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经济圈空间经济关联与增长:基于泛成渝地区的经验分析

2021-08-30陈健包滢晖伍国勇

关键词:空间溢出效应增长极

陈健 包滢晖 伍国勇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21.04.07

摘 要:面对重大机遇的“十四五”时期,构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新格局,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构建邻接矩阵、地理矩阵与经济地理矩阵的研究方法,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2008—2019年泛成渝地区经济圈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该区域在资本、技术以及教育方面的投入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为负;贵阳与成都、重庆的关联系数大于西安与成都重庆的关联系数,它的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超过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强化增长极城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从政策、资源禀赋、生态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推动泛成渝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泛成渝;经济关联;空间溢出效应;增长极

中图分类号:F2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1)04-0064-09

一、引言及综述

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要推动泛成渝地区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其建设目的在于推动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增强中心城市与城市群之间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发展中心城市,带动泛成渝地区辐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强化增长极城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即增长极能够推动主要产业部门高效地联合一组产业,通过乘数效应带动该地区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依赖于条件较好的产业和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使该地区成为增长极,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从西部大开发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区域经济联动效果来看,增长极在扩散效应的作用下,致使城市内部经济结构升级、转型,同时也使内部产业向周边地区扩散,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西部大开发是为了完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其范围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全区域发展视角来看,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需要西部大开发,在西部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依靠经济圈带动其区域发展。因此,西部地区也需要建设一个引领发展的经济圈,而泛成渝双城经济圈便起到引领作用。发挥成都、重庆和陕西综合优势作用,使重点产业、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取得新成效。2019年10月13日,西部12省区市以及海南省和广东湛江市,在重庆市进行协议签约,合作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以重庆为发展中心,广西、贵州为节点,充分发挥铁路、公路、海运在西南地区经濟发展中的辐射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对泛成渝双城经济圈区域发展的分析,离不开对贵州与陕西经济发展的讨论。

国内外学者对空间经济关联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空间经济关联效应

曹炜威[1]对泛成渝地区空间网络结构进行研究,提出城市群形成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驱动其周边城市网络化协同发展。Harms[2]发现大量的区域规划政策都是围绕增长极城市进行的,导致增长极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积聚效应更加明显。孙久文[3]通过对雄安新区基础建设以及空间结构的研究,提出经济圈发展对周边地区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李慧燕[4]运用耦合协调度对京津冀13个城市的新型城市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研究,发现经济圈可以优化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良好,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较好。

(二)城市群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

王业强[5]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方面。贾冀南、杨丽倩[6]研究中原地区经济增长时发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人才积聚。王振坡、朱丹、王丽艳[7]对成渝城市群城市规模的研究,提出影响城市群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大城市聚集效应逐渐增强,城市群内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产业结构相似。何雄浪、叶连广[8]对长江经济区要素禀赋差异分析,发现要素禀赋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影响。孙久文[9]提出如果城市要素过度积聚引起区域间劳动力的失衡,会影响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

(三)增长极空间溢出效应

张可云[10]对雄安新区经济发展与空间效应的研究,提出增长极城市的引力作用,会扩大该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金田林、王振东[11]研究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出中心城市规模过大会优化区域空间功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姚鹏、吕佳伦[12]使用增长极溢出效应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提出优先发展区域增长极城市,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李想、刘春霞、李月臣[13]对成渝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成渝两市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很强。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相关学者对区域经济关联与增长和空间溢出效应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运用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城市群城市空间关联关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城市经济增长极等内容,但缺乏对泛成渝地区城市群的研究,成渝双城经济圈应如何更加有效促进周边城市经济增长?将是一个热点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城市群空间经济关联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针对泛成渝地区经济圈空间形态进行分析,运用引力模型对泛成渝地区经济圈经济联系强度进行测度,构建泛成渝地区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探究,进而分析成都、重庆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泛成渝地区形成更加良好的经济发展关联机制,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相应理论依据和现实路径。

