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贵?吴梓童

【关  键  词】毛泽东著作;经典化;根据地解放区;出版

【作者单位】吴永贵，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吴梓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项目“延安时期印刷文化史料整理与研究”（18ADJ005）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9.001

毛泽东著作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其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是当之无愧的时代经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人的论著大量出版，这对于宣传中国的革命文化、增强民众的革命认同、巩固党的革命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抗战爆发后的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毛泽东出书最多，且唯一出过个人选集。他的著作，广印、选印、精印三者并行，由畅销書到常销书，并逐渐被人们推崇为经典。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塑造毛泽东形象的重要推动力，是体现书籍作为精神纽带如何建立起民众的新认同、动员群众力量实现新目标的典型。本文基于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通过定量和分类统计的方式来展现该时期毛泽东著作的出版概貌，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根据地解放区毛泽东著作初期的经典化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其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政治和出版逻辑？

一、毛泽东著作出版的时空分布

本文所统计的毛泽东著作，涵盖了毛泽东撰写或参与撰写的各类文章、自传、序言、讲话、访谈、题词、批语等多种著述形式。时空范围限定在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间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所有毛泽东相关著作。在文本实体上，只涉及书籍，期刊和报纸上的毛泽东文章未统括进来。数据来源主要包括近年来开发的各种近代文献数据库资源如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等，以及早些年出版的一些纸质书目文献如王紫根编纂的《毛泽东书典》、北京图书馆编著的《民国时期总书目》等。本文的统计结果是对全部共21个数据来源的所有毛泽东著作进行人工筛选并去除重复，最后得出来的统计结果。该统计结果显示了根据地解放区619家机构所出版的2305种次的毛泽东著作的出版情况。这里用“种次”而不是用通常的“种”来计量，是由于本文在具体统计方式上，将同一内容文本的不同版次（指不同出版机构的多种版本）、不同印次（指同一出版机构的多次印刷）分别计量。

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统计资料，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前后共有2535家出版机构出版了17393种次的图书。将之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情况进行对照，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区域内，约每4家出版机构中，就有1家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约每7种次的出版图书中，就有1本是与毛泽东撰述有关的著作。如此之高的比例系数，说明毛泽东著作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受欢迎程度之深。

从时间维度看，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种次整体上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见图1）。图1显示，1945年和1948年为毛泽东著作出版增幅明显加大的两个时间节点，于1949年达到峰值825种次。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著作出版数量随之陡增。1948年前后解放战争局势逐渐利好，大片解放的区域，特别是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等过去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几个城市，带来了日益旺盛的出版需求和前所未有的出版能力，毛泽东著作出版种次数由此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图1这个持续上升的曲线，印证了毛泽东著作在根据地解放区越来越受到欢迎。

从空间维度看，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全面铺开（见图2）。图2将各出版机构所在的区域，划分为中央直属机构如解放社、新华书店等（图2中简称“解/新/中央”）、军队及军校机构（图2中简称“军队军校”）、华北、华中、东北、华东、西北地区的出版机构。图2显示了中共中央直属的解放社和新华书店，以及军事系统的军队军校出版了约五分之一的毛泽东著作，其余五分之四的大量著作则是由各地方共同完成的。这个囊括了各区域的饼状图，说明毛泽东著作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受欢迎的广度。

广泛的共鸣度是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标志性因素之一。出版作为一种传播文化产品的社会化装置，既是作品经典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一个显现共鸣度的文化标识，它用可视可感的数字化形式，帮助我们具体描述作品被广大社会文化群体认同和接受的程度。毛泽东著作在出版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时间进程上的逐渐升温、空间广度上的遍地开花，以及品种权重上的独领风骚，都是共鸣度在不同维度方向上的文化表现，有标识意义上的指认价值。

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的版本流变谱系

根据地解放区时期毛泽东著作主要是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单行本在形态上多为小册子，以其出版周期短、携带方便等特性，成为该时期毛泽东著作出版的主力军。统计情况表明，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共计出版975种次，占毛泽东著作出版种次数的42.30%。其中16本著作超过了10种次，共计出版866种次，占所有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种次数的88.82%;《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3本著作更是超过了140种次（见表1）。

