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 秦明利

摘要：“一体性”贯穿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全过程，是其批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其诠释学的实践性和修辞学特征。通过分析“一体性”中的对话伦理和语言存在规定性，可以看到，“一体性”涵盖人类的语言共同性、存在有限性和实践理性三个维度，构成了伽达默尔修辞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形态及其问题域，是对人类共同享有的修辞存在性的澄明。与此同时，伽达默尔将亚里士多德的友谊思想发展为一种理解形式和对话形式，奠定了其修辞学中真正的言说与实践、知识、德性的统一形态的基础。“一体性”划定了专家社会及其技术分工的合理范围，有效地回应了当下人类生存危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借鉴。

关键词：伽达默尔;一体性;修辞学;对话共同体

作者简介：杨立，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大连 116024）;秦明利，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 1160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德国早期诠释学关键文本翻译与研究”子项目“英美学界德国早期诠释学研究”（19ZDA26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诠释学辞典编纂与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子项目“‘语言诠释学相关词条编纂及研究”（20&ZD029）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4.005

引言

“一体性”（Solidarit?t）是伽达默尔伦理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意指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即人类固有的生活整体性。“一体性”先于任何认识活动及对象，不属于某种实践目的，是每个人共同分有的存在论规定。承认“一体性”，就是承认正义的所有可能形式和其必然性，就是回归言说的普遍性及其对人类的先在“拥有”。由此可知，道德共同体和对话共同体都符合“一体性”的必然性要求。意识到“一体性”的固有存在至关重要，而对“一体性”的遮蔽也是对正义和真理之本性的遮蔽。伽达默尔的“一体性”包含自然的一体性（natural solidarity）和宣告的一体性（avowed solidarity）两个维度。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著述集中于“一体性”的实践哲学解读，尚未充分关注“一体性”与伽达默尔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批判之间的理论演进，也缺乏“一体性”与伽达默尔修辞学认识论的相关性研究。据此，本文主要考察“一体性”中关于人的语言性存在、修辞学认识和伦理的基本规定及其表现，突出以“一体性”为语言存在特征的伽达默尔修辞学思想，着力呈现“一体性”与其实践哲学之修辞学进路的作用关系，以推进和拓展伽达默尔修辞学的诠释学研究。

伽达默尔早期的《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1931年），已蕴含“一体性”的思想雏形，提出了对逻各斯、语言和谈话的统一性认识的构想：语言的现实性存在于谈话之中，而真正的谈话总是导向一种共同的语言，一种我们都居于其中且共同理解的语言。话语意义上的逻各斯构成了潜在与现实、有限与无限的关联。伽达默尔的这些主张，蕴含了回归语言的修辞本性和现实性的倾向，阐明了其共同语言的存在论基础。依此，伽达默尔的实践理性同时具有理解的应用性和对话结构，这是其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重要着力点。伽达默尔曾明确指出近代社会中人类“一体性”意识的缺失，呼吁建设一种以“一体性”的总体意识为主题的社会生活，强调这种总体意识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优先性，并在《友谊与团结》一文集中阐发了友谊、“一体性”与人类之善三者之间的不可分离性。上述伽达默尔“一体性”思想的发展脉络表明，“一体性”与伽达默尔语言观的源起和发展联系密切，是其构建语言存在论、修辞学认识论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基础，形成了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及修辞学特征。

一、对亚里士多德友谊观的承继

“一体性”表明个体与他者、世界之间固有的共同关系，且此共同关系要求每个个体对自己担负责任。这种共同关系的普遍性和可分享性，不仅是共同的生活形式要素，也是共同生活形式的具体表现。 “一体性”还表明，“我”与语言世界之关系具有先在规定性，更重要的是，“一体性”中的共同关系呈现了“我”与“你”之间最广泛的交往关系，是比信念、情感、兴趣等更真实、更具根本性的友谊的基础。由此可见，“一体性”和友谊观都指向人们身在其中的共同关系，且具有不可分离性。伽达默尔还分别在1985年和1999年，就友谊与自我认识、友谊与“一体性”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是对其1929年马堡就职演讲中友谊思想的推进和完善。可以看出，伽达默尔前后期友谊观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友谊或友爱是一种具体的善，是主体间性而非主体性的存在。友谊作为被赋予的东西，超出了任何形式的相似性或主体意愿，因其自身的可分享性而存在，且意味着人与自我和他人的真正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主要在人与语言的关系中表现出来。所谓与自我一致主要指一种正确的自我认识，即任何个体都要在与他者的不断交谈中理解自身具体的语言性存在。在真正的交谈中，我们所倾听和理解到的不是他者的语言，而是交谈双方的言说的共同性。

