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清原 邱冰

摘   要：我国自近代以来公园建设已有百年历史，中国的近代公园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引入的，产生之初便与国内重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紧密相连，折射了中国近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公共生活及城市化进程。近代城市公园作为一种“西学东渐”的产物，是中国园林发展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标志物和研究中国近代风景园林的活化石。但不同于历史建筑，近代城市公园非文物的外在表征使其价值在城市更新中往往被忽略;同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年限已久的近代城市公园也面临着更新与改造，其价值及保护问题亟待予以重视。以近代最早由中国人自建的城市公园之一——无锡城中公园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及文献史籍爬梳，从公园本体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思考归纳出其面临的四个主要问题：不可避免的衰退与更新、公园本体历史信息的遗失、新旧对话的失衡和周边缓冲区域缺失，以期引发对风景园林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视，进而使得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在精准认知的前提下更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其他的近代城市公园。

关键词：风景园林;近代城市公园;历史文化保护;城中公园;无锡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10211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一、近代城市公园的研究背景

自1992年土地大开发以来，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伴随而来的是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虽然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三层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滤”了不在这一体系内却同样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区域，例如近代城市公园。在中国近代史上，城市公园是一种特殊的时代产物，作为一种公共空间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及城市化进程。由于包含了植被、地形、水体、建筑和场地等要素，公园的物质外观不如文物建筑那样具有稳定的识别性，在城市更新中往往因历史文化价值的外在表征不明显而被忽视。近几十年，中国近代城市公园引起了国内史学界、法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学者的浓厚兴趣，但近代城市公园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学意义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梳理21世纪以来国内有关近代城市公园的研究，发现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学者以史料为基础，透过近代公园认知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和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包括殖民主义[1]、民主观念[2]、城市公共空间发展[3-5]、社会生活变迁[6-8]等。建筑学与风景园林学领域的研究者多关注近代城市公园的本体，集中于公園的历史变迁[9-10]、建设发展[11-12]、风格特征[13]、中山公园现象[14]、历史遗产保护[15-16]等问题。国外对于近代城市公园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总体规划[17]、可持续发展[18]、公园的发展与变迁[19-20]、形态与功能重建[21]、历史文化价值和遗产保护[22-23]等。英、美、日等国对于历史性的城市公园，其保护之初均聚焦于保护公园内的自然要素，并显现出强调公园的历史价值的趋势[24]。社会学界的研究虽然解释了近代公园的社会学意义与历史价值，但未涉及其保护问题;风景园林、建筑学界的研究专注于公园本体，缺少对近代社会学意义的关注。为此，有必要在讨论近代城市公园历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为其寻求被保护的合法性，并梳理近代城市公园面临的保护问题。

二、我国近代城市公园的发展脉络及其价值

从英国皇家园林私园公用的海德公园、肯辛顿公园到近代城市公园运动中的美国纽约中央公园、波士顿公园体系，城市公园成为一种民主的象征。相比于西方，我国近代公园的建设起步并不晚，也有百年的历史。从1842年签订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开始，列强不断蚕食中国疆土，划定势力范围，并在租界范围内建设用于市政和供自己享乐的园林，且禁止华人入内。据统计，1840—1910年间外国人在中国建设的公园有33个，如上海的黄浦公园、复兴公园、虹口公园等。这些租界公园作为殖民主义空间，一方面充斥着悲愤屈辱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园林带来了一抹异彩，促进了传统私园的公用与近代公园的兴建。清末各地方政府、士绅开始兴建公园，如齐齐哈尔的龙沙公园（1904年）、无锡城中公园（1906年）、昆山马鞍山公园（1906年）等。在1878—1908年间中国人自建的公园有11个，其中最早的是1880年开放的甘肃省酒泉公园[25]。这个时期的公园内普遍设有图书馆、演讲厅、博物馆、阅报室、运动场、动物园等，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和城市市民对公园新功能的要求。辛亥革命后，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逐步开始对民众开放。国民政府将公园作为所有行业、阶层、民族共享的园林形式发展起来，各地也掀起了新建公园的浪潮。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山公园更是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如南京的中山陵园、北京中山公园、天津中山公园等。各地的中山公园大都修建纪念堂、纪念碑，树立孙中山雕塑，承载民众对于孙中山的悼念和尊崇。中山公园某种程度上成为输送国家意识形态的载体和政府权力渗透的重要阵地。

