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媒介域正经历从传统“文字域”和“视听域”向“数字域”转化的过程，传播体系及其话语机制日益呈现出碎片化和反宏大叙事的倾向。非虚构叙事适应了媒介域的“数字化”带来的一系列转变，逐渐成为转型期间发展强劲的新闻叙事方式之一，在叙事创新、反映现实以及与商业接轨等方面展现出了新闻实践价值。然而，非虚构叙事还面临诸多问题，应警惕形式主义表达和信息失真，从而实现媒介域转型期的自我发展。

关键词：媒介域；非虚构叙事；实践价值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8-0015-04

一、引言

“媒介域”由雷吉斯·德布雷在其1979年出版的《法国知识权力》中提出，它的围绕最新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媒介组织起来的，是一种动态的，由信息传播的媒体配置所形成的分期。随着新传播技术带来的网络社交媒体普及，传统专业机构的话语权被消解，大数据和算法又为传播权力的下放提供了媒介技术支持，并且深入到了新闻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单一的以传统媒体为主的“文字域”和“视听域”已经开始了向复杂多变的网络社交媒体的“数字域”的转变。

当传统的报道体系不能适应剧烈变化的媒介环境时，非虚构叙事应运而生。自《人民文学》杂志于2010年开设专栏以来，非虚构作品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和发展。它有效规避了传统媒体话语体系的不合理性，回应了媒介域转型期的发展诉求，对媒介域进行积累式演化产生了积极作用。研究非虚构叙事在媒介域转型期间的实践价值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需求，我们还能通过探讨它目前存在的问题对其未来发展作出合理展望。因此，本文创新性地将媒介学与非虚构叙事结合起来，探究非虚构叙事这一新的新闻话语体系的实践价值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媒介域转型期非虚构叙事兴起的必然性？

随着新媒介技术带来的网络社交媒体普及，当下的媒介格局正处于一次新的媒介域转型关头，亟待出现新的新闻话语体系以适应技术落差带来的变化。非虚构叙事以其独有的特征区别于传统新闻叙事，在叙事形态、表达以及主题上与媒介域变革息息相关，因此，非虚构叙事在媒介域转型期间的兴起是必然的。

（一）融合式叙事形态顺应了媒介域转型期的多媒体技术变革

在媒介学中，媒介域是一种象征环境、框架或技术[1]。德布雷在2014年与陈卫星教授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学术对话中提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被称作‘数字域’的媒介域中，这个媒介域在‘文字域’‘视听域’之后，是一个二维码的、影像的和符号的世界”[2]。也就是说，在数字化的网络媒体传播格局中，作为信息交换的载体，媒介决定了信息传播速率和呈现方式。随着技术升级，其反映出来的潮流是，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将数据可视化技术与多媒体手段应用于新闻采写与呈现中越来越普遍[3]。

非虚构叙事的兴盛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相关，基于媒介域转型期的技术变革，非虚构写作因融合式创新的叙事形态获得了蓬勃发展。目前，除了少量的非虚构写作还在纸质媒体上刊登外，其余均在微信公众号和网站上发表。这些网络平台往往自带多媒体融合属性，其可以使叙事形式从单纯的文字表达走向文字与图片、音频和影像的互动融合，给予读者沉浸式体验，满足人们的移动阅读习惯。例如，腾讯新闻出品的多媒体融合报道《生死“器”约》将大数据可视化，结合动图展示，辅之H5的界面操作形式，生动直观地触达受众[4]。此外，记录中国变化的《马克吕布：我喜欢看着一个国家长大》、讲述残疾人励志梦想的《一个盲人的马拉松》、展现精准扶贫主题的《黄土高坡上两公里的迁徙》等文章都形成了融合式叙事形态，呈现了别具一格的传播效果。

（二）“讲故事”的叙事表达调适了转型期注意力短缺的趋势

德布雷说过，一个新的被称作“数字域”的媒介域中存在着碎片化的倾向，这是一种危机、信息技术载体的碎化问题[2]。这意味着当下媒介域的信息传播在其主导技术下变得弥散化，它将单一的线性印刷媒体传递的内容和信息技术载体切割成了碎片，因此，稳定的传统理性叙事面临媒介圈注意力的分散和稀缺。在信息高度膨胀的媒介环境里，如果媒体的报道不能及时吸引并维持人们的注意力，那么注意力就会快速从一处跳到另一处，以碎片化为特点的媒介域转型期使得公众注意力成为媒介圈里的稀缺资源。