一本书一旦出版种次繁多，其自身即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版本流变谱系。表1中所列的16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图书的版本流变谱系，同时在两个维度方向上展开：其一，一个版本在同一出版社的不同时段内多次印刷，会形成一个时间差异维度上的重印本谱系;其二，同一个作品在不同出版社同时出版，会形成一个空间差异维度上的多版本谱系。这种跨时间、跨机构、跨区域传播的多版本生成现象，最大限度延展了文本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满足了“经典化”定义中“众多的人读”“若干时代阅读”的基本要素，因而构成了“经典形成”的隐含前提和条件。

表1还专门将著作年和出版高峰年做了时间上的对照。通过这个对照，我们发现，这16种单行本中，有11种的出版高峰期，都出现在毛泽东写作时间的当年或次年，这说明毛泽东作品所蕴含的强烈时代关切，既有领袖者高屋建瓴的大局眼光和理论高度，又扎根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当前实践，为中国革命未来指引前进的方向。这种理论性、实用性和方向性兼具的文本特征，构成了政治作品“经典化”的内在潜质。“经典化”总是在“被需要”中被反复地生产出来，而反复生产的方式就是出版上的不断重印和屡屡再版。

此外，一些毛泽东著作在出版时间上存在被“再发掘”的现象。如毛泽东写于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47年才开始大量出版单行本;写于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单行本最早见于1941年，1946年才开始出版多种单行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在对湖南5个县的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提出了关于潜在的农民革命可能性的成功预言[1]。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国内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军事经验，拟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方向，对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仍然具有指导意义。这说明经典本身就是动态的、变化的，并非所有的毛泽东作品都能够成为经典或者一直被视为经典，即便有的作品在当时不被重视，但只要时局发展到与其内容相契合时，仍有可能被“再发掘”，被经典化。这种毛泽东著作被“再发掘”的现象，有力地证实了毛泽东著作的预见性和实用性。

三、毛泽东著作的合辑本与副文本选印形式

在毛泽东著作的图书编印形式上，除了单篇文章印行的单行本，还有他本人多篇文章合编在一起的汇编本、与他人文章合辑在一起的合辑本，以及以序言、附录、题词等形式引用毛泽东著作原文的有关图书，笔者在这里权且把它称为副文本。图3显示了单行本、汇编本、合辑本和副文本四种形式图书的种次数在时间维度上的对比情况。最早出现并且出版较多的是单行本，汇编本、合辑本、副文本都是在1944年前后才开始出现明显的增幅。其中合辑本共出版了906种次，占比39.31%;汇编本204种次，占比8.85%，副文本220种次，占比9.54%。

图3 根据地解放区毛泽东著作形式种类分布图

汇编本、合辑本与副文本这些出版形式，从编辑的实操层面上来说，都属于选印的方式。如果将一个人书写的所有文字都遴选出来，这样的汇编本就享有了“全集”的专有指称;退而求其次，如果将他的大多数重要作品收集到一个集子里一次性刊印，这个汇编在一起的集子也有资格被称为“文集”或“选集”。“全集”“文集”“选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出版者以出版的方式表达对作者作品价值最高程度的认可。

合辑本作为一种遴选的编辑方式，它是在比较过程中完成的结果。某些作品被编辑出版者从众多作品中挑拣出来进行二次转载传播，暗含在这一编辑出版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是对该作品某种不言自明的优选化和高评化的价值判断。现实中人们之所以高看“选刊”“文摘”“复印资料”等二次选印文本，就是因为有这种文化逻辑给予的价值加持。从某种程度上说，包含了多篇文章的教材教科书也属于这种性质的合辑本。相较于其他合辑文本，教材更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性，它不仅是每个受教者必读的文本，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教育体系的一种体制化安排，更是官方指定的权威性文本，因而一个作品一旦被选入教材，就意味着它开始迈向经典化的门槛。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教育和学习的党，自1942年开始并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持续多年轰轰烈烈开展的整风运动，可看成是中共中央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深入全面教育和开展学习活动的重大部署与安排。在毛泽东著作的906种次合辑本当中，用作整风整党及党校教材的图书共计出版了216种次，其中整风文件便出版了94种次。1942年4月由中共中央直属出版机构——解放社出版的《整顿三风文献》，拉开了随后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多批次出版整风文献的序幕。就在同一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下发整风通知，通知规定了各地改造思想必须精读22个整风文件，毛泽东著作就在其中占了6席。这6篇文章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言二》。1944年4月，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订正本《整风文献》，收录了27个整风文件，除了上述6篇毛泽东文章得以保留，又增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论是22个文件版的整风文献，还是后来订正本27个文件版的整风文献，都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广泛翻印。正是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规定和要求之中，在人人必读的纪律性氛围之下，在各地纷纷翻印的每一个细小角落里，毛泽东思想走向了大众，毛泽东作品走向了经典。

