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伟 李沛莉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要坚持灌输性與启发性相统一。科学理解思政课灌输性与启发性的科学内涵是正确贯彻落实思政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思政课的灌输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灌输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二是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思政课的启发性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启发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教学原则，二是启发式教学是思政课教学方式之一。在此基础上，思政教师应在教学原则层面、教学方法层面，在统筹“教”与“学”中，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实现思政课灌输性与启发性的统一。

关键词：思政课;灌输性;启发性;科学内涵;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27-0017-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八个相统一”。“八个相统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中，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是“八个相统一”中的第七个重要内容，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重申思政课的灌输性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灌输性与启发性结合起来论述，既是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守正，又是创新。如何理解思政课的灌输性与启发性，如何实现思政课灌输性和启发性的相统一？这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先行阐释思政课灌输性与启发性的科学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两者的统一路径。

一、思政课的灌输性科学内涵

（一）灌输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中历史悠远的教育活动，要求人们从政治的高度审视教育的核心目标、确立教育的主要内容、管控教育的实施过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涵义就是政治教育。离开政治教育谈论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任何意义。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教育都并非一项脱离政治而独立的活动，教育一直都深深地受到政治的支配。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只有成功地完成对教育的支配，不断推行有利于统治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长久地维持统治地位。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550。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的根本保障。被统治阶级想要摆脱自身被压迫的命运，必须设法动摇统治阶级对教育的支配、夺得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推行有利于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深刻地洞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教育的支配地位和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指出，资产阶级“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2]49“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2]48。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特别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1，无产阶级并非要废除思想政治教育，而是“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2]49。也就是说，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变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在20世纪初俄国的革命实践中，列宁深刻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性这一本质属性。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工人阶级中不会自发产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会产生非马克思主义的“工联主义”观念。因此，为实现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放弃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外部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使他们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可见，在列宁这里，只有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性才能确保党的思想文化领导权，才能清除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的错误观念，才能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培育和塑造人。列宁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性的重要论述，留给人们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就是，不管社会时空如何变幻，都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崇拜“自发性”的不干预观点、主张思想政治教育“取消论”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自觉地加强对全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用科学的理论对冲和清除人们头脑中的错误思想。在党的历史发展中，始终都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都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的一项优良传统，这就告诉人们必须牢牢地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性这一根本原则。

（二）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4]。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基本方法，这是思政课灌输性的第二个维度。在思政课中，这种教学方法主要表现为教师循序渐进地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知识体系、讲解重难点，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够系统性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不断开放发展的思想体系。如果不以思政课为主渠道对学生进行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式的理论灌输，学生就很难有效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就失去了有效载体和阵地。并且，任何思政课都有一定的学时限定，教师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讲授一系列由概念、立场、观点、方法等构成的知识体系，这都离不开理论灌输这种基本方法。因此，现实地看，不管时代或社会环境如何变化，理论灌输这种思政课的基本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然，这种教学方法更强调教学目标的知识性、教学内容的既定性、教师对教学过程的主导性。这种教学方法也对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教师无法讲透讲深相关知识，就很容易将理论灌输变成枯燥乏味的、缺乏吸引力的说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必要的灌输，但这不等于搞填鸭式的‘硬灌输’。”[4]坚持科学灌输而不是“硬灌输”，是理论灌输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基本方法的应有之义。“硬灌输”之所以背离科学灌输，主要表现在：第一，教师无法透彻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真意，只能要求学生机械而生硬地死记硬背。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初衷、湮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恩格斯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5]第二，不考虑学情、社情，错误地将理论灌输视为脱离学生、社会的活动，无法兼顾学生的思想状况、所处社会环境和接受方式。第三，教师错误地在学生面前扮演思想统治者的角色，不容许学生有疑问、有见解，由于不能以理服人而表现得过于强硬、居高临下，学生只能噤若寒蝉地被动顺从。以上三种“硬灌输”的主要表现，使教师的教学活动变成了一种强制性活动，学生不仅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更会对思政课产生逆反心理。因此，在毫不动摇地坚持理论灌输这一基本方法的同时，教师必须坚决反对种种“硬灌输”。

