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卫荣 徐玉婷

摘 要：文章从一个学科概念的命名及演进角度，梳理了从唐代刘知几“制册章表书”到清代章学诚“比次之书”——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概念或名称的认知从无到有、从具象到抽象的不断深化过程。档案学界公认章学诚是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集大成者。刘知几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是章学诚系统、成熟、完整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必不可少的基础。随着社会转型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档案馆服务受众由小众向大众转型，当代的档案文献编纂、编研成果必将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刘知几；章学诚；制册章表书；比次之书；长编；文献编纂

分类号：270.9

From Liu Zhiji to Zhang Xuecheng：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a Disciplinary Concept

Jiang Weirong1， Xu Yuting2

（1.School of Society of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23； 2.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ming and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ary concept， this article combs from Liu Zhijis "Zhi Ce Zhang Biao Shu" to Zhang Xuechengs "Bi Ci Zhi Shu"：the recog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s from scratch The deepening process，from figuration to abstraction. The archives scholars acknowledged Zhang Xuecheng as the master of the compi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ves. However， 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Liu Zhiji is an indispensable intermediary link for Zhang Xuechengs systematic， mature， stereotyped， and relatively complete archival compilation ideas.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udience of archives has changed from a niche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chival documentation compilations will certainly present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rend.

Keywords：Liu Zhiji； Zhang Xuecheng； Zhi Ce Zhang Biao Shu； Bi Ci Zhi Shu；Compilations； document compiling； Diversification of compilations

唐代劉知几和清代章学诚是我国古代两位著名的史学家。由于学科区隔，学界对于他们各自代表作《史通》与《文史通义》的价值探讨大都聚焦于史学理论方面，而相对忽略其有关史料编纂思想的部分，更未能将两人关于史料编纂成果的概念命名问题一并从学术史的视角展开考察与分析。刘、章二氏在各自著作中首次命名的“制册章表书”和“比次之书”的学科概念，两者存在着内在的承继与深化发展关系，从而构建起了古代学人对一个学科概念——档案文献编纂成果认知的完整学术逻辑与演进过程。本文试图将史家刘知几与章学诚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并考察，以梳理古人对于档案文献编纂（编研）成果概念认知及其学术思想。

档案文献编纂的实践及其认知，有史可考的源头可追溯到孔子时代，但从学科认知的角度命名作为学科概念的文献编纂活动成果则尚未涉及。刘知几首创了“制册章表书”这一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概念认知。中间经司马光主持《资治通鉴》编纂过程中第一次尝试“ 长编”实践环节——在《通鉴》正文命笔之前将相关史料收集齐全、经过考订后确认可靠者编成史料长编，作为史著编纂的先行辅助环节。直至清代史学家、方志学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章学诚第一次从学理层面完整、准确命名了极具内涵与抽象价值，且为如今仍在使用的学科概念——比次之书，即比类，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文献编纂（编研）成果概念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认知过程。

1 刘知几其人其书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年间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起为史官，历任著作佐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等职，兼修国史。

1.1 制册章表书

“制册章表书”是刘知几针对当时史书言事兼记造成诸多不便的弊端提出来的。古代史体最初言、事分记，《左传》开创了言事兼记的传统，但由于“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因此对读者而言障碍尚不大。到了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著作时期也继承了言事兼记的传统，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刘知几在其书中曾描述“夫方述一事，得其纲记，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的现象。叙事中被大段辞、赋文章阻隔，而致文意中断，导致“批阅者”对其内容理解的困扰。针对这种不便，刘知几提出：“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1]

“制册章表书”一词，属偏正结构短语，第一层面的意思为“制册章表”类之“书”，第二层面“制册章表”则又由两个并列的“制册”和“章表”名词合成。刘知几认为应该在表、志之外，另立一“书”部，把君主的制、册、诰、诏（专门用于发布重大治国方略及法务政令等的文体、文种），大臣们的章、表、移、疏（公文文种名称，分别用于官员奏报、呈请政务的文书或官府之间的往来文书等），全部收入“书部”，将其命名为“制册书”和“章表书”。再进一步，刘氏之所以要在众多的君命和上行文种中分别选择“制”“册”和“章”“表”作为这个概念的代表用词，源于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代君命和上奏文种中使用最频繁、也是最重要文件名称的缘故。在多数人的认知中，古代上奏文种中“表”最为常见，著名者有《出师表》《陈情表》等。但“章”的使用则远不如“表”普及与广泛了。其实，隋唐以前，“章”的使用频率几乎与“表”不相上下，且用途几近重合，但因“章”侧重用于颂扬君主与皇后（包括太后）功绩、雄才与淑德、母仪及谢恩等场合，不用于庶务，内容偏向于空洞，所述内容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历史上由才子江淹代笔的《建平王庆江皇后正位章》[2]。因此，隋唐以后，其功能及用途逐渐为“表”取代，加上文种使用循着用进废退规律而式微。元代虽有“章表”之名，实质仅存“表”文，“章”遂不存。中国古代在所有文种设置及使用倾向上，最重要者，不外乎君命和上奏两大类，刘知几遂将此两类四种作为所有古代文种集合概念使用并指称所有公文、档案。刘知几打破了言事兼记的传统，倡导将“言”类文体单独列出，其实质便是围绕一个选题将与之相关的具有档案性质的史料汇编、纂辑在一起，以形成所谓“制册章表书”。“制册章表书”的本质就是如今的档案文献汇编。刘知几主张史书尤其是官修史书应包括档案文献汇编这一有机组成部分，是他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认知。但也需指出，“制册章表书”作为学科概念，格局尚停留在描述与具象阶段。