首先，“一体性”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生命的友谊的重要发展，生命的友谊是表现于人的全部语言经验和实践智慧中的存在形式。亚里士多德从情感或善意来界定友谊及其不同的种。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论证要素来看，友谊是演说者所应具备或表现出来的友善品格，友谊使得演说者和倾听者的共同语言性成为现实，进而影响讲话的具体效果。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友谊是其修辞学说服力的重要尺度。友谊品格表现为“一种为某人好——不是为自己好——而希望他获得并竭力为他获得我们认为好的东西的心情”。亚里士多德认为，基于有用的和快乐的友谊具有偶然性，只有徳性的友谊才具有本真性。为朋友或通过朋友而达成的行动，是始于自身的行动。“爱着朋友的人就是在爱着自身的善。因为，当一个好人成为自己的朋友，一个人就得到了一种善。”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一体性”，包含情感与人的语言性存在的基本联系。情感属于人的知识、存在的内在维度，符合“一体性”的认识论延伸。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友谊强调朋友之间互相喜爱的情感，那么“一体性”则侧重每个修辞个体对他者性的开放、尊重和信任。这样的友谊不局限于品格、利益或倾向的相似性和共享性，这意味着它已经超越所有社会公共秩序、法权秩序或行政管理的经验范围。亚里士多德的友谊呈现为不同的形态，比如孩童的友谊、情爱的友谊、家庭的友谊和生命的友谊。生命的友谊以“一体性”突显爱智者与智慧本身的关系，即爱智慧之“爱”（philo）也应理解为“友爱”（philia）。這种沉思性的友爱使人们通向共同的奴斯。“一体性”与存在的关联表明，它可理解为与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和脆弱性相生的生活形式的整体性。

其次，伽达默尔将亚里士多德的友谊与语言、理解进行关联，把友谊视为一种理解形式和对话形式。“一体性”由此成为友谊内在的语言结构的呈现，友谊在人类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中具有核心作用。友谊是将所有社会个体真正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友谊在语言现实性中证实自身，并在真正的对话中统一说话者、倾听者和所说的事情。自爱是亚里士多德友谊观的真正基础，其实践知识以每个实践者的自我认识为善的最终位置。实践者的自我认识和目标具有一致性，而且它们都呈现了每一个人特殊的“是”和“何其是”。“一体性”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亚里士多德自爱与自我认识、实践理性的辩证联系。作为“一体性”的基本原则，自爱既是与自我一致，也是与他人一致。在伽达默尔的友谊观中，自爱与人们寻求理解和自我表达的本性欲望相关，自爱不同于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不关涉任何具体德性，而表现为一种揭示自我和他者的生命意义的共同解释。由此可知，共同的生活形式决定了每个个体的目标都应朝向一种共同的善，“只有能成为本身朋友的人，才能适应共同体”，才能有人类共同体的真正团结。同时，伽达默尔立足于亚里士多德的友谊观来揭示理论与实践的根本统一，以及实践理性相对于科学理性的优先性。

最后，生活形式的整体性是伽达默尔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共同关切。“一体性”和亚里士多德的友谊均关注人类的生活秩序，构成了凝聚一切间距和具体相对性的话语力量。在“一体性”中，人类共同生活特指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意义上的生命的友谊。这种生命的友谊比其他任何友谊形态都更理性。这里的“理性”呼应修辞学中“判断何时使用一个策略以及如何在实际情形中恰当地具体化该策略的能力”。事实上，伽达默尔并不排斥德性中的逻辑概念，也不认为德性中不存在逻辑。在他看来，修辞学论证的合理性始终是比科学确实性更深刻、更广泛的社会决定力量。因此，他更倾向于在语言自身的逻辑本性中来思考德性的逻辑，故人们可以从语言自身的逻辑本性来理解生命的友谊。在伽达默尔看来，“我理解”与“我和他者相互诉说了什么”基本是同一个过程。“我”理解了什么，意味着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也意味着“我”与这个事情的关系域正在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表现出了对人的言说和人的存在之相关性的思考。伽达默尔试图在此基础上开辟一条实践哲学的修辞学路径，修辞学也被其还原为一种把理解了的东西重新说出来的艺术。

