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还魂记”

2021-09-05陈惠玲

雨露风 2021年7期

陈惠玲

摘要：《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经典，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丰厚的艺术养分和文学传统，白先勇的文学实践就深受《红楼梦》的影响，本文将从主题情感、写作技法、未来展望三个方面来简要分析白先勇与《红楼梦》的关系。

关键词：白先勇;主题情感;技法;文艺复兴

《红楼梦》居四大名著之首，王国维曾这么评价：“《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红楼梦》意蕴之丰富，文字之精美，意境之高远，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丰厚的艺术养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宝贵的“内在传统”。

白先勇是重要的华文作家，他从小就表现出对《红楼梦》的极大兴趣，“（我）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赴美留学期间，白先勇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大量阅读《红楼梦》《牡丹亭》等中国传统文学，另一方面在研究《红楼梦》的同时将《红楼梦》中的中国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派技巧相融合，形成独具个人风格的文学作品，课程结束后，白先勇留在加州大学任教，讲授《红楼梦》课程。2014年返回中国台湾，在中国台湾大学教授《红楼梦》的导读通识课，之后编辑出版了《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由此可见，白先勇与《红楼梦》的渊源已久，《红楼梦》对白先勇的文學创作具有很深的影响。认识到《红楼梦》与白先勇的关系，不仅有益于《红楼梦》的推广，而且也利于更深入地了解白先勇其人其文。

一、浮生若梦：《红楼梦》主题情感的影响

《红楼梦》叙述的是18世纪乾隆时期一个封建宗法贵族家族的衰亡史，通过对荣宁二府由盛入衰过程的描述，指向封建社会必将毁灭的命运。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意蕴，白先勇认为：“ 《红楼梦》的主题是讲人世的辛酸，世事的无常……”即是一种无常感。

《红楼梦》统而观之，可分为两条叙事线路，其一是荣宁二府的盛衰历程。曹雪芹本身经历过家族繁荣到抄家落魄，可以说《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是曹雪芹人生境况的投射。曹家先前的备受恩宠与后来的落魄流离产成了强烈的落差，这一变故让曹雪芹内心深烙着对人事无常的深刻体悟。贾府盛时的奢靡场面愈是高涨，衰败时的“树倒猢狲散”的情形就愈是触目惊心，两相对照，在尾声处迸发出极为浓烈的悲剧色彩。因是曹雪芹的生命之泪，对于人生无常感的大彻大悟就格外真挚和深刻。白先勇与曹雪芹时代背景客观上是不同的，但两者的生活经历及所处的社会氛围却有几分相似之处。白先勇身处动荡年代，曾经历过一段不断迁徙、逃离的时期。退居中国台湾后，敏感的白先勇体悟到了世态炎凉、人事无常，与清朝的曹雪芹产生了一种跨时代的理解和相通。继承了曹雪芹的挽歌基调，接续着封建贵族阶层的悲剧，旧官僚末路悲歌成了白先勇书写世事无常感的题材之一。《岁除》中，赖鸣升对过去战功的追忆，对自身伤疤的吹嘘与后辈对其言语的不以为然相对比，赖鸣升的形象瞬间让人感觉可笑又可悲。《思旧赋》里李宅的破败，《游园惊梦》里钱夫人陈旧的旗袍无不说明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封建旧官僚的没落，政权的没落。曹雪芹毕竟不是封建传统彻底的反叛者，《红楼梦》也还留有“兰桂齐芳”的尾巴，暗示贾府再次兴起的可能，而白先勇则彻底认识到英雄末路的事实，了解到衰朽政权必然失败的结局，因此白先勇的历史沧桑感更甚，正如《台北人》扉页所提“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这是对一整个时代的挽歌。