但中国的近代公园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引入的，产生之初便与国内重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紧密相连，折射了中国近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消亡，作为中国古典园林主要类型的皇家园林的建设进入了尾声，城市公园应运而生，园林的主权转归于平民百姓，这种民主性质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关于公园内容、形式、布局、设施等方面的变化，形成了一种“游学一体化”的近代城市公园特色。租界公园内各国殖民者将殖民主义的政治思想利用空间、构筑渗透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精神上奴化中国民众。[26]近代城市公园集游玩和教化于一体。在近代国人自建的公园中，以地方乡绅集资兴建的无锡城中公园为例，在1905年建园初期仅有白水荡作为主要的观赏游览景点，辛亥革命后，公园的面积和功能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园内增设了人民剧场、新华书店、户外球场等[27]114，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宣扬进步思想。此外大力兴建的中山公园，更是在向民众提供游览、休憩场所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将民族主义精神植入公众的意识形态之中。“游学一体化”的思想始终贯穿于近现代公园规划设计史，尽管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和社会精英层面的思想内涵不同，但是公园内“游学一体化”的设计思想影响延续至今。

中国近代公园这个新型的公共空间，是透视中国近代社会公共生活及城市化进程的窗口。“园之兴衰，国之候也。”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109年间的动荡起伏都映射在中国园林的发展脉络之中。延续近百年的近代城市公园作为一种人类聚居区域内的物质空间形态，其中每个要素的变迁皆记录着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对于公共空间的探究与实践，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在近代社会的背景下，近代城市公园既包含公共空间的一般内容，也衍生出一些特殊条件下的变异：既有满足民众日常出游观光、健身锻炼的娱乐休闲空间环境，也有宣扬进步思想、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讲演教化空间环境，具有时代进步和历史局限的双重特点，区别于茶馆、戏院等行业性、阶级性的公共场所。近代城市公园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及城市化进程，是透视我国近代公共空间变迁的窗口，极具研究和保护的价值。而在城市动态发展的进程中，近代城市公园势必也会随着城市空间形态的拓展和社会公共观念的深化，不断更新进步，反过来其更新改造的进程也会折射出我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迁。

在风景园林、建筑、艺术领域，近代城市公园是研究“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园林艺术变化的实物资料。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内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浪潮，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近代公园即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彻底变革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形式与功能。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修建了大量的租界公园，国内的一些乡绅、富商也开始修建公园，原本仅供王公贵族等少数人私有、享用的园林转为开放的、供平民百姓共同使用的城市公共空间，这一个个涌现出的近代城市公园是我国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近代城市公园既承袭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思想基础，也融入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潮和科学的观念，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营造手法，极大地丰富了园林的形式风格。近代城市公园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是一种时代语境下中西合璧的新型园林形式。延续至今的近代城市公园既是近代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园林史的镌刻者，是当前我们研究“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风景园林的活化石。

三、近代城市公园保护面临的问题——以无锡城中公园为例

无锡得自然山水之势，背山临湖，别具一格的湖光山色浸润着吴文化的独特魅力。尤至清末和民国初期，随着民族工商业在无锡崛起，一代富商巨子、士绅名流于古城内外、太湖和蠡湖之滨、锡山和惠山上下，修复名胜、营建园林，蔚然成风。城中公园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地方乡绅名士集资辟建的锡金公园（曾名为无锡公园，俗称公花园），是我国最早由國人自建、具有现代“公园”意义和功能性质的公园，又被称为“华夏第一公园”。在城市更新及其自身的更新改造过程中，城中公园显示出一些近代城市公园普遍面临的问题。

（一）不可避免的衰退与更新

由于近代城市公园并非中国本土园林自生发展的产物，其早期的形态多以放大的中国传统园林为母本，杂糅了西方园林文化中的片叶只枝，其空间结构并不能完全满足现代人公共游览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体的物质性老化及由于城市发展、人们户外生活形态的变化引起的功能性退化，使得近代城市公园处于一种衰退的被动境地。无锡城中公园传统的园林格局以模拟自然山水为主，公园的功能单一，多以静态观赏为主，缺乏整体化的公共设施和互动性的景观装置，且经过百余年风雨的洗礼，公园内不可避免地面临物质性的老化现象，尽管在多次的增建、重建、改造中逐步融入现代元素形成了当今开放的形态格局，但相较于当代建设的新型城市公园而言，无锡城中公园仍存在不能够满足当前公众对于公共空间日益丰富的功能需求的问题。

