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庆兵

摘要：诸子争鸣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活动，这场思想文化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活动，尤其是叙事文学活动。以先秦子书中“孔子厄陈蔡”故事的演绎为例，分析发现：诸子争鸣为先秦叙事文学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兴起与叙事手段、方法的发展，且留下了丰富多样的叙事文学作品。因此，诸子争鸣在先秦叙事文学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诸子争鸣;叙事文学;“孔子厄陈蔡”故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1）03-0086-06

说起先秦散文，一般认为由两大板块构成：一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以叙事为主要内容，被称为叙事散文;二是先秦诸子著作，以说理为旨归，被称为说理散文。然而，这种定性只是一种笼统的界定。实际上，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叙事亦具有颇为重要的地位。

诸子散文的叙事，集中体现在其丰富多样的故事中，“孔子厄陈蔡”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此事首见于《论语》，又见于《孟子》《荀子》《孔子家语》《晏子春秋》《墨子》《列子》《庄子》《吕氏春秋》《孔丛子》等子书;到了汉代，《新语》《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说苑》《论衡》《汉书》《风俗通义》等亦有所载。从这些典籍的记载可以看出，孔子的地位逐步被提高，此事在儒学史上的价值也越来越被强调。这一点，陈少明[1]及苏刚[2]均进行了专门论述。从先秦叙事文学发生发展的角度来看，此事所具有的代表性意义，目前还未为人关注。

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观察，可以发现，关于“孔子厄陈蔡”的各种记载多有不同，使得这一件史事竟演绎出诸多故事来，殊为精彩。寻根探源，这些故事正是从先秦子书中来，且与诸子争鸣有着密切联系。再结合先秦子书中的其他相关故事，从这一典型案例中，可以窥见诸子争鸣对先秦叙事文学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一、“孔子厄陈蔡”故事考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3]5467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他们其中一些人与孔子生活在同时代，甚至有可能还跟随孔子亲身经历了陈蔡之厄，因此他们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关于此事的记载甚为简略，而其他子书的记述却丰富详赡了许多。那么，这诸多记述是否都像《论语》一样征实可信？

除《论语》外，先秦子书中关于“孔子厄陈蔡”的记述，有情节的共9则，根据主要情节，这些记述包含了8件事情。

（1）孔子相鲁，齐景公患;晏子谏齐景公阴重孔子，诱孔子相齐;孔子去鲁，齐不纳，厄于陈蔡（《晏子春秋·外篇》）。

（2）孔子厄陈蔡，子路问：“夫子奚居之隐。”（《荀子·宥坐》）

（3）孔子穷于陈蔡，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墨子·非儒下》）。

（4）孔子厄陈蔡，大公任往吊之（《庄子·山木》）

。（5）孔子厄陈蔡，告颜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庄子·山木》）

（6）孔子厄陈蔡，子路（一作“子贡”）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孝行览》）

（7）孔子厄陈蔡，子路问：“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家语》）

（8）孔子厄陈蔡，颜回索米（《吕氏春秋·审分览》）。

虽然“孔子厄陈蔡”确曾发生，但先秦子书中记述的以上8件事，却存在一些明显的疑点，表明这些记述并非现场实录，而很可能是编造的故事。

第一，明显具有编造痕迹的是《墨子》中记述的事情。《墨子》記述，孔子厄陈蔡时，“子路为享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4]440;而鲁哀公迎孔子时，孔子又“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4]440，子路问其中缘由，孔子答以“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4]440。且不说抢夺人衣以酤酒这种行为子路是否做得出来，只就孔子答子路语称自己为“苟生”“苟义”而言，就明显不合常情。显然，以孔子为“苟生”“苟义”的应该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墨子》的作者，他们编造这则故事正为斥责孔子的“污邪诈伪”[4]440。

第二，《庄子·山木》中的两则故事也具有明显的编造痕迹。一则讲述孔子在大公任一番教导之下，“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5]683。首先，“大公任”其人就很可疑，他可能是庄子的化身;其次，这则故事也是子虚乌有，与孔子的言行不符，孔子并不曾这样做过。在另一则中，孔子告颜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这一言论在孔子一贯的主张中并没有相对应者，却与庄子的思想颇为吻合。如《齐物论》云：“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5]79“万物与我为一”正与 “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的观念相同。又如《大宗师》言“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5]225，此亦混同天、人。由此可知，这里的“孔子”，并非真孔子，而是庄子的代言人。

