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班牙于1939年结束了三年内战，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贫困，弗朗哥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数万人被当作政治犯处决和迫害。小说中描写的1945年的巴塞罗那一角处处显示出战争的伤痕：失去亲人的家庭;身体或精神上遭受创伤的战争生还者;四处调查抓捕的社会政治联盟的警察……一贫如洗的青少年，失去了父亲的音信，怀孕的母亲也因为操劳家计对他疏于照顾，他被迫过早地成长，前途未卜。本文从叙事视角、空间和修辞的角度对小说进行分析，揭示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和造成的创伤。

【关键词】 《蜥蜴的尾巴》;叙事学;创伤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10-03

《蜥蜴的尾巴》是西班牙著名作家胡安·马尔塞的长篇小说，于2000年获得了西班牙“国家叙事奖”。这部小说讲述了二战后，在弗朗哥独裁统治下巴塞罗那的一户贫困家庭的生活：酗酒的父亲巴尔特拉，因不满且秘密反抗政府的专制，在某天夜里遭到警察的追捕，他从家后的悬崖滑下逃跑，从此下落不明;母亲罗莎也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她怀孕多月，靠着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缝纫工作勉强维持生活，后来慢慢爱上了一直来家里调查父亲的警探加尔凡;14岁的儿子大卫早早辍学，在一家摄影工作室做学徒，因为战争中轰炸的影响患上耳疾，耳边经常充满了各种声音，也会时常陷入幻觉;罗莎腹中胎儿维克多，因为早产和母亲孕期的疾病，出生就智力低下說话不清。在小说中的事件发生多年后，当时还是胎儿的维克多作为叙述者开始讲述哥哥与母亲的故事。

小说的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但叙事技巧却非常高超，以下仅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独特的叙述者“胎儿”

小说的叙事者“我”是一个几个月大的胎儿，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小说主要的故事情节中，只是偶尔的一些感知增添了故事的可信性。比如单亲的母亲每天不辞辛苦，做工来养活哥哥和腹中的我，“我通过脐带感受到她那不可磨灭的意志在快乐地奋力挣扎，那是求生的意志，战胜一切苦难、阴谋和歧视的意志，一天天坚定信念，不让自己被孤独和恐惧、疾病和意外怀孕、贫穷和冷漠，还有命运给予的一切磨难击垮的意志。”比如当哥哥大卫问我何时能出来，不再躲在母亲的肚子里，我回答他“当她恢复健康、精神和快乐，当爸爸回到家，没有任何社会政治联盟的警察监视我们，当我们大家都再度快乐起来，再也不记得贫困、饥饿和寒冷的时候……”母亲的子宫既是我的话语空间，也是给我提供保护的港湾。

我是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用回顾性的方式见证和讲述这个家庭的故事。作为叙事的声音，我的过去是一个在子宫中的胎儿，现在是一个智力低下，连说话都说不清楚的儿童，所以我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并未流露出任何的态度或立场，采取了一种见证人的旁观视角。

而真正参与到主要情节的，文中感知者是我的哥哥大卫。和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不同，大卫的视角是有限的视角，也就是说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我”用了故事内人物大卫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比如大卫以摄像式的外视角观察母亲和加尔凡警官的相处，在两人的相处中，几乎没有任何母亲的心理活动，只是通过母亲的肢体语言表现出她心境的变化。

大卫的视角和胎儿叙述者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两个人物的身份，以儿童的视角特别是还未出世的孩子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一方面更加反衬出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感受世界的善，就被突如其来的恶包围，另一方面，儿童用自己的直觉和想象来观察理解这个世界，他们反映出的世界往往更加真实，特别是在战后压抑的政治氛围中，成人的内心已经无法自由地表达或已经被扭曲。

大卫作为有限视角的感知者和小说的主人公，他的视角的局限是用他丰富的想象来填补的。

二、大量想象的运用

西班牙内战是近现代很多西班牙小说家创作的主题和背景，《蜥蜴的尾巴》把小说的主要叙事时间设定在1945年，故事的主人公是被战争和弗朗哥迫害的一家人，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见证者，小说的写作目的之一也是要恢复这段历史的记忆。

