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诗琦 王心怡

摘  要：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机制，重构农村职业教育社会资本结构，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举措。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受人力投入、社会需求、物料、情感基础、外力等因素影响。通过对贵州贫困苗族乡的实地调查，发现苗族乡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实施的困境，提出在社会资本视角下构建师资建设机制、专项财政机制、培训资源机制、产教融合机制，共同推动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农村职业教育; 远程培训; 贫困代际传递

一、问题的提出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实现农村劳动力从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变。远程职业教育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界限，解决了农村职业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调动了社会资本，弥补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短板，肩负起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任[1]。当前，受地域影响，一些偏远地区在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机制方面还存在着困境，亟待探索一条充分发挥社会资本效率的新路径。

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将构建多线社会网络模型。社会网络包括人与人两者间的单线二元水平与多者间的多线二元水平、多线多元水平、多线多元垂直关系等几种类型[2]。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作为构建社会网络的中间媒介，填补了职业教育在特殊社会环境下组建教学社会网络的空缺。针对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机制实施现状，分解农村职业教育的资本构成要素，了解各要素对社会网络构建的贡献，可以助力农村职业教育的社会资本网络搭建，推动农村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进程，为我国全面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支持。本文以贵州贫困苗族乡为个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当前我国偏远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发展现状和困境，并以社会资本的视角探究破解的路径，以阻断贫困地区的代际传递进程。

二、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影响因素

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分成线上和线下两种，远程培训是线上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作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产物，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是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均等化和共享化的最优路径，在有效满足农村职业教育需求方面具有及时性和高效性的特点，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人力资本的投入情况，社会需求的畅旺情况，物料、情感基础的存在状况和外在因素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实施。

（一）人力投入

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人力投入主要是指组织培训开展的机构或组织、进行教学的培训教师、参与培训的农村人群，即组织者、培训者、参与者等相关辅助人员。充足的人力投入是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基础。线下教学的短期成本较低，但也存在无法满足农户职业技能学习差异化的需求，导致农村职业教育的溢出性效应较差，农村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多样化的职教师资及相关线上培训课程资源投入是人力投入的首要方面;作为参与者的农户可自行通过远程移动用户端，选择满足自我职业技能需求的课程进行学习;乡政府需作为参与者与培训者之间的信息中介，选择多元化的远程课程来丰富该地区远程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完善远程培训教育的功能设置。

（二）社会需求

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社会需求是引致社会资本增强人力资本进而实现经济效益的必要条件。职业教育社会网络建立在社会个体之间，增加群体间经济活动活跃性，社会资本将会辐射社会成员刺激产生社会需求或意愿，成为有效实现社会网络功能的渠道。在搭建农村职业教育的社会网络之前，应先初步了解该地区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地域特色，在走访掌握该地区农户远程培训开展的条件、培训需求、培训方式意愿等基礎上，设计和调整社会网络中各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和空间耦合作用，包括访问公共数据的公共耦合、两个参数之间的数据耦合等。社会需求通过社会网络中各要素的横向交互和纵向传导形成需求信息链，从而搭建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社会网络，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2]。

（三）物料、情感基础

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社会网络构建需要准备相应的物质材料作为支撑搭建工作的基础。物料基础是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所需的设施配置。首先要在网络畅通的基础上建设资源丰富、技术过硬、运行稳定的网络培训平台，以供社会需求方作为参训单位、参训学员来遴选。培训平台应包括在线教学攻略、信息技术应用、地方师训案例等网络资源，并确保实时查看、更新和维护;培训平台应该具有直播、录播、点播和资源存储等功能，实现同步在线培训和异步在线培训，并能实现线上互动答疑等学习行为。此外，农村地区的教室、桌椅、电脑等设施也是必要的物料基础。农户间的情感关系是社会网络搭建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因此，得到乡镇中有威信农户的信任和支持是成功的关键。此外，群体中个人之间建立良好的情感基础，也有助于社会网络的搭建，提升区域内职业教育治理能力。

（四）外力因素

社会网络的搭建是为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更好的交流、互动，但社会网络在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下会转变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搭建后，社会资本的运作过程需要外界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例如：文化因素、不可抗力因素的变化等[2]。对受教育者的尊重和对文化知识的推崇等社会因素会对社会资本的充分发挥起到促进作用，持续专项的政策支持同样能正向促进远程培训的顺利实现。