1.2 “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

刘知几“制册章表书”概念的提出存在一定的认知基础。在《史通·史官建置》中有：“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3]。刘知几认为，史事记录有两类，即“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当时之简”即为具有档案性质的原始史料或史料书，而“后来之笔”则是经过后人整理、研究与编订的史书即史学著作。两者存在本质区别，史料书是依据今日所谓原始档案史料编纂而成，史著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将作者本人的对史事的认知、判断及观点融入其中，是基于史料与素材的二次创作。有如日记属“当时之简”，是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不可能事先有整体计划或构想，因此与属“后来之笔”的自传，性质完全不同，其所记的“言”和“事”也最接近客观真实。

刘知几首次将史籍分类，指出史著和史料的联系与区别，一方面，打破了唐代以前史料、史书混为一谈的局面，奠定了“制册章表书”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能辩证地看待“当时之简”与“后來之笔”的关系，两者相辅相存，互为依托。但也需指出：“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的表述，稍嫌简陋了一些。

1.3 “史才三长”与“实录直书”

在史料编纂活动中，编纂者作为主体贯穿于每一工作环节中。编纂者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史料编纂工作的质量，刘知几早早地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说，即“谓才也，学也，识也”。“史才”是指从业者的才干素养，包括搜集、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等；所谓“史学”，是指编者的学识，广博的历史知识、对海量史料文献的熟稔基础；所谓“史识”，是指编者鉴别、判断历史事件，认知与评判历史人物等综合能力。当然，三者的核心是“史识”。

刘知几十分排斥那些有意歪曲历史和捏造史实的史家。在《史通》中借《直书》《曲笔》两篇来表达自己所秉持的立场：执“直书”而避“曲笔”。某种意义上说，“直书”“曲笔”既是针对史书撰述提出的原则，也是史料（如今的“档案文献汇编”）编纂的原则。所谓“实录直书”就是尊重历史，“不虚美，不隐恶”，史料编纂者不能因自己的好恶而对历史有所隐瞒或任意篡改、删削、裁剪。

2 司马光《资治通鉴》前端工作——“长编”性质及其文献编纂工作实践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与史学家。由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享誉古今，与司马迁《史记》合称“史学双壁”。其编写步骤分三步：先作丛目，次作长编，最后删削长编成《通鉴》正文。其中长编环节，是刘知几提出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概念即“制册章表书”的一次理念践行。

所谓“丛目”，就是将从史籍中检索、搜集来的资料、素材，归纳为若干事目，根据年、月、日的顺序加以编排，并标明材料出处。而“长编”就是对丛目所列的史料施以整理、鉴别和考证，完成初具体系性初稿的过程。司马光非常重视“长编”步骤的操作。在《答范梦得》书札中说：“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他批评范梦得丛目未成，在完成对所有史料做一次系统梳理排比等基础与前提工作前，贸然径作长编会直接影响长编本身的质量。近代史家金毓黻在《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一文中曾分析：“且夫修史之序，始以原料，继以长编，终以定本。司马光之修《通鉴》也，先由二刘一范，辑成长编，多于定本数倍。长编由整理原料而成，亦为定本之初步。是则长编不得谓之史料，亦不得谓之史著，实介乎史料、史著之间，鼎足而三焉。”“长编”性质，由此可见一斑，实乃介于史料和史著之间的一种根据某种逻辑或体例而形成的史料汇编——长编大全。其过程和今天所称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中的对档案信息进行搜索、筛选、审核、加工、整序等环节可作等价视之。