二、“一体性”中的对话伦理

“一体性”所阐发的共同生活形式是修辞个体向道德和精神的普遍性提升。“一体性”的主要伦理目标是对话共同体或人类道德共同体的构建，这表明伽达默尔后期的研究重心由语言向言说、由普遍性向特殊性转移，即由德性是什么的理论追问向如何实现具体德性的修辞学思考转移。“一体性”作为“共同享有的生活”，意味着个体与他者间最广泛的休戚相关性，即“我”与他者共在于世界的“安宅”。这种相关性形成并作用于每个具体的、偶然的言语行为中。人的有限性对共同体的要求，使“一体性”不仅与人们共处其中的修辞学情境相适应，同时也呼应人类的历史性存在状况。由此可知，伽达默尔并非从某种外部道德规范的维度提出“一体性”，而是基于“一体性”与每个人的特殊生存境遇的关联，将“一体性”回归人类本真的修辞性存在，“一体性”表明言说的有限性和意义的无限性的辩证统一。这意味着，无论个体是否具有说话能力，无论沉默还是应答，人都已经是承载着某种责任的说话者。在此意义上，回到事情本身同时具有了回归对话和言说、回归完整的人的伦理学意义。

首先，“一体性”与实践、实践理性的结合构成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的修辞学出路。“一体性”是伽达默尔“修辞学即伦理学”思想的重要理论证成。一方面，实践是一个包含所有人类行为和自我调整的生活形式的整体，理论及与之相关的清醒的意识都是实践的组成部分。人们置身其中的“一体性”总是关联着某种具体的、不断变化的交往关系。这意味着，“一体性”的先在规定性在每个具体修辞学情境中实现，离开情境的变化和个体特殊性来谈“一体性”有失妥当。修辞学情境中的情感、兴趣和品格等要素构成了语言共同性的现实载体，也同时体现了“一体性”的所有实践可能性。由此可见，修辞学情境要素也是“一体性”的基本组成部分，这里体现了“一体性”与伽达默尔实践理性思想的重要联结：两者都可理解为人类语言共同性的“应用”，都强调言语和行为的统一，且都以共同生活形式规定社会理性和科学理性的恰当位置。另一方面，在任何修辞学情境中，对话参与者都必须自己判断什么是理性的、善的，自己选择做什么以及如何做。这些都无法像技术说明那样给出一般定义和评价标准。这样聚焦于具体德性和参与者之交往关系的伦理学，就具有重要的修辞学维度。离开了对具体修辞情境的把握，任何有关善恶的总体指导都会丧失效力。“惟有对总体的具体化才赋予所谓的应当以其确定的内容。”由此可知，“一体性”要求对话参与者正确理解、解释和传达所处的情境，这是人们作为说话者和倾听者的社会责任。

其次，“一体性”着眼于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和交谈无能问题，蕴含着伽达默尔对古希腊修辞学的政治实践的重构和发展。能言善辩是古希腊城邦制的民主生活的实质，压制辩论则危害到个人的自由和城邦共同生活。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强调经验和变化的修辞学，属于雅典民主时代的政治实践的重要内容。智术师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修辞观，也表现为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形式。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共和政体的核心是辩论和修辞，共和复兴的标志之一是以古典修辞学术语来重新评价公共演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孤独和交谈无能已成为现代技术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的主要标志，这是一种与自身和他者都不和谐、不一致的生存状态。“一体性”以对话共同体为伦理目标，表现为一种重构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的伦理实践。