《红楼梦》第二条叙事线路为宝黛爱情的破灭。如若说荣宁二府由盛而衰体现了封建贵族阶级必然失败的时代沧桑感，它是具体可感的历史事实。那么宝黛爱情的破灭则隐伏了无形的宗教宿命观。这与《红楼梦》的双重架构有关，在写实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叙述中，又重叠着形而上的神话架构，人间的大观园与天上的太虚幻境并行不悖，大观园是贾宝玉需要渡的劫，生老病死人间种种一一尝尽，太虚幻境则指引贾宝玉返璞归真，所谓“千古一梦人间几度续黄粱”，最后皈依佛门。宝玉、黛玉姻缘早已注定，饶是两小无猜，最终仍是阴差阳错，世事无常，顽石人间走一遭才幡然醒悟，原来一切都只是一场梦，真就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浮生若梦的宿命观亦是白先勇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白先勇对于《红楼梦》的推崇，其中佛道哲学也是原因之一。白先勇曾说：“这本小说还有一种超越性，就是写佛家与道家思想，写人生变幻无常，这种思想，由古到今，都可以引起人的共鸣”，和一些红学家观点不同，白先勇十分赞赏《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尤其是黛玉之死和宝玉出家，宝玉出家这一回实际上将《红楼梦》的哲学意味推向高峰。在与刘俊的访谈中，他也直言张爱玲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憎恶，其原因在于“张爱玲的小说里头，没有宗教情怀的，她对佛教冷淡的，她不相信佛，不相信佛道这些东西”，可见他是十分看重《红楼梦》中的佛道哲学的，十分看重文本的跨时代共鸣的。

白先勇《台北人》首篇《永远的尹雪艳》，其象征意义大于文本意义。尹雪艳的姓名暗含机心，嵌入一字“雪”，隐喻如冰雪般无情，“一阵风一般地闪了进来”，实则在暗示尹雪艳非人的身份特征。尹雪艳居高临下望着围在身边的芸芸众生，冷酷无情地看着他们拼杀，最终归于寂灭，这正是“浮生若梦”思想的体现。《游园惊梦》的“长错了一根骨头”、《孤恋花》的“那也是各人的命吧？”等等，白先勇许多作品中都是借人物之口讲述一种人事无常的宿命观。

佛门讲求慈悲心肠，《红楼梦》是以对于众生疾苦的悲悯为文本情感底色。白先勇以佛家哲理内化为自身的生命哲学，“我写作，是因为我想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看清他人的痛楚，这也是一种慈悲。白先勇和曹雪芹的情感指向是一致的，都对人世间怀有一种理解的姿态。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这本书极为详尽地阐释了曹雪芹悲悯之心的细节片段，如赵姨娘死时，曹雪芹安排了一位人物出场，那就是同为小妾的周姨娘，“做偏房侧室的下场不过如此，况他还有儿子的，我将来死起来还不知怎样呢！”就这一句心理描写，瞬间唤醒了读者对赵姨娘的心理同情。对于心肠恶毒的赵姨娘尚有可同情之处，何况对其他人呢？白先勇亦是一副悲悯柔肠。事实上，白先勇悲悯情愫辐射范围更为广，上至旧官僚旧贵族，下至时局动荡所波及的无辜平民，乃至社会更边缘者，如风尘女子及同性恋者，可以说悲悯底色始终萦绕于白先勇文本的字里行间。

二、文学道路：《红楼梦》写作技法的影响

白先勇不是红学家，而是小说家。他对于《红楼梦》研究的着眼点与审美趣味主要在于这部小说创作的优劣。在《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白先勇不断地分析庚辰本与程乙本的审美差距，庚辰本是脂评本中较完整的，部分红学家认为庚辰本是最接近原作的，而在白先勇看來，“从小说艺术上、从逻辑上，哪个版本写得最好，就用哪个版本”，换而言之，白先勇更侧重于作品本身的审美性。

白先勇高度赞扬“ 《红楼梦》可说是当今世界上了不得的文学瑰宝，我不知看了多少遍，它说尽了好小说应有的条件”。白先勇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最关心的是文本的艺术价值。白先勇自觉地借鉴了《红楼梦》的写作技法以指导自身的创作实践。

“我写小说总是先有人物。人物比故事要重要，人物不鲜明，故事再好也没有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就是人物的人生百态，对于《红楼梦》的写作借鉴首先是人物塑造方面。笔者将从《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白先勇对《红楼梦》人物塑造的关注点来进行分析，主要是三个方面，视角选择、语言对话及镜像填补。

