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内外格局

外部环境方面，未来五年我国不仅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调整期和世界经济动荡调整的关键期。对内而言，民族复兴大业到达关键点，到了需要进行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构建新功能的攻坚时期。在这样的时点，我们把目前所发生的几件大事纳入进来，就会看到未来的变化超乎想象，“十四五”规划建议的复杂程度和其背后必須理解的前提条件超越我们想象。

第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疫情此前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短期问题，但是一个共识就是疫情对于世界经济、人类社会的冲击是持久性的、结构性的、深层次的。疫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预计，特别是改变了“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时的一些基本前提。笔者是“十四五”规划委员会委员，前期也参与了很多研究，所有的专家团队初期都没有把疫情这个“黑天鹅”以及其所引发的结构性变化、趋势性变化、中期冲击影响考虑在内，因此我们目前必须把这个变量纳入进来。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未来五年。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未来五年很重要。如何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怎么设定目标？支撑目标的基准点在哪里？还缺少什么？实际上，这些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十四五”中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结构、产业布局、技术支撑。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外部环境。未来五年是中美大国博弈的关键期，未来两年可能成为博弈的窗口期。中美大国博弈，特别是类似“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类型的大国博弈，不是十年的时间，也可能不是二十年时间。苏联跟美国的冷战从1945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持续了45年，在未来中美两个大国两种体系、两种模式、两种道路的较量过程中，未来五年是一个关键期，能不能够突破美国极限施压，突破美国在关键核心技术的挤压，突破美国未来形成的战略同盟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未来五年能见分晓。

到2025年左右，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简称GDP）总量有可能达到美国的90%，从2017年、2018年全面进入极限施压，到2025年中国GDP总量将从2017年的60%上升到美国的90%，经济总量的变化将从目前不对称博弈逐步转向对称性博弈，这种转变对于博弈方式，对于中美之间的较量模式和路径都会有深刻影响。

第四个重要因素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按照目前测算，到2020年底，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4万美元，基本上跟世界的平均收入水平差不多。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在12376美元，如果简单地进行线性比较，在2023年、2024年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通常讲，超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并不等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拉美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如果人均GDP规模没有超过门槛值的20%，就不能算稳定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少国家还会存在反复，拉美现象里面，像阿根廷、智利等国家原来都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后来又跌回中等收入，出现了一些波动。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我们要把未来五年放在2035年第一个阶段核心任务中，而不是简单地来设定未来五年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国家前列，人民生活更加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向坚实的步骤。

按照这样的部署，我们设定了一系列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从2020年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到时我国人均GDP将达到2.2万美元;第二个目标是要跻身于创新国家行列，把《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创新能力前十位国家的人均GDP做一个参照标准，到2035年中国如果要达到创新性国家参照标准的40%，需要2020年到2035年实现GDP年均增长速度在4.3%左右，如果达到50%，需要GDP年均增速在5.9%左右;第三个目标是追赶发达经济体，如果我们要达到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50%，未来十五年需要GDP年均增长4.1%，如果达到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60%，未来十五年需要GDP年均增长5.4%。

把这几大因素放在一起，就形成了2020年到2035年要完成党的十九大所设定的第一步走的目标，未来十五年GDP平均增长速度在4.8%左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测算。

未来五年的新增长动能

按照目前这种增速分布，未来五年需要GDP年均5.5%左右的增速。这种速度根据目前的潜在增长速度测算，在基准情形下，未来五年GDP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在5.1%左右，达不到5.5%，未来十五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在3.76%左右，离4.8%还差很远，即使在乐观情形，进行潜在增长速度的测算，也是低于上述提到的目标值。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第二个百年第一个阶段的目标，要为“十四五”的目标打下基础，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趋势性变化，我们是达不到的，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能。

新增长动能的来源。新增长动能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如何推进技术创新，实现创新红利;第二，如何推动改革，实现第二轮制度红利;第三，如何构建教育强国，推进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第四，如何构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新合作平台和新竞争力，突破目前价值链、分工链重构的约束，来构造新一轮的全球化红利。这几大目标需要我们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驱动，这种转变中，很重要的就在未来五年，要利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进行重构，这上面的新红利，未来五年这四个方面肯定是重点。因此，从一个中期目标进行倒算，未来五年的目标和未来五年我们所做的重要事情，就是要能够看到提升中国增长动能，提升改变中国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形成的源泉，是未来最为艰巨的任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步入加速期。这个加速期会看到世界经济产生三大板块，分别为亚太板块、北美板块、欧洲板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三个关键变化时点：第一个变化时点2008年，这三个板块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基本上都在25%左右，三足鼎立的状况形成，多元化体系形成;第二个重要的时点是从2018年到2020年，亚太经济比重达到31%，美国在冷战后达到世界经济比重最高的点就是31%，这意味着世界经济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全面转移，这是两个板块碰撞的一个交汇点;第三个重要时点是2025年，预计亚太GDP占比将达到35%，这是美国GDP在冷战期间占世界比重的一个高点，此时亚太与其他板块的互动格局会发生质的变化，这个质的变化很核心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因素。

