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茏

摘要：古罗马历史上三次大瘟疫曾造成巨大的损失，传染病频发与自然环境的破坏、交通运输的发展、城市规划与市民习惯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瘟疫导致了人口骤降、政治混乱、经济衰退，亦阻断了东罗马帝国的中兴。这些变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乃至人类的历史。对于古罗马瘟疫情况的研究，有利于推进现代卫生事业的进展。

关键词：罗马帝国;大瘟疫;查士丁尼瘟疫;社会影响

罗马帝国兴盛与衰亡的历史一向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无数领域令后世史家皓首穷经。除了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传统领域的探析以外，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起源于古典史家的记述历史的传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大量材料，让我们得以窥得那个时代更为细微的样貌，例如社会生活、公共设施、疾病的传播与防控等。

历史并非是绝对理论性的研究，对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历史研究同样可以提供借鉴。在非典流行之后，我国史学界对于医学史、疾病史的重视明显提高，积极发掘以往疾病传播的历史，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援。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更为史学界敲响警钟。本文试图从古罗马历史上三次大规模传染病的影响与应对手段入手，为现代公共卫生设施与传染病防控手段提供经验借鉴。

一、古罗马三次大瘟疫概况

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共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瘟疫，分别为发生于165年的安东尼瘟疫、249—262年间的西普里安瘟疫、541—543年爆发，后续持续到749年的查士丁尼瘟疫。这三次瘟疫的爆发使帝国命运产生了深远的改变。过去史学界认为影响罗马命运的主角是：皇帝、蛮族、将军、军士、奴隶;现在一些学者从另一角度认识到其实“非人因素”其实更具有决定性：细菌、病毒、火山、太阳黑子周期。换言之，气候变迁与疾病瘟疫，才是决定剧本的匿名作者。[1]

公元前200—公元150年，全新世晚期的一段气候时期被称为“罗马处于气候最优期”（Roman Climate Optimum，以下简称气候最优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环境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着稳定状态，地中海周边降水量较大，温度较高，适宜于人类居住和农作物的生长。虽然南部旱情始终困扰着人们，但帝国内部的水利工程建设缓解了这一困境。

然而很快罗马就进入了气候过渡期，降水量减少，水面连年降低，前期城市建设过程中对周边山体植被无节制破坏的恶果初露端倪。自然环境恶化或许不足以导致罗马成为一个瘟疫肆虐的地方，但社会生活与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令其成为了细菌传播的温室。繁荣的对外贸易与通达的国内交通环境共同构成了疾病传播的“高速公路”，洗浴文化的盛行、公共厕所的不卫生以及罗马人对于公共生活的热衷态度，种种因素综合，大规模传染病的爆发几乎可说是一种必然。

皇帝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161年——180在位）统治期间，安息国王沃洛盖苏斯（Vologae-sus）向罗马帝国发起战争，罗马軍队迎战并追击至塞琉西亚，火烧并洗劫了这座名城。[2]在《阿贝拉编年史》中，有这样的描述：“在帕提亚人战败后，上帝似乎想惩罚发动战争的人们，于是散播了一次可怕的瘟疫，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罗马军队在返回途中不断被瘟疫纠缠困扰，难以自保，士兵人数大幅度下降。他们没时间搬运物资，于是将所有财富留在了帕提亚。”有学者据此断定，安东尼瘟疫是随远征的军队传播至罗马境内的。

但事实上，经过现代科学的研究，这个说法缺乏有力的支撑。更为普遍的看法是，疫情从阿拉伯半岛开始，沿着贸易繁荣的红海轴线传播。与此相关的证据是阿里斯蒂德的患病经历。此人是当时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据记载，阿里斯蒂德住在土卖那的郊区时，一场瘟疫感染了他所有的邻居和奴隶，最后他自己也感染了这种疾病。在其它史料中，也有罗马人对于北非爆发瘟疫的记载。

瘟疫由东向西加速蔓延，波及范围之广，造成影响之大，震惊了当时的观察者们。“一场瘟疫爆发了，这是目前为止我所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罗马帝国，每天有2000人死于瘟疫的感染。受到瘟疫影响的不只是城市中的人，帝国所有的区域都受到了这次瘟疫的影响。”[3]“由于罗马城内汇集了大量来自各地的居民，城市十分拥挤，故而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瘟疫的后续爆发持续了很久，大量居民与家畜因瘟疫而死亡。在医生的建议下，皇帝康茂德（Commodus）离开罗马前往洛兰图姆（Laurentum）避疫。”[4]

对于安东尼瘟疫的记载较少，且缺乏考古证据。时人作品大多文学性较强，存在诸多相互矛盾之处，真实性难以考证，故而对于这次瘟疫的病原体尚未确定。大部分学者认为病原体的高度嫌疑者是天花。根据盖伦（Claudius Galenus）的记载，疾病的症状是发烧、黑色脓包疹、结膜发炎、气管深处溃疡，以及黑色或带血的粪便。虽然并不能完全证明，但症状表现与天花十分相似。

