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

摘   要：卡尔松的环境美学理论是建立在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对野生自然与人类景观的审美欣赏应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卡尔松前期理论以科学认知主义为依托，着重论述了对自然的审美欣赏问题，提出了肯定美学的理论主张。进入21世纪后，卡尔松又通过功能主义理论对其前期肯定美学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并将论述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人类环境领域。他基于生态学的方法，以“功能适应”为评价标准，将自然與人文两大领域统一了起来。而生态学中的“功能适应”观点是一种基于科学分析而得出的判断标准，它过度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属性，悬置了审美主体的情感与想象能力，进而忽视了审美欣赏的文化维度。卡尔松将这种生态学的方法分别运用到自然和人类景观审美研究中时，产生了彼此分裂的两种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建构方式尽管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却使卡尔松的环境美学理论始终面临着一个审美困境，即关于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日本园林的欣赏问题。卡尔松牵强地将这种类型的景观纳入自然审美的模式中，却又无法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而以存在论为基础的生态美学则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局限性，以一种共同体意识来研究自然与景观的审美问题，为解决卡尔松环境美学理论的审美困境提供了合理出路。

关键词：环境美学;卡尔松;认识论;审美困境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10208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是当代西方环境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现任教于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哲学系。他从事环境美学研究已三十多年，和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一起被学界称为当代西方环境美学领域的双峰。卡尔松的环境美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其前期提出了影响较大的科学认知主义的自然审美欣赏模式，后期又通过功能主义对前期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并沟通了自然与人文两大领域。卡尔松的学术著作颇丰，代表性的作品有《美学与环境：自然、艺术与建筑欣赏》（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Routledge Press，2000）、《自然与景观：环境美学导论》（Nature and Landscape：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以及后期与格林·帕森斯（Glenn Parsons）合著的《功能之美》（Functional Beau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作为西方环境美学的奠基人之一，卡尔松的环境美学理论对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西方美学中对自然的欣赏一直局限在形式主义传统内。这种形式主义的欣赏传统主张人应该和自然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以一种无利害的态度来欣赏自然。自英国的夏夫兹博里（Shattesbury）、哈奇生（Hutcheson Francis）开始，西方美学家们便局限于研究自然对象的形式所引发的快感，而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则将审美判断力描述为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判断力，从而将审美纳入了其先验论的哲学体系中。从此，无利害性成了对自然进行审美欣赏的标准，自然对象的审美欣赏范围也就仅仅局限于其形式外表了。这种欣赏模式显然忽视了自然环境本身内质的特点。而在康德之后，西方美学的研究者开始逐渐悬置自然环境领域，将研究范围局限在艺术领域。黑格尔就明确地在《美学》第一卷的总序言中讲道：“我们这门科学的正当名称却是‘艺术哲学，或则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1]这种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的观点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1966年，英国学者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在《英国分析哲学杂志》（British Analytical Philosophy）上发表了《当代美学与对自然美的忽视》（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一文，标志着西方环境美学理论的正式兴起。在这篇文章中，赫伯恩论述了自然美与艺术美的不同欣赏特点。他认为，艺术审美对象总有一定的框架限制，它总是和其环境相分离，比如一幅画是被限制在一个画框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欣赏者总是和欣赏对象保持着一种审美距离，但是对自然美的欣赏却完全不同，“相比之下，自然对象是‘无框架的（frameless）”[2]，欣赏者在欣赏自然时是要沉浸在自然之中的，自然景色包围着欣赏者。赫伯恩的这种论断无疑是深刻的，并且在这篇文章中，他也论述了认知、想象等能力在主体对自然进行审美欣赏时所发挥的作用，但他并没有详细地建构出一种具体的对自然环境的审美欣赏模式来。在这种背景下，卡尔松率先提出了科学认知主义的审美欣赏模式，这是对自然环境进行审美欣赏的一种具体性的指导理论，对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学者们纷纷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对自然环境的审美欣赏模式，如阿诺德·伯林特的交融美学理论、卡罗尔（No?l Carroll）等人的情感主义欣赏模式、斯坦戈德维奇（Stan Godlovitch）的神秘主义欣赏模式以及艾米丽·布雷迪（Emily Brady）的想象主义欣赏模式等。可以说，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模式开启了学者们探讨自然审美欣赏模式的学术之路。对此，薛富兴教授作出了高度评价：“如果说罗纳德·海伯恩（Ronald Hepburn）的经典论文《当代美学与对自然美的忽视》 标志着西方自然美研究的觉醒，那么，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则标志着当代西方自然美学的成熟。”[3]这可以说是很公允的评价。但我们也要看到，卡尔松的环境美学理论毕竟是建立在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对野生自然与人类景观的审美欣赏应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两者之间是相互区别、无法融合的。这样，卡尔松就在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之间划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审美鸿沟。到了其理论发展的后期，当卡尔松将生态学的方法分别运用到自然和人类景观的审美研究中时，便逐渐形成了彼此分裂的两种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建构方式尽管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却使卡尔松的环境美学理论始终面临着一个审美困境，即关于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日本园林的欣赏问题。卡尔松牵强地将这种类型的景观纳入自然审美欣赏的模式中，却又无法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本文就卡尔松环境美学理论体系中的这种分裂性进行深入讨论，尝试揭示其两种理论形态的逻辑基础，并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出发，探寻解决卡尔松环境美学理论审美困境的合理出路。

