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始终担负着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格萨尔〉论》英译本的域外传播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作用，对海外学者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史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从译者主体性和深度翻译方面对《〈格萨尔〉论》英译本进行分析和评介，旨在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著作的翻译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格萨尔；译者主体性；深度翻译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2-160-03

【本文著录格式】李远征.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格萨尔〉论》英译本评介[J].中国民族博览，2021，06（12）：160-162.

基金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翻译文库”（项目编号：20171-139）。

引言

史诗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与《玛纳斯》《江格尔》并列我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有200多部，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在青藏高原上，《格萨尔》一直在民间以传唱的形式流傳至今，讲述了传说中的藏族英雄格萨尔王降妖伏魔、造福百姓的故事。《格萨尔》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论》由我国藏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降边嘉措所著，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史诗课题组承担的国家“七五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成果之一。原作者在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史诗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中外学者主要研究著作，实施了多次田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分析了演唱艺人的成长条件、社会职能、社会地位、生平事迹、演唱特点和演唱风俗；结合中国传统民间文学和国外史诗研究方法，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探讨了中国史诗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分析了史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考察了我国《格萨尔》史诗的发生学、传播学、源流学和形态学，史诗歌手奇特神秘的运思方式和表演仪式，该著作研究是作者在中国史诗研究领域一生的执着追求、积学深功所形成的规模性成就。

英译本——A Study of the Tibetan Epic Gesar 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翻译文库》（五卷本）之一。该文库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成果，由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该套译著由大连民族大学民族文学翻译研究所所长梁艳君教授主编，研究所全体同仁与海外汉学家共同完成。郎樱和Mark Bender（马克·本德尔）分别为该套丛书英文版作序。《〈格萨尔〉论》英译由梁艳君、吴春晓和宋昕完成，美国汉学家、藏族宗教学博士William A.McGrath 文字校对。该书由郎樱序、马克·本德尔序、译者导读、 作者生平、前言、参考文献、英汉索引、汉语版后记、英文版后记、 译者答谢词以及正文十七章内容构成。

《〈格萨尔〉论》英文版的问世是我国史诗研究参与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与话语权力的建构过程，可以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史诗学界的了解，展示我国政府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和成效，增强对我国多民族国情和多元文化的认识，同时该书的翻译过程研究及成果的问世，对中国民族文学学术外译具有重要的传播学价值，对民族学翻译、民族文学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诸如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翻译方法、译者主体性、目的语读者心理接受等方面，能够提炼问题，积累经验，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民族文学研究外译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建议。

一、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是沟通源语文本、源语作者、目标文本、目标读者的桥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充当着双语之间语符转换、文化信息传递的沟通者、建构者、分析者等角色功能。由此可见，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翻译质量的高低、翻译文本是否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取决于译者对翻译原则的把握、对翻译策略的决策以及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取舍。纵观《〈格萨尔〉论》英文版的翻译，译者在篇章结构、词语的取舍、深度翻译等方面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作用。

（一）篇章结构

《〈格萨尔〉论》是一部系统阐释格《格萨尔》史诗的专题性研究著作，既有民间文学一般性特征，又有藏族文学的复杂性特征。其研究内容涉及格萨尔史诗的流传演变、历史文化背景、藏族文化的结构形态、古代藏民的图腾崇拜、巫术文化、古代藏族的部落社会、佛苯之争与《格萨尔》的发展、语言艺术、藏文文献中的《格萨尔》、格萨尔名字考以及说唱艺人等。

众所周知，英汉语言在进行转换时，除了用词、句式、修辞、表意方式、词语情态等语言的微观层面，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阅读习惯进行重构，在宏观层面上，其篇章结构在双语转换时，也是处在一个变化性和流动性的过程中，因此，译者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目标语话题的连贯性合理调整。

对比汉英语两个版本的整体结构，《〈格萨尔〉论》汉语版主体内容由十八章构成，英文版在忠实于“信”的基础上，译者充分考虑了英汉语语篇的不同思维特点，既是汉语写作者通常受典型的东方“螺旋式”思维影响，其文风重整体、归纳、意向，在修辞手法上，喜欢用修饰词和重复表达，篇章主题不是直接切入，而是以含蓄等方式来阐释，由此而导致文章重复阐释现象较多。《〈格萨尔〉论》英文版，在篇章策略上译者根据目的读者思维与写作习惯，十八章压缩为十七章。对前四章史诗的流变、背景文化等详细介绍格萨尔史诗诞生之初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进行了合并处理，逻辑更加连贯；对第十二到第十七章从文学艺术角度分析了《格萨尔》史诗独特艺术魅力的部分进行了必要的位置调整。本译本的删减和章节合并，顺序调整，是对原书深入的理解做出的简略翻译，使全书更契合内容需要，突出该著作的重点，符合英文学术写作规范以及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心理预期。

（二）语词的选择

学术著作属于论述文体，用词规范、严谨，如何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内部的逻辑连贯，确定选择词的语义和语用意义，需要译者对目的语语言具有操控能力和综合把握的驾驭能力。在该译著中，在词义的取舍和整体的把握上，译者发挥了抉择与定夺的作用。对藏族语境民族术语的翻译既考虑到了术语与作品、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又考虑到了整体语境所赋予术语的超指称意义的外延与内涵。根据依境取意的方法，在翻译方法上译本主要采用四种基本翻译方法，即直译、意译、归化、异化法，辅以补译、音译、注释等方法。《格萨尔传》是跨诸多学科的巨作，绝非一种或几种翻译方法可以翻译完成，其中涉及古代中国本土、藏族、印度社会民俗、独特理念等内容，需要翻译人员进行反复考证、对比，确保概念翻译部分准确、地道、得体。比如其中藏族的历法、年俗、社会禁忌为藏族独有概念，该书在翻译这一部分内容时，采用了注释的方法。但是考虑到读者流畅的阅读体验和认知连贯性，翻译时也大量采用补译原则，直接在原文中加入简短解释说明，免去读者查阅脚注、索引的操作。