（二）本体历史信息的遗失

1922年，曹景范在《无锡公园图记》中写到当时无锡城中公园内有二十四景，疏泉成沼，叠石为山，四时之景，皆有不同。而园内现存仅十景，其余皆不复存在了，例如在史料记载中，原白水荡西北角有一清澈甘甜的泉眼，为二十四景中的一景——“白水试泉”，而现在此景已完全消逝。且园内于1931年落成的“无锡大剧院”、1945年修建的户外篮球场、1951年创建的动物园，被迁移到园外的其他地方，园内于2003年新建的八卦广场也已经被商业建筑取代[27]115。无锡城中公园内原存有多处古迹遗址，战国时期建有楚国的行宫，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在此建有住宅，这些均不复存在;园内仅存“右军涤砚池”的刻石。无锡城中公园在创始之初建于洞虚宫一隅，后将明代盛氏的后乐园、清代秦氏的池上草堂、僧寺的宝华堂、道院的白水山房等陆续归入其中，兴土建园。另外，无锡城中公园在无锡的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无锡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无锡市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28]12。城中公园不仅是中国近代城市公园产生之初的代表，而且见证了近百年来无锡发展的沧桑历史;但反映历史文化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消失使其逐渐沦为常规意义上的城市公园，现存的外在表征难以勾起人们对百年前那段历史的想象，且这种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失不如文物建筑的损坏表现得显性、直观。

（三）新旧对话的失衡

城中公园位于无锡市中心城区——梁溪区的崇安寺文化街区内，而崇安寺文化街区是梁溪区拟打造的五个高度融合文、商、旅全业态的特色街区之一。在“十三五”梁溪区总体发展规划中，在全面引领中心城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背景下，无锡城中公园内引入了大量商业化的经营活动，如儿童在海洋馆玩耍、年轻人于白水荡上泛舟、老一辈在池上草堂品茗，此外还有入驻园中的观光旅行社、丰收糕团店等商户。这些经营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人气，为城中公园增添了活力，但在增加功能与设施时，缺少类似于文物建筑保护的风貌协调意识，与绣衣拜石等近代的公园二十四景格格不入，风貌的整体性被削弱。无锡城中公园在建设之初，占地较为方整，景点均分布于白水荡周围。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公园的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基本形成了公园当前的全貌，从1949年开始又先后进行了几次小范围的扩建，至2013年面积扩大至目前最大[27]115，如图1所示。但由于公园的扩建受限于诸多外界及内部因素，如公园内现有的景观布局、周边用地的红线范围等，致使无锡城中公园的更新扩建不能完全达到其理想的状态，只能囿于现有的景观规划开展进一步的建设，致使无锡城中公园现在的边界参差不齐、蜿蜒曲折[28]12，未能发挥以改建、扩建来保护公园历史区域的功效。

（四）周边缓冲区域的缺失

无锡城中公园在建园初期，以白水荡为中心围绕假山置石，龙岗高处设白塔，构成园中的主要景观。[29]而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地区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价值，于城中公园紧邻的四周都规划建设了多个高层建筑，城中公园陷入被高密度建筑围堵的境地。驻足于公园内，视野遮蔽，外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环境不仅压迫游人的视觉神经，而且对园内组景的空间尺度造成严重失衡的影响，产生了孤岛化、盆景化的视觉感受。在周边高层建筑为视觉背景的映衬下，白塔在植物的簇拥中所占的比例更加微缩，白水荡的水面也受到周边建筑高度的影响，在透视学原理的作用下其水平方向的距离被压缩，场地尺度的感受局促。 归根结底，由于城中公园缺少类似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风貌协调区，无法舒缓城市现代化建设对园内自然景色的冲击，使得游人的身心在园中无法完全受到自然风景资源的洗涤。

四、结语

中国的近代城市公园以户外游憩空间的形式，从意识形态、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城市化发展、园林艺术等方面映射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某些重要变革。这一点无论对于社会学、史学还是风景园林学、建筑学等空间规划设计领域都具有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但近代城市公园非文物的外在表征及不可避免的衰退与更新增加了对其本体保护的认知与实践难度，使得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在缺乏准确认知的前提下将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老公园进行更新与改造，造成历史信息的遗失。随着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保护问题必将成为风景园林遗产保护领域中等同于传统园林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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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古   东）

On Value and Protection of Modern Urban Parks： A Case Study of

Wuxi Public Park

Yang Qingyuan，Qiu Bing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parks in modern China has a history of one hundred years. First introduced in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modern parks were linked with domestic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from the beginning， reflecting the changes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modern China and providing a perspective of the public life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 society. A modern urban park， as a resul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ulture to the east， is a symbol of great 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ardening development and a living fossil of Chinese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owever， different from historical buildings， the external n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 urban parks makes their value often ignored in urban renewal. Meanwhile， the old modern urban parks are also facing the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ir value and protection need urgent attention. Taking Wuxi Public Park， one of the earliest urban parks built by Chinese people in modern times， as a case study，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main problems it faces from the aspect of the park itself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namely the inevitable recession and renewal， the loss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f the park itself， the imbalance of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the lack of buffer areas around the park. The study aims to arouse attention to the field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eritage protection， so that managers， professionals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can better protect and develop modern urban parks in China with more accurate recognition.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odern urban park;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urban public park; Wu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