第三，与子路有关的几则故事虽和《论语》所载最为接近，但也颇有疑点。首先，《吕氏春秋·孝行览》与《庄子·让王》所载基本一致，但《让王》中“说者”是子路;《孝行览》中“说者”却为子贡。其次，关于子路和孔子问答的记言文字颇为详尽，如《荀子·宥坐》篇所载孔子答语约200字，而答语中两处“孔子曰”，却并不连贯，应为节选，其全貌则见于《韩诗外传》和《说苑》，孔子答语500余字。然而，孔子厄陈蔡，“七日不火食”，其处境可以说极其危险，甚至已有性命之忧了，在此情况下，孔子的一言一行还能得到如此详尽的记载，合理吗？诚然，孔门弟子存有随时记录孔子言行的习惯，且《论语》得以编成也正得益于这种习惯。但是，孔子厄陈蔡之时，恐不具备从容记录孔子言行的客观条件。因此，《荀子》《韩诗外传》《说苑》等关于此事的记述即使确有其事，也并非实录，可能是追述和补记。由于记忆的偏差以及记录者书写时的主观性，要完完全全复原孔子500余字的言论，几乎不可能，这就给增饰、虚构留下了空间。再次，孔子弟子众多，当孔子厄陈蔡时，其他弟子未见有所举动，而子路却一会问“夫子奚居之隐”，一会说“如此者可谓穷矣”，一会又问“夫子之歌，礼乎”，相形之下，子路何以如此沉不住气？最后，子路的问题“夫子奚居之隐”“如此者可谓穷矣”，和《论语》所载子路问“君子亦有穷乎”，又何其相似？子路为什么反复地问类似的问题？再看孔子的回答，《庄子·让王》载子路问“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的回答中有“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5]982一语;《孔子家语》载子路问“夫子之歌，礼乎”，孔子答语亦云“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6]267，这又显然重复。此外，《荀子·宥坐》载子路问“夫子奚居之隐”，孔子答曰：“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7]527《孔子家语》载孔子答子路语又云：“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6]267内容虽有别，但句式结构完全一样，所要表达的意思亦十分相近，若说完全没有关系，则未免过于巧合。综合这些迹象来看，有关子路的这些故事，显然也是编造的成分多于事实。

第四，《吕氏春秋》所讲述的“颜回索米”同样不可信。此事最大的疑点在于，孔子等人困于陈蔡，七日不得食，那一定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否则，孔子门下能人众多，且有善于做生意的子贡，怎么可能沦落到“七日不火食”的地步？然而，如果被限制了人身自由，颜回又何以能够“索米”？又是从何处索得？这显然令人费解。

第五，《晏子春秋·外篇》所载事情亦有不合理之处。看其详细记载：

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孔子相鲁，若何？”晏子对曰：“君其勿忧。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君不如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鲁之齐，景公不纳，故困于陈蔡之间。[8]379

此事乍看颇为合理，无甚破绽，但其与史实亦多抵牾。首先，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以大司寇行攝相事”，齐人惧，选送女乐给鲁君及季氏，离间孔子与鲁国上层，并没有“阴重孔子”一事。其次，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鲁之后，其行迹如下：去鲁—适卫—将适陈，过匡，匡人拘孔子—过蒲—反卫—过曹—适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适郑—至陈，居陈三岁—过蒲—适卫—将西见赵简子—反卫—如陈（是岁，鲁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迁蔡—如叶—反蔡（居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欲聘之，陈蔡大夫相与谋而围孔子于野）。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行摄相事（即《晏子春秋》所谓“仲尼相鲁”）在56岁，陈蔡之围时年已63，中间相隔7年之久，二者显然无甚关联;孔子去鲁直到困于陈蔡这期间并没有涉足齐国，

《晏子春秋》所谓“孔子去鲁之齐，景公不纳，故困于陈蔡之间”显然为虚言。此事之为虚构，从《晏子春秋》中还可得一旁证。《晏子春秋》有一处记述也与“孔子厄陈蔡”有些关涉，其文略云，孔子之齐，以晏子“事三君而顺焉，疑其为人”，故不见晏子，晏子听闻之后，发表评论，其中有云：

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非人不得其故，是犹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网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8]376

然而，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齐景公）四十八年……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故从犁锄之计。……是岁，晏婴卒。[9]