非虚构作品以其强調故事性的叙事表达缓解了注意力分散和短缺的问题。从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专栏起，非虚构写作就一直体现出其“作为故事的新闻”的原则，其以生动细致的描写见著，以诉诸情感的方式围绕“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展开。新闻领域的非虚构写作综合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实现时空转换，建立了文字式的蒙太奇，能给人类似于“看电影”的沉浸感，让人不自觉地陷入报道中。非虚构叙事不像传统的理性新闻叙事那样直白简单地输出单一的价值观，不会使公众产生对高高在上的叙事者的反感和排斥，而是始终坚持突出场景式情节，精心选择人物形象，组合形成以极强的故事感为特色的叙事方式，以引发人们对故事性新闻报道背后传递的情感的思考，达到不同价值观的相互交流。因此，在公众渴望消费故事以保持投入的媒介域转型期，依靠专业可读的故事情节的非虚构作品极大地吸引并维持了读者的注意力。

（三）反宏大的叙事主题与“去制度化，扬个性化”的传播机制相匹配

媒介域转型期也显示出了传播“去制度化，扬个性化”的特点。一方面，数字化的传播技术让以传播者为中心传播，再向四周扩散的机制面临着一种生产组织的技术落差；另一方面，定义现实话语体系的新闻机构不再是唯一的意见领袖，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实现了传播权力的下放，人们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参与者和传播者。“制度化”的减弱必将带来“个性化”的增强，媒介域转型期的技术创新在修正传播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带来了个人主义，因此新闻信息生产、分配和消费也多从个人视角出发，消解了过去的宏大叙事。

非虚构写作反映个人现实生活、展现人文关怀的反宏大叙事正好契合了张扬个性的时代需求。它将目光从宏大主题下移到社会生活的日常性维度，这恰巧是公众乐于接受的报道主题。与国家层面的宣传、政策类的主流宏观报道不同，非虚构写作大多关注个体，主要通过特写小人物的形象展现人格和时代背景，或者说反映不同人面临的时代问题。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在《南方周末》的写作训练营对个性化群体作出明确界定，他们会关注年轻人、女性、中年人、老年人这四类群体的核心需求。这表明非虚构作品倾向于将人群细分，不再只是笼统地描写整体，以此体现“个人定制”。另外，对于事件性新闻的报道，非虚构写作的主题也力求新颖，会通过聚焦事件过程满足受众对事件整体和细节的个性化追求。

三、媒介域转型期非虚构叙事的实践价值

媒介域旨在标示处于支配地位的传播和传输系统，文化就围绕这些系统在一段时期内并在一定“媒介域”中保持稳定[5]。而非虚构叙事作为媒介域转型期间新闻生产领域的一种话语症候，它的叙事因符合媒介域转型期的要求而保持了稳定，在实践中展现出了推动新闻叙事创新、对接公共议题及商业变现的价值。

（一）“全民写作热”推动新闻叙事创新

早在21世纪初，《南方周末》的李海鹏就以《举重冠军之死》拉开了职业记者转型投入非虚构写作行业的序幕，一大批职业记者纷纷转行，投身于新闻领域的非虚构创作。2015年，腾讯“谷雨”、网易“人间”、民间非虚构写作者同人平台“地平线”、界面“正午”、《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单读》《智族GQ》等八家致力于非虚构创作与发布的媒体平台，联合发起了中国非虚构创作联盟，意在孕育更多创作者。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和“真实故事计划”通过提供丰厚的稿酬吸引写作者积极投稿；腾讯发起“谷雨奖”对优秀作品进行奖励；《南方周末》于2019年开启了第一期写作训练营，旨在将更多人纳入非虚构写作的体系中，生产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不难看出，在传播话语权力下放的媒介域转型期，非虚构写作的生产是通过将由专业记者生产内容的PGC（专业生产内容）模式和用户生产内容的UGC（用户原创内容）模式组合形成“全民写作热”的。

