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教育家们把“人性论”作为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即通过对人性的探讨来提出各自代表性的教育思想。从这些教育思想里去探寻“立德树人”的历史根基和文化血脉，去发掘“立德树人”与其内在关联，既对全面深入地理解“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有重要意义，又对“立德树人”具体实施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人性论;立德树人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其本质就是涵养品质、培育德行、传授知识、习得技能，其首要问题是“培养什么人”。自古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教育，有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形成了众多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把教育提升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为此，探寻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掘“立德树人”与其内在关联，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教育思想，又对“立德树人”具体实施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人性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家们认为教育既有对人性的体现，又有对人性的改造和塑造，为此只有在弄清楚人性的善恶之后，才能确立教育的对象、作用、目的、内容和教方法等。中国古代教育家们正是将“人性论”作为自己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各自的教育思想。

（一）“性善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性善论”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是向善的。孟子、王通和王守仁三位教育家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各自代表性的教育思想。战国时期的大儒孟子最早提出“性善論”，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人生来就固有“仁义礼智”这些“良知、良能”。为此，孟子为实现教育目的要求当政者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隋朝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王通也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具有本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中说》）王通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主要内容就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道德修养方法就是“穷理尽性、推诚主静、闻过知改、寡言无争。”（《中说》）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将人培养成“君子”“圣贤”。明朝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认为“至善者，性也。”（《传习录》）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为此，教育的宗旨是“致良知”和“存天理、灭人欲”，教育的方法是“知行合一”，教育的目的“明人伦”。（《传习录》）

（二）“性恶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具有恶的天然属性，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荀子、韩非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各自的教育思想。战国时期的荀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为此，荀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通过“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其过程就是知识和道德积累的过程;学习的方法主张“闻见知行。”（《荀子·儒效》）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尊道”，即遵守“礼仪法正”（《荀子·儒效》）。战国时期的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主张人性为恶，教育首先要“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其次是“禁二心私学”，韩非认为儒墨私学“乱上反世”，造谣惑众，是“二心私学”，必须禁绝之，因为“法之，则莫得为私”。最后是“以法为教，以史为师”，实现“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和耿介之士”的培养

（三）“性无善恶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性无善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没有善恶的。以“性无善恶论”为视角，墨子、王安石和朱熹三位为代表的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墨子认为人性并无善恶之分，环境和教育会对人性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强调“染不可不慎也”。在教育内容上主张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文史知识教育、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和培养思维能力的教育等，并提倡因材施教;教育教育原则是“强教于人”，“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公孟》）教育的方法“学行结合”，“多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修身》）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兼士”。北宋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认为“性不可善恶言”（《礼乐论》），反对“天生德性”，主张后天的习染和教育的作用。为此，王安石认为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栋梁之才，教学的内容强调实用性，做到“求专门”“尚实用”“兼文武”。

（四）“性二元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以“性二元论”为视角，傅玄和朱熹两位为代的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傅玄认为人性既有善又有恶。为此，傅玄认为教育首先就是塑造人性，即“正心”，“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太子少傅箴言》）教育的根本作用是为国家培养贤オ，“贤者，圣人所有共治天下也。”（《傅子·举贤》）南宋时期的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人性问题上，认为有“天命之性”（先天的善性所在）和“气质之性”（先天有善有恶）。朱熹认为教育的目有二，其一为“明天理，灭人欲”，其二为“明人伦”，教育的任务是“教之以事”和“穷之其理”。

（五）“性三品说”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性三品说”认为人性有的是善，有的是恶，还有的既有善还有恶。以“性性三品说”为视角，以董仲舒和韩愈两位为代表的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西汉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董仲舒将人性界定为“性者，生之质也”，提出“性三品说”：第一种是先天性善、第二种是先天性恶、第三种是先天有善有恶。为此，董仲舒认为教育首要任务一是“明道”、二是“教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仁”和“义”，教学方法上主张“强勉努力”（《举贤良对策》）。

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立德树人”思想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如何立德、如何树人”的思想理念，为新时代如何“立德树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重视“立德”的教育

不论是从“性善论”“性恶论”还是从“性二元论”“性三品说”等视角，中国古代教育家们在各自的教育思想里面，他们都主张重视对人才的“德性”培养，提出“仁义礼智信”这些“德目”都是“君子”“圣贤”“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和耿介之士”等必备的道德品质。尽管现在看来，他们的教育思想中有一些主张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们主张在教育中重视“立德”，这对“立德树人”思想有着重要启示意义。为此，一方面“立德树人”要坚持立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人。“立德树人”立的具有“崇真向善”之德，所要树的具有“大德、公德和私德”的人。一是立“大德”，就是树立“品德高尚、德行高尚”的人，在中国传统美德中立“大德”就是树立具有“爱国、仁爱、礼仪”之德的人;二是立“公德”，就是树立具有“公共道德品质”的人，在中国传统美德中立“公德”就是树立“廉正、奉公”之人;三是立“私德”，就是树立个人的品德、修养，在中国传统美德中立“私德”就是樹“修己、诚信、思义、力行”之人。另一方面“立德树人”要融入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时代精神的凝练，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吸引力、凝聚力，它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起着确立理想、激励斗志、凝聚人心的作用。“立德树人”就是要坚持以社会主核心价值来引领学生的德育教育，将这些价值观作为德育教育的主要内容，使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把握“树人”的方法

中国古代教育家们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他们在各自的教育思想里面除了提出具体的教育内容之外，还提出了可行的教育教学方法，如主张“性善论”的教育家们提出了“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主张“性恶论”的教育家们提出了“闻见知行”，主张“性无善恶论”的教育家们提出了“因材施教”“学行合一”，主张“性三品说”的教育家们提出了“勉强努力”“博贯多选”“善一专一”和“勤学”等。历史证明他们的教育教学方法很多是成功的，为中国古代培养出了一批批圣人、贤人、仁人、君子、善人。为此，这些成功的教育教学方法，对现在的“立德树人”思想同样具有启示意义。一方面要做到“因材施教”。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要全面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生的综合素质，选择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法、育人手段，实现育人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做到“知行合一”。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要做到教育与生活和教育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重视生活体验、重视社会实践活动，从生活中、社会实践中去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不断提高综合能力，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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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德阳市社科研究“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项目立项课题《新时代高职院校提升“立德树人”针对性和实效性研究》（DY20C055）。

作者简介：赵新华（1980-），男，汉族，广西桂林人，副教授，法学硕士，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