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资本视角下失地农民的再就业研究

2021-08-30谢嘉锶于莉

安徽农业科学 2021年16期

谢嘉锶于莉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合理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基于心理资本视角，认为心理资本的自我认同、抗压能力、心理弹性和发展意识存在不足，导致失地农民再就业时职业选择主动性不高，就业适应能力有限，良性发展动能受制，再就业能力难以发掘提升。进而从城乡差距、经济发展、征地政策、社会环境、个体素质和传统观念等方面探究了影响失地农民心理资本积累与再就业质量的因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提高失地农民心理资本，促进其再就业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心理资本;失地农民;再就业

中图分类号 F 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1）16-0251-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16.06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on the Re-employment of Land-lost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XIE Jia-si，YU Li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reasonabl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re-employment of land-lost farmers has become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lack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s self-identity， pressure resistant ability，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awareness leads to the lack of initiative in career choice of land-lost farmers， limited ability to adapt to employment， limited positive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difficulty in exploring and improving the re-employment ability.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e-employment quality of land-lost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rban-rural gap，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d acquisition policy， social environment， individual quality and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land-lost farmers and promote their re-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cro， medium and micro level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apital;Land-lost farmers;Re-employment

隨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由于开发建设而被征用，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失地农民。数据显示，我国失地农民的人数正以每年200万～300万的速度增长，预估到2030年，该群体的数目将达到1.1亿[1]。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脱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农耕生活，失去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面临向非农职业的转移。失地农民具有人口数量多、文化水平低、专业技能不足和社会网络局限等特点，他们的再就业常常面临职业地位低、稳定性差、薪资待遇不理想和身份歧视等困境。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失地农民再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要求，心理资本作为个体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逐渐凸显。从心理资本视角出发，聚焦心理资本在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过程的作用，探究失地农民再就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良性循环，不仅有利于提升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质量，也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1 城郊失地农民再就业分析的心理资本视角

1.1 再就业的界定与分析

再就业是曾经拥有工作和收入后又失业的群体再次就业[2]。21世纪20年代中后期，失业群体不断出现，再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3]。失地农民再就业是农民在耕地被征用而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的情况下，通过工作获得酬劳以维持个人及家庭生存、发展的行为[4]，由于准备不足，该群体的再就业具有质量低、被动性和不稳定性同时存在的特点[5]。

失地农民再就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宏观上来看，我国城乡发展存在差距，失地农民在再就业的过程中面临着户籍方面的限制以及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这极大地削弱了失地农民再就业的意愿。就业市场的不完善在行业之间砌起了壁垒，使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选择受到局限[3]。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受到年龄、文化和技能方面的限制，就业结构相对单一，失地农民的职业素质较低，缺少竞争力，限制了他们再就业的职业选择空间，而技能要求低的工作往往收入低、风险大、可代替性强，也使得他们就业后再次失业的风险增大[6]。

1.2 心理资本视角

2002年积极心理学之父Seligman[7]提出“心理资本”观点，并指出心理资本应该与其他产生个体积极行为的因素如文化资本等一起归入资本的范畴。心理资本突破了传统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等模式的限制，反映了发展中个体的心理状态对其认知和行为的影响路径。

根据西方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心理资本”的概念总体上可以从特质论、状态论和综合论三个角度进行界定：特质论认为，心理资本作为一种个人特质，是个体在不同的先天因素及后天经历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状态论认为，心理资本是伴随着个体的发展所形成的以积极能力为核心的一种心理状态，可以通过学习和调整获得。综合论认为心理资本兼具以上二者的特点，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同时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进行開发和训练。

在多年的理论和实务经验中，中西方学者提出了心理资本在各个维度上的构成要素和测量指标。其中，Luthans与Youseef认为心理资本包括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和坚韧4个方面[8-11]。有学者将心理资本划分为事务型和人际型两种：事务型心理资本包括了自信勇敢、乐观希望、坚韧顽强、奋发进取4个与处理工作事物相关的因素，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于心理资本内涵的观点;人际型心理资本包括了谦虚诚稳、包容宽恕、感恩奉献与尊敬礼让4个与处理人际关系相关的因素，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观[12]。

心理资本作为个人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影响着个体的价值观念、态度行为和发展动能，对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刘雅婷等[13]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指出，心理资本是该群体心理状态与行为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关乎个人竞争力和事业成败的核心素质之一;李彩云[14]关于大学生的研究表明，心理资本高的个体在自我能力的判断中会倾向认为自己更有能力，这种感知性的就业能力在大学生实现就业的过程中普遍具有积极作用。在当今社会，心理资本对就业越来越大的影响是经济社会对个体心理资本及其作用的要求体现，也是心理资本作用于个体、企业和社会的必然结果。