安东尼瘟疫爆发后不足100年，罗马地区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瘟疫，史称“西普里安瘟疫”。西普里安是一名基督教徒，这场瘟疫之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是因为西普里安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较为完整的记述了这场瘟疫爆发的场景的时人。西普里安瘟疫持续时间约为15年，关于这场瘟疫的病原体、症状、传染途径、损失等等细节，即使当时文人的记载也莫衷一是。根据多种史料的印证与考古结果，一般认为西普里安瘟疫起源于罗马帝国东南部，埃塞俄比亚一带。

在西普里安的记载中，能看到这场瘟疫对于当时人们的严重冲击：“只要我们还在与这个时代分享共同的血肉，那么这些眼睛的疼痛、发烧的攻击、四肢的不适，在我们和其他人身上是一样的。这些都是信念的证明：当身体失去力量后，内脏在流动中消散;在最深处点燃的一团火，燃烧到喉咙形成伤口;持续的呕吐使肠子震动;眼睛被血流的力量烧得火辣辣;致命的感染腐烂切断了此人的脚和其他肢体;当肌体失灵，身体虚弱，人会变得步态蹒跚、耳聋眼瞎。”

现代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这次瘟疫的真实身份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大规模流行性感冒。流感病毒一向困扰着人类，是人类历史上许多最严重的流行病的原因。在西普里安瘟疫关于呼吸道的描述症状中，有许多症状与肺炎相吻合，并且发病于冬季。第二则是出血热，可能由蚊虫或啮齿类动物引发。目前关于这一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最后一场灾难也是罗马瘟疫中最为人熟知的瘟疫：查士丁尼瘟疫。公元527年，查士丁尼皇帝在即位之初的数十年间，就已完成许多显赫的事业。然而一场传播速度极快，死亡率极高的鼠疫的爆发，阻断了帝国的中兴之路。查士丁尼曾感叹：“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把一个人或一个地方的命运抬高，然后又无缘无故的抛下来，让他们毁灭。”

关于这场初始于公元540年的瘟疫的史料较前两场更为多见，许多当时的史家都详尽记述了这场瘟疫的传播轨迹、临床症状、死亡率、反复过程等。主要史料来源是普罗柯比的《战记》和一本名为《Chronicle of Zuqnin》的作品中约翰的记述。较为可靠的瘟疫发源地依然被锁定在北非一带。据亲历这场瘟疫的教会史家埃瓦里利乌斯记载：“这场瘟疫发源于埃塞俄比亚，并在接下来的时间在整个世界蔓延。”普罗柯比则记述称瘟疫最开始发生在埃及，随后向地中海世界传播。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因为普罗柯比所提到的瘟疫发源地培琉喜阿姆是埃及北部尼罗河三角洲取东端的城市，其交通和贸易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很可能是出现于埃塞俄比业的瘟疫最先影响到的埃及城市。

当瘟疫蔓延到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时，死伤之多，损失之大是骇人听闻的。这种烈性传染病发病极其迅猛，人类往往在免疫系统还来不及做出有效的反应前就已经死亡。城市中 “杂乱的堆满尸体，死者层层交叉堆叠，就像草垛里的干草一样。死者被踩踏而过，就像被踩坏的葡萄……那些被践踏的尸体沉下去，浸在下面一层尸体的脓液里。这场景像是上帝烈怒的榨酒池，是末日的预兆。”[5]

由于城市中死者过多，尸体难以处理，腐败的尸体又成为了新的感染源。贵族与富人出城避疫，但瘟疫在各个地区肆虐，即使是上层人的死亡率也相当惊人。由于城中疫情严重，农民往往不敢进城贩卖农产品，导致城内物资极度短缺。往日繁荣通达的城市，成为瘟疫发酵的的牢笼。

据凯尔·哈珀制作的东罗马帝国人口概念模型，在公元540年，帝国人口骤然从3000万左右下降到1500万左右。此后波段式发展，但始终保持着轻微的下降趋势。直到公元600年，人口已经下降到1000万上下，当时的皇帝不得不通过引进移民来增加人口数量。在这次瘟疫的第一次爆发中，东罗马帝国人口的总死亡率大约在50%上下。这是一个令人惊骇的数据。

而这次造成如此损失的瘟疫的病原体则不像上两场那样模糊不清，已经有确凿的考古学证据证明这次瘟疫的病原体是鼠疫杆菌。鼠疫被大多数学者认可的传播途径是由野生宿主，即森林、草原中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跳蚤叮咬城市黑鼠之后，导致城市中的鼠类大量死亡，而这些专门吸食鼠类血液的跳蚤失去食物来源之后，会开始攻击本不是它们理想进食对象的人类，这种细菌就在人群中爆发开来了。人类并非鼠疫杆菌理想的宿主，因为人类脆弱的免疫系统往往在鼠疫杆菌在血液中的浓度还未到达可以传染的时候就已崩溃，因而往往是鼠疫杆菌的终结一环。可以说，鼠疫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重的灾难之一。