某种意义上说，长编就是一次付诸实践的原始文献编纂工作的尝试，但司马光的初衷只是将其作为起承上启下作用的《通鉴》编纂操作程序之一，它既是丛目的直接成果，又直接为《通鉴》定稿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长编，司马光有独到的见解，“大抵长编，宁失于繁，勿失于简”。之所以会设计“长编”这一环节，大抵离不开两个原因：一则它是由原始文献、史料构成，内容客观性强，参考价值高；二则也正是因为前者的性质，使其成为后一阶段——史学著作成果最好的文献依据与选材来源。

司马光首创长编法，后人继承并完善了长编法，使之从一个操作环节逐渐独立成为一种史书体裁——长编体。2002年，国家启动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其第一环节便是“清史编年”工作先行。“长编”的意义，尽管至今研讨大都是基于史学层面，但也无法否认“长编”对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及其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建设的价值，从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概念认知命名的角度考察，亦为之后章学诚拟定“比次之书”——档案编纂成果概念以及总结关于“比类”系列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

3 章学诚集大成式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史学理论家，方志学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更是中国古代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从档案学专业学科角度分析，章学诚还是一位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集大成者。

3.1 “比次之书”

有别于刘知几将史籍区分为“当时之简”和“后来之笔”，章学诚认为“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在《文史通义·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作具体展开：“然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4]这里的“著作之史”“著述”当然是指“成一家之言”的历史著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具有著作权的作品，性质是“著”“作”（所以孔子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工作称“编订”，自定其工作性质是“述而不作”）；而“纂辑之史”“比类”则是文献（含档案）史料汇编，是“编”“纂”。“纂”字本意是将具有同一性质的原材料编缀起来系统化，其字含“目”（系统化）与“系”（连缀）元素，与“编”字意同。因此，章学诚对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第一大贡献就是将记注和撰述两者分家，把具有档案性质的原始材料与著作不分畛域且根深蒂固的流弊彻底廓清，进而提出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重要概念“比次之书”。不仅如此，还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各自具备独立价值，共同构成史籍大家庭；另一方面，“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指出“比次之书”是创作“独断之学”“考索之功”的必备与前提条件。

“比次之书”中的“比”有排比、排列的意思，“次”即次序、次第，两字连缀，还含考据、选择意，故可作“将相关材料按照一定次序排列，并经过考订环节，以实现系统化的文献”解。从本质上说，比次之书在于“整齐故事”而已[5]，非专门著作。而所谓“整齐故事之业”，即“比次之业”，就是“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6]。

章学诚有关史籍的分类意义重大。作为“比类”性质的文本其来有自，相关的实践工作的历史也不乏悠远，其定位却一直不明确。刘氏的“制册章表书”与司马氏的“长编”都没有取得独立地位，是作为“史著”的附着物或前期环节而出现的，是作为史著创作的辅助性概念而使用的；若没有基于某一阶段性的“著作”需求，这样的编纂工作就不存在了。在对“比次之书”的本质进行了清晰的学理分析之后，章学诚形成并总结了“比次之书”的编纂原则。

《答客问》断言：“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7]。章学诚推崇“独断之学”“考索之功”，要发挥著者的聪明才智，而“比次之书”则要遵循“欲其愚”的原则。这里“愚”虽与“智”相对，但绝不是愚笨、智愚的意思，而是指编纂者或编选者不能注入自己的主观好恶、恣意判断，而是充分尊重原文、原意。这才是文献编纂工作的最终目的。章学诚认为，文献编纂原则是由“比次之书”的特征所决定的，不得妄加主观发挥，如若不然，则“比次之业，虽欲如糟粕粪土，冀其化臭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8]期冀糟粕、粪土化为神奇，必须以原始本真材料的获得为初始条件。虽然将“比次之业”类比糟粕、粪土有贬抑之嫌，但诚如章所说“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糟粕、粪土之于旨酒、嘉禾，实为原材料与成品之间的关系，自然有其存在价值。

3.2 全面论述“比次之业”之“比次之道”

“比次之业”即当下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而“比次之书”（简称“比类”）则是“比次之业”的结果，即当下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而“比次之书”的质量则取决于“比次之道”，即当下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章学诚在《答客问》中叙述“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凡有七端”[9]。章学诚围绕如何解决这七个方面问题——“难以凭藉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开展高水平的“比次之业”，并实现获得有质量保证的“比次之书”目的，必需遵循的“比次之道”原则、理念及主要观点。在此，将这“七端”内容作简单概括梳理与陈述。