二、泛成渝地区经济圈各市经济关联和增长机制

Francois Perroux[14]认为:“区域经济增长应该最先出现在那些具有创新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常常聚集经济区的某些空间点上,进而形成该地区的增长极。”从泛成渝区域空间关系来看,成渝双城增长极即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龙头区域,通过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对成渝双城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关联及经济增长方面,分析成渝双城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作用,有利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根据增长极理论,成渝双城凭借“虹吸效应”,大量吸收该区周边的劳动力、资本等,使得该地区经济水平严重失衡,极化效应大于“涓滴效应”。随着中心城市经济实力的提升,涓滴效应慢慢大于极化效应,最终使得该中心城市的经济水平与其周边地区趋于平衡。使用中心外围理论研究泛成渝地区经济增长与周边地区产业关联。成渝双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将会吸收周边的生产要素,同时产生大量创新成果,这些创新成果会不断地向外周边区域扩散,产业在空间上积聚发展,使泛成渝地区的产业更加协调。这种由集聚效应产生的竞争优势会在该城市群中脱颖而出,形成该地区的增长极。

成渝两市的经济体量与其周边城市之间的差距较大,致使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不协调,周边地区发展动力不足。中心城市产业体系不健全,能级不高,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机制不完善。泛成渝地区没有高新技术产业支撑,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同于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的发展模式,成渝“双城”受地理因素影响,致使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不协调,在这种情形下,成渝两市容易发生激烈竞争,形成“双龙吸水”的局面,容易产生“郑宁—克鲁格效应”。那么,如何協调该地区整体协调发展,是泛成渝地区未来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不同地区增长极的“极化与涓滴效应”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虽然有所差别,但是从宏观层面上看,该集聚优势可以为该城市的发展带来巨大效益,最终形成该地区的增长极。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该地区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吸引大量的人才以及众多大企业家在该地区落地,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该地区,为该地区带来强劲的发展动力。而泛成渝地区整体实力赶不上长三角地区,在发展方面受外部极化效应大于该地区的涓滴效应的影响,其经济发展空间被压缩。从泛成渝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方面来看,基础设施可以促进产业形成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贵州、陕西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其工业发展水平,相关配套设施跟不上,工业缺乏支撑力度,阻碍其工业发展。研究泛成渝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打造西部地区增长极,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增长极对泛成渝地区经济关联与增长具有深远影响。

三、模型构建

(一)空间引力模型构建

依据程惠芳、阮翔[15]等人的研究方法,将“经济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变量纳入引力模型”,并通过构建空间引力模型,对泛成渝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测度。

Rij表示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Pi、Pj表示城市i与城市j的人口规模,Gi、Gj为城市i与城市j的GDP,dij表示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矢量距离。

(二)经济增长模型

根据索罗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资本、劳动力会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低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作为基本生产投入要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C-D(柯布—道格拉斯)经济增长模型,对泛成渝地区经济圈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增长进行测度。对空间计量模型中的,面板误差模型(SEM)、面板自回归模型(SAR)以及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筛选,建立空间回归模型,以此检验各个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以及经济发展中相关要素投入对该经济体产生的影响。

其基本模型如下:

Lny=αLnA+βLnK+γLnN+ε

其中,α、β、γ为待估参数,ε为误差项,Lny、LnA、LnK、LnN分别为该区生产总值、技术、资本以及劳动力的对数形式。以SEM、SAR、SDM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如下:

空间自回归模型:

Lnyit=ρW′tyt1LnAit+ β2LnKit3LnNititit(1)

空间误差模型:

Lnyit1LnAit2LnKit3LnNit+ρWiεiitit(2)

空间杜宾模型:

Lnyit=ρW′tLnyt1LnAit2LnKit3LnNit1d′tLnAt2d′tLnKt3d′tLnNtitit(3)

其中,y为人均GDP,i为城市,t为时间,A、K、N分别为技术、资本以及劳动,ρ、β1、β2、β3、τ1、τ2、τ3分别为该模型的估计系数,ηi为个体趋势,μt为时间趋势,λit~(0,σ2In)为对以上空间模型运用最大似然估计。