未来五年会发生的变化

中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间起到一个核心的因素，这个因素在未来要关注这几个关键时期——2020年到2025年，在这一段时期里面，世界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人口老龄化问题、收入不平等问题、技术进步在经济领域渗透弱化的问题、高债务问题、公共品缺失问题、民粹主义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地缘政治和治理体系恶化问题。

未来五年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必须关注的焦点：第一，未来五年是人口老龄化加速期，全世界六十五岁的人口占比在目前已经达到9%，到2025年将会超过11%的水平，这是一个基准变率;第二，收入不平等，目前全球最富有1%人群口占全部收入的21%，最底层50%的人群占收入比重只有9%，这种状况在疫情冲击后也不会改变，对未来几年也不会改善，因为目前的增长格局、增长源泉基本上是偏技术、偏資本、偏金融，从而导致不平等问题还会更严峻，而遏制这种变化趋势的税收体系、再分配体系在目前格局竞争中基本崩溃，没有解决的办法。

未来五年是否可以依靠技术进步突破目前这种长期停滞的状况？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格局几个问题实际上会持续恶化，全球的民粹指数、地缘政治指数将会在未来进一步飙升，不确定性将大幅度上升，任何一些小摩擦、小动荡通过目前这种紧张格局都会被放大，有可能引发具有系统性、战略性的动荡，“黑天鹅”问题会层出不穷。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疫情加速了这些问题，导致逆全球化进一步上扬，导致产业链、价值链进一步重构，导致大国博弈进一步激化，新一轮大国冲突，新的周期已经开启，新冷战实际上将在未来常态化。

在这种状况中，要求我们有一系列的思考，比如中美博弈，如何才能在短期突破“卡脖子”约束？如何改变目前不对称的博弈？如何在博弈激化中稳住基本盘？如何在世界大变局中能够形成新合作平台、新开放格局、新竞争力？一些瓶颈约束如何突破？这些问题马上就要形成。这种情况下，“十四五”对未来战略任务进行调整的一系列构想，比如2015年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际上是要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新技术及八大领域里面要进行全面突破，但是在贸易摩擦的状况里，这种突破模式、突破路径要不要求有一个全面的调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逆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逐步变短、变宽，全球整体安全意识全面提升，区域合作、双边合作全面取代多边体系，如何进行新国际大循环布局？特别是在风险可控的状况下，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相互配合？这也需要思考。

此前在“一带一路”的产业布局要向区域化、向亚洲经济板块聚焦，向风险可控的一些领域聚焦。实际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期、中美博弈窗口期和疫情常态化，使原来所构思的产业政策、产业思想和定位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都会发生变化。

“十四五”设定了很多目标，比如服务业占比指标应不应进一步进行提升？过度服务业化，可能面临过快服务化、过快金融化、过快房地产化的风险，导致大国经济和强国经济的高端制造弱化。因此，“十四五”目标中是不是将制造业的占比重新纳入未来五年计划里面，这是需要总结的。

在研发方面，以前我们对研发强度非常重视，同时对于技术指标进行了一系列要求，比如每万人发明专利的拥有量，文化及相关产值平均占GDP的比重，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些比重要不要做出调整？仅强调研发强度不足以支撑我们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不足以支撑在中美大国博弈过程中可持续性的创新需求。因此，在技术研发要加大比重。美国占比能够达到15%以上，而我国的占比却只有百分之五点几，这种参数是不是应该进入视野之中？

“十四五”的核心任务

对于“十四五”的核心任务，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任务是要通过在思想上进一步凝练共识，在理论上、战略上进一步加强构建，形成统领未来一段时期里面的新思路，这就是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虽然这个格局目前还有很多争论，但是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进一步凝练共识，进一步认识我们所面临的环境。

第二个任务是要把“十四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贯穿于“十四五”的规划之中，这个规划之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贯彻党的十九大的战略定位，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我们相信在未来五年里有一个深化，这个深化很重要的就是发展理念的深化，越发展越要强调安全。

首先，未来的发展是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所以“十四五”规划除了强调发展，还强调安全、质量、公平和可持续。

其次，对于党的十九大定位的细化。党的十九大对于现代经济体战略落实是六大战略进行支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改革战略以及新开放格局战略，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来重新统领这六大战略的布局。

最后，“十四五”规划必须根据我们目前内外环境变化的规律，来把握疫情防控常态化、国内经济常态化中循环面临的痛点、断点、堵点，来判断风险及其传递。我们在2020年5月以来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的相关扩大内需的战略要在“十四五”有一个很好的对接。

“十四五”头两年的战略重点是经济常态化，摆脱疫情约束，在疫情复苏的全球竞争中拔得头筹，从而在大国博弈和格局变化中占得先机。另外，还要考虑一些非常态政策在未来两年的退出步骤。

第三个任务是必须启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个攻坚战是一个体系性的，涉及研发体系，涉及人才培养体系，涉及一系列新产业政策和技术投入，这是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强调了很多，“十四五”规划里面肯定是重中之重。

第四个任务是把改革贯穿到未来这五年之中。如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性改革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新改革理念贯彻到“十四五”中，这非常重要。

第五个任务是新开放格局的构建。新开放格局的构建要配合国内大循环，把它作为一个基点，要顺应世界大势的发展。

（刘元春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十二期“美好制造”中国制造大讲堂上的讲话整理而成。本文编辑/王晔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