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

摘 要 清代浙江籍翰林院庶吉士和殿试“三鼎甲”，称之为清代浙籍翰林。文章考察清代浙籍翰林的时空分布状况，即浙籍翰林人数在全国各省中之居位、在清代历朝的分布情况和在浙江省内的区域分布情况，并分析这种分布状况的成因。同时，考察清代浙籍翰林的仕途流向，从整体考察以及对其中的“三鼎甲”和“一品大员”作个案考察，进而分析科考与官员仕途之间的相关性。文章还对清代浙籍“野翰林”和“洋翰林”作了简略考察。

关键词 清代 浙籍翰林 时空分布 仕途流向

明清翰林有“卿相摇篮、人文渊薮”之誉，明代一百七十多名大学士中翰林出身者十居其九，清代御史欧阳瑾言及：“在廷汉大臣自大学士以及九卿其不由翰林出身者止数人耳。”[1]“翰林”是对翰林院官员的统称，“自庶吉士以上至侍讲、侍读、修撰、编修、检讨皆可称之”[2]（P1061）。翰林群体的分布特征及仕途流向在整个清代官员群体中无疑极具典型性。庶吉士是翰林院官员入仕之起点;殿试“三鼎甲”无须馆选庶吉士可即授翰林院官职（翰林院修撰、编修），但其仍为初入仕途。故本文以清代浙籍庶吉士、“三鼎甲”为研究对象——并称之为浙籍翰林，从时空分布和仕途流向等方面进行考察，亦或可得管窥之效。

一、清代浙籍翰林的时空分布

（一）浙籍翰林人数在各省中之居位

有清一代，浙籍翰林共有773名[3]。从全国来看，浙籍翰林人数的绝对数量相较于其他省份是非常高的，仅次于江苏省，远远高于排在第三位的直隶省，同时又高于排在最后的陕西、贵州、广西、云南、甘肃、奉天六省翰林人数的总和。

“表1”显示了清代各省翰林、进士人数的总体情况。观察数据可以发现，翰林人数居前的省份，其进士总人数也较多。我们知道，清代沿袭明代科举制度，殿试一甲三名即授翰林院修撰、编修官职，其余进士参加朝考后，考前列者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是为“馆选”。那么，馆选之翰林人数与各省进士人数是否存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各省进士人数的多寡是否与翰林的数量成正比？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各省翰林人数的比率与该省进士的人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个别省份甚至存有较大差异。也就是说，有的省份进士人数较多，但其翰林比率却较低。如果用翰林人数除以进士人数，就可以得到翰林馆选的比率。经过计算，各省翰林馆选的平均比率为22.6%，也就是说平均每千名进士中选拔翰林226名。从“表1”可以看到，江苏、浙江的翰林比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进士总人数与浙江相差不大的直隶省，其翰林比率却远远低于浙江，比全国馆选平均比率还低4.6个百分点。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山东、河南、山西三省，此三省的进士总人数分别居第4、6、7位，但翰林比率却与全国馆选平均比率相差5.8—8.8个百分点。相反，广东、湖南两省进士人数排名在十名之后，但其翰林比率却远远高于全国翰林比率的平均值。

因此，清代浙江翰林总人数高居全国各省第二位，一方面固然由于浙江进士总人数这个基数比较大;但另一方面，馆选翰林总的原则仍是以文、艺分高下，直隶、山东等省的进士人数也不少，但翰林比率却并非水涨船高，“相对来说，江南士子更擅长文词”，“江浙士子入选庶吉士的人数就较多”[1]。而“三鼎甲”的比率，就更能说明这一点。“三鼎甲”，即状元、榜眼、探花，无疑是科考中学识与文采最为杰出者。从“图1”可以看出，清代浙江、江苏两省“三鼎甲”比率超过全国一半之多，而浙籍“三鼎甲”独占两成多。

