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婷婷

鲁迅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反讽艺术特征。小说《伤逝》作为鲁迅小说歧义最多的一篇，同样也是如此。《伤逝》作于1925年10月21日。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而这次演讲，在不知不觉中已和《伤逝》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互文关系。鲁迅自己也说，“我因为自己爱做短文，爱用反语”，从中亦可看出鲁迅本身所具有的反讽态度与世界观。

小说《伤逝》一方面以涓生的角度来讲述他与子君之间的悲剧，另一方面以作者作为隐含叙述者，因此，涓生的悲剧同时又被隐含的叙述者同时叙述。在《伤逝》中，作者或者采以自相矛盾的意见，或者采以不一的言行，不动声色地以反讽的观点关照和讲述了涓生与子君的故事。涓生与子君并非作者嘲讽的特殊对象，但小说中不同程度地处于被嘲讽的位置。在《伤逝》中，反讽艺术的展现是隐形的，不动声色的。本文将从《伤逝》中最能体现鲁迅反讽艺术的人物入手，探讨鲁迅该小说的反讽艺术。

一、涓生的反讽

涓生身上的反讽，是一种生存悖论的绝望与嘲讽。涓生以新思想者的面目出现，在对个性解放思想的激昂宣示中完成了对封建家庭藩篱中的少女子君的爱的召唤。但是，涓生的爱中包含着一种可疑的态度。虽然涓生对爱情具有真诚的主张和坚定的信念，并坦白地陈述了他的态度，实际上与隐含作者的态度分道扬镳。涓生在之前是相信“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但到了现实中来，甚至对于求爱这一场景，涓生亦“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个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爱作为有意识地逃出寂静和空虚的举措，也意味着涓生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子君“纯真热烈”的爱情一样，具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涓生曾谋划周详而做作的求婚和复以此为“可笑”“可鄙”的态度，说明在同一个时间环境下，他并没有彼时应有的对子君的非利害关系的纯粹心灵沟通。另外，涓生不愿再想求婚那一刻的情景，势必使读者怀疑他是否已怯于正视和承担随求婚而至的责任和义务。在“坦然如入无人之境”的子君身边的涓生“全身有些瑟缩”，人住吉兆胡同前心就“平静下去”，更使读者感觉到他不仅缺乏爱的勇气，连爱的热情也衰弱了。

涓生与子君同居以后，不过三个星期的时间，涓生就认为自己已经逐渐清醒地读遍了子君的身体和灵魂，认为自己对于子君“已经更加了解”，却也“真的隔膜了”。涓生原有的爱情观念是“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是，对于子君的身体与灵魂，涓生却没有办法使其时时更新、生长和创造。这对于涓生之前所有的观念来说，实际上就可算是一个讽刺。不仅如此，涓生在与子君的同居生活中“读遍了她的身体”，却感觉到“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真的隔膜了”。因此，涓生所做的一系列陈述，实际上对子君是一种抱怨。涓生对子君的抱怨，无非集中在二人同居以后，子君“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同时也提出“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佣”。从涓生的这些抱怨中可以看出，他所需要的子君，是一个能够与他共同进行其所向往的读书、散步、谈天的理想生活的。这虽然在语言上表现的是涓生对于子君的责备，但是，我们可以看出隐含作者在其后对于涓生的指责。涓生希望的是过读书散步的理想生活，这实际上就是对涓生只重理想而不重现实的虚无的一种反讽。生活实际上就是由细碎的环节共同构成，但是，涓生对子君的这一系列自我牺牲行为并不感激，而是站在一個知识分子的虚无理想的角度上去责怪子君在现实生活中的操劳，认为子君“万不可这样的操劳”“我不吃，倒也罢了”。而他的“爱人”子君，却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这样令人厌倦的生活中。这样的叙述过程，实际上已经在无声中将涓生放入了反讽的境地中。可见，涓生无论是对待爱情，还是对待现实生活都是怀有一种虚无态度的。实际上，涓生只认识到了他在精神领域对其的作用，忽略了作为一个人，他首先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在此过程中，隐含叙述者已经将涓生进行了反讽，嘲讽了其以单一的理想与理论去理解现实生活的态度。