早在孔子相鲁当年，晏婴即已亡故，孔子之“拔树削迹”“身穷陈蔡”更在此后数年，晏子根本不及见。所以这显然是虚构的故事。

综合上所述，“孔子厄陈蔡”虽然实有其事，但先秦子书中围绕此事生发的这8种记述，很可能均非实有，而是虚构。也就是说，它们并非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人为编造的故事。

二、诸子争鸣与“孔子厄陈蔡”故事的兴起

据上节考证，先秦子书记载的有关“孔子厄陈蔡”的故事均可能源于虚构，其产生的缘由需要放到诸子争鸣的语境中去考察，主要有3种类型。

（一）编排故事，贬低孔子，批判儒家

先分析《墨子》中的表现，在先秦诸子中，儒、墨两家可谓针锋相对。《孟子·滕文公下》云：“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0]5903将墨家比之为禽兽，其批评不可谓不尖锐。《墨子》则专门辟有《非儒》篇，以“儒者曰……应之曰……”的形式，对儒家许多主张进行逐条批驳，更重要的是，其中还编排了许多孔子的故事，本文所引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4则：一则载孔子与为乱的白公同谋，竭力将孔子塑造成一个“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4]439的奸邪小人;二则载晏婴谏阻齐景公以尼溪之田封孔子，孔子怀恨在心，趁齐国伐鲁之际，遣子贡游说诸侯，掀起战端，并称“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丘之诛也”[4]440，把孔子完全塑造成一个自私自利、草菅人命的魔头;三则载孔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四则载孔子诬蔑舜与周公，孔子弟子受其影响，为乱于诸侯。这些故事明显带有偏见，而其最终目的则在篇末一句“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4]441，显然是要借批判孔子来驳倒儒家。“孔子穷于陈蔡，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这个故事，显然也是出于这种目的而编造的。

《晏子春秋》与《墨子》相类似，将“孔子厄陈蔡”视为晏子设谋的结果，意在抬高晏子而贬低孔子。这种目的在“孔子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故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孔子不见晏子，晏子得知后批评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像是在批评一个犯了错还不知悔改的小孩;而孔子在听闻晏子的批评之后，以晏子为师。

显然，虚构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借贬低孔子抬高晏子。

《墨子》《晏子春秋》利用“孔子厄陈蔡”来编造故事，这是因为此事是孔子人生当中的一大挫折。这一大挫折为各家贬低或批评孔子及其思想主张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他们正可以居高临下，将孔子的这次失败视为其道不通的绝佳证明，借此揶揄、嘲讽孔子，同时也对儒家宣扬的思想主张进行否定。这正是他们热衷于传播“孔子厄陈蔡”的糗事并编造相关故事的深层原因。

（二）借用故事，阐发自己的思想

虽然《庄子》中关于“孔子厄陈蔡”的故事，并没有直接批判儒家，不过这些故事仍然是诸子争鸣的产物，只是手段不同罢了。《庄子》编造“孔子厄陈蔡”故事，主要是以此事为引子，发表自己的观点。如《山木》中“大公任往吊孔子”的故事，让大公任告诫孔子，无功无名，才能“无责于人，人亦无责”;孔子教颜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一事，更是直接让孔子充当自己的代言人。《让王》中的故事较为特殊，它更接近于儒家故事，很可能只是采择过来，还未进行改造，这与《让王》篇的性质有关。①

除了这3处直接以“孔子厄陈蔡”为主题的故事外，《庄子》其他故事中也利用了此事。如《盗跖》篇，借盗跖之口训斥孔子：

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5]997-1000

又如《渔父》篇设计孔子和渔父对话，其中有如下一段：

孔子愀然而叹，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丘不知所失，而离此四谤者何也？”客凄然变容曰：“甚矣子之难悟也！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审仁义之间，察同异之际，观动静之變，适受与之度，理好恶之情，和喜怒之节，而几于不免矣。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5]1031

