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企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十四五”时期要实现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需要有一批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独角兽。在这个过程中，打通创新链条是培育独角兽的关键，同时培育独角兽企业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和配合。在独角兽培养过程中，也需要有非常重要的对专家学者的激励措施。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内外形势下，开启新的伟大征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次盛会，必将对中国未来30年发展轨迹产生深远影响。

《建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当前，培育独角兽企业已经成为各级政府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胡润2020年全球独角兽榜单显示，2020年全球一共有586家独角兽企业上榜，比2019年增加了92家，中国和美国占据全球独角兽数量的80%。其中，美国有233家上榜，比2019年的203家增加了30家，中国2020年有227家，比2019年的206家增加了21家;美国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超级独角兽有11家，市值加起来比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5万多亿美元还要大。

从区域来看，美国硅谷有122家独角兽企业，占全球总数的21%，而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是独角兽企业相对较多的地区。正是由于独角兽企业在加速全产业链裂变和迭代方面的特殊作用，培育独角兽企业也成为各级政府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国内南京、武汉、杭州等地，都把培育独角兽作为政府推动创新、促进发展的重要工程来抓。

独角兽的出现与新的风口是分不开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产业互联网是新风口，将会出现新的独角兽。独角兽的企业概念，虽然是近10年提出来的，但这个现象本身早已存在。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每一个时代的风口都会催生一批独角兽。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世界千家万户都使用的商品，实际上就4个，即收音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四大件）。而这些在美国，四五十年代就开始进入家庭，日本是五六十年代进入家庭，中国是六七十年代。当时生产自行车或手表的企业往往是最有名气的、最具有广告效应的企业。

对于中国来说，到了八九十年代，“四大件”变为空调、洗衣机、冰箱和电视机。当时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能够生产这些“四大件”的地区，都是属于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到了20世纪，进入中国家庭的“四大件”变为轿车、笔记本电脑、手机、液晶面板形成的各种显示设备。哪个城市能够拥有这“四大件”的大批量生产的企业，哪个城市工业一定比较强，这样的企业往往也会在中国比较有名气，甚至属于在世界范围内都比较有地位的企业，所以这又是一个新的时代。最近10年，中国出现了互联网消费时代的企业，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美团等。每个时代总会有一批企业跟千家万户的生活融合在一起，这种产品需求量规模巨大，谁能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产品需求和产业链当中崛起，成为主体企业，一般都会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

不同于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更像是各个行业的“小锅菜”。当下，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数字经济风起云涌的新时代，在新基建的加持下，“产业互联网+”是一个风口，一定会催生出体量更大、影响更广的独角兽企业。所谓产业互联网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的变革重组，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则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是先烧钱补贴，打败同行对手，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也就是说，产业互联网在发展中，实际是各个行业的“小锅菜”。比如汽车产业链，上千个零部件企业就是一个行业的“小锅菜”，就可能使得不增加投入、不增加原材料消耗的背景下，为产业链增长提供1%10%的增值。即如果这个产业链原来有1万亿元的产出，由于数字化平台的赋能，使得产业链额外增加5%10%产出，变成10500亿元或者11000亿元，新增的500亿元、1000亿元既是产值，也是利润，也是增加值，总之是一个很好的产出链条。但这个链条要像消费互联网一样，面向1000万人、10亿人甚至50亿人一刀切的模式推开是不行的。因为汽车产业链有汽车产业链的工业互联网信息构架，如果换到医疗产品的产业链，其构架同样是产业链的泛在信息，有各种人工智能分析的信息，这里的结构、内在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即在汽车产业链上发明创造的一些数字技术，不一定在医疗体系的产业链能够直接应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产业互联网不能“一刀切”，这是工业互联网跟消费互联网的不同点。

消费互联网作为一种网络平台，打败同行是最重要的。一旦把同行打败了，它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垄断，有了垄断地位，广告都集中到平台上来，就可以收到巨额的广告费。而且消费互联网的平台入门费，实际上到了垄断地位时，费用率可能会达到10%20%的营业额，这是很高的。我们平时到超市、百货商店，因为它们属于房地产，有物业的成本，这种成本使得商品上架可能需要支付销售额15%20%的費用。相应的，在具有一定垄断意义的互联网消费平台，千家万户的工商企业要把自己的商品上架，特别是能够推广到网络页面上，就需要支付比较高的平台入门费，这都是垄断以后产生的效益。但是产业互联网则不同，产业互联网是在为上千家小企业或者一群龙头企业服务，如果整个活动过程中，两三年内对小企业、龙头企业毫无帮助和效益，自己又烧了许多本钱，那么这家企业是没有生存能力的。

产业互联网空间巨大 数字化转型可拓展产业价值空间

有关材料分析认为，目前全球有60多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以和数字化结合，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根据测算，仅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些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平台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全球在未来的15年中预计可以节约近300亿美元，平均每年产生约200亿美元的效益;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能夠容纳几家万亿级的企业，在产业互联网领域，中国今后便有可能产生或者容纳几十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独角兽将主要产生于工业互联网的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新基建实际上是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至少是引领者之一。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新基建三大工程当中，数字经济产业化方面，中国已经达到一定规模，2019年的总规模为6万多亿元人民币，但是规模还不够大，未来有望达到60万亿元。数字平台产业化方面，是利用数字化综合平台对产业经济、传统产业进行赋能。我国2019年工业产业总销售值约100万亿元，当中包含了各个规模的传统工业，一旦有数字经济赋能，就会产生颠覆性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如果用5%来计算，100万亿元的5%就是5万亿元，形成的价值是非常大的。除了工业以外，还有商业零售等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当中均包含了数字经济对其进行赋能的概念。第三个工程指利用数字经济进行创新工程，推动生物医药和数字经济，以及各种智能制造、关键性的高科技技术基础创新。