二、古罗马瘟疫爆发的原因分析

古罗马的三次瘟疫包括了各种传播方式与发病症状，无疑是一个全面分析传染病的重要样本。对于古罗马为何会爆发瘟疫的考察，将会为现代防疫措施的推行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参考。

首先，气候上的动荡是人类难以控制的。罗马几次瘟疫爆发都处于最佳气候期和晚古小冰期的过渡时期或小冰期内，本身气候条件非常多变且不稳定，容易引发生物迁徙、种群数量、共生关系等变化，本身就是一个风险较高的时期。

其次，地理环境给罗马的辉煌带来了机遇，但也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通达的平台。罗马地处地中海周围，连接北非、黑海和阿拉伯半岛，有利的地理条件与对于商业的重视，令罗马与欧、亚、非均有比较密切的贸易往来，水路船只繁忙，陆路商路也四通八达。地理上的开放与人口流动的复杂，对于传染病流行创造了一个混乱而高效的环境。

再次，城市人口密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虽然古代经济主要的倚重依然是农业，但罗马的城市文化非常发达，城市人口据估算在100万上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人口密度大虽然在平日里具有许多优势，但一旦传染病流行，控制其傳播就会成为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显而易见，当时的罗马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加之当时城市中经常会出现大规模人口聚集的活动，不论是斗兽场、公共浴池还是公共厕所尤其容易成为传播疾病的场所。只有富人有条件清理自己的私人厕所，而公共厕所的粪便往往堆积如山，滋生蚊虫，且容易造成粪口传播。

有学者评价罗马人“富有而疾病缠身”，根据考古工作中对于罗马人股骨长度的测量，可以推测罗马人的身高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在逐渐变矮。不良卫生条件与穷人之间流行的饥饿的威胁，使得古代罗马人免疫功能低下，身体素质下滑。人体的免疫系统是面对疾病时的最重要的防线，遗憾的是罗马人在身体方面并不幸运。

上述各种原因综合起来，构成了这三次瘟疫爆发总体上的原因。属于罗马的荣光与不幸已成往事，庞大的帝国终究化作自然与时间倾轧之下的尘埃。

三、古罗马瘟疫对于现代卫生事业的借鉴意义

在观察古罗马人在瘟疫中挣扎的历史时，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古罗马人对于瘟疫到底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和应对措施？这些措施是否起到了人们期望的作用？

罗马人的医疗观念和公共卫生条件在公元前300年就已取得较大的进步，大规模排水系统的引进、公共浴场和公共厕所的规划、普遍火葬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都起到了抑制大规模传染病传播的作用。 但同时，虽然贵族号召在公共厕所使用流动水清理粪便，但由于当时生产力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限制，人人使用流动水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者，罗马人的农耕习俗在城市中也有所体现，城市中往往豢养家畜，并将人畜粪便收集堆积起来作为肥料。这无疑是滋生传染病的温床。

罗马人虽然有宏大的公共设施，但在今日看来这些对疾病防控起到积极影响的设施在修建之时，本意大多数并非如此。浴场等公共娱乐设施的建设只是统治者拉拢公民支持的筹码，贵族希望的以流动水清洁厕所则是一种上流的享受。当时不论是统治者还是公民对于通过公共卫生设施对传染病进行控制的意识非常淡薄，对于医生这一职业的轻视也造成罗马鲜有名医的局面。

虽然两千年前的医疗技术与现今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的人們依旧面临着突如其来的传染病的困扰。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未雨绸缪，无疑可以遏制疾病的传播。

完善的城市规划往往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功能，生活功能、重大灾难应对功能也应该被考虑在内。包括合理规划居民区人数，楼层数量、人口密度、楼间距等等，避免因为经济原因使人口过于集中。农村的厕所革命也亟需继续推进，使用流动水的厕所对于疾病的阻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对于公众的科普相当重要。人人都能认识到公共卫生重要性的社会，对抗疾病的习惯与医疗手段才会更加丰富。细菌学说的提出开始令人们具有了勤洗手的意识，这在对抗传染病史上是一次飞跃。

罗马人与自然的碰撞产生的悲剧性后果，也为我们敲响敬畏自然的警钟。这些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灾难，在其后的历史中，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自然的尊重，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一旦利用自身在食物链中的位置肆意妄为，往往会引发出更多人类前所未见的灾难性后果。令人扼腕的是，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中屡屡发生，却始终无法断绝。当历史与现实碰撞，从历史的经验中，为当下的困境寻找思路和方法，这也是历史学的人文情怀和现实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美）卡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第一版.

[2] Paul Magdalino， “The Maritime Neighborhoods of Constantinople：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Functions， Sixth to Twelfth Centuries”，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54 （2000）.

[3] Dio’s， Roman history， V. 9， Book73， p.101.

[4] Herodian，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Book 1， pp.73—75.

[5] John of Ephesus， in Chronicle of Zuqnin， trans. Witak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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