这两处，借盗跖、渔父之口，批评孔子，同时也宣扬自己“修身保真”的主张，与《山木》借大公任之口宣扬“无功无名”，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三）升华事件意义，抬高孔子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同样也在利用此事编造故事。先秦子书中的“孔子厄陈蔡”故事，除了那些明显用来贬低、教训孔子的文本外，其他的都带有儒家的色彩。像《荀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以及《庄子·让王》中关于子路的那些故事，显然还是儒家本色。但前文已经说明，这些也不属实，亦是虚构，而且和《论语》的简短叙述相比较，它们显然将此事的意义拔高了。如：《荀子·宥坐》载孔子言“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7]527;《孔子家语·困誓》载孔子言“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6]267;《吕氏春秋·孝行览》孔子亦云“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陈蔡之阸，于丘其幸乎”[11]。在这些记述中，已经将“孔子厄陈蔡”与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等人的事迹联系起来，具有了不一般的意义。到了汉代，“孔子厄陈蔡”一事的意义进一步被拔高，司马迁将其与“文王拘羑里”并列，并与《春秋》的撰著联系起来。至东汉应劭著《风俗通义》更云：

孔子困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粒，藜羹不糁，而犹弦琴于室。颜回择菜于户外……子路与子贡入，子路曰：“如此可谓穷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自卫反鲁，删诗、书，定礼、乐，制春秋之义，著素王之法，复相定公，会于夹谷，昭旧以正其礼，抗辞以拒其侮，齐人谢过，来归郓、欢、龟阴之田焉。[12]315-316

应劭将孔子一生的主要成就都附于其“厄陈蔡”之后，这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孔子厄陈蔡”事件发生在其晚年，孔子归国后，并没有得到重用，所谓“相定公，会于夹谷”等事均发生在此之前。应劭如此处理，与《穷通》篇“录先否后喜”[12]314的撰述体例有关，为了突出“先否后喜”的效果，不惜有违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一生挫折不少，所谓“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但与司马迁等人一样，应劭选择了“围于陈蔡”，并将孔子的一切成就均与此联系起来，可见“孔子厄陈蔡”一事经过先秦诸子广泛传播，已经被经典化，具有了代表性，其在孔子一生乃至儒家事业中的重要意义已经被确立起来。

由此可见，“孔子厄陈蔡”故事的兴起，确与先秦诸子争鸣有密切的关系。在诸子争鸣的背景下，儒家、道家、墨家等纷纷利用此事，或阐发主张，或攻讦辩难，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关故事的产生。

三、从“孔子厄陈蔡”故事的演绎看诸子争鸣在先秦叙事文学发展中的意义

上文考证了“孔子厄陈蔡”相关记述故事的虚构性质，并明确了它们是在诸子争鸣的活动中因需要而产生的。在先秦子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孟子·万章上》载：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仇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吿，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10]5957-5958

显然，在孟子生活的时期关于孔子产生了一些怀有恶意的流言，孟子没有明确说这些流言出自何处，只说是“好事者为之”。但这些故事，显然与《墨子》所说孔子“苟生”“苟义”类似，应该也是出于诸子之手，用来贬低孔子，非难儒家。

又如《庄子·达生》和《列子·说符》中所载“孔子观于吕梁”的故事：

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庄子·达生》）[5]656-657

孔子自卫反鲁，息驾乎河梁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鼋鼍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曰：“此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鼋鼍弗能居也。意者难可以济乎？”丈夫不以错意，遂度而出。孔子问之曰：“巧乎？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者，以此也。”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诚身亲之，而况人乎？”（《列子·说符》）[13]

两者相较，《列子》篇强调“忠信”，《庄子》篇强调“性”“命”。《列子》所载应为儒家故事，《庄子》所载则为道家故事。显然，儒、道两家都曾利用此事加以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故事，有情节、有虚构，显然已经进入叙事文学的范畴，可以谓之为文学作品。不仅如此，仔细分析这些故事演绎的过程，还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文学创作活动。

先秦诸子是如何利用一件平凡的历史事件演绎出这许多故事来的呢？下面仍以“孔子厄陈蔡”故事为例进行分析。

其一，增饰。所谓增饰，是指在一件简单的事情上添枝加叶，使其情节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从整体上来看，先秦子书编造的“孔子厄陈蔡”故事，都是对“孔子厄陈蔡”一事的增饰，在原有史实的基础上，有的增加了“晏子设谋”，有的增加“子路问疑”，有的则增加“颜回索米”。正是屡次的迭加，才促成“孔子厄陈蔡”由一件普通的历史事件演绎出纷繁复杂的故事。单就“子路问疑”的系列故事来看，增饰是其中常用的技法。前文已经指出，孔门弟子众多，但孔子围困于陈蔡时，却唯独子路进谏最为频繁。无独有偶，《论语》记载此事，也只记载了子路与孔子的对话。《论语》载子路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其他关于子路的故事则或问“夫子奚居之隐也”，或问“如此者可谓穷矣”，其意相近。《论语》中，孔子答曰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孝行览》载孔子语曰 “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文字虽然不同，但其精神、要义是一贯的。因此，有关“子路问疑”的这些故事，也可以说是对《论语》简略记载的增饰和补充。