二、思政课的启发性科学内涵

（一）启发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教学原则

启发，从字面涵义讲是启迪、启动、诱导、使之有所领悟之意。可以说，启发性是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所追求的重要教学原则。古今中外的许多教学思想中都蕴含着关于启发性教学原则的论述。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启发性教学原则得到了人本主义哲学、认知心理学、建构主义教育学等学科的推崇，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较大的影响。总的来看，启发性教学原则，聚焦的是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培育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探索性、兴趣性、反思性的问题，将教学的侧重点放在了“学”的方面，更加注重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更加注重学生的多样化特征和教师的因材施教能力。概言之，启发性教学原则凸显出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取向：第一，教师与学生的平等性。教师不应扮演“严父般”的课堂权威者，学生亦非被动的服从者和受规训者，师生之间虽然有角色的差异，但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关系。第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教育的重要目标。教师应根据学生学习特点和成长规律实施教学，重视培育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第三，教学过程的互动性、对话性。启发性教学原则反对教师对学生进行“硬灌输”，认为这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的规律。合理的教学过程不应仅是知识从教师到学生的单线输送，而是教师与学生在合作基础上的彼此互动和交流。

思政课坚持启发性教学原则，还应注意以下几种错误观点：第一，认为教师不应预设价值评价标准、不应有既定的价值方向。这就将思政课的启发性教学原则与灌输性本质属性绝对对立起来了，这实际上是对启发性教学原则的误读。启发性教学原则不应预设所谓的“价值中立论”或“价值回避论”。虽然启发性教学原则反对在教学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硬灌输”，但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身，它恰恰应是为更好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服务的。第二，轻视教师作用、坚持教师无为论。这种观点从坚持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出发，反对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将教师与学生绝对地对立起来，错误地以为教师“无为”学生就能“自化”，将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误认为教师角色的取消。实质上，实施启发性教学原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教师绝非更轻松了。第三，以自然主义的人性观为依据反对教师对学生的塑造。这种观点承袭了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认为启发性教育原则应致力于维护学生的“自然天性”、使学生“回归自然”。很显然，这种观点一方面曲解了人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5，将人性简单化、先验化理解为抽象的自然人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这种观点错误地夸大了学生学习的“自发性”，放弃了思政课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和塑造作用。

（二）思政课的启发式教学方法

任何教学原则都要有与之匹配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是教学原则的实际操作和具体实践。启发性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教学原则，落实到教学方法上就是启发式教学方法。学界往往将孔子和苏格拉底作为中外启发式教学方法的源头。孔子的名言“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被视为古代中国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典型叙述，认为孔子根据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程度能够做到恰当引导、因材施教，启发学生能够获得“举一反三”的能力;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在教育青年中运用的所谓“精神助产术”被视为西方启发式教学方法的重要源头，又被称为“提问教学法”或称“追问教学法”，主要通过“一问一答”“纵深追问”等方法启发学生在积极探索性中获取真知。另外，朱熹、王阳明、蔡元培、鲁迅、陶行知等中国教育家都有关于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论述，在西方也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布鲁纳等许多教育家提出各自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当然，思政课中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并没有一定之规，重在启发的实效而非形式和名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领导人十分重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恩格斯特别重视实践体验的重要性，强调“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5]。列宁在谈到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时，强调要注重依靠榜样的力量和农民的亲身感受[6]。列宁还强调要先行激发学习兴趣和需求，反对“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7]。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到“抗日军事军政大学”讲党课时十分注重联系现实，“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8]。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问题式启发方法，“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4]。

三、思政课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的相统一路径

（一）在教学原则层面实现思政课的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

长期以来，西方有些人诋毁和歪曲思政课的灌输本质，将思政课的灌输本质与启发性教学原则对立起来，认为我国的思政课是价值先行的“洗脑课”，无法真正启发学生、只能封闭学生心灵，这种观點实质上认为思政课的政治性与育人性无法兼容。对于这种错误观点，必须在思想上有科学认识。思政课的灌输本质与启发性教学原则并非是矛盾的。第一，思政课既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服务，又肩负着启发学生成人成才的艰巨任务，两者是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4]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与党和国家本就是命运共同体，所以思政课既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理论，既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又是学生成长成人的科学指引。以思政课为主渠道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启发学生正确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学生具有享有一生的真正本领。

