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网络信息传播迅速，大量伪科学、片面消息、捏造信息等混杂在新闻中广泛流传，各类谣言在社会生活中从未缺席。而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火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铺天盖地的谣言也随之而来，其种类及数量均远多于平时，且流传更广。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探究疫情下网络谣言的主要传播特点及成因。

关键词：谣言；疫情；传播特点；成因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6-0087-02

一、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相关谣言快速传播，弥散网络空间，严重扰乱信息生态环境，损害社会信任体系。网络具有信息傳播广泛而迅速的特点，更易滋生并扩散谣言，是疫情期间谣言的重大来源。2020年1月31日深夜，不少媒体发布“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引发民众哄抢，实体药店及线上药店的双黄连口服液卖到缺货，甚至波及兽用双黄连。以双黄连为代表的疫情谣言具有传播面广、影响大等特点，反映出民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恐慌心理。因此，厘清网络谣言的成因，对于摆脱谣言治理困境、维持疫情期间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二、疫情期间谣言的内涵及种类

谣言是指没有事实依据而捏造的信息，是在社会大众中相互传播的无根据不确切的信息，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或者说是一种以信息传播为特征的集群行为。从丹尼斯·麦奎尔对于传媒的社会功能动员论来看，谣言其实是传媒的一种畸化发展，内容缺乏本质上的真实性。

按照谣言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将疫情期间的谣言分成疫情发展情况、各地防控措施、群众防治方法三大类，分别从疫情本身、政府防控以及个人防控3个方面对疫情整体进行全面塑造。

从谣言的制造过程来看，又可以分为无意及有意两种类型。无意谣言即民众对于信息的观察及判断不当造成的传播失误，制造者及传播者对于信息本身深信不疑。有意谣言则根据传播者的主观动机可分为两个亚型——表意性歪曲及功利性歪曲。表意性歪曲是一种情绪的表达，通俗来说即“过瘾”；功利性歪曲即谣言的制造者或传播者有明显的功利性动机，这种功利性又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1]。

首先，在媒介社会学的冲突理论中，媒介被视为工业，人们认为媒介实际上是受资本控制的。如疫情期间一些抹黑中国的言论，对于病毒源头的指责、对于公布数据的怀疑等言论，让人怀疑其出发点，媒介的所有权甚至跨越了国界。而根据马克思的批判性意识形态观来看，意识形态反映的是符号权力的运作，即媒介集团利用谣言信息来控制群体，从而使其对社会秩序中群体利益的支配呈现正当化。

其次，媒介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将新闻视为一种大众文化商品，他们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倾向于追逐人们的口味，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生产模式，背离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单纯追求人们感兴趣的信息。在此背景下，细究起来，不少谣言甚至是根据同一模板复刻出来的。其追求的功利性目的实际是人们的关注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博眼球”。

三、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

（一）传播手段多，呈现放射状传播

通过社会互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能进行信息传播的社会交往活动。这种活动对互动双方及其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极有可能对社会环境发挥一定的作用。正如疫情期间的诸多言论，本质上是荒谬的、不可信的，但由于其广泛进行社会互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出现“三人成虎”式的环境变化。而在电子阶段，媒介连接成为重要的互动，突破了时空限制，网络群体事件多发，越来越多的网民愿意参与到广泛的讨论中。

（二）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力大

马克吐温曾说：“谎言跨越半个地球的时候，而真相还在穿鞋。”谣言由于具有反常性、离奇性，更容易吸引受众注意力。加上疫情期间人们的关注点较为集中，对此类信息的敏感程度较高，甄别能力降低，谣言的传播阻力大幅减小，传播效率提高。

四、疫情期间谣言成因

（一）基本成因：事件重要性、模糊性及公民判断力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提出的谣言形成的两个条件是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和模糊性。即谣言=重要性×模糊性[2]。（后期克罗斯又在公式中加入了一个阻断谣言传播的主观因素——人的判断能力，即谣言=重要性×模糊性/判断力）新冠肺炎疫情关乎人们生命安全及生产生活，其关注度不言而喻。而在疫情初期，民众了解真相的途径少之又少，模糊程度极高。另外，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判断力较低，容易受到谣言影响。