其二，嫁接。所谓嫁接，指的是将一个人的事情安插到另一个人身上，或者将一个故事的情节安插到另一个故事中去。在《庄子·让王》中问孔子“如此者可谓穷矣”的是子路，在《吕氏春秋·孝行览》中问话者却变成了子贡。这有可能是此事在流传过程中自然产生的讹变，但也不排除有人将子路的故事移花接木安插到了子贡身上。又如《庄子·让王》载子路问“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家语》载子路问“夫子之歌，礼乎”，这显然就是两件事了。就情节而言，《庄子·让王》有“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执干而舞”，《孔子家语》有“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终而出”;《庄子·让王》孔子答云“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家语》孔子亦云“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这当不是巧合，而是一个故事利用了另一个故事的元素，甚至有可能一个故事直接是从另一个故事中衍生出来的。

其三，虚构。虽然增饰与嫁接也都有虚构成分，不过就这些故事而言，它们都还局限在与孔子关系较近的人物身上，虚构的力度还不是很大。到了《庄子》，才算放开了手脚。《庄子·山木》冷不丁出来一个大公任，这个来路不明的世外高人一番游说，说得孔子“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这在人物设计与故事情节的设置上，虚构的程度显然更高了。

增饰、嫁接、虚构的创作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常用技法。以四大名著为例，“水浒”的故事最早只有史书中的只言片语，后来逐渐发展，在元杂剧及《大宋宣和遗事》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故事，最后到元末明初形成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这显然就是一个逐步增饰成书的过程;又如《三国演义》中“张飞怒鞭督邮”一事，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原为刘备所为，这又显然是故事嫁接的手法;虚构更不必说，《西游记》的故事，显然多为虚构。在后世小说中，虚构的艺术和手法越来越高，越来越离奇，“孔子厄陈蔡”一事，后来也发展得越来越怪诞。如《搜神记》：

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着皂衣高冠，大叱，声动左右。子贡进，问：“何人耶？”便提子贡而挟之。子路引出，与战于庭，有顷未胜。孔子察之，见其甲车间时时开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车，引而奋之？”子路如之，没手仆于地，乃是大鳀鱼也，长九尺余。孔子叹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依凭，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丧斯文，以是系予之命乎？不然，何为至于斯也？”弦歌不辍。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兴。明日遂行。[14]

相较于《庄子》而言，这一则的虚构程度又更高一筹了。

由此可见，“孔子厄陈蔡”等故事的演绎，使用的正是文学创作的手法。诸子编造这些故事的活动，无疑可以说是文学创作活动了。

诸子争鸣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活动，其中蕴含着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文学作品。因此，诸子争鸣这场思想文化活動，在先秦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发展中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其意义还体现在：为先秦叙事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正是由于先秦诸子相互辩难、阐发思想主张的需要，才会出现利用一个事件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故事之行为，也正是这样的动机，才使得围绕“孔子厄陈蔡”一件史事衍生出8个相关故事这种叙事文学勃兴的景象发生。

总之，诸子争鸣为先秦叙事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促进了先秦叙事文学的蓬勃发展，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叙事文学作品。它在先秦叙事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注释：

① 关于《让王》一篇性质特殊问题，可参见笔者文章《论〈庄子〉重出现象与〈庄子〉之取材及编纂》，发表于《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0期，第8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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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春华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ontentions Between Philosophers on the Rise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in Pre-Qin Period：

Focusing on the Stories of Confucius Trapped in Chen and Cai Area

YE Qingb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ntions between philosophers i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movement in Pre-Qin period. This movement gestated abundant literary factors， especially narrative literature. Taking the stories of Confucius trapped in Chen and Cai area as an example， we can find that the contentions between philosophers provided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and facilitated the rise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means and methods， leaving a rich variety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works. Therefore， the contentions between philosophers have an irreplaceable and important val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Key words： the contentions between philosophers;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stories of Confucius trapped in Chen and Cai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