如果在一本不是由毛泽东署名撰述的书籍里出现了毛泽东的篇幅性或段落性的文字，这些文字的位置又不是在正文之中，而是以序言、附录、题词、语录的形式存在于书籍的正文本之前或之后，这样的书籍，在本文统计中被归入“副文本”一类。显然，这类“副文本”中的毛泽东文字，也是被有意识地挑选出来印在书前或书后的，它是出版者或写作者的一种目的性的安排，是他们出版策略或写作策略的重要一环。在这里，毛泽东言论主张和正文本中的主体论说，不仅构成一种互文性的关系，更多的情形是，前者是后者所论之“据”，所倚之“重”，所借之“光”，是全书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处。对于读者而言，书中的毛泽东文字是引导其进入正文本的必经之路，是正确理解该书思想内容的文眼所系，甚至是他们读这本书的重要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书籍主体之外看起来在书籍边缘位置的少量毛泽东文字，就不是该书可有可无的零部件，相反，它被派作全书的核心与灵魂，用以阐释全书的切入点与基本框架，而只有那些在视域期待上或文化事实上被指向经典价值的文本，才有资格撑得起这样的光鲜“门面”，才有能力担得起这样的功能派送。

四、《毛泽东选集》的精校与精印

毛泽东著作汇编本共计出版204種次，最早见于1940年12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此后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汇编本还有《毛泽东言论选集》《毛主席三大名著》，等等。而作为毛泽东著作集大成之作的《毛泽东选集》，在1944年至1948年间，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共出版了26个版本（见表2）。关于《毛泽东选集》的版本流变情况，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发表，兹不赘。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毛泽东选集》的精校精印与经典化之间的呼应关系。

一本书的装帧形式和物质材料特征，虽在文本的范围之外，然而，它却以一种无言的方式，预设着编印者对该书籍的态度立场和价值定位。这种散发出来的信号，必然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期待。换言之，文本的物质形式也参与了文本意义的构建。正如法国书籍史学家罗杰·夏蒂埃所说的那样：“形式产生意义，当借以呈现内容以供解释的物质形式发生变化时，即使一个固定的文本也会被赋予新的意义和本质”[2]。另一个书籍史专家杰罗姆·麦克盖恩对此有更为清晰的表达，他说：“读者解释的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物质对象——书籍;文本的文字会使用一种特别的字体和字号，用一种特别的纸印刷，存在于一本特别的书中，在特别的封面和封底之间;实体书籍的这些特殊性也影响和限制了可能的意义和范围”[2]。《毛泽东选集》正是这样一本在当时的出版条件下，看起来尤其显得特别的书籍。

当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4年5月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时候，流行在晋察冀边区乃至整个抗日根据地普遍的图书外观样式，是体轻形薄、印装粗简的小册子。战争时期边区艰苦的物质和技术生产条件，使得当时绝大多数印刷品不得不因陋就简。《毛泽东选集》的卓尔不凡之处在于，它不仅是晋察冀边区出版物中少见的大部头图书，也是边区第一次采用精装印刷，第一次采用锁线技术装订的巨著。书籍封面为布面烫金，题名“毛泽东选集”以头号红色字体，从右向左排列;正文页前冠以毛泽东在延安的照片，照片占用了一整页的篇幅，以铜版精印而成;纸张所用的上好凸版纸，以及锁线所用的红绿线以及红蓝绸子，都是党组织派人深入到敌占区，越过层层关卡购进来的[3]。如此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印出来显得十分考究的《毛泽东选集》，其功能就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阅读层面的学习需要，它同样以某种不言自明的方式，带上了某种经典的指涉，具有象征和符号的意义。

如此在印装上极尽考究之能事的《毛泽东选集》远不止晋察冀版这一部。1947年秋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主持编辑、东北书店出版的六卷本《毛泽东选集》，可谓是专门量身定造出来的出版极品：所用纸张专门由石岘造纸厂研制生产，纸张规格为与二十五开相似的大三十二开，十分结实;所用铅字要求印刷厂专门另铸新字，以保证其笔画完整无缺，字体清晰明爽;正文前铜版纸印的毛主席像专门为之加装了一个硬卡，毛主席像就贴在这个压了暗线框的硬卡上，像前的一页玻璃纸也是专门加盖的;毛主席像选了两张，一张是半身形象，一张是毛主席在“七大”会议上作报告的形象;书的扉页前专门设计了环衬，环衬上部印有“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的红字;专门刻制了钢印，以使封面和书脊的毛主席侧面像和烫金字有压出的凸凹效果;多数封面采用布面精装，极少数封面甚至采用了羊皮精装[4]。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上下两册版《毛泽东选集》，是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收录毛泽东文章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版。在装帧上分为紫红和深蓝色两种布面精装，封面烫金印有“毛泽东选集”5个字，中间镌刻毛泽东侧面头像钢印，印刷用的纸张和烫金用的金叶都是从国统区买来的 [5]。