（二）浙籍翰林人数在清代各朝的分布

从纵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清代9朝、殿试共开112科，其中：顺治朝殿试共开8科，浙籍翰林有37名;康熙朝21科，浙籍翰林142名;雍正朝5科，51名;乾隆朝27科，153名;嘉庆朝12科，112名;道光朝15科，98名;咸丰朝5科，39名;同治朝6科，41名;光绪朝13科，100名。仅从绝对数量来看，浙籍翰林人数在乾隆朝和康熙朝最多，嘉庆朝、光绪朝数量也较多，顺治朝和咸丰朝人数最少，这主要跟各朝的历时长短有关。若从各朝每科的翰林比率（各朝翰林人数/该朝科数）来看，雍正朝和嘉庆朝比率最高，雍正朝殿试只开5科，但浙籍翰林有51人，平均每科10人;相反，乾隆朝虽然是浙籍翰林绝对人数最多的一朝，但该朝平均每科不到6人。

“图2”呈现了清代历科浙籍翰林人数的变化趋势。总体来看，清初，顺治朝历科浙籍翰林人数均在8人以下，且顺治十八年辛丑科仅有1人。一方面，这是因为顺治朝时间相对较短;另一方面，顺治朝全国翰林总数为296人，浙籍翰林占12.5%，这在全国二十几个省（旗）中已属前列。康熙中期至雍正朝，浙籍翰林人数呈增长趋势。雍正四年，发生了著名的“查嗣庭科场案”，于是该年浙江会试被罢停，导致雍正五年浙籍进士、翰林均為0。雍正八年，浙江乡会试恢复，该科浙籍翰林人数达到15人，是清代历科浙籍翰林人数最高的一科。乾隆朝，除乾隆元年（11人）、乾隆十三年（10人），其他各科浙籍翰林人数均不到10名，且从乾隆中后期呈下降趋势。这里，就要提到分省馆选的问题：清初，顺治朝除顺治九年壬辰科进行分省选拔外，其余各科并未按省馆选;康熙朝，康熙十五年丙辰科后，各省均有庶吉士;雍正时期，太常寺少卿李钟峩奏请每省皆馆选，但没有得到雍正皇帝的采纳;乾隆三十一年开始确立了分省馆选的原则，这应当是乾隆中后期浙籍翰林人数呈下降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1]。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浙籍翰林数量虽有小的波动，但总体人数和翰林比率仍是相对较高的。同治、光绪朝，浙籍翰林数量开始呈现下降趋势。统计显示，光绪朝浙籍翰林占该朝全国翰林总数的8.97%，这显然是远低于平均比率的（12.75%=清代浙籍翰林总人数/清代全国翰林总人数）。这应当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其他各省文化得到不断发展，与江浙的文化差距不断缩小”[1]，其他省份翰林人数增长势必对浙籍翰林数量产生压缩。

（三）清代浙籍翰林在省内的地域分布

清代，浙江省辖有4道、11府、1州、1直隶厅、1厅、76县，即：杭嘉湖道，辖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宁绍台道，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金衢严道，辖金华、衢州、严州三府;温处道——辖温州、处州二府。一州为海宁州，属杭州府。一厅为玉环厅，属温州府。一直隶厅为定海[2]（P31，32）。经过统计，清代浙江各地区翰林人数如下表所列：

从“表2”可以看到，清代，杭嘉湖道产出翰林是最多的。从府（直隶厅）一级来看，杭州府的翰林人数最多，占整个清代浙籍翰林人数的四成多;嘉兴府、绍兴府、湖州府人数也较多;处州府的翰林人数为0，定海直隶厅为3名，台州府、衢州府也分别仅有数名。从县（厅）一级来看，仁和、钱塘两县翰林人数最多，两县翰林总和占浙江翰林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归安、海宁、鄞县、山阴、秀水、会稽等县人数也较多;另外，还有二十多个县（厅），终清一代未曾出过一名翰林，如昌化、象山、天台、仙居、武义、丽水、龙泉、云和、玉环等等。可见，在一省之内，翰林数量的区域分布也有很大差别，那么，这种差别跟哪些因素有关呢？