“从什么人眼里看什么事情，看人、看物都有观点，选中的观点决定这本小说的焦点在什么地方”。《红楼梦》对视角的选择可谓深思熟虑。如对林黛玉的介绍，开场只在贾雨村与冷子兴的交谈中略略一过，样貌描述一字未提。等林黛玉进了贾府，与众人见完面，才姗姗迎来了林黛玉的观察者——贾宝玉。贾宝玉的视角才真正现出了林妹妹的真面目：娇花照水，弱柳扶风之美。为何作者选取贾宝玉的视角而不借贾雨村之言，原因在于林黛玉的美是性灵之美，贾雨村是个贪求功名利禄的俗人，根本就无法描摹出林黛玉的美，而贾宝玉跟林黛玉是三生河畔的仙缘，真正的心灵相交，由此才能看出林黛玉超凡脱俗之处。白先勇的作品中，《谪仙记》对于视角的选择就极为特别，对于李彤外貌的描写，一开始选择了慧芬的侧面烘托，“慧芬说在威士礼时她们虽然各有千秋，可是和李彤比起来，却都矮了一截”，对于一个有过辉煌岁月的貌美女性来说，承认自己比另一个女性逊色是不容易的，慧芬很明显是自傲的，可是她也承认了李彤的耀眼。而关于李彤的正面描写，却是交给慧芬的丈夫陈寅来描述的，“至于李彤的模样儿我却觉得慧芬过分低估了些”，接下来就是一大段详细的外貌描写，陈寅作为一个男性是不存在嫉妒心理的，他对于李彤外貌的评估完全是不偏不倚的，李彤那种美的姿态完全绽放在读者面前，在前文慧芬的铺垫下，读者的形象预设渐乎清晰。可见正确的观察视角，会让小说人物更加鲜明，加深读者的印象，增强角色的色彩。

其次是语言对话层面。白先勇在《白先勇说红楼梦》中分析中国小说与外国小说的区别，其中一点是外国小说长篇累牍都在叙述，而中国小说则靠对话推展情节，对话描写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曹雪芹写《红楼梦》，可以说是撒豆成兵，任何一个人物，即使是小人物，只要一开口就活了”。《红楼梦》女眷如云，要使每个人物都呈现鲜明人格色彩是极为困难的，但《红楼梦》却以举重若轻的姿态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许多难以忽略的典型人物形象，它依托的是人物语言与人物本身的贴合，也就是沈从文所说的贴着人物写。譬如刘姥姥这一寻常村妇如何写活？“一个萝卜一头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作者将人物置于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宴席的雅致场域，巧妙而自然地设计了太太小姐们与刘姥姥你来我往的对话链，书卷气与乡土味杂糅相交，鲜明的文化落差形成文本内在微妙的叙事张力。从某种意义上，是太太小姐们合力塑造了刘姥姥这样一个朴实俗气而可亲有趣的老妇人形象，刘姥姥的语言在整个文化场域中因其格格不入而分外突出，而这一切的前提，正是人物与语言的贴合。

白先勇文学作品也注重人物语言与人物的贴合。“老板娘，请你不要胡闹，我在大陆上，订过婚了的”。这是《花桥荣记》中卢先生的口吻，卢先生是一个读书人，并且对待感情还很真挚，因而当他听到老板娘要撮合他和秀华的婚姻时，态度是严肃的，但他也了解对方的一番好意，因而也是客气的，这是符合卢先生身份的口吻。“怕痛？怕痛为什么不滚回你苗栗家里当小姐去？要来这种地方让人家搂腰摸屁股？怕痛？到街上去卖家伙的日子都有你的份呢！”这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大班对朱凤说的话，首先金大班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沦落者，所以她的词汇选择是粗俗的。其次，一方面她性格泼辣，另一方面她对朱凤被人骗大肚子这个事实是持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因而脱口而出的话就变得又冲又狠，这是符合金大班这个人物形象的。

不同的身份、性格甚至环境都会产生不同的语言对话，儒雅的知识分子不会满嘴秽语，浪荡的风尘舞女也不会满口之乎者也，人物的口吻要符合人物整体的形象，白先勇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其实仍是曹雪芹所作，原因其中之一是面对如此庞大的人物体系，后四十回的人物与前八十回人物却具有严格的一贯性，也就是说前八十回已经为我们塑造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了，后四十回人物再次出场，其语言对话仍是符合前设的形象。这也是他欣赏《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所在。