一、自然界的功能之美

卡尔松前期的环境美学理论主要集中在自然环境美学领域，尚未触及人类景观的审美欣赏。他的初衷是反对西方美学关于自然欣赏的形式主义传统。这种审美传统认为对自然对象的欣赏只能欣赏其形式，而每个人对形式的欣赏只涉及人的感性情感，并不涉及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因而是主观的，不具备客观性。为了反对这种观点，以及为自然审美欣赏确定一种客观性，卡尔松在当时分析美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反其道而行之，论证了欣赏自然对象内质的可行性及如何欣赏的问题。当时的分析美学家普遍认为，欣赏艺术可以通过艺术范畴和艺术史等知识来把握住艺术对象的审美价值。肯德尔·沃顿（Kendall Walton）在《艺术范畴》（Categories of Art）一文中就详细论述了艺术范畴对欣赏艺术的重要作用。“沃顿认为，对艺术的恰当的审美欣赏应当依靠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让我们在正确的范畴中认识艺术。”[4]受此启发，卡尔松认为，既然对艺术的评价需要借助艺术范畴和艺术史的知识，那么，对自然对象的审美评价就理应借助自然范畴和自然史的知识。于是，卡尔松找到了一把欣赏自然对象的钥匙——科学知识。由此，他提出了科学认知主义的欣赏模式（the natural environmental model， or scientific cognitivism）。他认为：“这种知识，本质上是常识/科学知识，似乎是欣赏自然的唯一可行的候选角色，就像我们所具有的艺术类型、艺术传统等的知识在欣赏艺术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一样。”[5]因而，只有在科学知识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自然对象的内质，才能恰当地欣赏自然对象。不过，自然界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自然物具有一种在类型上不同于人造物所拥有者的因果史。”[6]对于自然界，我们只能去发现，而无法去判断。自然范畴都是描述性的范畴，而不是判断性的范畴，而创造这些范畴的正是科学知识，因此，自然界不存在否定性的审美特性。所以，卡尔松在前期提出了著名的肯定美学主张。他论述道：“根据以上设想，我们有可能看到关于自然的肯定美学的证明。其观点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的自然对象与景观类似于我们想象世界中的艺术品，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的科学家类似于我们想象中的艺术家。前者显然的确如此。与艺术品不同，自然对象与景观并不是由人类所创造或生产的，而只是被他们所‘发现的。只有当它们被发现后，它们才能被描述、概括和理论化。这样，自然对象和景观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给予之物，自然范畴也是据此而创造的。”[7]92