第一，根据有关研究的统计，清代浙江进士有2808名，杭州府有893名、嘉兴府504名、湖州府368名，仅杭州一府的进士人数就占全省进士人数的近三成，而杭嘉湖三府进士人数则占全省进士人数的62.9%;另外，占全省县数六成多的金华、严州、衢州、温州、处州、台州六府，进士人数总和仅为255名[1]（P115）。很显然，进士数量的区域差异直接决定了翰林数量的区域差异。

第二，从地理、经济因素来看。浙江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呈阶梯状，东北部以平原为主、河网密集，中部以丘陵为主、盆地错落，西南部大部为山区。在传统社会，地形、地貌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的交通和信息交流状况，进而影响到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总体来看，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地地势较为平坦，历史悠久、商业发达、文化积淀较深，故进士、翰林人数就较多;金华、严州、衢州、台州、温州、处州等地地形、地貌属山地、丘陵，经济较为落后、人口相对较少，进士、翰林亦较为稀少;且台州等沿海地区，清初抗清活动持续时间较长，这势必会影响到当地士子的举业。

此外，本文还对清代任二品以上官职的浙籍翰林的区域分布作了考察：杭州府翰林出身的二品以上官员人数最多，为49名;嘉兴府次之，为24名;湖州府、绍兴府均为15名，宁波府7名、金华府5名;温州府1名，台州、严州、处州三府均为0。详见“表3”：

二、清代浙籍翰林的仕途流向

（一）整体观察

翰林向被视为“储相”，清代众多名臣，诸如张廷玉、年羹尧、刘墉、纪晓岚、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皆出自翰林。那么，作为全国人才重要产地的浙江，清代其翰林的整体仕途水平又是如何？

在考察之前，我們首先对清代官员的职位作了分类。第一大类是中央机构官职，具体又分为内阁大学士（协办）、尚书、侍郎、内阁学士、三至四品官职、其他官职;三至四品官职有，左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大理寺卿、太常寺卿、詹事、光禄寺卿、太仆寺卿、通政副使、少詹事、理寺少卿、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国子监祭酒、新官制各部丞参;其他官职为五品及以下所有官职。第二大类是地方机构官职，具体分为督、抚、布政使、地方三至四品官职、其他官职;地方三至四品官职包括按察使、提学使、盐运使、道员、知府、奉天、顺天府丞、候补道员、候补知府;其他官职为地方五品及以下所有官职。其次，以上如此分类是基于这些考虑：本文将清代官员级别分为三个等次——高级官员（二品至一品，含从二品）、中级官员（四品至三品，含从四品）、中下级官员（五品及以下）。事实上，在清代，有若干官职的品级曾出现过变动，如：大学士、各部尚书、左都御史，雍正八年之前均为二品，之后才改正一品;各部侍郎，雍正八年之前为三品，之后改正二品[1]。但这种变动对官职层级（高级、中级、下级）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本文在归类时，一方面考虑到该官职的品级，另一方面又考虑到该官职的层级。再次，本文在统计时，以该官员之终生仕途中担任过的最高职位为准。

经过详细的考察后，我们将清代浙籍翰林的仕途情况要列如下：

中央机构中，内阁大学士（协办）11名、各部尚书19名、都察院左都御史9名、各部侍郎51名、内阁学士9名[2]、三至四品官员79名;地方机构中，督抚8名、各省布政使13名、三至四品官员124名。其余中央和地方五品及以下官员，包括郎中、员外郎、六科给事中、翰林院编检、各部主事、内阁中书、同知、知州、通判、知县——共计400余名。另外，还有未散馆者15名（2人特授或军功擢为编修、1名除名）。

