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涵

东汉蔡邕《笔论》有言：“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無不善矣。”此语道出作书之人临池前庄重审慎之情，亦为朱天曙教授素来对待书学研究与创作的态度。中国书法史之爬梳历来为众书坛大家亦敬亦畏，在浩如烟渺的书法文献材料中依照书体演变、技法形成、风格递代、流派嬗变、理论发展、交流传播等梳理出澄清明晰的演进脉络，若无旁通史学、文学、文献、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厚背景，缺少宏观角度把握书史内在脉络的能力，是无法完成一部合格的书法史著作的。而近日由中华书局增订再版的朱天曙教授《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为当代书学披沙拣金的典范之作。本书初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发行，2012年被国家社科基金中华文化外译项目选译为英文版于海外出版。

朱天曙教授从事书画、篆刻创作与研究多年，著述甚丰，于古典文献整理与书法史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其深厚的史学积淀与诗书画印融通的美学理念对此中华书局本《中国书法史》影响颇深。全书以朝代更迭为脉，包括象形装饰、统一典范、魏晋风度、南妍北质、盛世典则、意趣妙理、复古之风、流派思潮、碑学兴起、多元气象共十章内容。该书史料与史识并重，以研究者的主体姿态对书法演进的内在结构给予关照，以作者个人对书法史的理解，对中国书法的历史渊源、书体沿革、风格嬗变等作了鸟瞰式的描述，着力介绍了书法史上重要的书法作品、书家、时代风尚和艺术流派，总结书法艺术发展的内在脉络。20世纪90年代至今，钟明善、黄惇、沃兴华、王镛、陈振濂等学者的书史著作相应问世，书学通史与断代史学术成果涌现令人瞩目，然而，朱天曙教授的《中国书法史》不循前人，自出厚重与新意。

简而能尽，裁而愈精

朱天曙教授书法史观主线清晰，层次分明，他提纲挈领地挖掘每个朝代书风闪光点予以精当而切要的描述，秦汉之初萌齐备，魏晋之灵韵臻熟，隋唐之典范法度，宋之意趣妙理，元之复古回归，明之多样探索，以至清代碑帖并重到碑学兴盛。“简”的是澄明的演进脉络，“尽”的是融文献性、学术性为一体，且关注作为教材的简洁与可读性的书法通史应有之义，关照的全面性极为难能可贵。

魏晋是书法史上书体变革和书风形成的第一个重要时期。“魏晋风度”一章开篇以始于曹魏，沿于两晋的“禁碑风气”为背景，概述由墓碑转向墓志带来的古隶朴茂渐驰，民间砖刻文字、东吴简牍、楼兰残纸书体楷化，以及隶书、章草、今草、楷书、行书诸体咸备，臻于完善的整体风貌。作者沿钟繇、卫铄、王羲之主线，重点阐释经典“二王”于书史开启山林之功。他引用张怀瓘语评王羲之：“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王羲之变革钟繇朴风，形成妍美俊逸的楷书新审美样式；引领王献之一笔书及张旭、怀素狂草；更在行书变革中开“平正”与“欹侧”两脉，成为帖学两大派系策源地。魏晋书史钩沉至此，书家、书体、书风、书论各线交替并进，条分缕析，内容丰富，文献引证清晰有力，足以见得作者驾驭书史演进的深厚功底。

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在朱天曙教授《中国书法史》原版的序言中将之与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相比肩：“朱君此著，述书史之变迁，扬书艺之精神，有承先启后之功焉。”陈智超先生在增订版序言中更嘉许其“金针度人”，为“当代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导读之作”，足见此作简而明、裁而精的学术特色。

聚焦书家，以史驭论

一部书法史，应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历史，即作为“艺术”的历史和作为“文献”的历史。书法理论与文献是书史变迁的缩影，也是书法文人化自觉的标志。朱天曙教授跳脱过往书史研究过分注重美学阐述，不重史实重主观，混淆“书史”与“书评”界限的弊病，重文献，勤梳理，精考订。《中国书法史》共十章，几乎每一章皆可见对于重点书论的专文介绍，或以书论解读不同的时代风尚。