综合相关理论，笔者将心理资本定义为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对个体的正向行为具有驱动作用并具有稳定性和可开发性的心理因素，同时将心理资本划分为自我认同、抗压能力、心理弹性和发展意识4个维度。

2 心理资本视角下失地农民再就业现状与问题

失地农民的心理资本在自我认同、抗压能力、心理弹性和发展意识等方面存在不足，直接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质量产生影响，其具体表现为：

2.1 自我认同度低导致职业选择主动性不高

自我认同是指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感、城市归属感和对自身现状的主观感受等[15]，它与自我效能感密不可分。调查显示，在失地农民再就业的过程中，自我认同水平较高的人更加自信，有更好的掌控能力和决策能力，行动上也更加积极[16-17]，同时，自我认同水平高的个体能够更积极地评估自己的能力、周围的环境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实现就业的绩效感产生影响[18-19]。

由于身份、生产方式的转变和落差，失地农民的自我认同水平总体偏低，孙云飞[20]在保定的调研结果表明，超过58%的失地农民并不认同市民身份，他们认为自己不属于城市，16%的失地农民难以定位自己的身份，对市民身份的疏离感导致边缘化的心理体验，阻碍他们的城市融入，在就业时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李明晶[5]在贵安新区的调查中发现，有近三成的失地农民无业在家，而在实现就业的失地农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外出打零工，工作状态和收入都不稳定，他们择业途径狭窄，主要依靠亲戚朋友等熟人介绍。

2.2 抗压能力不足导致就业适应能力有限

抗压能力是个体能够以坚韧的意志面对压力和挫折，并以从容的心态适应和应对打击，避免失常行为的一种能力[21]，它是个体和环境之间不断磨合的润滑剂。张宏如等[19]的研究发现，高水平的抗压能力是存在于职场排斥及其负面后果之间的有效缓冲。

失地农民在实现非农就业的过程中，抗压能力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难以成为他们适应环境的助力。马红玉等[17]研究发现，农民受自身素质的限制，承受风险的能力低，在创业过程中无法有效规避风险。由于进城就业过程面临大量不平等的情况，个体抗挫能力越强，正向行为能力也越强，反之，则会出现社会关系的异化，带来再就业过程中不利于环境适应的因素。姚於康[22]在南京的调查显示，失地农民稳定就业3年以上的只有25%，75%的人工作不稳定，对于所从事的职业，受访者中68%的人觉得工作太辛苦，他们更倾向于通过频繁更换工作的消极方式应对工作压力，因此难以适应工作岗位，实现稳定就业，反映出了再就业稳定性和适应能力的不足。

2.3 心理弹性较小导致良性发展动能受制

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时，发掘自身潜能并合理利用内在资源进行修复、调整以获得面向积极目标的结果[23]。心理弹性强的个体在求职准备和工作搜寻时更具优势[24]，在面对失业和再就业过程中的困难时，具有乐观、自信等内在动力可以使失地农民更好的调节挫折和压力[25]。

在面对城镇化带来的生活转型时，失地农民内心产生的压力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排解，这制约了他们的未来规划和发展动力。王玥琳等[26]研究指出，失地农民在失地后心理的失衡感和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大，表现出隐性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加剧了他们在就业过程中技能提高和发展的局限，许多失地农民只能做短工，难以谋求更进一步的职业发展。王晨花[27]在山西省的研究发现，失地农民在城市生活中往往动力不足，有着“等靠要”的思想，将过多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在择业和创业等方面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缺乏职业发展的志向。

2.4 发展意识薄弱导致再就业能力难以发掘提升

发展意识是促使能力主体朝着更先进更完备状态趋近的一种追求[28]，Fugate等[24]在就业能力的相关研究中指出，就业能力是指劳动者在就业时所具有的主动适应性，是持续开展工作并保持工作状态的能力。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对失地农民的认知和行为产生有利影响，促使他们提升社交和工作能力，进而将积极的信念转化为就业能力，形成良性的职业发展循环[29]。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和生活困境的束缚，失地农民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意识不足，他们对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缺乏持续性期待。祁玉进等[30]在青海省某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城镇化为当地村民带来了短暂的效益，但也给失地农民再就业带来了许多不适，由于主体能动性有限，缺乏发展意识，失地农民面临着失地后生活水平骤然上升，维持一段时间后又骤然下滑的“n型”致富假象。蒋淑芳[31]在福建的调研发现，许多失地农民难以适应失地带来的“强迫转型”，一时之间失去方向，无所适从，得到补偿款后形成小富即安的思想，没有利用补偿款投资于个体发展，也没有学习一技之长或自主创业的长远打算。

