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姝颖

摘   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是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记忆。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红色交往记忆的代际传承影响不断递减，面临传承困境;物质媒介、精神符号以及社会活动载体等多元记忆路径的建构、不断优化和丰富的记忆内容，对有效建构红色文化记忆，使之摆脱代际影响有重要作用。在此视角下，红色文化记忆建构与传承是同时进行的一个多时空、多維度的动态过程，也是由红色交往记忆上升为红色文化记忆的关键过程。

关键词：文化记忆;红色文化;建构;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1.04.015

文章编号：1009-6922（2021）04-106-05

红色文化是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凝结着一代中国人的集体奋斗记忆，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作为红色文化实践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实践中形成了党的集体认同、理想信念、精神意志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习近平同志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1]红色文化历经艰苦卓绝的历史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一代又一代的集体记忆，蕴含着这一集体的价值理念，更是这一集体的精神归属，是当前加强政党建设的重要的文化支撑。从文化类型来看，红色文化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并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应对外来思潮冲击、文化霸权影响中，红色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红色文化伴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并在党的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红色文化实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现代化的冲击、外来思潮的影响等都对当前红色文化传承提出了新的挑战。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红色文化记忆具有超越时空的链接能力，能够串联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历程，是当代中国实践最鲜活的认同基础。但红色交往记忆由于实践土壤的转变、实践主体的代际更替，记忆内容面临着传承难题。记忆载体建设因此就成为了建构红色文化记忆的重要手段，通过加强红色文化的现代创新发展，推动红色交往文化向红色记忆文化转变，使之超越代际传承的影响，成为无法磨灭但能随时被唤起的“集体记忆”。这对当下强化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承力，增强文化认同，尤其是打造一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凝聚力的党员队伍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梳理和建构红色文化传承路径，使其真正成为新时代发展、应对“第二个一百年”诸多挑战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同时也是百年大党不断自我革新的力量源泉。

一、文化记忆与红色文化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创造性地将记忆这个原本属于生理现象的理念引入到社会研究中，认为行为约束和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有着型塑作用，社会框架的变动会引起集体记忆的变形，“过去”是被当下建构出来的。在批判的继承哈布瓦赫观点的基础上，康纳顿提出社会记忆理论。不同于哈布瓦赫关注记忆的形成过程，康纳顿更加注重记忆内容的传承方式，他认为记忆是延续的，人们通过身体实践和社会交往延续过往的经验知识，并将之传承下去[2]。记忆理论逐渐成为社会研究的重要理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德国历史学家扬·阿斯曼夫妇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进一步将记忆研究从社会学范畴扩展到文化研究领域，文化记忆被解释为“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形式的总和……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3]不同于哈布瓦赫强调社会框架而忽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阿斯曼更加注重日常生活对个体和集体记忆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将记忆划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4]，认为：交往记忆是当下正在发生的记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和康纳顿的社会记忆都属于交往记忆的范畴，交往记忆依靠代际传承得以延续，但三四代人后基本就会消亡，最多不会超过80年;而文化记忆是可以跨越时空进行传承的，但其必须有“载体”才能得以重现。值得注意的是，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文化记忆在其载体展现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的交往记忆影响而发生重构，即文化记忆是一个不断被重构和建构的动态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类型，也不能等同于传统文化、历史文化。这是因为，文化记忆作为一个具有建构倾向的理论框架，它指示出社会实践（交往记忆）对建构一个全新的文化记忆是可行的，即文化记忆的未来维度：以具体的未来指向观照和指导当下的社会实践，引导和尝试建构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全新的文化记忆。

红色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学术界对其最终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学者认为：红色文化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一种文化。[5]在诸多的学者研究基础上，红色文化可以简单概括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是最直接的实践主体，也是受红色文化影响最深刻的集体，红色文化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诞生，在革命实践中淬炼出精神内核，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践行和完善，是共产党人的集体奋斗记忆。