涓生作为一名叙述者在讲述事实，但是，他所讲述的事实是自己所以为的事实。在涓生的陈述中，可以看出他的言行是不一致的。这是作者进行反讽的一种方式，表明了涓生虚无理想的不切实际。

二、子君身上的反讽

子君是一个被叙述的立场，与小说的双重叙事者身份对称，子君的立场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子君是被涓生叙述的。涓生站在一个自我的叙述者立场上，根据自己并不切实际的虚无理想叙述着子君生活中“川流不息”的操劳;另一方面，子君对于隐含的叙述者而言，又是一个被嘲讽的对象。

在涓生的叙述中，子君以一个被新思想启蒙、打破了家庭专制和旧习惯的新女性形象出场，并且身上所具备的进步特征要比涓生更为强烈。涓生不断在回忆中强调，子君有着“彻底的思想”，在最初时要比他还“透彻，坚强得多”。正是子君身上所具备的坚强与果断使涓生逃出了寂寞与空虚。同时怀着这样的兴奋，二人建立了同居关系。然而，同居生活开始后，涓生对子君的叙述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子君在接下来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与涓生理想中女性相反的女人，她已经与涓生“真的隔膜了”：家务连天，与房东太太明争暗斗，“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散步”。在生活的磨炼中，子君在涓生的印象中失去了其原有的冲破旧式家庭的勇气与坚强，变成了一副守旧、凝固、毫无情趣的模样。从涓生的叙述中我们可见子君与其同居前后两种巨大的表现差异，以子君的行为，也反讽了涓生实际上并未真正明白生活之艰难—涓生所认为的生活，不过是日常休闲，是正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是，他已将这样的一个部分当做生活全部，因此产生了对生活理解的错位与局限。子君前后变化差异之大，似乎给了涓生一个由爱转向至不爱的理由。但是，涓生的爱的变化也就更能体现出隐含叙述者，即作者对于涓生的反讽态度。

还有一处鲜明的反讽就是子君的出走。子君是作为一名新时期“娜拉”式的出走女性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子君这时候抱有“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豁达无畏的精神。但子君并未注意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涓生在和子君求爱时，并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不具备建立婚姻关系的责任心。在子君自认为冲出了旧式家庭的樊笼之后，她依然依赖父辈的接济。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子君并未完全冲破、割裂与旧式家庭的联系。当涓生与子君的生活已经靠工资勉强维持时，即使子君以一股积极的热情继续爱着涓生，涓生却按照自我的理想调控着子君在其心目中的现实形象，并对子君鸡零狗碎的家务生活进行着嘲弄。而子君并未意识到情感危机的根源在于涓生内心中不切实际且虚无的理想。到了最后，子君不得不抛下了与涓生家庭中所构建的一切，又重新回到了旧家庭当中。

子君的两次出走，一次冲破旧式家庭，一次回归旧式家庭，展现出了其本质上是一个并未完全觉悟的中国式娜拉。从作者隐含的态度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娜拉出走的不彻底性作者是充满感慨的：“一是堕落，二是回来。”虽然子君冲出旧式家庭，但是家中亲人表示不再认她。而第二次，又是因着涓生的关系而被迫重新回到家中。子君最终还是做了两个家庭的傀儡。

《伤逝》这篇小说的寓意是深刻的，含有多重歧义的。小说不仅是对五四时期爱情悲剧的叙述，是对五四时期男女爱情问题作本质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对新时代青年冲出旧式家庭的深刻思考。在小说中作者所天生具备的一种反讽意识与世界观，使小说的意义更加深刻，也更为多重化。小说的反讽艺术不仅是作者的一种自觉，更是作者强烈社会责任心的最佳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