依此观点，卡尔松认为，对自然的消极审美批评是毫无意义的。“尚未为人所染指的自然环境主要拥有积极的审美属性，例如，它们主要是优雅的、精致的、热情的、统一的和有序的，而非乏味的、迟钝的、平淡的、混乱的和无序的。简言之，所有野生自然物，在审美本质上都是好的。”[7]73

这种肯定美学的理论主张构成了卡尔松前期美学理论的重心。但随着学界的异议越来越大，卡尔松也开始反思并修正其肯定美学的理论主张。他先在其环境美学理论中引入生态学的方法，并由此统一了自然与人文两大审美领域。这种生态学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重视研究要素与系统之间关系的方法。其强调应将要素放在系统中来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要素在系统中所具有的功能，从而正确地评价每一要素所具有的价值。这种评价是基于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的，每对一个要素作出评价时，都会基于该要素所具有的功能价值是否适应系统为标准，所以这种评价就是一种客观性的评价。因此，这种方法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之后被学界广为接受。卡尔松的目的便是通过将生态学的方法应用到对自然美的研究中，以此充分认识到自然对象在生态系统中所具有的功能，从而达到一种对自然对象的美的客观性评价。他认为，单个有机体会“积累为具有一种生态学中的小生态系统属性（niche）。这种小生态系统属性的意义及其总体上的功能适应必须与生存相关。它们是有机体和系统生存的手段” [8]58。他又具体论述道： “总体而言，这种小生态系统属性和功能适应的重要性，是基于生存的需求。这就是对适者生存生物学原则的生态学阐释：没有这种适应，无论单个有机体还是生态系统，均不能长期生存。在此意义上，适应是功能性的。生态系统及其要素间相互适应与谜团和谜底间关系并不类似，它们更像一台机器中的各个部件。每个要件均有其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不仅有益于该部件，同时也有益于系统中其他元素和系统自身，最后则是整个自然环境的持续生存。”[9]

卡爾松认为，只有认识到自然对象在生态系统之中所具有的功能，才能正确地对自然对象进行审美欣赏判断，其判断的标准便是自然个体的功能是否“适应”其所在的生态系统，从而维持个体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持续生存。而要认识自然对象所具有的功能，就必须借助科学知识。如果单个自然对象适应了它所存在的生态系统，那么它就是美的;如果一个小生态系统的功能可以适应整个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那么它就是美的。所以，科学知识在卡尔松的理论体系中扮演了工具性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卡尔松基于“功能适应”的标准，“通过区分有机体和无机物的功能差别部分地否定了肯定美学的可靠性，并将否定性美学置于部分有机体的功能不良之上”[10]。为此，他提出了功能“貌缺”或“貌不适”（looking unfit）的理论主张，认为人们会对一些由于生病、畸形或受损而导致部分功能缺失的有机物（如一只折翼的鸟）产生审美不悦;这种审美不悦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因为有机体的形式不美，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在这种残缺病态的肢体要素中认识到了有机体整体系统的功能缺失。因此，卡尔松得出结论，只有有机物才会出现功能缺失，从而引起否定性的审美评价。这种理论上的修正并没有动摇肯定美学的根基，卡尔松仍然认为自然界的大部分事物都是具有肯定美学性质的。这种仅仅依据功能适应为判断标准的理论主张，完全是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建立的，其悬置了传统形式主义美学立场中所强调的主体的情感和想象力，而作为客体的自然则被提高到了主要的地位，因而卡尔松肯定美学的理论观点就具有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特征，是“一种认识论的自然美学”[3]。同时，这也标志着当代环境美学的客体立场转向。随后，卡尔松又将这种生态学的方法运用到了对人类景观的审美欣赏研究中，建立了基于功能之美的人类景观美学理论。