“一体性”的伦理实践性维度突出体现在其与时机概念的理论关联中，即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时机的重要改造。在此，时机既指关于善的生活的知识，也是善的具体的实现活动。一方面，伽达默尔将柏拉图的时机列入对话辩证法的知识之善，时机意味着一种正确讲话的徳性，而不仅仅是如何讲话的修辞学规则。由此，时机就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中心问题联系起来，时机与理解表现了同一种应用使命。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时机理论贯穿其修辞学的三种实践形式中，集中表现了人的生活的中庸之道。就对作为修辞策略的时机的非独断论使用而言，伽達默尔也延续了亚里士多德时机理论的伦理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时机规约人们在具体情况中去观察和把握正当的东西，并做出正当的态度和行为。

最后，“一体性”质疑专家社会及其程式化交往的正当范围，并启发人们在对话共同体中构建更合理的生存观。“一体性”与伽达默尔的教化和良知思想一脉相承，越是“我”的修辞学特殊性，越是“我”与他者的具体语言关系，才能越清晰地呈现“我”与对话共同体的共在性。反之，以专家意见消解“我”的情感倾向，或以专家的实践取代“我”的具体教化过程，都会遮蔽本已存在的“一体性”。超出其合理范围的技术统治破坏人类生活形式的整体性，这在当代专家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技术分工及其专业化的过度依赖，对专家教育的盲目信任，不仅加深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自我异化，同时也导致了某种共同生活形态的隔离和肢解。无论专家的作用如何不可或缺，我们所有人的社会实践都无法被替代，对话参与者的自主决定权更不应被剥夺，否则社会大众可能越来越像没有面孔和声音的职业机器。在此，“一体性”涉及伽达默尔对技术和实践、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作用的甄别和区分。伽达默尔并不否定技术和科学理性，他所强调的是实践、社会理性对于构建对话共同体的决定性意义，这两者“在共同的深思熟虑的抉择中确定共同的目标”。“一体性”也要求我们实现这种共同目标，并以此作为走出匿名责任时代的修辞学路径。“一体性”始终追问人的自由选择，以及这种选择与“善”的关系，始终追问何为更好的选择以及如何做出更好选择的问题。由此可知“一体性”与伽达默尔教化观的紧密联系，其伦理学意义在于理论性教化和实践性教化的统一。

“一体性”的伦理维度还表现于对话参与者的修辞学品格和情感，表现为一种情感、认识和欲望相统一的主体间关系。在对话共同体中，情感本身也是一种判断，即由修辞学风格、布局、语言习惯和论证形式所呈现的关于论题意义的理解，表达了自我与他者如何成为更好的人的双向期待。“多样化的情感导致的不是一个统一世界的理解，而是一种统一的品格和一种统一的生活的理解，多样化的感觉为接近一个科学普遍的统一世界提供了途径。”“一体性”还蕴含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的良知思想的新发展，人所共有的善良意志发展了良知在对话共同体中的伦理功能。“凡在人们寻求理解之处，就有善良意志。”在“一体性”中，善良意志表現为人们倾听本已存在的时间性、关心人在世界之中的责任和价值的对话意愿，确证了修辞学的共同语言和对世界的统一解释的合法性。在此意义上，“一体性”阐明了伽达默尔修辞学作为一种提问、倾听和检验的艺术的诠释学位置。

三、“一体性”所规定的人的语言存在及其真理

在伽达默尔的语境中，语言即修辞，修辞学是在讲话的“现实性”中展开的理解和实践形式，一种共同语言表现自身为普遍接受且不断发展的语法和价值体系。对话共同体阐明了话语实践的存在论意义，包含关于对话者的品格、情感、兴趣、动机及其言说方式在内的整体考量。“一体性”立足于人类的有限存在，总是显现为融合不同修辞学情境（政制、文化和风俗信仰等）及其交往关系的原始语言力量。在语言本体论层面，“一体性”思想中的主要修辞学内涵有：一方面，强调修辞学对话和科学独白式表达的合理范围，提倡修辞学论题及其问答循环式的话语实践，重建了方法论评价标准之外的审慎、时机和机敏概念，以保持自身与生活世界的存在关系;另一方面，修辞格（隐喻、模仿、象征等）不仅属于话语形式和风格范畴，也是事情本身的显现方式，修辞格应从语言的边缘化位置回归至语言的认识论规定中，回归其与人的有限存在的现实性中。