总体上，浙籍翰林在清代中央、地方机构中担任中高级官职的有328名（从四品至正三品中级官职有219名、从二品至正一品高级官职有109名）。也就是说，清代浙籍翰林，其后成为中高级官员（从四品以上）的有四成多。这无疑证明了翰林的良好出身对官员个人仕途的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表4”和“表5”较为详细地呈现了清代浙籍翰林的仕途情况：

（二）“三鼎甲”和“一品大员”之个案考察

1.“三鼎甲”。

“三鼎甲”是殿试中表现最为卓越者，殿试后即被授以翰林院官职。因此，一般来说，相较于其他翰林（庶吉士），“三鼎甲”在仕途起步上占有优势。那么，清代浙籍“三鼎甲”的最终仕途又如何？

清代浙籍“三鼎甲”共75名，终生最高任职情况为：20名状元中，大学士（协办）1名、各部尚书3名、都察院左都御史2名、各部侍郎4名，其余10人任右赞善、侍读学士、少詹事、给事中等三品以下官职;29名榜眼中，大学士（协办）1名、各部尚书4名、都察院左都御史2名、各部侍郎2名、布政使1名，其余19人任道员、通判、内阁侍读学士、给事中、御史等三品以下官职;26名探花中，大学士1名（协办）、各部尚书1名、各部侍郎2名、内阁学士3名，其余19人任左副都御史、光禄寺卿、道员、给事中、御史等三品以下官职。可以看出，浙籍“三鼎甲”担任高级官职的相对比率是比较高的。他们中担任二品以上官职（有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侍郎、内阁学士、布政使）的有27人，占该群体的三成多。

“三鼎甲”中式即入仕，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入仕年龄作简略考察。（1）清代浙江20名状元中，有年龄可考者14名，他们的中式平均年龄为34.2岁。其中：入仕年龄最年长者蔡启僔，中式时已51岁，终生最高任职右春坊赞善;入仕年龄最轻者为梁国治、汪如洋，时年均为25岁，梁国治终任大学士、汪如洋任职不详;终任礼部尚书的蔡升元，入仕年龄30岁;终任兵部尚书的茹棻，入仕年龄29岁;历任工部、礼部尚书的姚文田，中式时已41岁;终任左都御史的金甡，入仕年龄40岁。（2）清代浙江29名榜眼，有年龄可考者7名。其中：孙在丰以51岁“高龄”中式，终任工部左侍郎;终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沈初，中式年龄为28岁;终任大学士的朱凤标，入仕年龄32岁;终任礼部尚书的陈元龙，入仕年龄31岁;终任吏部尚书的许乃普，入仕年龄33岁。（3）清代浙江探花26名探花，有年龄可考者7名。其中：姜宸英，以69岁“高龄”中式，两年后便去世;终任大学士的梁诗正，入仕年龄为33岁。从以上可以看到，以花甲、古稀之高龄入仕是可能的，以不惑、天命之年入仕而后能官至尚书、侍郎亦是有可能的。

2.“一品大员”。

“一品大员”包括大学士（协办）、尚书、左都御史。前文已述，雍正八年改制前，此三类官职均为二品，这是因与满官（同类官职为一品）相区别而对汉官品级的专门设定。因此，本文不分雍正八年前后，具归一体。