(三)权重矩阵构建

依据安虎森[16]的研究方法,本文构建常用空间权重矩阵地理权重矩阵(W1)、经济距离矩阵(W2)和经济地理矩阵(W3),对成渝城市群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其中,d表示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距离,yi、yj分别表示城市i与城市j的GDP。

(四)变量描述

本文选取2008至2019年泛成渝地区各地级市数据,数据主要通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获得,为消除通货膨胀对GDP的影响,本文以2008年的GDP作为基期,计算各年份GDP平减指数。选择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科技投入作为技术要素,以年平均就业量作为劳动力。各变量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面板数据容易出现自相关、异方差等问题,为使数据更加平稳,本文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然后对相应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见表2),组内自相关(Wooldridge)检验值为1.111,组间同期相关(Pesaran)检验值为5.66,组间異方差(Wald)检验值为40 065.75,Pesaran和Wald检验均在1%水平下显著,Wooldridge检测值不显著,说明数据存在组间同期截面相关和组间异方差问题,本文数据为短面板数据,可以忽略组间自相关的影响,为了不降低模型的回归结果,只需要重点分析组间同期相关即可,使用“组间同期相关”稳健标准误对模型进行回归处理。

四、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心城市联系强度进行测算发现,该区域呈现为重庆>成都>西安>贵阳的强度排序。在与中心城市联系系数方面,重庆—成都为91.6,重庆—贵阳为62.9,重庆—西安为10.4,成都—贵阳为382,成都—西安为30.1;说明在经济关联方面,泛成渝三个区域关联较强,成都、重庆对该地区辐射较强。

基于Morans I指数对泛成渝地区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泛成渝地区在空间上存在较强的关联。不同城市之间呈现出较高聚类的回归结果。在GDP、资源、技术以及劳动力流动方面尤为显著。考虑到四川、重庆、陕西和贵州所属区域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计量结果显示该地区空间关联层面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也只符合俱乐部收敛的特性,因为时间、空间、政策等因素导致不同省份的经济表现有所不同。

从表3的检验结果来看,泛成渝地区城市群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空间关联。莫兰指数为正数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泛成渝地区经济圈GDP之间存在正相关。从莫兰散点图分布上来看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呈现出低高型,且分布相对集中,呈现为积聚态势。该地区主要以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为中心,表现为“双峰增长极”的区域分布格局。从整个地区来看,该区域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第一象限内相关城市较少,而大部分城市发展处于低高型或者是低低型,相对原点集中。因此,有必要加强该地区城市之间的联系,增强贵阳、西安等省会城市经济实力,实现多核增长极带动的方式发展地区经济。

通过研究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之间的内在逻辑性,并给出了使用空间面板模型具体形式的过程。基于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泛成渝双城经济圈数据进行检验。莫兰指数检验结果显示,泛成渝地区城市群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积聚和空间相关的特征,因此,选择空间面板回归模型估计效果相对更优。但为选择相对合适的计量模型还需进一步对相应数据进行检验。三种权重矩阵下的空间误差以及空间滞后LM检验结果见表4。检验结果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该城市群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地理权重(W1)除了在LM-lag和R-LM下不显著外,其余检验均在1%水平下显著。经济距离权重(W2)和经济地理距离权重(W3)全部在1%水平下显著。根据LM检验结果来看,选择建立空间杜宾模型较优。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效果要优于随机效应,基于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将采用面板空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5中列出了普通面板以及不同权重矩阵下空间面板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经济距离下的可决系数(R2)为0.636 2,模型回归系数相较于其他模型更加显著,因此,本文选取经济距离下杜宾模型进行泛成渝地区经济增长极与经济相关性分析。