（二）信息再造：在传播过程中，信息的畸形化再造使其成为谣言

互联网时代信息制造成本低廉，人人皆可成为信息的生产者。谣言作为一种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同样可以再造。奥尔波特对于传言再造过程提出了削平、磨尖和同化3种机制，即人们更愿意根据自己的认知，通过断章取义、信息抉择、自我润色等手段对谣言进行进一步的修改。疫情作为重大突发事件，极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信息的传者众多，而谣言往往是信息在多次传播的过程中被传者加工后的畸化结果。

（三）传播加强：人人皆有话筒，信息呈即时交互的爆炸式传播

民众从传统信息传播时代的“口耳传播”发展到网络信息时代的轰炸式信息传播，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成员连接方式的改变提供了便利，网络逐渐成为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了解社会信息的重要途径，同时也降低了舆论传播的门槛[3]。

约翰·汤普森认为，符号产品可以在受众中进行再复制和循环，这种流通过程进一步增加了传播的广度。疫情期间，人们经常从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各种媒体平台获取信息，在产生认同的同时，会将其上传至家庭群、好友群等媒介社群或个人社交账号上，而接收上一层传者信息的认同者们又会将其分享至自己的其他社群中。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在这种交互传播中不再分明，信息不断进行复制和循环，大大增加了传播力度。

（四）社交简化：宅家自我隔离，社会关系简单，空闲时间增多

疫情期间，由于出行限制，大多数人开启了长期宅家模式。本来复杂的社会关系突然变得简单，社会关系需要依赖于网络，通过虚拟社群满足社交需求。虚拟社群既有一定的正功能，如承担社会化的任务、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维护社会秩序等，也表现出一定的负功能，如抑制个性的形成和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容易使人产生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

（五）群体效应：个体并非独立人，而是处于“乌合之众”的群体分子

群体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群体非理性、判断力降低，比如在疫情期间连夜排队抢购双黄连口服液，甚至连动物用的双黄连也被抢空；二是情绪饱满、行动力强，通常情况下很多假新闻、伪科学都会充斥强烈的情绪信息，带有极强的指导性，群体受其感染，会迅速对其进行回应，按照其指导完成相应指令；三是行动大胆、受组织支配，群体中的成员受“法不责众”思想的支配，为了合群，往往喜欢紧随组织，做出很多其作为个体不敢尝试的行为[4]。

（六）自发动机：大众本身具有自发监督政府、寻求真相的动机

在如今社会，“全景监狱”般的人类社会传统控制方式已不合时宜，社会管理者原本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已被网络信息时代消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人们对于信息的参与性大大增强，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改变，发生了从信息垄断的“全景监狱”到信息互通的“共景监狱”的巨大转变。公众进一步拥有了舆论监督的权利，监督主体不断扩大[5]。约翰·菲斯克强调大众并不总是被动地、毫无抵抗能力地作为被规训的一方，他们在主观上以规避策略和游击战术与意识形态的主宰者周旋，并从中获取精神上的满足，这同样适用于大众与政府之间的监督关系。

另外，这种动机的产生在客观上也与主流媒体及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不足相关。媒介与政府有共谋关系，政府对媒介具有规范职能，而媒介对政府也有监督作用。疫情期间，媒介组织未输出公众关心的核心产品，政府的信息透明度不足，未及时披露事件的真相，而公众天然带有极强的求知欲，二者之间供求不平衡，就会导致公众对事件的自我探索，产生自发动机[6]。

五、结语

谣言长期地存在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在疫情期间由于上述原因而泛滥起来。它本身是片面的、虚假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解构，带来不安定因素。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能正确发挥政府与主流媒体的引导功能，发挥其潜移默化的柔性权利，就能使原本离奇的谣言成为人们了解事情真相的“桥梁”。同时谣言也反映出社会存在的问题，引起政府关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共事件向好发展。

参考文献：

[1] 周晓虹.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3（06）：43-54.

[2] 匡文波，郭育丰.微博时代下谣言的传播与消解——以“7·23”甬溫线高铁事故为例[J].国际新闻界，2012，34（02）：64-69.

[3] 胡剑.突发事件信息治理制度构建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5）：75-78.

[4] 巢乃鹏，黄娴.网络传播中的“谣言”现象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06）：586-589，575.

[5] 高晓虹，蔡雨.畅通信息 增强信心 稳定人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报道分析[J].中国广播，2020（03）：5-10.

[6] 栾轶玫，张雅琦.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信息呈现与媒体表现[J].新闻战线，2020（03）：12-15.

作者简介：杜雨欣（2000—），女，山东烟台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