文中大量想象是作者赋予主人公大卫的一种能力，因为幻听的病症，在这个孩子的想象里，内战中死去的人们重新具有了生命：因轰炸被废墟压死的哥哥，因为政见不合被杀害的他们所租房子的屋主，照片中的英国飞行员等等，他们出现在大卫的日常生活中，像正常人一样与大卫交谈。

这些想象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真相与谎言，错与对，爱与恨的界限。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大卫其实无法真实连贯地叙述所发生的一切的，所以他用想象把所发生的一切赋予自己的理解。这种对真实和虚构的难以区分，一方面来自人物自身年龄和身份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大人们对真相的隐瞒。比如大卫童年时和外祖母生活在渔村，他明明看到飞机坠落在海中，但渔村所有的人们却绝口不提，来调查的宪兵更是直接威胁他，如果乱说就把他抓进监狱。这样的疑惑在孩子的心中一直保存着，直到他看到妈妈贴在他卧室的英国飞行员图片，他自然而然地把这一切联系起来。

大人们明明知道真相，但社会政治的压力却让他们闭口不言，很多的秘密甚至会一直保留至死。上面提到的坠机事件，奶奶一直封存在心里，直到晚年老年痴呆，她虽然对大卫视而不见，但会经常幻想一个叫阿曼达的女孩，总是提醒她骑自行车注意安全，这正是因为当时坠落飞机的残骸上的字母就是阿曼达，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印在她灵魂深处。

而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对真相的好奇心是无法压抑的，所以只能通过想象来理解这一切。书中母亲无力养活已经病入膏肓的小狗“小火花”，于是答应了警长带走小火花的请求，愤怒的大卫认为警长没有把小狗带到兽医那里，而是在路上就不耐烦地开枪打死了它，他精心地编造了警察打死小狗的所有细节，并利用警察落在母亲家的打火机作为证物，谎称是警察在埋葬“小火花”时掉在地上被别人捡到的，但其实“小火花”是否被送到兽医那里安乐死，无论是读者还是大卫，甚至是母亲都并不知道。母亲选择了不去探究真相，是因为生活的重压和对警察日益增加的好感;而对于大卫来说，无法探知真相却令他分外痛苦和愤怒，他之前目睹了警察因为电车上有人骚扰母亲，就故意把此人推下车，致其死状极为恐怖，在此之后还若无其事地维持秩序，这件事使他深信警察的冷酷无情，所以对于小狗的死他自然而然想象出了这样的故事。

三、故事空间的象征意义

小说中用了大量的象征的手法，比如母亲的红发象征着她不屈的斗争精神，父亲手中的酒瓶象征着他内战后作为被战胜者的消沉。书名《蜥蜴的尾巴》本身就极富象征意义。大卫和好友一直在寻找蜥蜴的尾巴，他们发现这些蜥蜴在被截去尾巴之后仍能顽强地生存，断尾的蜥蜴如同战后的人们，尽管失去了亲人，遭遇了各种不幸，但仍在砥砺前行。

而蜥蜴的尾巴，则象征着这个民族的伤口，小说中父亲因逃跑受伤的屁股，哥哥胡安被炸倒的建筑壓折的腿，大卫最后几乎被电车碾压断的脖子……蜥蜴的尾巴被从身体切下后仍然会动，仿佛仍存在生命，它象征着对于战争和过去的记忆从未真正逝去，主人公在悬崖一直寻找蜥蜴的尾巴的行为，正是作者探寻西班牙内战和历史的真相的体现。