第一，强调人才是决定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成败的第一要素。

“夫村书俗学，既无良材，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一矣”[10]。首先明确编纂人才是开展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基础，若无优秀、合适人才，则比次之业难以有所为。他特别强調：“为比次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比次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11]即指档案编纂工作者不仅应该了解著述意图，更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毕竟编纂工作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其次，章学诚认为专业素质是一方面，“职业道德”也是不可或缺的，具体体现在要求相关人员尊重原始材料记载，不得随意篡改文献原文，勿得忘形校改。

第二，科学的选材思想。

首先，章学诚强调必须坚持兼收并录的原则。“传闻异辞，记载别出，不能兼收并录以待作者之抉择，而私作聪明，自定去取，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四矣”。[12]在选材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事或一文有不同记载即“异辞”的情况，编者不能自作聪明，随意定夺，相反应该兼收并录，是非、曲直交由读者判断、甄别。

其次，大幅度放宽材料来源与选录范围。“图绘之学，不入史材，金石之文，但征目录，后人考核，征信无从，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五矣”[13]。章学诚对于金石图谱这一类档案属性显著的史料也极为重视。

再者，博收约取的选材思想。“拘牵类例，取足成书，不于法律之外多方购备，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罗，得鸟无日。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七矣”[14]。章学诚强调在收集材料之时，不能拘泥于最初所定的选录范围，而应该在实施过程中适时调整，不断优化既定设想，并尽可能扩大收集范围。所谓“一目之罗，得鸟无日”，是指收集材料与选用材料的关系：收集材料的网要织得尽可能地大，才有可能获得、选择到真正有价值的材料。这里，实际上还蕴含了一个收集材料与选择材料的比例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的做法：若要准备在某个选题下编纂一本五十万字的档案文献汇编，那就得寻找并收集这个数字的五至十倍的备选对象。在广泛收集材料——即所谓“博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达到所谓的“约取”，“质”往往是通过一定的“量”来达成的 。

第三，“比次之书欲其愚”的编纂原则。

“所征故事，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以致学者宁习原书，怠窥新录，则比次之业，难以凭藉者二矣”[15]。章学诚指出篡改原文、原始文本乃是编纂工作大忌，染上编纂者主观意志“汇编”而成的“比次之书”往往有违编者初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次之书”，會直接导致学者“宁习原书”。

“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故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征信，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三矣”[16]。这里还涉及到学术道德层面的问题。由于比次之书的性质特殊，它是各种具有原始或档案性质的史料汇编成果，并非作者的原创性著作，其定位就是以提供原始资料为目的， 对所收集的材料必须以备考和注释的形式向读者指明材料的出处，否则一旦读者需要核对原文时便无从查考。具体做法是：“所处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索引者。”[17]这就是今天文献编纂工作中的辅文备考的编写。如果知道文献的最初出处，就应标明最初出处；如果初始书籍流失，则标明所引的具体出处。

第四，别具一格的文献保管思想。

“专门之书，已成巨编，不为采录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渐致湮没，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六矣”[18]。章学诚提倡对于篇幅较大的鸿篇巨制要采取多种保护方法，如适当制作副本、简本，分散存放，做到防患于未然。

4 继承与发展——从刘知几到章学诚看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发展趋势

刘知几一生“三为史臣，再入东宫”，在经年累月的起居注与实录编修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史料编纂工作经验，其所著《史通》一书，蕴含了极其丰富的文献编纂思想，创造性地提出的“制册章表书”概念，其价值内涵值得档案学界解析、探究。章学诚第一次明确将史籍区分为“纂辑之史”与“著作之史”，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兼具抽象和独立价值的学科概念——“比次之书”即“比类”，可谓匠心独运；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细思“比次之道”，最后形成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比类”系列概念和思想体系，即系统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比次之书、比次之业和比次之道。这一系列概念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文献编纂工作理论探讨的最终成型。若将其转换成当下的话语，即档案文献编纂学工作、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档案文献编纂（编研）成果即出版物。

章学诚虽被誉为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集大成者，但离不开刘知几这个基础。章学诚曾自别于刘：“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撰修，吾叙一家著述。”其自评中肯、客观和准确，即在总结、继承前人思想及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实现了详其所略、补其所轻的诉求。

4.1 学科概念的演进

刘知几“制册章表书”与章学诚“比次之书”，两者从学科概念的角度辨析，是存有内在联系的。刘知几在《史通·载言》篇中提出正史要立“书部”，因史书中夹杂着大量长篇的君主“制册诰命”“群臣章表”等段落，势将造成文章叙述中冗余及文意拖沓，为解决这一弊端，倡立书部，分别选录，以类区分。这样既可以保存大量宝贵的原始文献资料，又可以使著作、文章简明扼要，文意流畅、文脉清晰，可谓切中肯綮。章学诚表示：“唐刘知几尝患史传载言繁富，欲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仿表志专门之例，别为一体，类次纪传之中，其意可谓善矣。”[19]