伴随着非虚构写作兴起的“全民写作热”打破了传统的体裁界限，它通过对写作方式的创新，形成了不同的报道旨趣与叙事特点，丰富并拓展了新闻的内涵与外延。“全民写作热”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日记体”报道中展现出了巨大活力，以“我”作为叙事者的日记形式强化了情感表达，补充了官方主流媒体报道。比如冰点周刊“我的武汉日志”、三明治“武汉日常”、网易人间“我们的战争”、单读“疫区日记”等，这些个体叙事强调“我”的经历、遭遇和命运，在呈现困境的同时也不忘书写生命的美丽与庄严[6]。除了日志式的叙事方式，还有群像叙事、笔记体式、口述体式、民族志式以及访谈杂录等方式，它们都极大地丰富了非虚构叙事的内核。其中，民族志式的报道将基于田野调查的新闻实践与叙事文体相结合，尤具价值。如曾任《新疆日报》记者、《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的作家南香红的作品，大多都基于实践调查，关注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状态等题材，具有鲜明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关怀。从中可以看出，非虚构创作者在实践中的内隐式经验与民族志方法论能够相互勾连，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新闻叙事形式。

（二）“人物故事”对接复杂多变的公共议题

公共议题往往是涉及大众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它往往隐藏于民众生活的细微之处。非虚构写作通过检测社会环境，从人物出发，以多元角度讲好一个故事，以反映变化的社会议题，从而体现公共性。

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亚历克斯·蒂松说过：“故事让我们的经验成形，让我们得以不至于瞎着眼走过人生的旅途。没有故事，所有发生了的事情都会四处飘散，彼此之间毫无差别，没有任何东西会有任何意义。”[7]非虚构写作通过讲述人物故事，将“事件”作为契机从而抵达“人”，探究时代发展和现实生活与人的关系，挖掘潜藏的社会议题，以期获得具有普遍现实性的借鉴意义。例如，袁小兵和杨传敏的《广州：两个人的摩托车》表面上讲述了同为四川老乡的搭客仔陈国文和护士的李林在禁摩后不同的人生轨迹，实际上是在讲阶层分化这个社会议题；雷磊的《张小龙的性暗示与孤独「华科男」的创造力》向读者展现了有创造力的“华科男”面临的两性障碍局面，从而引出一个道理：互联网的发展要切中人的“痛点”，就必须回应人的孤独；南香红的《车警官出前门记》写的是车警官因拆迁出前门的故事，它从人物的抗争入手，反映了当时北京旧城改造的背景，引发了公众对公私财产的讨论。

如果说早期的传统新闻报道侧重于表现典型人物的经验和书写国家总体的历史，那么这些例子则可说明非虚构写作在实践中发掘了新的维度。它不仅在展现人物的个体命运，更是在构建便于人们理解的现实意象。我们能够沉浸式地进入人物的生活，反思他们面临的困境，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对复杂的社会议题的认识和理解，思考更核心、更深层次的解决方法。

（三）非虚构作品内容影视化实现商业价值

传统媒体常常忽视自身作为市场主体的一面，不少媒体长期依靠广告获利，导致资金流入缓慢，内部周转不灵，最终倒台。而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否定了专业主义理念与创业逻辑之间的冲突，认为商业化并非写作的对立面，而是非虚构写作的必经之路。因此非虚构写作需要探索兼具公共性和商业性的道路[8]。

近年来，越来越火爆的影视市场为非虚构写作的商业化提供了契机。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电影广受好评，这表明建立在真實基础上的真实故事越来越受资本方和观众的青睐。雷磊认为，“可以撬动最大利益的应该就是影视行业”[9]。因此，真实故事计划在创建之初就有明确的商业变现计划，那就是开发非虚构的IP价值，将真实故事和影视产业对接，致力于非虚构作品的版权运营，为创作者提供低门槛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在这一行动下，以真实新闻事件改编的IP版权的价格不断被冲高，时为《时尚先生Esquire》记者的杜强凭《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卖出百万级影视版权；在那之后，林姗姗的《黑帮教父最后的敌人》也被台湾导演买下影视改编权。