小说的主要话语空间是母亲的子宫，主要的故事空间是我们的家，也包括家后面的悬崖和山涧。

（一）家

主人公所租住的房子之前是一个耳鼻喉医生的诊所，对于家的描写经常会有一个前后的对比，之前的诊所是一个门前有着小花园的“很有别墅气派的建筑物”，在这里居住着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这位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在内战中“消失”了;如今，它只是在悬崖边一个死胡同尽头的破房子，它所在的小巷中有十几个简陋的小屋，地面就是裸露的黑土，“路面上还会漫着尿液、脏水或者是肥皂泡”。这种前后对比表现出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不幸。尽管家的外观破旧，内部却被母亲布置得很温暖，母亲在门窗的玻璃上都装饰了有蝴蝶和百合花边的窗帘，充满了生活气息，家是母亲与生活和命运对抗的堡垒。

在社会意义上，家的空间，无论是豪华还是贫贱，都是一个人心灵的寄托和依靠，是最亲密的地方。在小说中加尔凡警官初次到访时，母亲在门口紧紧抓住门框，没有丝毫让他进来的意思，母亲充满敌意，她不想让警察调查失踪的丈夫，也拒绝他干涉自己的生活。警探在调查的过程中逐渐爱上了母亲，他几乎每日都会到访，给母亲带来生活物资和小礼物，甚至违背警察的原则，透露了一些父亲的讯息，这样，他逐渐获得了母亲的信任，两人的关系愈发亲密，母亲会请探长在家里的客厅喝咖啡，两人会像老朋友一样交谈，随着家门的壁垒消失，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逐渐消融。

家门是小说中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描写。家中有两扇门：白天的门通往小巷，夜晚的门通向悬崖。对于大卫来说，白天的门象征着可以利用家的私密性，来逃避现实世界，他关上这扇门，在家中和想象的人物对话，甚至化装成女孩。而警察来调查会经常敲响白天的门，这使得大卫经常有受到监视的感觉，“在下方这个阴暗的死胡同里，门前一只停在空中的黑色蝴蝶在雏菊丛上方挥舞着天鹅绒般的翅膀，窥视者露水的隐私。”

而夜晚的门则象征着逃跑和遗忘，因为门后的悬崖到处是人们不要的垃圾，也是父亲逃跑的地方，在警探第一次来到这扇通向悬崖的门时，他想“维克多·巴尔特拉就是从这里义无反顾地逃跑的，这就是晚上的那扇门，堕落和遗忘的门槛，以往罪行就是从这里流出去的……”

（二）悬崖山涧

家后的悬崖时常被用作垃圾倾倒处，这种恶劣的环境象征着贫困的单亲家庭的处境艰难。其次这样的位置是远离城市生活的，象征着拥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巴尔特拉一家是被排挤在社会主流政治生活之外的。

这种贫困的生活环境恰恰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所以在后来大卫长大，成了摄影师为报社供稿时，他仍是在小巷中和悬崖下的山涧垃圾中寻找这个城市的真相，“相机的镜头近距离地在每个废弃品上寻找它们隐蔽的身份，努力辨认着，捕捉到之后再将这些曾经因为某个特殊的故事而被损毁或抛弃的物品重新恢复原貌。”

家后面的悬崖对于年少的主人公来说，是和唯一的朋友保利诺游戏的场所，是童年失落的天堂。在这里，两个孩子互相倾诉自己的秘密，并四处找寻蜥蜴的尾巴，一个据说能够治疗保利诺痔疮的配方。这里是大卫的避风港，因为他坚信“我们在这里时安全的，原子弹那有毒的蘑菇云和灼热的扩散性波是永远到不了这里的。”

然而即便这个童年的乐园也并非全是快乐。首先是悬崖的形象总是和失踪的父亲联系在一起，从母亲口中大卫得知父亲逃走时是滑下山坡，酒瓶的玻璃划破了他的臀部，鲜血喷涌而出，他在大卫心目中的形象就定格在逃跑的那一夜。在这个意义上，悬崖也是给大卫带来情感创伤的场景，在这里，他永远失去了父亲，这种失去所爱的创伤之后在大卫的想象中又再次重现，他坚信他的小狗小火花是在悬崖边被加尔凡警探残忍地杀害，并埋骨于此。