二、人类景观的功能之美

卡尔松关于人类景观美学的建构是立足于其自然美学理论的，“是用其自然环境美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环境美学”[11]。其判断的标准仍然是生态学中的“功能适应”。他首先从对建筑的审美研究入手，逐步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人类景观甚至是艺术领域。卡尔松一开始便反对将建筑视为一种艺术门类的传统观点，而主张将建筑纳入人类环境美学的研究中。他认为，传统的观点只是欣赏建筑的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建筑所具有的功能，而恰恰是这种功能构成了对建筑进行审美欣赏的基础。卡尔松认为，人不仅仅只是站在建筑外面进行观赏的，还会走进建筑中，利用建筑的内部空间，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恰恰基于建筑内部所具有的功能，所以，在对人造景观的审美欣赏中，形式之美应当建立在功能之美的基础上。“功能之美观念的引入正是要为建筑美学正本清源，恢复建筑的最基本事实，引导欣赏者从关注特定建筑的要素、内在结构性关系入手，进而感知和理解其特定功能的实现，通过考察其特性与功能间关系的内在有机性，发现其充满智慧的功能之美。”[12]因此，对任何景观而言，都应该将它们作为功能性的景观来欣赏。毫无疑问，这是生态学的方法在人类环境审美研究中的应用。卡尔松认为：“这种方法强调将生态的因素作为欣赏人类环境的一种基础，不是将人类环境视为与艺术作品相类似的东西，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可以与组成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相类似的整体的人类生态系统。”[8]57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孤立地欣赏某一建筑物本身，还应该注意将该建筑放入其所处的人类环境系统中来欣赏。这种人类环境不仅包含传统建筑物，还包含桥梁、电线、公路等构造成分，卡尔松称其为“非建筑物”（non?buildings）。这些非建筑物因处于人类环境系统中，也具有审美价值。“建筑美学中的生态学方法提倡在功能适应的观念下欣赏建筑，这产生了一系列直接的成果。首先，它强调的是所有建筑物，而不只是华丽的、拥有独特设计的建筑。生态系统的功能适应赋予整个系统中每一组成部分以重要意义。因此，根据生态学方法，建筑物的构造成分，诸如加油站、购物中心及工厂，都是自然人类环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像那些经典的建筑作品一样，它们都是审美欣赏的可行的候选对象。与这种结果相关的是对非建筑物（non?buildings）——自然的人类环境中的其他构造成分、对象以及其环境本身给予同等重视。桥梁、高速公路、电线，和它们所穿过的景观一样，都成了欣赏对象。根据生态学方法，建筑美学变成了景观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9]

可以看出，这种生态学的方法几乎使得人类景观中的一切存在物都具有了审美欣赏价值。所以，桥梁、高速公路、电线等都成了审美欣赏的对象。“这些环境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完成日常人类环境的功能适应，因此对它们的欣赏是审美欣赏的一个重要方面。”[8]68不仅如此，卡尔松还在生态学方法的指导下论述了美国现代农业景观的欣赏方式。他在《论农业景观欣赏》（On Appreciating Agricultural Landscapes）一文中，反对学界认为美国现代化农业景观审美十分贫瘠的观点，认为美国的现代农业景观之所以呈现出这种规模化、单一化的面貌，是人类现代化生产力的必然要求。现代农业景观的这种面貌让其具有了现代化生产的功能，使得整个人类环境系统可以更好地生存下去，因而它是美的。

总之，卡尔松的功能之美的美学理论使得大部分人类景观都具有了肯定性的审美价值。当然，和其自然美学理论观点不同的一点是，人类环境是人类创造的，人类可以根据人类环境中某一对象的功能是否适应整个人类环境系统的生存为标准，而对该审美对象作出肯定性或否定性的判断。人类环境中所有的人造建筑的功能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系统的运行而建造的，如果以功能适应来对其进行审美判断，就避免不了将审美功利化。这种功能性的评价标准无疑是受到了西方工具理性传统和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而简单地以人类的生存需要来衡量人类建筑物的功能，这又使卡尔松的人类景观美学理论打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烙印。