在文化记忆视角下，红色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红色交往记忆伴随着革命实践产生，也因革命胜利而面临传承困境。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红色交往记忆与社会建设相互作用，进一步丰富了红色交往记忆的文化内涵，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凝练和梳理，逐渐形成了明确的精神内核。但随着红色交往记忆主体的代际更替，这个凝练着红色文化精神内核的记忆的代际影响逐渐减弱：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涌现出无数为社会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更是由于红色记忆的代际影响仍然比较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红色记忆作为交往记忆的代际影响呈现出递减的发展趋势，并逐渐达到了交往记忆传承的临界值。文化记忆理论认为，只有将交往记忆转化成为文化记忆才能得以长期传承，否则其最终将会被遗忘，集体也因为不断更新的交往记忆而逐渐遗忘先辈们的集体记忆。在此视角下，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实践形成的红色文化，尤其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土壤的红色文化，正面临着传承危机。

二、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红色文化传承的现代困境

在由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下，全球化、多元化逐渐成为当前社会主要特征。改革开放后，西方意识形态、多元文化思潮伴随着消费主义、娱乐至上等现代价值观，不断冲击和刷新社会认知，无论是传统价值观念还是红色文化都面临着传承危机。

（一）西方文化霸权对红色文化的刻意消解

當前中华民族复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各领域的国际斗争逐渐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文化霸权通过歪曲革命历史、抹黑革命英烈，刻意消解红色文化的合法性、严肃性，不断通过网络引导、颜色革命灌输其价值观，企图瓦解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支撑，红色文化不仅仅是共产党人的集体记忆，更是几代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历史，是党和人民共同的文化记忆，而复杂多元的外来文化实践成为红色文化记忆建构的严重干扰因素。

（二）红色文化代际影响减弱，红色文化实践社会参与度较低

文化记忆的理论视角下，红色文化正面临着交往记忆传承的时间局限，代际更替导致的红色文化影响力、文化认同等逐渐减弱，红色文化载体也面临着现代化转化困境。与此同时，由于当前针对红色文化挖掘和梳理的社会实践常常过于行政化、刻板化，红色文化载体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导致红色文化实践社会参与度不高，尤其是自发的群众参与不高，使得红色文化愈发成为单一的群体文化，红色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因没有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很难上升为群体认同、文化认同。

（三）现代观念对个体价值观冲击

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使得个体需求满足成为追求主流，娱乐至上、利己主义不断消解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个体不再信仰奉献精神而更注重个人利益最大化，甚至出现对正统的红色的主流价值观不屑一顾，为反对而反对地标榜后现代的价值取向。红色文化的社会认同基础不断弱化，使得红色文化一度成为被边缘、被物化的一种文化。相较于过去单纯的文化语境来说，社会变迁中复杂多变的文化思潮对红色文化传承带来巨大冲击。也正因如此，新时代社会主义实践才更需要红色文化等主流文化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中激浊扬清，不断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正确的价值引导，而红色文化就是最重要的突破口。

三、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红色文化记忆的建构与传承路径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交往记忆转化为文化记忆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建构过程，二者在不断互动中强化记忆内核，而最重要的介入点就是承载记忆内容的记忆“载体”“媒介”，皮埃尔·诺拉称之为“记忆之场”[6]。红色文化记忆建构并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材料整理、纪念馆建设，而是要多维度、多领域建造“记忆之场”传承其核心价值理念，通过各类载体的建设，使原本依靠代际传承的红色记忆能在具体的“记忆场”中重新激发红色文化影响力、凝聚力，从而上升为红色文化记忆。值得注意的是，红色文化记忆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体系建设，由交往记忆上升为文化记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内核凝练和传承的过程。由此，红色文化记忆建构的载体建设可以从物质、社会和精神三方面着手。

（一）丰富以物质表征的红色文化记忆类型

红色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是红色文化最直观的载体之一，也是红色文化记忆建构的重要实践场所。在这类记忆场所内，越是逼真的载体形式越能唤起参与者的集体记忆，越能通过调动个体充分的感官、情感体验，赋予其记忆的主要内容并影响其价值认同。需要注意的是，红色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革命遗物、遗址等，即红色历史实践的直接见证者。主要包括历史书籍、书信、文献档案、革命遗址、战士遗物等，针对这一类的文化记忆载体，要加强、加大挖掘力度并利用现代技术予以保存。如革命遗址类载体可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还原历史场景、战争现场等，强化沉浸体验。第二类主要是后期兴建的红色文化场地，例如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纪念碑、红色主题公园、雕塑等，这类场所的打造为培育某种特定的红色文化价值导向提供了实物载体。如以历史史实为基础，结合虚拟现实、现代动漫与游戏技术，打造可以直接参与决策、战争等的游戏项目，增强历史认同。可以说，物质载体作为红色文化记忆内容的直接承载者，载体的鲜活真实更容易唤起个体的情感认同，即物质类的红色文化记忆载体要遵循沉浸式体验原则，加强对周边、内容、形式上的创新，从而使得个体一进入此场景就能立刻感受到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文化魅力。如对历史遗迹、遗址可以进行周边风貌统一，建设主题公园;通过现代科学信息技术，尤其是虚拟现实等技术的运用，还原历史场景，增强个体身临其境之感等。此外，还要加强红色文化的影视开发、学术研究、动漫开发等，不断丰富红色记忆载体类型。