（二）在教学方法层面实现实现思政课的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4]灌输式教学方法与启发式教学方法是思政课改革创新必须坚持的两种教学方法。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就必须始终坚持和改进灌输式教学方法;不断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就必须着重实施启发式教学方法。实际上，这两种教学方法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一方面是“灌输中有启发”。灌输式教学方法虽然侧重于教师对知识点的系统化讲授、必须在精讲细讲上下功夫，但这种讲授并非是机械地照本宣科和不顾及教学对象的教师“独白”，为了使学生“避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避免一知半解误读马克思主义”[4]，教师还需要运用设疑、提问、创设情境、联系社会现实和学生实际等启发式教学方法中的因素来提高灌输效果，使学生真正地学透吃透、入脑入心。另一方面是“启发中有灌输”。启发式教学方法虽然更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体验和自主探索，需要教师在组织学生讨论、师生互动和因材施教上下工夫，但是这种教学方法并非是鼓励学生思想完全自由式、无方向性的发展，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使学生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目标。

（三）在统筹“教”与“学”中实现思政课的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教师掌握着课堂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一定要自觉弘扬主旋律，积极传递正能量。”[4]思政课教师是党和国家意志、主流意识形态在课堂的代言人，这是坚持思政课的灌输性所必须认清的问题。思政课教师对课堂的主导权，主要表现在教师矢志不渝地推进着教学目标的实现、把控着教学过程和进度、能够科学灌输教学内容。思政课教师对课堂的话语权，主要体现在教师对困扰学生的教学内容中重难点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能够了然于胸，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合理、及时地回答学生提出的疑问。在坚持教师的课堂主导权和话语权基础上，鼓励和促进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表达，这是上好思政课的重要环节。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是统一的。有人视思政课中的教师与学生为对立的两极，错误地将教师仅视为思政课灌输性的执行者，将学生视为启发性教学原则的自发实现者。这种观点是极度偏颇的。坚持思政课的灌输性并不否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思政课的启发性更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应鼓励和促进学生的积极表达，一是要营造学生敢发言、想发言的课堂氛围，在讲授知识点时适当留白、设疑，勾起学生的学生兴趣和疑问;二是要适当运用学生关心和感兴趣的鲜活事例，鼓励学生参与到对事例的解剖和分析中来，针对学生发言中的不足和缺陷进行科学疏导。“从一个问题切入，把一个问题讲深，最后触类旁通，可以带动很多关联问题，有可能是一通百通，提纲挈领”[4]。

（四）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实现思政课的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的重要论述中，特别强调“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4]。讲好中国故事既是新时代思政课体现时代性、提高成效性的根本要求，亦是实现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故事，不仅老师讲，而且要组织学生自己讲。”[4]一方面，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要首先立足于思政课教师的“讲”，这种“讲”实质上是一种巧妙灌输。例如，在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思政课教师应着重在向学生灌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功绩;在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思政课教师应着重在向学生灌输正确的党史观和国史观，激发学生的爱党爱国意识;在讲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思政课教师应着重向学生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坚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全局事业的伟大推进作用;在讲好新时代的故事中，思政课教师应着重向学生灌输新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使学生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另一方面，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唤起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自己来“讲”，使学生在自己讲述中增强政治认同、提高课堂的参与度，这就体现了启发性教学关于增强学生学习主体性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思政课堂运用小组研学、情景展示、课题研讨、课堂辩论等方式教学，让学生来讲，这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4]思政课教师应鼓励学生表露爱党爱国的真实情感，在竞相发言中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在“比学赶超”中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0.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

[3] 列寧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3.

[4]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2020（17）.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6] 列宁全集：第3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69.

[7] 列宁全集：第3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2.

[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04.

（责任编辑：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