三、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割裂及其审美困境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卡尔松环境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一种自然美学理论与人文景观美学理论之间的割裂性。这种割裂性使得对自然的审美欣赏方式不同于对人类景观的审美欣赏方式。自然与人类景观是相互区别、彼此分离的。对自然的欣赏用到的是自然史和自然科学知识，而对人文景观的欣赏就要用到艺术史和人文科学的知识，两者泾渭分明。但是，这种欣赏方式的分类使得卡尔松碰到了一个审美困境，即对自然與人文因素相互融合、浑然一体的环境类型的欣赏。卡尔松认为，这种类型的环境体现了一种自然与人类景观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使人们产生一种审美困难。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卡尔松对日本园林欣赏的论述中。他集中分析了通常被称之为茶园（teagarden）和漫步园 （stroll garden）的两种典型的日本园林。通过分析，卡尔松认为，在日本的园林中，自然和人造景观的界限是不明确的，“它们既不是原始的自然，也不是纯粹的艺术。相反，它们是艺术与自然‘中间的经典范例，是人工与自然相遇和融合的范例。然而，这样的人工制品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美学上很难欣赏”[7]165。卡尔松又具体论述了这种审美困难：“审美欣赏是困难的，这是因为自然和艺术因素均是独立呈现的，每一方都要求不同的欣赏，这样，合起来时，它们强迫欣赏者做各种欣赏体操（appreciative gymnastics）。比如，欣赏者可以试图将自然或人工因素纳入其他的欣赏模式，或试图实现这两种欣赏的混合。可是，这种欣赏体操是困难的，而且是以审美不安和困惑为标志的。”[7]168

那么，该怎样欣赏像日本园林这样的人类景观呢？卡尔松认为，日本园林的这种审美困惑并不是由于其对自然的简单模仿而造成的;相反，日本园林是通过人为创造这些景观以达到一种理想化的自然状态，即自然本质。它实质上使人工因素服从于自然因素，用卡尔松的话说就是：“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遵循自然的规律，也就是让人造的东西屈从于自然的东西。它用人工来创造一个强调其本质的理想化的自然。”[7]172因此，卡尔松最终还是将日本园林纳入了跟自然审美相同的模式。日本园林所具有的人工与自然合一的特点并没有动摇卡尔松自然与人类景观二分的欣赏模式。卡尔松环境美学理论体系的这种分裂性，突出体现了其认识论哲学基础的局限性。

卡尔松的环境美学理论体系整体上是在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上运用生态学的方法来建构的。认识论的哲学基础造成了卡尔松环境美学理论体系的这种割裂性，而生态学的方法论又弥合了这种割裂性，将自然与人造环境的审美研究连接成一个逻辑连贯的理论体系。但是，卡尔松环境美学中的生态学的方法不同于生态美学中的生态学的方法，生态美学中的生态学方法是把自然看成一个系统，人类只是自然系统的一个要素;而由于卡尔松是从认识论出发的，因此，他将人类与被人类所改造过的环境看作一个系统，而将自然对象与纯粹的自然环境看作另一个系统，两者是相互区别的。所以，卡尔松将生态学的方法分别运用到野生自然与人类环境两个系统的审美欣赏研究中，从而在自然领域和人类环境领域建构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生态学方法运用的结果是卡尔松将审美对象的功能适应提升到作为审美欣赏判断标准的高度，这种做法打破了西方无功利的审美传统，对西方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我们在看到卡尔松环境美学理论的突出成就之后，也应看到其认识论审美观的局限性。这种局限造成了其理论体系的分裂，使其理论有一个难以掩盖的缺陷，即如何回答人类活动与野生自然相融合或相冲突的审美欣赏问题。按照卡尔松的理论，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审美变得困难。卡尔松已经论述了对像日本园林那样的人类因素与自然因素相统一的景观的审美困难。按照他的理论体系，他不得不把日本园林当成理想的自然来欣赏。但是，当人类环境与自然相冲突时，同样会产生审美困难。比如，一些如卡尔松所提到的公路、电线等人造物，它们穿过了自然区域，连接了两个彼此分隔的人类环境区域。那么，这类建筑物该如何欣赏？我们应该以其在人类环境中的功能为审美欣赏标准，还是应该以其在自然中的功能为审美欣赏标准呢？这些人造物的功能是适应人类环境系统的生存的，按照卡尔松的人类环境审美欣赏理论来说，它就具有了审美价值。但是这种人造物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违背了生态伦理，比如一些公路穿过了野生动物保护区，将自然区域一分为二，阻碍了野生动物正常的迁徙路线。这种人造物破坏了野生自然的纯粹性，那么按照卡尔松的自然美学理论来说，它就不具有审美价值。对这种人造物的欣赏便卡在了卡尔松理论体系的裂缝中，使其左右为难。可以说，在当今人类发展遍及全球的情况下，大部分的自然环境中都已经出现了人造物，就连遥远的南极洲也已经建立了非常多的科考站。而且，在全球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危机已经将人类与自然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谋求自然与人类环境的区分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环境美学的发展了。更何况卡尔松的环境美学理论也过度倚重“功能适应”的判断标准。这是一种基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判断标准，它“缺少文明批判视野和文化哲学深度”[13]。因此，当代环境美学的发展应该以存在论哲学为基础，自觉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既要尊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又要兼顾人类的社会文化维度。而当代蓬勃发展的生态美学则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诞生的。它兼顾了自然与人文双重维度，把人类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而克服了卡尔松环境美学理论的审美困境问题，将审美欣赏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四、结语