三、实证研究

（一）调研区域基本情况

官寨苗族乡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北部，距离织金县城23公里，海拔1300米，土地面积约6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约1.3万亩，人口2.14万，其中苗、彝、布依、仡佬、水等民族占28.5%。官寨苗族乡辖村委会16个，小学18所，中学1所，暂无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目前，村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主要以线下培训形式为主。近几年来，官寨苗乡所在的政府部门按照中央及市委的有关要求，在农村农业帮扶、社会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惠民政策上做出具体的工作安排，并加以充分落实。如，农业税费的减免、“新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实施、贫困家庭住房问题的解决、走访慰问制度的完善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苗乡村民的基本生活质量。

（二）问卷设计

本研究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官寨苗乡进行实地调研，主要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以织金县官寨苗乡的部分农民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264份，收回问卷264份，其中有效问卷260份。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整理得出官寨苗乡地区的职业教育培训情况。

（三）样本特征

1. 样本总体情况。不同年龄段人口占比情况。通过调研结果分析得出，调查样本中45岁以上人口占比22.69%，36-45岁人口占比35.38%，26-35岁占比13.46%，25岁以下占比28.46%。可见，26-35岁年龄阶段的占比最小，45岁以上年龄阶段占比次之。

受教育水平状况。大多数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处于中小学教育层次，直接导致了贫困代际传递的产生。而值得欣慰的是，36-45岁年龄阶段人口占比最大，25岁以下年龄段的青年数量多。36-45岁年龄阶段的村民是农村农业发展的主要劳动力，也是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机制的主要培养对象。他们能够利用网络进行学习，并且能够发现问题与反馈问题。而25岁以下年龄段的青年不仅能熟练地掌握网络学习的方式，而且能代表着新一代年轻人对网络学习的追求，为农村远程培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家庭年收支占比情况。根据调研结果可得出苗乡村民的家庭年收入和年支出情况。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及以下的占46.2%，在5万元以下的占83.1%;家庭年支出在2万元到5万元之间的占36.9%。可见，苗乡村民的家庭年收入不高，家庭年支出较大，说明该地区普遍存在贫困现象。

开销类型占比情况。家庭主要开支为生活用品及服务费用的农户居多，占比为41.5%;其次是家庭成员的教育、文化、娱乐费用，占比为34.2%;医疗、保健费用和交通、通信费用方面较低，分别占比为9.2%、5.4%，其他开销占9.6%（详见表1）。家庭医疗、保健费用支出占比较低，反映出家庭对于自我健康意识的重视程度不高。针对教育、文化、娱乐费用的占比，可以反映出苗乡村民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低、对自我提升的意识不足、对娱乐方式的追求少。可见，当前织金县官寨苗乡农户的生活水平还处于物质追求阶段，对于精神追求及发展的关注度不够。

2. 个案分析。课题组对9名村民开展了走访调研，现将访谈对象的情况整理如下（见表2）。

通过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整理，将织金县官寨苗乡农户致困原因分为以下四方面。一是农户年收入水平低，村民们主要依靠体力种植、养殖，缺乏高技术的种植、养殖水平，导致收入情况不理想;二是家庭教育和医疗支出大，织金县官寨苗乡大多数村民不仅家底薄弱，还要承担孩子的昂贵学费和病人的医疗费用;三是整体文化水平低，官寨苗乡村民大多数是小学或初中学历以下文化水平，基本知识储备缺乏，无法承担经营二、三产业;四是限制外出务工的因素多，村民除了需要照顾家中的老弱病残者，还需兼顾家中种植、养殖等生产活动，导致无法外出务工赚取额外收入。

（四）社会资本投入情况

1. 人力投入。通过调研得出，农户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组织者的期望值由高至低的顺序是政府部门（67.3%）、专业协会（37.7%）、民间培训机构（33.1%）、龙头企业（30%）、涉农大中专院校（21.5%）。可见，该地区大部分农户期望由政府部门牵头组织农村职业教育。在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提供方式和提供内容的调查中，农户更多倾向于参加免费培训，同时取得一定的培训补贴，期望提前知道培训计划并有较畅通的信息渠道（详见表3）。政府部门应根据农户的学习需求为其提供专业的农业技术培训内容、围绕当地经济生产特点为其邀请专家进行现场指导、设立专项转移支付机制对其进行收入补贴，并采用“分级负责、统一管理”的理念设立基层村委班子，及时掌握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动态与农户需求，并通过反馈有效提高培训质量，增加培训内容可信度。