首先，讲话的“现实性”和修辞的“生活世界性”都是“一体性”思想的重要存在论延伸，表明语言的修辞本质以及人的修辞性存在的共同性。讲话的“现实性”侧重语言的言说力量，修辞的“生活世界性”主要指修辞学描述任何对象和过程的某种共同语言和价值体系，两者都与“一体性”的对话共同体目标密切相关，对话的参与者都是他者的生活目的而非手段。“语言的言说力量才是核心的和决定性的事实，而不是它的形式。”人们讲话的间断性、偶缘性并非讲话行为的不完善性，而是“讲话的生动现实性（virtualitat）的逻辑表述，它使一种意义整体在发生作用，但又不能把这种意义整体完全说出来”。讲话的有限性与人的有限存在是一致的，人类的全部世界经验只有从这种有限状况出发才能得以阐明，即只有讲话及其现实性才能通达具体的、有限的存在。伽达默尔以讲话的“现实性”来说明存在的根本语言性，此语言性是指修辞学的共同语言，是自身逻辑性始终起作用的语言。讲话的现实性也与人类知识的界限相对应，正如讲话必然保留没有讲出来的东西那样，存在者也拒绝精神自我的完全展现，由此形成了伽达默尔修辞学真理意义上人类知与不知的界限。理解和对话不仅使人获得一种理性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赋予个体关于所有人类事务的一种普遍的和共同的感觉，这反作用于人的自然讲话能力向普遍性的提升。伽达默尔反对将文本意义等同于他者情感体验的心理主义，也反对以文本为历史考证对象的客观主义，理解中生成的共同语言可能限定了人们未来的交往形式及其认识，但也蕴含对这些限定的克服。

其次，“一体性”承认不同个体存在的差异和矛盾，并始终向否定性的语言经验开放，“一体性”所规定的存在者之间的修辞学联系主要表现为主体间性。“一体性”的共同语言的重心在“异”而非“同”，“异”应理解为“异中之同”，有别于普遍同化的观点。“异中之同”实际上是在言说的共同性中处理不同个体的信念、习惯、情感、兴趣等差异，而人的个体性在根本上由语言先在决定。从人的语言存在意义看，这些差异越显著，言说的共同性就越原始、越根本。由此可见，人的语言存在、知识与其具体呈现之间具有不可分离性，“一体性”并不简单等同于某种公共意识或公共利益。任何公共意识与主体自觉相应而生，以公共意识界定“一体性”就意味着，修辞个体都需有意识地将自身与其所在的共同体区别开来，并在区分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之前就将两者作为知识的对象，进而将知识范围狭隘化为主体意识的对象。因此，主体性理解仅仅是某一时刻被带入眼前的东西，而“一体性”强调每个个体在传统和语言中的修辞位置及其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一体性”对“异”的侧重突出了语言的言说力量：“异”是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必要条件，异中之“同”是与每个修辞学情境、每个个体存在的生命偶缘性相协调的具体的“同”，这就是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话语实践的合力作用。当然，语言的言说力量不应局限为有声的话语，同时也包含伽达默尔所谓的灵魂内部的谈话。书写、绘画和其他艺术形式也可被理解为言说着的“主体”，言说的合力作用规定着理解的有效性和意义。

再次，“一体性”中语言、逻各斯和知识的统一形态是伽达默尔修辞学真理观的重要表现。“一体性”主要从语言存在论维度阐发真理问题，理解的真理从思维和语言的融合扩展为存在、思维和语言的大融合，凸显了某种修辞学特质。这种融合也符合赫尔德关于语言起源的观点，即“人的思想的链带也即词语的链带”。“一体性”主张真正的知识的事件性，以及知识与经验之间的否定性关系，“一体性”也可理解为真理的“显现方式”。同时，伽达默尔发展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与实践智慧的认识论维度， “一体性”表明其修辞学形式与内容、手段和目的、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只要文本和其他历史传承物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其所诉说的东西就是真的，因为人们只能在这些诉说中认识自身、检验自身并构建某种生存意义。由此可知，“一体性”的真理要求就内在于语言之中，并通过语言的言说力量而成为现实。说服目的在修辞手段的考虑和选择中得以具体化，讲话者如何实施论证、如何协调风格和布局都不能预先习得，它要求一种置身具体情境中的自我协商，这也可以理解为伽达默尔诠释学意义上的自我谈话。在此存在论意义上，伽达默尔的修辞学真理是指在讲话中生成的人与世界之意义关系的所有现实可能性，是在对话共同体中有效且与人类否定性经验共生的事件。