（二）创新以社会表征的红色文化记忆形式

以社会为表征的红色文化记忆载体主要是指通过社会交往开展的一系列红色文化实践，包括仪式典礼、主题活动等。集体实践是形成集体记忆最直接的来源，红色文化实践是当前建构红色文化记忆最鲜活的动态支撑，这一过程是一个可以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元素的建构过程，即红色文化的现代化解读，使之更能适应和服务当下社会发展需求。因此，在现有的红色文化物质空间中开展各类红色文化实践，是建构红色文化记忆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具体红色文化实践的开展本质上是传承红色文化记忆（已经形成了的集体记忆）。而在实践过程中，仪式或者活动本身又是当先交往记忆的具体实践，在与“传统”互动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当下时代凝练出的价值导向，反过来又作用于红色文化记忆本身。也就是说，红色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建构是同时发生的，二者在当下和历史的互动中不断融合，形成内核一致但又蕴含当下时代价值的不断重构的红色文化记忆。这就启示我们，在开展红色文化实践中，尤其是以社会为表征的红色“载体”形式是可以不断变动和创新的。创新红色文化活动的形式，要最大程度地保证群众的参与度，除了行政化的活动开展外，可以逐步引导社会力量组织开展一些容易唤起群众认同的活动，如结合新媒体，以爱国主义为切入点的一些快闪、短视频等。当前，红色文化记忆的社会活动载体主要是以党员干部群体的入党仪式、主题党日活动、党性教育等为主，活动涉及范围小，不利于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创新活动形式，保障群众的参与权，在现代技术、社会力量的加入下，红色文化记忆的建构与传承将更有活力。

（三）凝练以精神表征的红色文化记忆符号

红色文化记忆的精神内核主要体现为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良传统和重要基因。红色文化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又能穿越时空阻碍直接影响个体和群体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有形的物质载体和广泛的红色文化实践活动都是为了表达和传承红色精神，塑造和引导群体的价值和行为。以精神为表征的红色文化记忆载体是基于诸多历史实际总结和梳理而成，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到的长征精神、红船精神、延安精神等都是其具体内容，最终凝练汇聚成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奋斗目标。红色文化记忆符号作为红色精神的象征，它的形成需要融合时间和空间载体予以梳理和凝练。文化记忆作为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同样启示我们：培育某种价值导向可通过具体的载体建设来实现，即文化记忆的未来维度。因此，在红色文化记忆的基础上，通过结合现代价值观念，丰富载体形式，建构基于历史又适应当下的全新的红色文化记忆将成为可能，这往往比直接灌输某种价值观念更能让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接受。红色文化记忆的精神符号在凝练过去的基础上，也要紧跟时代发展所需，结合当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适时的载体调整、改变，实现红色文化记忆的现代化建构，从而最终实现红色文化的现代传承。

总之，以文化记忆视角观察红色文化，不能单纯地将其看成过去的历史的文化，而是应将其视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文化类型。与之相适应的是，红色文化记忆因此就需要广泛的实践主体来传承这一记忆内核，因此红色文化记忆载体就成为了红色文化摆脱交往记忆代际影响的重要突破口。加强记忆载体建设，对型塑红色文化记忆和传承其价值内核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红色文化记忆的建构成为将红色文化交往记忆转化为超越时空局限的红色文化记忆的动态建构过程，同时形成了红色文化的传承路径。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EB/OL].（2019-03-04）[2021-03-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04/c_1124192099.htm.

[2]張顺军，廖声武.城市品牌传播的文化记忆理论阐释维度[J].当代传播，2019（04）：71-75.

[3]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6.

[4]扬·阿斯曼.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J].管小其，译.学术交流，2017（0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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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J]. 学海，2015（03）：6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