2. 社会需求。通过对织金县官寨苗乡农户的调研可得出，在对职业教育培训的次数上，有56.1%的农户从未参与过线下的职业教育培训;在对职业教育培训的意愿上，有76.5%的农户非常愿意参加职业教育的远程培训;在对职业教育培训的内容上，有41.2%的农户期望在种植、养殖技术方面能够得到培训，29.6%的农户期望在就业和创业技能方面得到培训;在对职业教育培训的形式上，有68.9%的农户希望通过远程培训平台的方式来开展职业教育活动，46.9%的农户希望通过手机APP的形式来进行学习，40.8%的农户希望通过微信公众号、QQ软件的形式来进行学习，只有少数农户愿意采用电脑客户端的方式来进行学习。可见，苗乡农户由于受到培训时间、距离等方面的限制，大部分农户均未受到过职业教育的培训，非常渴望政府、专业协会、培训机构等主体，通过提供搭建灵活化、多样化的培训平台来满足自身的学习需求。

3. 物料、情感基础。根据对农户的走访调研可知，在物料基础方面，乡镇有关单位仅设有一间办公室作为农户开展线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场所，整体教学环境较差，基础教学设施不健全;此外，由于乡镇级别单位无法邀请到具有专业教学能力与专业技术技能的“双师型”教师，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工作难以开展。在情感基础方面，政府部门时常会委派相关人员下乡与农户们进行思想交流，与农户之间产生信任，并以此向农户们传递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基本理念，使其逐渐了解、熟知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实现从愿意尝试培训到同意接受培训，再到主动要求培训的转变，逐渐形成农村职教培训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这一情感交流行为也为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机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础。

4. 外力因素。根据对农户的走访调研可知，还有许多外在因素对农村职业远程教育的实施与发展存在一定的阻碍影响。比如文化差异问题，官寨苗族乡的农户以少数民族居多，一些宗教信仰文化根深蒂固，因此，农户在学习新型种植理念与农业技术等知识时会产生不理解、不采用等现象，直接导致农户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降低。再比如地质与气候问题，官寨苗族乡的地质与气候独特，在其范围內种植农作物需要注意诸多影响因素，因此，开展农村职业教育的相关部门需结合地质学专家或气象学专家对该地的研究结果，制定专业的农业种植方案，但由于乡镇政府的能力有限难以完成此项工作，导致教学内容存在缺乏针对性与有效性等问题。

四、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困境

农村开展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能够促进农民工多渠道转移就业，提高就业质量。由于培训对象的特殊性，传统方式的线下培训带来的培训效果不佳，需转变培训方式。通过互联网技术开展远程线上培训，不仅打破时空限制，提供了一种灵活便利的、可供自由选择的学习途径，还能够丰富教学内容，及时有效地提高村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然而，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多重困境。

（一）培训者队伍薄弱，缺乏高技术技能人员

当前的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工作者队伍薄弱，缺乏高技术技能人员。一方面，培训工作者的数量缺乏。由于职业成就感较低，当前大多数教师不愿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项目。另一方面，培训工作者的能力不强。农村职业教育因受到培训经费的影响，目前的培训工作者主要来源于退休的老教师或者一些社会机构的教师。退休的老教师在培训内容上会固守旧知识和旧技术，无法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此外，老教师对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不精通，在培训过程中易产生网络技术问题，从而影响培训效果。来自社会机构的教师学历层次低、理论知识相对薄弱，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培训的指导能力有限。

（二）经费来源单一，资金投入量不足

目前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项目经费主要是以政府投入为主，但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受限于当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因而政府无法提供长期的、足够的经费资金保障[3]。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特殊性，如官寨苗乡主要培养种植、养殖技术类人才，这类人才能够带来的收益有限，因此，企业、社会各界力量不愿意积极地对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投入大量资金。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缺乏多元主体参与，使培训经费存在大量的缺口，制约着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能力[4]。

（三）培训体系不健全，无法满足多元化的需求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培训体系建设仍不健全。首先，缺乏相关法律支撑[4]。相关的政府部门未对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颁布专门的法律制度、实施专项的政策支持。其次，培训内容范围狭小。农村职业教育在培训内容上覆盖面较小，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主要内容，对于设备的操作技能和农业产业的经营、管理等内容涉及较少;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内容主要以理论层面的知识为主，缺乏实践知识。最后，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不同农作物具有不同的培养方法，需要采用不同的技术。目前仅有的培训内容不具有针对性，无法满足多元化的需求[5]。

（四）教育资源获取与整合困难，缺少专业的培训平台

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参与主体缺乏多元化，导致教育资源和信息存在“获取难、整合难”的局面，不利于专业培训平台的建立。专业化的农村职业教育平台可以使农村职业教育资源系统化、合理化、多元化，能够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五、构建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机制