清代浙籍翰林，官至“一品大員”的共有39名：内阁大学士（协办）11名、各部尚书19名、都察院左都御史9名。那么，这些级别最高的官员，他们的显赫仕途是否与某些因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1）殿试排名与仕途：11名大学士（协办）中：“三鼎甲”及“传胪”6名，陈元龙（康熙二十四年榜眼）、梁诗正（雍正八年探花）、梁国治（乾隆十三年状元）、朱凤标（道光十二年榜眼）、汪由敦（雍正二年传胪）、董诰（乾隆二十八年传胪）;其余5人均为二甲进士。19名尚书中：“三鼎甲”及传胪8名，胡会恩（康熙十五年榜眼）、蔡升元（康熙二十一年状元）、王际华（乾隆十年探花）、王沈初（乾隆二十八年榜眼）、茹棻（乾隆四十九年状元）、姚文田（嘉庆四年状元）、许乃普（嘉庆二十五年榜眼）、俞兆晟（康熙四十五年传胪）;其余11人，二甲进士8名，三甲进士3名。9名左都御史中：“三鼎甲”4名，吴涵（康熙二十一年榜眼）、金德瑛（乾隆状元）、胡高望（乾隆二十六年榜眼）、史致光（乾隆五十二年状元）;其余5人均为二甲进士。总之，在39名“一品大员”中，“三鼎甲”与“传胪”所占比例是较高的，几接近五成。

（2）入仕年龄与仕途：39名“一品大员”中，有年龄可考者26人，且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9.6岁;入仕年龄最轻者为童华，中式时年仅20岁;入仕年龄在23—26岁者6人，26—30岁者6人，31岁—35岁者12人，仅有1人中式年龄为41岁。这不能说明入仕年龄与最终仕途状况之间存有必然的关联性，但很显然，这些翰林出身的“一品大员”，他们的入仕年龄总体是较轻的。

三、清代浙籍“野翰林”和“洋翰林”

以上主要考察了以“三鼎甲”和“庶吉士”为主体的清代浙籍翰林群体。此外，在清代，还有通过其他方式选拔而来的翰林，如：博学鸿词科、保举经学、特授改补，他们通常被视为“野翰林”;清末，新式学堂毕业学生亦可被选拔为翰林，而从归国留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则被称为“洋翰林”。下面，就对这类浙籍翰林作简要介绍：

康熙十八年己未召试博学宏词科，馆选庶吉士50名，其中浙籍12名。这12人终生最高任职侍郎以上者4人，其他为翰林院编修、检讨、侍讲。乾隆元年丙辰博学宏词科馆选庶吉士15名，其中浙籍5名，终生最高任职分别为侍郎、太仆寺卿、按察使、知府及编修。乾隆二年丁巳补博学宏词馆选翰林4名，其中浙籍1名，其始授编修、终因事被劾。光绪末年及宣统年间，毕业授职及馆选翰林114名，其中浙籍18名，他们中有的后在民国政府任职。另外，清代特授改补馆职188名，其中浙籍7名，终生最高任职：大学士1名、尚书3名、左都御史1名、侍郎1名、侍讲学士1名。

结论

清代浙籍翰林的人数在全国各省中高居榜眼，仅次于江苏省，且占清代全国翰林总数的27.7%。浙籍翰林比例较高，一方面是由于浙籍进士人数基数较大，但更重要的是江南士子更擅文词，馆选翰林时更占优势。浙籍翰林在时间上（清代历朝）的分布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形态，即清初人数较少，从康熙中期人数开始增长，清末，浙籍翰林人数又开始有所回落。清代浙籍翰林人数最多的是康熙朝和乾隆朝，人数最少的是顺治朝和咸丰朝，馆选比率最高的是雍正朝。

从省内区域分布来看，清代杭嘉湖三府翰林人数最为密集，尤其杭州一府翰林人数占全省四成之多。但很多府州县，终清一代未出过一名翰林，这跟省域之内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等因素是有较大相关性的，即地理位置越好、经济越发达、文化积淀越深厚、人才更繁盛，翰林和进士人数更多。

从仕途流向来看，清代浙籍翰林，任从四品以上官职的有三百多人，也就是说有四成多的担任过从四品以上的中高级官职。清代浙籍“三鼎甲”，有超过三成的任二品以上高级官职;清代翰林出身的浙籍“一品大员”，“三鼎甲”和“传胪”几接近五成。因此，可以看出，在秉持“学而优则仕”的清代传统社会中，功名、出身，即翰林名衔、殿试名次对官员仕途的影响仍是非常巨大。（责编：高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