记者李海鹏曾将非虚构作品改编成IP这件事评价为“从0到1，之前这个市场并不存在”，这证明了这种以故事为核心的叙事写作可以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商业效应。可以说，将非虚构作品内嵌于商业运作链条，分享市场红利是新闻行业与商业资本相互依存下的紧密合作。非虚构故事为资本提供了原素材和影视化方向，而非虚构行业本身也能借此实现自我变现，从而稳固市场地位，获得可持续发展。

四、媒介域转型期非虚构叙事存在的问题

在媒介域转型期的激烈震荡下，非虚构叙事也极容易遭到转型期的反噬，如果创作者没有足够的专业信仰，那么非虚构写作就容易因过度迎合媒介圈的泛娱乐化、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而走向失实，可谓“成也在此，败也在此”。

（一）文学性的叙事偏移威胁新闻真实性

美国新闻史学家迈克尔·舒德森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指出：“新闻界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它鼓励记者撰写精彩的故事，而不是四平八稳地客观报道。”非虚构写作是从文学领域迁移到新闻报道中的，难免会留下叙事文学性的烙印。正因如此，非虚构写作往往会通过精细的人物、细节、环境等文学性描写进行新闻报道。

创作者一旦过分关注文学性就极易走向“新闻失实”的道路。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下，不少文章以真实新闻事件为题材，却标榜着“情感真实”大过“事实真实”，刻意制造文学性的语言以博取受众关注。2019年1月“才华有限青年”公众号生产的“爆款”文章《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就是“文学性充足，而新闻性缺失”的典型案例。由于非虚构写作在社交媒体公众号平台的可接触性和高扩散性，创作者过度追求传播效应，为生产出获得高点击量和转发量的“爆款”文章，不惜通过伪造事实、制造戏剧性情节以及过度煽情以达到目的，编撰出夺人眼球但品格不高的三流文学作品，陷入文学性的叙事偏移。

（二）过度迎合消费市场导致选题窄化

阿兰·德波顿在《新闻的骚动》中写道：“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只是聚焦于自身的忧虑和疑惑。”大部分人在现实中是远离那些骇人的事件的，所以人们才渴望通过报道沉浸式地体验另一种生活。在消费文化的驱动下，人们一方面倾向于消费悬疑和离奇故事以满足自身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也期望通过边缘底层人物的故事实现差异下的自我安慰。因此，非虚构写作的选题往往聚焦于距正常生活较远的事件，以宽慰公众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选题窄化。

如今，非虚构写作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其选题大多数都是悲剧式的“黑色故事”。写作者多以社会边缘人群为操作对象，有关吸毒、性工作者、赌博等题材的内容占比较多。杜强的《废柴俱乐部》系列将以上元素囊括在一起，展现了富贵都邑中处于黑暗地带的“废”群体的地下生活；著名的《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等非虚构作品则是凶杀案题材，突出报道了社会的负面性和冲突性，这种叙事结构最易迎合消费市场，可以让读者获得阅读的快感。然而，题材的单一化、写作主体人物的边缘化难以反映真相的全部，创作者消弭了对背后的许多体制性权力因素的关注，仅仅停留于负面的主题。他们虽与读者达成了潜在的消费共识，却永远抵达不了追逐真相与本质的客体真实。

（三）商业逻辑下表达的功利性

雷磊說过，“创业的根本逻辑是生存逻辑，不是美学逻辑”“我们必须商业化……能挣到钱”[6]。如果不能找准非虚构写作公共性和商业性的平衡点，非虚构写作就极易在商业逻辑下抛弃“内容为王”的理念，产生功利心，体现出考虑故事能否卖个好价钱的商业倾向。