农村职业教育是整体职业教育改革中的“短板”。为加快实施高职百万扩招计划，做好政策落实的清障工作，有关政府部门应以远程培训手段为契机，构建顺应经济发展与时代需要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其中，师资建设机制是前提、专项财政机制是基础、培训资源机制是关键、产教融合机制是保障，四项机制相互联系、协同联动（见图1），共同推动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长远发展。

（一）师资建设机制

师资建设是教育教学资源能够得到有效传播的重要条件，由于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具有种类多样性与较高技术性的特征，因此，从事此类教育工作的教师需要具备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完备的农业生产理论、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一定的网络设施操作能力等。第一，制定严格的教师招聘要求与流程。通过对候选者进行多层次的遴选与考核，优先聘用具有教育专业与农业专业背景的教师，以保证将具有充足理论知识与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充实到农村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当中;第二，制定严密的教师培训计划。根据所授课程类型的差异，组织现有新、老教师进行不同内容、不同深度的进修培训，结合当地农业特色，定期安排先进农业知识培训与现场实操培训等课程，使之主动对接农民教育需要与社会需求，实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与时俱进，以此来提高农村职业教育教师队伍中“双师型”教师的比例;第三，制定严谨的奖惩制度。对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内的教师，根据其具体教学评价结果实行“功必赏，过必罚，误必惩，绩必奖”的制度，既有利于完善师资队伍体系建设，又能够对具有从事教育事业意愿的求职者产生一定的吸引效用，壮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

（二）专项财政机制

充裕的财政支持与完备的资金配置方案是加快建立与完善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体系的首要前提和必要条件。政府作为构建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体系的参与主体，应明确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长远发展对整体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建立农村职业教育专项财政机制。一方面，政府应成立农村职业教育专项培训基金，经由各地方政府部门，每年向相关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财政拨款，用作线上和线下的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引进与研发经费、相关培训机构日常运营经费、学生生活补贴费用、教师薪酬与福利费用等，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基础，解决培训资金的来源问题，减轻相关培训机构与组织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政府应主动发挥社会经济宏观调控作用，呼吁社会各界积极投资与共建农村职业教育，并以此出台相关的建设文件与经济优惠政策，以利益为主要驱动因素，促进社会各界的参与积极性。通过构建农村职业教育专项财政机制，全面支持农村职业教育远程培训的发展，有利于完善农村职业教育资源优先配置，加快拉近城乡之间职业教育水平的差距。

（三）培训资源保障机制

农村职业教育的培训资源包括培训内容与培训手段等，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农村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的好坏。完善培训资源应注意内容的全面性与针对性。培训内容的全面性在于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相结合，包括农业生产技术、操作设备的理论知识、具体实践过程，以及农业产业相关的经营、管理、就业等方面的辅助教学内容等;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在于各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的土地、气候、人文等特征设立适当的农业生产课程，切实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文化水平。当地政府可以与职业学校进行合作，建立线上的网络化培训平台与线下的专业培训机构，并结合各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定期派遣相关技术人员和学校教师到农村进行现场答疑和指导，将学习内容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建立农村產业教育资源库，亦可通过微课视频录制等信息化手段将文字内容转化为数字信息，让农户可以同时分享到优质的线上与线下教育资源。

（四）产教融合机制

产教融合是实现产业链与教育链相结合的必经之路，是保障农村职业远程教育发展改革效果提升的必要手段。一方面，政府应出台农产品企业与农村职业教育之间的合作政策文件，明确“产”“教”双方的责任与权益。农产品企业可以通过资本投入、人力投入、物力投入等方式与农村职业教育进行融合，搭建远程培训平台，引进网络教学设备，旨在培养出高技术技能型农业人才，整体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间接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劳动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家应全面开展融合试点先行建设工作，鼓励各地方政府机构树立典型的融合成功案例，发挥其建设影响力，并以此总结融合经验，为整体建立农村职业教育领域的产教融合提供实施基础。

参考文献：

[1] 闫坤，孟艳. 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J]. 国外社会科学，2019（06）：74-88.

[2] 李志军. 重大公共政策评估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5] 何亚萍，惠圣. 城镇化背景下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研究[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06）：43-45.

[4] 张旭刚.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国际比较与路径[J]. 教育与职业，2020（14）：80-87.

[5] 韩丽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分析[J]. 农业经济，2020（03）：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