卡尔松的功能之美的环境美学理论打破了传统美学中无功利的审美观念，论证了从审美对象的利害性角度对自然和人类环境进行审美欣赏的合理性，这是卡尔松对当代环境美学的巨大贡献。但由于其认识论的局限性，卡尔松环境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着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与对人类景观的审美欣赏之间的割裂性。正如薛富兴教授所讲的，“卡尔松用一种新的途径——以认识论的思路证明价值论的问题”[14]，所以，当卡尔松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到自然审美领域中时，提出了肯定美学的理论主张，这种观点悬置了人的主体感受，无疑是生态中心主义的;而当卡尔松将生态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类景观审美领域中时，又提出了基于功能之美的人文环境审美观，人造物的这种功能显然是服务于人类系统的，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子。所以，在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只有克服了认识论的局限性，自觉从生态存在论的角度来研究自然与人类环境，将人类和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才能走出卡尔松的审美困境，找到更为恰当的研究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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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格林·帕森斯，艾倫·卡尔松.功能之美——以善立美：环境美学新视野[M].薛富兴，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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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史建成.艾倫·卡尔松“肯定美学”之演变及其理论倾向[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6.

[11] 薛复兴.艾伦·卡尔松论人类环境的审美欣赏[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43-48.

[12] 薛富兴.艾伦·卡尔松论人文环境的功能之美[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3）：55-60.

[13] 周思钊，程相占.肯定美学的合法性难题及其生态美学论证[J].天津社会科学，2020（3）：130-134.

[14] 薛富兴.艾伦·卡尔松的环境美学[M]// 卡尔松.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

（责任编辑   张月红）

An Aesthetic Dilemma of Carlsons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Chen Jie

（Research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Carlsons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based on epistemology， holds that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wild nature and human landscape should be classified to two different research fields. Based on scientific cognitivism， Carlsons early theory emphatically discussed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positive aesthetics.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Carlson modified his previous theory of positive aesthetics through the functionalism theory， and gradually expanded the research scope to the field of human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method and taking “functional adaptation” as the evaluation criterion， he unified the two fields of nature and humanity. The viewpoint of “functional adaptation” in ecology is a judgment standard based on scientific analysis， which overemphasizes the objectivity of the research object， suspends the subjective attitude of emotion and imagination， and then neglects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When Carlson applied the ecological method to the aesthetic research of natural and human landscape respectively， two different theoretical forms emerged. Although this kind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s self?consistent in logic， Carlsons theory of th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s always faced with an aesthetic dilemma， the appreciation of Japanese garden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e and humanity. Carlson put the appreciation of this type of landscape into the field of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 which couldnt really solve the problem. The ontology?based ecological aesthetics overcom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and studies the aesthetic problems of nature and landscape with a sense of community， thus providing a reasonable perspective to solve the aesthetic dilemma of Carlsons theor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Carlson; epistemology; aesthetic dilem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