汉末为书法理论草创期，书中对崔瑗《草势》，蔡邕《篆势》，赵壹《非草书》的解读来表达书家对篆、草之美的理解，以及对书法体式与性情自觉化的审美认识。唐代是中国书论史上的一个高峰，书中以对孙过庭、张怀瓘书论的专节介绍来阐释唐代书论臻于完善的技法论与创作论。朱天曙教授对于每一位书家的钩沉评骘，多引《书谱》《书断》《续书断》《山谷题跋》《宣和书谱》《广艺舟双楫》等经典书论加以品评，并作精当而切要的讨论，使书家书风与性情以更加客观、理性而立体的形象呈现出来。中华书局增订版在书末增加了附录“历代书论文献举要”，将历代经典书论作系统而扼要的梳理，“以和书史并行，与原来附录的基本书目互相补充”。朱天曙教授特别推崇梁启超将国学之论分为“文献”之学与“德性”之学的观点，书论文献多文辞优美，字字玑珠，为书法艺术之“德性”增色甚多，朱天曙教授对书论的重视体现了他书学观的一个侧面：文献考证的理性与美学关照的感性兼顾，不做虚空与枯燥的历史条陈，以此可见他作为学者严谨扎实的思辨式研究方法与融汇古今的史学书学观，以及作为艺术家尚美求朴，典雅自然的美学观。

《中国书法史》另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书坛典型书家的关注，以宏观视角把握书家对于书史演进的勾连，揭示书家的时代背景、个人性情、交友游历等对书风、书体转变的影响。此中华书局版增订之后，拆分与整合了少量章节，以书家命名的小节共六个：经典“二王”、盛唐气象与颜真卿、杨凝式与五代书家、赵孟頫及其影响、董其昌和松江书家、王铎和清代书风的转变。纵观书史，书家为点，流派为面，以点驭面构成了中国书法史演变清晰的进程。

考镜源流，引述精审

朱天曙教授广罗书法文本史料与碑刻法帖等图像史料，重源流，重实证，吸收考古学最新发现和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以对史料解读的高度自觉性，面对丰富而驳杂的书史资料进行考订与择要。如以20世纪90年代出图的郭店楚简、包山楚简印证战国时期篆书“隶变”的过程。以1981年湖北鄂城出土的《鄂城史绰墓木牍》、20世纪70年代江西南昌出土的《吴应墓刺简牍》、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东吴纪年简牍等反映隶书的楷化、行书出现等书体嬗变痕迹，这些考古学的新发现，作者择要而举，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使增订之后的《中国书法史》图版文献更加翔实而精美，对于书史资料的留存、考证与研究大有裨益。

一部成功的书法史著作，既不是文史材料的罗列，也不能任由作者天马行空般地述评，因而把握好书家史识与史料的安排就变得尤为重要。书家在书史中主体思想的发挥主要通过对史料的串联、总结和评价，朱天曙教授于该方面用力颇深。他总结董其昌的楷书、行书、草书，“都表现出萧散恬淡的情怀，用笔虚和灵动、结字献侧反正、章法疏空多变、用墨清淡简远。”寥寥数句，优美而切近，董其昌以淡然求韵致的书法风格跃然纸上。又如他对清代书风转变做形象的概述：清初书法一方面延续着明代帖学—脉，另一方面由于学者对金石学的研究，碑版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碑学兴起后，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书法观念，以致形成帖学衰微、碑学兴盛的局面、书法史上的碑帖两脉格局在清初完全形成。明末清初书家在实践中通过吸收金石碑版意味打破纯正的帖学面貌，成为碑派书风的开始，最具代表性的书家是王铎以及傅山、朱耷等人。该段衔接精良，对清代书法史根本性的变革做了承上的总结性论述，又为之后的走向做铺垫，语言凝练，意味丰富。

对书法“史”的辑述，重点在于如何将著者个人的“史识”融入史料编辑之中。朱天曙教授长于创作，更精于研究，他将自己的创作经验、审美诉求与艺术思考融入书史研究之中，将书法史置于文化史的大背景下给予关照。他清晰地把握书法艺术内在发展脉络，对各个历史时期书貌的特点给出宏观、明晰而精准的定位，发掘前辈学人未觉之境，攀涉至全新的艺术与学术高度。朱天曙教授以融汇古今的史学观撷取书史中有价值的文献史料，构建出一个以朝代书体演进、书风更迭为纲，重要书家、经典流派为目，以区域风格、文化背景为血肉，点面结合、纲举目张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