现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智能化的革命，在智能化革命时代，以第五代移动通信（5G）为基础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数字革命，也包括生物工程等。所有这些，中国不仅是跟进者，也会是引领者，至少是引领者之一，跟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一起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这将是人类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一个机遇，人类将从第四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化解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欠账坏账，走出困境，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我国用新基建来引领、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定能抓住战略机遇，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新基建就是我们时代的风口，今后二三十年，很多独角兽就将在新基建的范围内发生、发育、成长、壮大。新基建的核心体系，将不再是消费互联网，而是产业互联网，即5G引领下的产业互联网。总之，独角兽的发展要迎着风口去发展，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新基建、数字化经济、产业互联网、生物医药、各种智能制造、新材料等。

打通创新链条是培育独角兽的关键

打通创新链条是培育独角兽的关键所在，地方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创新链条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从无到有，即原始创新，是0～1的环节;二是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是1～100的阶段;三是从技术到产品规模化、产业化，甚至资本化，是100～100万的阶段，地方政府在这三个环节都可以大有作为。

第一阶段属于原始创新、基础创新，而创新需要专业人才，即需要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实验室里的探索。在这方面，我国研发创新的经费投入规模排在世界第二，规模不小，但是投入比较分散，集中度不够。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研发费用的20%左右集中在“核高基”，即核心的、高科技的、基本面基础性的创新，比如芯片创新、飞机发动机的创新都属于“核高基”。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在“核高基”领域的研发费总投入，仅仅是全部研发费的5%，即22000亿元的研发费实际上只有1100亿元投在“核高基”上。而“核高基”投入不足就会形成短板。例如美国近两年对我国芯片或其他高科技产品的打压，就是利用了其在“核高基”领域、关键技术领域、高科技领域的优势。

“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走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新格局。新格局以内循环为主，自主自立自强的创新就是最重要的内循环，因为所有的创新，一切民族国家的创新都是内循环，外循环就是引进消化吸收。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特别是“核高基”的创新加大比重，应该在今后的5年或者10年，把比重从现在的5%增加到10%、15%甚至20%。只要认识到位，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能够把短板补上去。这将是“十四五”期间的一个重要措施，建议有条件的地方集中优势资源出台政策，鼓励所在地区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科技公司、工业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5年内将“核高基”领域的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费比重，从现在平均的5%提高到15%左右，甚至更高。

培育独角兽要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健全高层次科技人才

培育独角兽企业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和配合。除了政府相应的产业引导基金外，应重点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等股权投资机构。如果说资本市场是股权投资的战场，独角兽是科创企业的主力军，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就是市场化选择独角兽的“啄木鸟”，是金融服务科创经济的关键所在，是培育独角兽企业的催化剂和良师益友。

美国资本市场中各类风险基金和私募基金积聚的资本总量大约为10万亿美元。我国目前注册的私募基金企业近5万家，截至2019年底，我国私募基金积聚资金13万亿元左右，当中有2万亿元在股市里进行股票买卖，有7万亿元左右买债券和货币基金，相当于存款，还有5万亿元是股权投资，而这5万亿元规模小，且杂而散。因此，如何提高股权投资机构的质量和能力，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任务。

国外的私募基金、公募基金一般来说50%会投在资本市场、股权市场，还有50%可能投向债券市场或者各种各样的货币基金，我国目前的股权投资比重偏小，所以没有发挥资本市场和一级市场中的股权功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等基金上市前是企业股权融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在上市过程中和上市后也是一级、二级市场的重要资金渠道，是推动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健全高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在这方面我国目前也有短板，我国每年有上百个国家级的创新发明，一年当中全国省级以上的成果奖可达上千个，10年就会达到上万个。按照规定，凡是有成果，70%的專利权都给了专家团队发明人。但发明人并没有发财，并不是政府不兑现，是因为产品没有得到市场的承认，没有在市场中产生相应的效益。如果有效益了，那么效益的70%或者说利润的70%就是归发明人的，但如果不产生效益，则拥有的专利权等于0。

在这个意义上，说明我们的转化不够，但转化不能靠发明人去转化，应该推动建设一批科学技术转移机构提高转化效率。2020年4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当中，提到了五大要素市场，即劳动力、土地、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数据市场。技术市场中提到了要在中国推动建设一批德国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即为一个科学技术转移机构。这个研究所并不搞科研创新活动，它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科学技术的经纪人。研究所通过把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专利当中的专利内涵、专利特性、专利有可能应用的场景弄清、弄透，然后用科普的方式介绍给社会上有兴趣的人，成功转化后与发明人分享收益。这个概念跟美国硅谷的《拜杜法案》基本一致，《拜杜法案》在几十年前产生，当时规定任何美国的科学技术发明1/3归知识产权投资的一方，包括政府投资、学校投资、科研院所投资和企业投资等，投资者都可占1/3。发明人占1/3，把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人也占1/3。日前美国进行过一次法律研究的评价会，评选100年里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发展最具贡献的法律，《拜杜法案》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独角兽的培养过程中，也需要有非常重要的对专家学者的激励措施，这种激励不仅是对原始创新发明人的激励，也表现为对转化者的激励。独角兽企业如果一半的股权归了转化者，这个转化者可能是技术专利变成生产力的转化者，也包括转化过程中进行企业运行和市场模式创新的转化者等。总之，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方面的技术，市场体制、机制都改革好，配套好，宏观上有好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体制上能够对发明创造的技术转化和市场化、变成独角兽上市也有不同阶段的体制、机制的创新配套，那么中国的人才机制、独角兽的发展机制就能真正到位。

（黄奇帆为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中国未来独角兽高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本文编辑/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