另外，“一体性”内含个体性和公共性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辩证运动，具体表现为不同语言表达方式趋向某种公共语法或共同意见的对话辩证法，“一体性”表明自身是古典修辞学的整体和部分原则的新应用。古典修辞学很早就注意到词、句、章之间的认识循环关系，并将其作为基本的修辞原则，即从部分理解整体并以整体理解部分。柏拉图称之为划分的程序或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斐德罗篇》特别强调文本的“解剖学”，即讲话和写作的有机体式的生命结构。《巴门尼德篇》指出，修辞话语的歧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意义的整体，而不是需要被消除的、被分离的部分。柏拉图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法，深刻影响了伽达默尔的语言观和修辞学真理观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主张语言和说话的全部基础是比喻或者歧义性，语言的逻辑本性事实上超越了数学的确实性，真理只能在讲话的现实性中获得。真正的讲话者都处于共同的真理事件中，并随着新的一致意见的生成而结合为新的对话共同体。

结语

伽达默尔的“一体性”主张人的语言存在的现实性和人类生活的整体性，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呈现于修辞学的共同语言及其所规定的人类自我理解中，并且此共同语言也使得事情的自我显现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一体性”集中體现了伽达默尔修辞学的存在论、认识论和伦理维度的合法性和可能形式。“一体性”与修辞学的共同语言构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一体性”与伽达默尔修辞学中的时机、情感、自我异化、主体间性和对话辩证法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连续性，修辞学之为伦理学和实践哲学的界定也是“一体性”思想的必然延伸，对话共同体以讲话的“现实性”和修辞的“生活世界性”为基本的语言架构。“一体性”蕴含了伽达默尔关于理解、言说、应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规定，集中体现了一种与人类语言存在的有限性和实践性普遍相关的修辞学。

伽达默尔将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立基于语言的现实性中，即由讲话所规定的语言与思维、语言与存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一方面，“一体性”与其友谊、对话共同体思想相通，其所体现的人与自身和他者的对话关系揭示了一种最广泛的休戚相关性。人如何理解和表达其所处的具体修辞学情境不仅体现了其修辞学品格，还构成了其世界意义定向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一体性”还与伽达默尔的语言存在论、认识观相通。正确的自我认识既要回到事情本身，也要求与自身一致（自爱）。“一体性”中言说的原始意义表现出真理问题和德性问题的趋同性，因此，修辞学的说服力能够达成某种真理形式和具体德性的统一。“一体性”反映了伽达默尔对于现代技术问题、专家社会以及人的自我异化趋势的积极思考。它表明对话共同体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必然，而非某种先验规定或外在伦理规范。需要注意的是，“一体性”未能真正说明劳动实践对人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也未充分考察人的言说力量的局限性和其他实践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以话语实践的普遍性遮蔽其他实践手段的片面化倾向，有待于进一步厘清话语实践和人类劳动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整体而言，“一体性”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现代社会矛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目标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付洪泉]

Rhetoric Approaches in Gadamers Concept of“Solidarity”

YANG Li， QIN Ming-Li

Abstract：“Solidarity”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is an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his critique of Platos and Aristotles rhetorical thoughts， concentratingon the practical and rhe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s hermeneutics. By analyzing the ethics of dialogue and theprescriptive nature of linguistic being in“solidarity”， it can be seen that“solidarity”covers three dimensionsof human linguistic commonality， finitude of being and practical rationality， constituting the unified form andthe problematic domain of Gadamers rhetoric and ethics， which is a clarification of the rhetorical beingshared by human beings. At the same time， Gadamer develops Aristotles idea of friendship as a form of understanding and dialogue，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a truly unified form of speech and practice， knowledge andvirtue in his rhetoric. The“solidarity”delineates the rational scope of expert society and its technical divisionof labour， effe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current crisis of human survival and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Gadamer， solidarity， rhetoric， dialogue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