最后是关于镜像填补。“《红楼梦》设计人物、描写人物，不是单面的，它有一种镜像，就是说一个人物，她另有好几个，方方面面来填补他。”比如说林黛玉，她是属于感性的类型，而《红楼梦》中如晴雯、龄官、柳五儿等都是来填补林黛玉这个形象的，这几个女孩与林黛玉面貌上都有些相似，命运也相似，个性也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她们的存在使得林黛玉的形象更为深刻，补充着林黛玉的情节。晴雯跟林黛玉眉眼间十分相似，性格也极为尖酸，不同的是晴雯更为泼辣，是更张扬的林黛玉，晴雯的悲惨命运暗示着林黛玉的命运，贾宝玉的《芙蓉诔》表面上是哀悼晴雯，实际上亦是在哀悼黛玉。同样的手法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也存在，譬如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和金凤，金凤实际上是金大班的镜像形象，是金大班的过去，金凤的存在补充了金大班的形象，让金大班这个人不再只呈现出泼辣浪荡的样貌，还具有温情诚挚的一面，金凤让金大班的层次更丰富了，形象更鲜明了。

人物角色的成功塑造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而对于故事情节进行艺术的表达也是极为重要的，这就需要用到一些特殊的写作技巧。“我觉得中国文字不长于抽象的分析、阐述，却长于实际象征性的运用，应用于具象化的，应用于实际的对话，像《红楼梦》”。象征是《红楼梦》使用得极其频繁的写作技巧，大观园象征着人间的太虚幻境，甄士隐象征着出世，贾雨村象征着入世等等，《红楼梦》具有一整套的象征系统，象征加深了作品的主题命意，使得作品思想蕴含更加深刻和丰富。而白先勇作品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也屡见不鲜，《游园惊梦》中的昆曲名伶钱夫人象征着昆曲艺术，钱夫人因爱情的破灭而造成的艺术生命的失去，象征着昆曲艺术的式微，个人的爱情悲剧转喻为中国文化悲剧。《那片血一样的杜鹃花》取的是中国古典杜鹃啼血寓意，以杜鹃花为意象，象征着王雄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也有自己的一套象征系统，既来源于传统，又有着自己的发挥。

三、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对《红楼梦》的展望

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和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等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杂志致力于译介西方现代主义名家如卡夫卡、乔伊斯的文学作品，仍然坚持着50年代《现代》诗派的“横的移植”的主张，这与白先勇当时的文学观念有关。

直到白先勇赴美留学后，才重新审视了中国文化。20世纪70年代，白先勇开始思考如何恢复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自然有其瑰丽的一面，然而无论如何借鉴，永远是无法超越的，而中国传统文化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无法复制的瑰丽。譬如唐诗宋词、北宋明清绘画、戏曲、《红楼梦》等等都是传统国粹，中国文化同样绚烂多彩，中国应该树立起文化自信。“我个人的悲愿，是希望在21世纪，来一个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白先勇在与刘俊的访谈中如是说，他渴求重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不是完全复原，作为一个外文系的留学生，白先勇早就具备了国际性的眼光，他要求的是类似于鲁迅的“拿来主义”，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将传统溶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传统是基础，现代是辅助，发扬传统是目的。

文艺复兴需要一些文化标杆的指引，白先勇提出了《牡丹亭》和《红楼梦》，它们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地，“ 《红楼梦》不只是本小说，它也是一种美学”。《红楼梦》不是简单的小说，里面涉及诗词歌赋、服饰、建筑、饮食、医理等等，堪称封建社会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里面生活场景如同一幅幅工笔画，雅致精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更兼有人情世故、佛道哲学，具有极深的思想意蕴，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宝藏。

关于《牡丹亭》的推广，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已經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对于昆曲《牡丹亭》，我替它作了一出《还魂记》;对《红楼梦》呢？我替它下了一个注脚，写了一个新的注解”。青春版《牡丹亭》是对于昆曲艺术的呼唤，使之焕发新的生机，《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又何尝不是一出《还魂记》？我想，白先勇受《红楼梦》主题情感、写作技巧影响而进行的文学实践本身就是一种还魂，而对《红楼梦》的推广则是一种更自觉的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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