例如，在佛教术语翻译中，由于藏传佛教是继承了印度佛教、印度本土宗教，同时融合汉族地区宗教，以及少数民族宗教的体系，在宗教翻译取词方面，既考虑到了佛教词汇梵语来源的问题，又考虑到普通读者需要一个能够对应上、形象化的词语，如“菩萨”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并非每处指的都是同一位菩萨。“菩萨”在英语中借用梵语翻译Bodhisattva，是三十二位菩萨的统称，其中最为大众接受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对应的是Avalokite？vara（the bodhisattva of infinite compassion and mercy）。但是这个术语比较长，对普通读者而言，反复使用会影响阅读流畅性，因此在实际翻译中也根据语境采用简化译文 “Bodhisattva of Mercy”，这样的翻译以及音译确保了这些宗教人物文字描述、形象描述、职责描述为互相吻合的，确保所译之人有真正的宗教意义。

二、深度翻译

“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也称之为增量翻译，原语中的一些文化信息对母语读者来说，可能是耳熟能详，但是对目标语的读者可能是感到陌生的，在译本中通过注释、评注等方法将原语中隐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传递给目标语读者，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源语文化的特征得以保留，目的在于促进目的语文化对他者文化给予更充分的理解和更深切的尊重。这些解读和关照的背后，承载着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翻译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著作的目的在于弘扬民族文化，将少数民族独特传统文化、宗教、历史等真实完整呈现给目标语读者。但是，在进行民族文学研究著作翻译时也不能单一采用归化策略将诸源语中民族文化要素屏蔽掉，而是应当采释译、加译等深翻原則，保留原文的异域性，从而达到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目的。

《〈格萨尔〉论》原文文本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专题学术论著，是一部从民族学、宗教、语言学、民间文艺学以及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视野对《格萨尔》史诗的系统解读。其中专有名词、学术术语、少数民族语词汇达千余条。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译者通过深度翻译将第五到第十一章从神灵—图腾—宗教、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民俗民风等原作文本之外的中国历史文化信息，以增译的形式补充了必要的脚注。从效果论上看，这种异化补译翻译同严谨的学术研究结合起来，适合涵纳丰富文化信息的文化典籍、学术著作和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著作。《〈格萨尔〉论》英译本由三位译者共同完成，对源语文本中隐含的文化信息加注和增译，译者在发挥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注重《〈格萨尔〉论》信息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及主体间性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本书熟读翻译的另外一大特征是对格萨尔史诗中涉及的术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索引编辑。这一部分的梳理译者做非常细致，几乎包括了所有《格萨尔》史诗专有名词，以及藏族文化、藏传佛教、青藏高原特有动植物、地名等词汇和表达法。同时对藏族语境的专词术语统一进行了国际拉丁转音。例如，纳如部Nakru，tribe（nag ru），白吉多杰Pelgyi Dorjé （dpal gyi yon tan），曲仲religious story （chos sgrung），达朗仲/顿悟艺人sudden-enlighment storytelling bard（dag snang sgrung），曲论Dharma Minister （chos blon），护法神Dharma Protector （chos skyong）这一部分工作既是对本书翻译的一个梳理过程，也是对藏族特有文化语境的归纳和总结，便于海外读者了解藏族语言和风俗传统等，这一部分文字译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对今后有关翻译的开展给出了珍贵的参考意见，非常具有学术价值。

另一个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引文书名的翻译。由于很多藏族、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著作并没有已面世的英文版本，许多书名属于首次被翻译成英文，因此有些翻译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一部分书名的翻译采用了“音译+意译”同时体现的原则，例如：Autobiography of a Cabinet Member （bkablon rtogs brjod）《噶伦传》，Birth of Rongtsa《绒察诞生史》，But ns Religious History （bu ston chosbyung） 《布顿佛教史》，Canon of Translated Scriptures （bkagyur）《甘珠尔》。

本书也存在不足之处。在对原文引文的处理上，与中文版比较后，读者不难发现大部分引文的翻译遵循了原文查证的原则，即尽量查证了原文引文的出处，再进行裁剪、引用；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引文由于源语言非英语，为俄语、德语、阿拉伯语等，且中文版本年代久远，已经无法逐一查证。对这一部分引文，译者根据原文，进行了大胆的直接翻译，使之符合原文引用宗旨、意义以及符合英文引文的引用规范，以适应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

翻译学科是一门开放性学科。翻译学研究从英译汉—汉译英语言的小圈子走向与其他学科交相结合的广阔道路，需要从不同角度对翻译学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英译的过程中，应该做到学科间互联互动、有比较地交叉研究，注意中西互补与完美结合以及各领域的平衡发展，《〈格萨尔〉论》译文译介在此方面所做的尝试可谓是足以为训。

参考文献：

[1]梁艳君，马慧芳.民族学学术著作外译模式——基于《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研究》英译实践[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2）：30-33.

[2]王雪明，扬子：典籍英译中深度翻译的类型与功能——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为例[J].中国翻译2012 （3）：103-108.

[3]降边嘉措.A Study of the Tibetan Epic Gesar [M].梁艳君，吴春晓，宋欣，译.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4]降边嘉措.《江格尔》论[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李远征（1958-），女，辽宁锦州，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教学部，文学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语和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