表5中第(3)列结果显示,泛成渝地区的技术、教育支出、劳动力以及资本都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技术、资本、劳动力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教育在1%水平下显著。其中,科技每提高1%会使得GDP平均增加0.143%,资本每提高1%会使得GDP平均增加0.072 5%,劳动力每增加1%会使得GDP平均增加0.095 5%。

不同要素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率相差较大。相对于资本和劳动力,技术以及教育对GDP的增长促进效应更显著。控制变量ppi、ind和ser对GDP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泛成渝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技术、教育以及资本的溢出系数为正,均对泛成渝地区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劳动力的系数为负数,且在5%水平下显著。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经济差距较大,尤其是受到成都和重庆双核增长极的影响,凭借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机会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优势,会对该区域产生较强的虹吸效应,大幅度吸收周边地区的生产要素,致使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技术因其自身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以及市场关联性,其溢出效应一般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不同城市之间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流动,会使得该地区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出现较大差异。

对泛成渝地区经济圈经济增长溢出效应进行偏微分分解,以测度其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从表6中可以发现技术、教育、资本的总效应为正,直接效应在5%水平下显著大于间接效应。发现技术、资本以及教育的投入增加会对本区域以及其他城市经济发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劳动力对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没有表现出积极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造成劳动力生产要素分布过于集中,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产业的直接效应均通过了0.1%的显著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很高的积极态势。三大产业的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且第二、第三产业的溢出效应系数明显大于第一产业,说明三大产业虽然对该城市群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但是产业发展主要依靠第二和第三产业引领,尤其是第二产业发展高过第三产业,说明西部地区未来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

从三大产业发展方面来看,泛成渝地区第二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优势。一方面,国家相继出台各项支持西部发展政策,这对吸引外资入驻西部建厂与吸引劳动力汇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政策的扶持、产业的积聚,势必带来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空间溢出效应将会更加显著。由于第二产业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比较高以及产业自身的积聚效应,势必会造成产业发展不均衡。因此,诸如陕西和贵州这种限于地理条件以及经济资源实力等条件较为欠缺的地区,要重点考虑第三产业的发展。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制约着泛成渝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的释放。鉴于“行政区经济”效应的存在,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应的规划,打破限制经济资源流动的壁垒,促进区间生产要素流动,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率,对促进泛成渝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泛成渝地区经济发展为背景,使用该区域2008至2019年3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泛成渝地区城市群之间的经济增长与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结果发现泛成渝地区经济圈之间存在很强的空间关联,经济发展以及产业之间具有很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对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呈现积极溢出效应。从目前来看,第二产业的发展优势较强,说明该地区的发展空间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较大。这对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将东部沿海的相关产业转移至西部地区,发展西部经济有也一定影响。第二产业回归系数大于第三产业回归系数,说明回归结果与该项政策吻合。从泛成渝地区经济圈内部来看,该地区城市发展不平衡,尤其是陕西省,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致使其与成都和重庆之间的经济关联很弱,相比之下,贵州省与成都、重庆的关联度相对较高。

根据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的前提,首先打破“行政区经济”。如果只在一个行政区内建立增长极,势必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割据,资源浪费、地方政府争夺资源,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最终造成工业项目遍地开花,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而且,破坏区域经济的空间联系,将进一步弱化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第一,需要实现“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过度,可以考虑建立“泛成渝地区联合公署”,其行政级别高于地方政府,协调各地方利益主体,在促进地方发展的同时,逐步开放本行政区的市场,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第二,改变以往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主导地位,弱化地方政府在市场中的权威,发挥市场活力,使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行政区之间自由流通。上级政府应当出面打破这种局面,以避免让市场的压力冲破这种局面,造成过高的成本,以成本最小化来处理这种局面,符合经济效益。第三,同级政府之间进行开放合作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做到“大家参与,大家分享”,在制定区域规划时,要求不同地区政府都要参与制定,经济发展成果符合各参与方的利益要求。

