种群数量较现在大，但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人又如何能够亲眼见到隐藏于山间密林中的“竹林隐士”的“尊容”呢[12]？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山民偶然遇见一闪而过的大熊猫后，仅仅记住了其主要特征，口耳相传后，被文人骚客记载下来，再添加自己的想象的成分，也就成为了今天大家熟悉的瑞兽“貔貅”，仁兽“驺虞”，猛兽“貘”了。

致谢

本文是在胡锦矗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在此对胡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