商业化的大背景营造了一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情绪，很多作者在非虚构写作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考虑作品的“卖相”，写作者的表达往往被禁锢在公式化的思维里。资深记者叶伟民曾说，讲故事有一条线，即渴望—障碍—行动—结果，而基于这条线呈现出来的内容正好是当今市场所期待的有冲突性、有对立因素的故事。此外，杰克·哈特在《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提出的叙事弧线也常常被用于非虚构叙事中，传播主体可以从上升到下降的整个叙事过程设计不同的情节点、制造悬念、形成戏剧张力，这种叙事结构最易让收受主体获得阅读的快感[8]。而创作者照着样式快速“复刻”，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我能动性，投入了商业主义的怀抱，久而久之，这种功利带来的同质化表达也会使受众出现审美疲劳。

（四）过分追求个人风格导致与新闻公共性的割裂

非虚构写作的进场正是伴随着公共性退场和商业逻辑统合报道而来的。在创作者的专业主义和理想主义被消解的场域下，其容易因“成名的想象”而发生转变，以往那种追求专业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共识被个人化的风格和“沽名钓誉”式的做法打破。

具体到非虚构写作实践中，记者跳出客观文本，为了个性化的主题和结构牺牲掉客观性和真实性，导致文本公共性大打折扣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创业家》雷晓宇的一篇《诗人和银行家的对决》就添加了很多作者自己的“合理想象”，比如主人公王微并不抽烟，但是为了突出风格，营造画面感，作者就刻意安排了“掐灭烟头”这一描写；百万IP《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也是作者杜强刻意追求文本的好看可读而为之，他之所以执着于这个选题，就是因为他想要根据当事人的描述写出一个具有个人风格的好文本，至于正义感和公益性考量都是次于故事的。可见，主观介入价值体系、构造部分细节已成为创作者追求个人色彩的常用方式，高度的理想气质和追求社会公正的精神在被妥协，那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职业理想逐渐与追逐个性的写作浪潮割裂。

（五）介入式采访的面面俱到对新闻伦理的挑战

非虚构叙事呈现的故事往往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要实现这一沉浸式体验，就需要更加细致和全面的介入式采访。介入式采访强调“我”的在场，稍有不慎，写作者就会将“我”所观察和感受到的当成头脑中的事实书写下来，忽视事情本身的敏感程度和复杂性，从而遗忘介入式采访会不会给主人公带来过度关注，造成二次伤害；文章发表后会引发怎样的社会舆论；投入的主观情感会不会影响读者的独立判断和思考。

曾为《人物》记者的鲸书在撰写《惊惶庞麦郎》之后招致非议，有人认为她过于面面俱到，以至于连“床单上的头皮屑”等微小的细节都被她不厌其烦地写进了文章中，这种深入的采访让她看上去仿佛是在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审视这位被她塑造成“奇葩”的人。在这篇文章的作用下，广大网友对庞麦郎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对他实施网络暴力，消费他的心理隐疾，对他造成了伤害。

五、结语

本文從媒介域转型期非虚构叙事兴起的必要性出发，发现其故事化的叙事能够保持公众注意力，创作的热度能够推动新闻文体创新，同时也可兼顾公共性和商业性。但非虚构叙事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态和商业操作对象仍面临信息失实、选题窄化和表达同质化等问题，如何以良好的专业素养迎接媒介域转型期非虚构叙事更多的可能性是我们需要持续关注的。

参考文献：

[1] 朱振明.媒介学中的系谱学迹线——试析德布雷的方法论[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72（03）：87-97.

[2] 陈卫星，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J].南京社会科学，2015（04）：101-106，139.

[3] 孙珉，谢勇，韦李珍.浸入式体验：用非虚构叙事讲好中国故事[J].当代传播，2018（06）：100-103.

[4] 张雅婷.新媒体时代非虚构写作的发展演变与前景展望[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03）：73-74.

[5] 陈卫星.媒介域的方法论意义[J].国际新闻界，2018，40（02）：8-14.

[6] 盛芳.非虚构写作在新闻传播中的实践价值及存在问题探析[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41（04）：109-115.

[7] 克雷默，考尔.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M].王宇光，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5.

[8] 杨利娟.新闻业危机的商业主义救赎——以非虚构写作平台“真实故事计划”的创业实践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7）：70-74.

[9] 夏晓非.对中国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热的冷思考[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0）：116-119.

作者简介：杨雨欣（2000—），女，重庆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媒介观察、新闻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