山涧的水流象征着对过往的回忆和历史的洪流，某一次父亲的幻象出现于此，他拔出酒瓶瓶塞时发出声响，大卫却认为自己听到了枪声，“因为早在很久以前，枪声就已经埋在了他的脑海里。我哥哥大卫冒失地将别人的记忆当成自己的使用，而他所代理的这份刺人回忆，恰是来源于我们的父亲以及某个我们从不认识的已经去世的老人。在这份记忆中，山涧的河道里还涌动着泥泞而湍急的水流。”

但是如今的山涧，只剩下死水般的一线细流，河道里是开裂的黏土和各种废弃物。但是大卫“却能看到浑浊的水流在山涧中轰鸣，吞噬着崖壁的泥土，只有他还能听到那泛着泡沫的回响，那声音充斥在他生了病的耳朵里，使得他僵立在悬崖边，幻想着关于飓风和暴雨、大雾风暴还有海难的故事。”大卫正是继承了这一切回忆，并勇于追寻探究它的人。

《蜥蜴的尾巴》这部小说出版于2000年，在这世纪之交，新一代的西班牙人对内战和弗朗哥独裁统治已经越来越有距离感了，经历这一切的人们大多数已经逝去，为了不让这一切陷入遗忘，马尔塞作为“内战儿童”，向人们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讲述着这段历史：战后失去亲人，极度贫困的家庭;被弗朗哥政权镇压或迫害而无声无息“失踪”的人们;在压抑的社会氛围中美好却艰难的友情与爱情……在这部小说中，马尔塞不再把重心放在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比或对抗上，母亲和加尔凡警探的爱情代表了内战中“战胜者”和“战败者”一种渐进式的和解。

大卫一直固执地追寻真相，后来他选择了摄影师作为职业，一方面是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是他迫切地想看清真实的生活。在母亲死后，大卫打架斗殴，被认为是一个一无是处，但正是摄影的工作把他从怨恨中拯救出来。他先是学会了为相片润色的技巧，如同大卫善于编制故事能力一样，他用最细的铅笔尖把照片修改得完美无缺，他能让新人在婚礼上露出的笑容显得更为灿烂动人，让领圣餐的小孩目光更加天真无邪，让丑陋的小姐们皮肤更加细腻……这种对现实的加工是他从小就具备的本能。但他很快就对这些美化厌烦了，他开始抓拍街头巷尾真实的情景，丝毫不进行加工。

1951年，巴塞罗那市民因为电车票价大幅上涨，开始用拒绝乘车的方式进行抗议，整个城市的局势动荡起来。大卫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真相的执着使他走上了街头，尽管他完全可以借助在电车公司工作的姨父的便利，随便拍一辆停在车站的空列车;他可以把之前拍摄的车内只有一个乘客的照片进行修改，交给报社交差，但他都没有这样做。他冒着被警察抓捕的危险亲自上街拍摄，因为警察要抢走相机，他在逃跑的时候惨死在电车之下。讽刺的是最后报纸刊登的正是他修改掉唯一乘客的照片，而那張用大卫生命拍摄的照片永远留在了相机里，警察再也没有把相机还给他的家人。这样的结局也隐喻了官方的历史或多或少都按着不同人的意愿进行了篡改，而真相，永远保留在想追寻它的人的心底。

参考文献：

[1]Sara Santamaría Colmenero. “No hay palabras， pero se oyen voces”： testigo y memoria en Rabos de lagartija de Juan Marsé， Cuadernos de Aleph， 12.

[2]Natalia Alvarez Méndez. El espacio narrativo en "Rabos de lagartija" de Juan Marsé： del hogar natal al útero materno， Estudios humanísticos Nº 23， 2001.

[3]胡安·马尔塞.蜥蜴的尾巴[M].谭薇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

[4]申丹.西方叙述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钟盼盼，女，汉族，广东五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西班牙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