3 心理资本视角下城郊农民再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对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的关注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在社会的整体性运行下，失地农民心理资本的形成要素和对再就业的影响机制受到了不同层次因素的影响。

3.1 宏观层面

3.1.1

城乡存在二元体制壁垒。当前我国仍处于城乡二元制结构中，城乡户籍制度的壁垒普遍存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也是征地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根源。杨涛[32]指出，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了显著的城乡差别，农民的个体发展和权益保护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认为自己与城市身份之间存在天然的界限，短期内生产方式的变化也难以使他们形成市民观念。符婧[33]认为，目前我国实行的户籍制度存在滞后性，失地农民享受的待遇无法与城市居民等同，这加剧了他们在城乡归属问题上的认知混乱，这些现实差别阻碍了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认同的构建，也难以为他们实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就业转型提供更有效的物质生活保障[34]。

3.1.2 发展不均衡难以创造利好环境。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向新常态发展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区域间发展不均衡使得城乡间的差异逐渐拉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形成了衡量劳动力素质的更高标准。戴良英[35]在长沙的调查发现，由于区域间、城乡间的经济差距较大，乡镇企业发展落后，且目前经济形势增速变缓，就业岗位减少，失地农民失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谷彦芳等[36]对河北失地农民就业状况的调查发现，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和城镇常住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相对缓慢，对劳动力的容纳程度有限，而且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技术化的深入，工业所需劳动力数量下降，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具有不利影响。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失地农民在面临生活的巨大转型之外，还遭遇着在社会地位和权益待遇等方面长期性的负面体验，现实和心理上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使其难以在环境适应上表现出积极稳定的心态。在现实的生产生活中，失地农民遭受着身份歧视和坐“冷板凳”等问题，容易产生“低人一等”的悲观心理与羞耻感，使他们自我效能感受损，自我认同度下降，在实现就业时不仅面临来自就业市场的现实压力，还陷入来自心理上的自我否定，使他们更加束手束脚，就业选择趋于保守和被动。

3.2 中观层面

3.2.1

征地安置政策執行效果不佳。我国征地补偿费用的制定依据是各地区农地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37]，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区位要素越发强烈地左右着农地价值，这样的方式无法准确反映土地价值。黄金艳[37]在成都的调查发现，征地过程中存在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和社会保障措施不完善，征地补偿落实不到位，实际补偿远低于农民预期的情况。胡平[38]指出当前我国的征地安置工作中存在着被征地农民的安置补偿达不到预期标准，程序缺乏规范性，政策执行主观性强烈，方案缺乏公众监督与民主协商等问题，失地农民得到的“一次性补偿”无法满足长久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产生了不平衡心理，在安置政策执行主体和失地农民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

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的执行过程存在供需不对等、可持续性不足、政策实行收效有限等问题，失地农民难以有效利用就业安置政策改变自己在非农就业中的劣势，也容易由此产生不信任心理。戴良英[35]调查发现，政府提供的岗位难以满足失地农民的就业需求，且安置岗位收入偏低，大部分失地农民只能自寻出路，同时，企业需求与失地农民求职者之间存在供需不匹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失地农民的就业渠道非常狭窄。仇会文等[39]调查发现，当前的征地补偿方式单一，一次性的金钱赔偿导致农民对赔偿一味依赖，他们在补偿费可以支撑生活的时候寻求工作的意愿较低，因此，也很少参与就业培训，就业动力不足，这对他们失地后的长远发展具有不利影响。

3.2.2 社会环境和社会网络单一。在城市生活中，失地农民维持原有的社会网络和建立新的社会网络的需求同时存在，共同影响着他们的再就业状况。一方面，征地改变了农民原本的生活环境，也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网络关系[38]。另一方面，政府征地后往往采取集中安置的方式将具有相同背景的原农村居民聚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所从事的工作等同质性较高，在“格格不入”的城市环境下，安置社区内失地农民彼此信任，具有更高的认同度，而与外部群体进行交往、建立社会关系的需求不高[40]，无法积蓄再就业动力。以血缘、地缘、亲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网络是失地农民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进入城市生活后，这种单薄的关系网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们的社会交往，使他们在面对生活压力时容易感到孤立和无助[41]。这种无所适从、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常常使失地农民做出有偏差的自我选择和职业判断，出于对土地的依赖，他们对“城市人”的身份具有天然的排斥感，消极对待就业[31]，削弱了他们适应环境和寻求发展的主动性。