市场方面,在十四五规划的章程中,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要素禀赋的差异,推动成渝周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增長极分为自然增长极和人工增长极,发达地区凭借其自然资源优势,拥有的是自然增长极,欠发达地区则需要政府的公共投资,对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创造增长点。因此,泛成渝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交通、信息、水利等方面建设,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使用积极的政策吸引外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成渝双城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强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另外,发展第三产业经济,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服务业结构,促进服务业全面快速发展。大力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产业一体化分工过程中,坚持资源互补,以优势产业为基础,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贵州与陕西两地处在双增长极的辐射范围内,在基础设施、人才交流、生态环境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需要在时间与空间方面合理推进,实现区域经济与产业之间的优势互补。

参考文献:

[1]曹炜威,杨斐,官雨娴,等.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结构[J].技术经济,2016(7):52-57.

[2]HARMS E.Megalopolitan Megalomania: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s Southeastern Region and the Speculative Growth Machine[J].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2019(1):53-67.

[3]孙久文. 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定位[J].甘肃社会科学,2019(2):59-64.

[4]李慧燕.“三生”空间理念下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生态经济,2021(5):92-98.

[5]王业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演变与国家增长极体系建设[J].当代经济科学,2014(1):39-45+125.

[6]贾冀南,杨丽倩.人才集聚视角下的中原经济区增长极培育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6(4):68-73.

[7]王振坡,朱丹,王麗艳.成渝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及演进特征研究[J].西北人口,2019(1):8-14.

[8]何雄浪,叶连广.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经济关联、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0(1):16-28.

[9]孙久文,苏玺鉴.我国城市规模结构的空间特征分析:“一市独大”的空间特征、效率损失及化解思路[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13.

[10]张可云,孙鹏.雄安新区城市发展、空间作用演化与冀中南地区协同[J].河北学刊,2020(6):139-146.

[11]金田林,王振东.城市规模分布、空间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J].现代经济探讨,2021(5):17-27.

[12]姚鹏,吕佳伦.陆海统筹战略的理论体系构建与空间优化路径分析[J].江淮论坛,2021(2):75-85.

[13]李想,刘春霞,李月臣.泛成渝地区经济圈旅游经济空间溢出效应[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1(5):1-13.

[14]Francois Perroux. Les Poles de Developpement et la Politique de LEst[J]. Politique étrangère, 1957, Vol.22(3):233-270.

[15]程惠芳,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04(11):23-30.

[16]安虎森,吴浩波.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空间相关性问题:来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样本数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5):107-115.

(责任编辑:杨 洋)

收稿日期:2021-05-24

作者简介:

陈 健,男,安徽砀山人,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研究。

包滢晖,女,贵州贵阳人,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研究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伍国勇,男,贵州织金人,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经济、生态经济。

Spatial Economic Correlation and Growth of the Economic Circle: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Pan-Chongqing-Chengdu Area

CHEN Jian 1,BAO Yinghui 2,WU Guoyong 3

(1.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Guizhou,China,550025; 2.Beijing Film Academy,Beijing,China,100088;3.School of Economics (West Center),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China,550025)

Abstract:In the face of major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hiev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This paper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onstructing adjacency matrix,geographic matrix and economic geographic matrix,and uses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to condu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panel data of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economic circle of Pan-Chengdu-Chongqing area from 2008 to 2019.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vestment in capital,technology,and education in this region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and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coefficient of labor is negativ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Guiyang and Chengdu,Chongqing is greater than the that between Xian and Chengdu,Chongqing,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its secondary industry to GDP exceeds tha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ole of growth pole cities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urrounding areas,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resource endowment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in this area.

Key words:Pan-Chengdu-Chongqing area; economic relation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growth pole

猜你喜欢

空间溢出效应增长极
中国对俄主题新区在哈尔滨“发芽”
倾向中西部的土地供给如何推升了房价
京津冀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兰州新区发展模式的创新研究
新常态下蚌埠市玻璃产业集群发展探究
环境约束条件下中国省际经济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环境约束条件下中国省际经济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础协调金融资源分布的解决思路
我国省域人力资本的收敛性分析
中国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及其空间关联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