“制册章表书”是一个指代意义浓烈的名词术语，而“比次之书”则是一个极具问题概括特征的抽象概念。人们对事物认知的规律，是循着从具象到抽象，从具体到一般的逻辑思维过程。从刘知几到章学诚，不可能一蹴而就，中间经历过司马光将“长编”思想付诸实践的过渡性环节、阶段。但是，无论是“制册章表书”还是“长编”都不具备独立存在价值，离不开“史著”项目启动的前提。直至章学诚将史籍明确地分为两类：“纂辑之史”与“著作之史”，进而提出的“比次之书”的概念，赋予“比类”以独立价值，遂成不易之论。

近代著名学者金毓黻曾提到：“史学史料之分，刘（知几）氏发其端，郑（樵）氏振其绪，迨章氏出，乃为之发挥尽致，而记注与撰述之分野定矣。”[20]章学诚的一大贡献就是将记注与撰述分家，“记注”一般指史料汇编，“撰述”则是对史料素材删削加工并融入作者史观和史识后的个人著作与作品。刘氏千年之前就提出了“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的分类思想，章说源于刘说，但笔者更倾向于章氏从刘氏处获得启发，进而提出了更为科学的分类方法。将“勒成删定”作为区分“当时简/后来笔”的标准不够准确，还会造成性质虽属于“后来之笔”，但结果仍达不到真正属于“撰述”的“比次之书”。章学诚的区分标准更合理、准确，厘清了史料与史著的本质区别。

4.2 档案文献编纂、编研工作发展趋势

揆诸现有资料，“编纂”一词，始见于唐代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一文。从使用倾向上说，“编纂”一词的初始文意是指对原文文献的编纂，如后人对历史上某作家、学者生前所撰著作的收集、汇总，并经校勘、整理后集中出版。在印刷术推广前，书籍的制作与生产以抄本形式示人。唐朝诗人白居易晚年曾作出周密安排，将其所有著作抄写五部，分藏于家族内和不同的寺院。其在去世的前一年所作《白氏集后记》一文说到：“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这就是章学诚所说的“专门之书，已成巨编”，需要作“预防亡逸”的考虑，尤其在印刷术推广之前，考虑藏书安全问题属题中应有之义。

今天所称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编纂活动主要指认的是“原文编纂”的类型。而属于非原文编纂性质的领域，如档案馆概述、全宗介绍等编写活动与环节约定俗成称为“编研工作”。当然，也须指出，在某些特定场合，其性质属于重大编研、著述活动，乃至于以国家某重大工程形式出现的著作项目，使用“编研”一词表达则显其轻忽、不够庄重的局限与瑕疵。此时，表述时还得启用“编纂”一词。如2002年12月成立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各类辞书的“编纂”亦然。最新的《现代汉语词典》仍未收录“编研”一词，意味着语言学界尚未认可其规范词的地位。

随着学界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形式认识的不断提升，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也在深化。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加诸读者接受、获取知识信息的偏好与惯例，各级档案馆以原文编纂形式呈现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档案文献汇编可能存在受众局限、周期略显迟滞、篇幅巨大等各种限制。如何深入挖掘内嵌在档案文献中的有益、有效、有价值信息内容，以非原文文本即档案文献编研成果示人的作品必将成为档案文献编纂、编研工作的发展趋势和基本态势，即从单一的“编纂”模式向“编纂”与“编研”并重转型，这一转型将成为各级各类档案馆编研部门亟须重视的方向性时代课题。档案信息利用者由“小众”即专业研究人员为主，逐渐向“大众”即对历史类题材读物有一定兴趣的普通百姓转型，也将相应带来档案部门编纂、编研工作策略和选题结构的适度调整。集成化、通俗化的叙事性随笔[21]，甚或是可视化的编研成果将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学习知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倾向性文本选项。档案馆顺应时代发展要求，适时向社会各类读者提供图文并茂、绘声绘色的多样化编研成果将是大势所趋。

注释与参考文献

[1][3]（唐）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31-32+295.

[2]蒋卫荣，王铭.从“章”文种的消亡论“通俗实用”是应用文的生命——《建平王庆江皇后正位章》考析[J].秘书，2001（11）：38-40.

[4] [6] [7]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314，159，162.

[5]不能将“故事”兩字作今意解，是指既往留下的相关史事原始记载。

[8] [9][10][11][12]（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163.

[13][14][15][16][17][18][19]（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164.

[20]金毓黻.释记注[J].国史馆馆刊，194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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