3.3 微观层面

3.3.1

个体素质水平偏低。失地农民在征地前主要进行农业活动，简单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内容对个体素质的要求普遍较低。张丽娜[42]指出，失地农民具有年龄、文化和技能方面的劣势，无法有效顺应时代新的发展要求，没有形成适应非农业社会的职业发展意识，自身竞争力弱。雷丽萍[43]在厦门的调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失地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其中76%的人文化水平在初中及初中以下，他们只熟悉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马艳利等[44]在陕南三地的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57.8岁，其中超过70%的人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接受过产业技能培训的仅有11.4%，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的缺乏是失地农民难以适应城镇化转型的重要原因，也制约了他们的职业发展。

3.3.2 传统思维模式束缚。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社会，农民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大、视野较小，更希望拥有长久的、稳定的生活状态。多数失地农民安于现状，征地后补偿金短期内能够提升生活水平，便满足于此，难以形成继续教育的意识，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没有明确的规划，也缺乏投资理财意识，这导致其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够及时转变生存方式，实现再就业。另外，失地农民还存在严重的依赖心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眷恋故土，不愿意离家拼搏，认为土地是国家征用的，就应该靠国家来解决后续的生活和就业的问题[35]，就业动力不足。

正因为如此，失地农民在传统农耕生活中的习惯和技能不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他们的再就业意愿不强。由于文化落后、消息匮乏等容易形成一成不变的思想，使得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因知识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缺乏难以对就业情况进行正确判断和规划，找工作时盲目性较大，容易碰壁[44]，他们更倾向于从事灵活性较大、知识和技术水平要求低的零工，就业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得到有效的提高，对于他们的持续性再就业也难有积极作用。

4 心理资本视角下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对策建议

在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失地农民再就业是城市化推进的重要环节，从心理资本出发，促进失地农民再就业要与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科学改革制度，转变社会环境并从个体角度出发进行合理引导。

4.1 打破城乡二元制禁锢

城乡二元体制是我国当前对于失地农民职业流动影响最为主要和根本的原因，新型城镇化应该从制度上消除失地农民身份迁移的制度壁垒，削弱户籍的福利性功能，进一步发挥户籍转移的实际效用[45]。户籍制度的改革对于打造公平、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歧视具有重要影响[46]。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失地农民发展的限制，有利于帮助其减轻再就业过程中的物质和心理压力，享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4.2 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城乡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客观存在，在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社会环境下，应通过发挥市场的优势和带动作用，扩大和稳定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的空间。同时，应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发展特色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发适合农民就业的工作岗位，促进失地农民就地就业，使其进入更具有稳定性的工作生活模式，与城市生活接轨[47]。

4.3 规范征地行为，完善安置政策

征地涉及到民政、土地、村集体和农民个体等多方利益，相关部门应该依法规范征地行为，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改变失地农民出于对征地的负面感受而产生抵触和消极就业的现象[48]。同时，政府应在引导失地农民就业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重视征地安置补偿中的就业安置，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探索多种就业安置方式[5]，切实了解失地农民的需求和文化水平、技能优劣等特征，对接相关信息，积极完善再就业服务机制[49]。

4.4 提高安置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

安置社区的打造是失地农民融入新环境、构建社会网络的关键环节。安置社区是失地农民生活交往的主要场所，应通过便民设施的建设多方式多层次地满足失地农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引导他们建立友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强其归属感[50]。可以通过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如“邻里运动节”“社区才艺展”等加深居民彼此间的联系，推动社区的发展，使失地农民在安置社区的生活中收获幸福感和正向体验[51]，帮助他们在心理上融入城市，有意识地改变自己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不足的情况，形成认真生活，积极就业的观念。

4.5 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也不断改变着就业市场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对失地农民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成为必要。就业培训的内容应瞄准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联系个人的特点和意向，坚持发展性和实用性相结合[46]，就业培训过程要做好农民实际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参考年龄、文化水平和技能等多种信息，进行更具有针对性的技能教授，提高失地农民的岗位的适用性[52]。

4.6 宣传相关就业信息，转变就业观念

失地农民受到征地经历和自身条件的限制，传统的就业观念难以依靠现有的条件和社会关系进行改变。应当依托县、乡、村的各级平台，向失地农民宣传就业扶持和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帮助就业困难的失地农民利用好相关政策，提高他们在就业过程中的主动性，实现高效就业[53]。还可以通过邀请典型人物与失地农民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振奋失地农民的创业积极性，引导他们形成劳动致富、积极进取的观念，激发失地农民创业的内生动力[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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