史料显示，各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由当地最高党委直接负责编选，所选文章目录要报送中央审查后才能最终定夺。选目上既慎重将事，校对上更是一丝不苟。晋察冀版先后进行了四次认真校对，还聘请专家校勘[6]。东北书店版的校样更是经过了七次校对[7]。晋冀鲁豫中央局版的初校、二校、三校，指定专人负责同时又定期调换，废稿样每隔几天烧毁，整个校对的过程严格保密 [5]。

总的说来，高水平、高标准是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一致性的要求和共同的目标。他们不约而同在印装的档次上极尽所能，既精致豪华，又端庄大方，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其他出版物;在编校的态度上郑重其事，精益求精，在政治方面严格把关，在文字方面消灭差错。应该说，这一切行为背后的非常动力，是源自编印者内心深处对领袖及其思想的崇敬与钦服。他们通过自身的出版作为——在材料物质和价值判断之间建立起匹配，在书籍形式和文本内容之间建立起互文，把这种内在的情感和价值体认，外化到《毛泽东选集》这个实体书籍之中，以无声而又直观的方式，向每一位接近这本巨著的读者，做了有效的表达和放送。经典就是这样在无数读者一次次的意会和接收中产生的。

五、結语

经典有其经典化的过程，是多重力量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出版的角度，对毛泽东著作早期的经典化过程进行了细致系统的历史描述，着重探讨了出版如何通过其独有的作为和方式，成为毛泽东著作经典化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参与力量。虽然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有相当多的文章发表，1927年4月党创办的汉口长江书店也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了毛泽东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但从历史上看，毛泽东著作的广泛刊印是在红军长征北上陕北以后才真正大规模展开的。在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区域上，确也有史料显示有少量的毛泽东著作在抗战初期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国共关系趋于紧张后，则只能以少量伪装本的形式在国统区秘密流通。绝大多数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及其早期经典化之路，是在中国共产党自主执政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区域范围内完成的。本文选择这一时空范围探讨毛泽东著作早期的经典化历史，即基于上述历史事实。1949年以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与发行范围遍布全国各地，历经数年不衰，至今仍在不断重印，它经受了任何被定义为“经典”的作品必须经受的时间淘洗的考验，本文认定毛泽东著作为经典，即基于这种事实依据。

从时间上来看，毛泽东著作早期的经典化历程，与毛泽东在党中央确立其中心领导地位的历史时段基本同步。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他从领导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面对纷繁复杂又瞬息万变的时局情势，撰写了大量彰显政治方略、对中国革命发展具有指导性和纲领性的政论文章。正是这种对中国政治文化生活具有奠基性价值和规范性作用的文本，构成了毛泽东著作经典性品质的核心要素。

因此，毛泽东特殊的政治身份，决定了围绕其著作的任何出版和传播活动，超出了单纯的仅仅是针对个人作者身份意义上的出版文化行为，是统一服务于全党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工作的政治大局的需要。正如1944年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书前“编者的话”中所说的那样：“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用毛泽东的思想去战胜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与党外一切反动思想，这是异常迫切的任务，这是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完全统一起来，使党成为完全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一个异常重大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著作在各根据地解放区的大量出版及其经典化，是政党政治自身的要求和自上而下体制化运作的产物。

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只是根据地解放区“毛泽东符号”传播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符号系统立体而多元，它至少在印刷层面还包括：大量出版的中外人士撰写的毛泽东传记图书;广为翻印的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集;以年画、挂像、书籍插图、封面扉页冠像等多种形式出现的毛泽东画像;中小学国语、国文、历史等课本中关于毛泽东主题内容的课文，等等。事实上，所有当时人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毛泽东符号”，都和毛泽东著作在同一个传播和接受的政治社会语境里，对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起到了共振的效果。就像那些畅销的毛泽东挂像被广大群众自觉自愿地购买一样，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大量毛泽东著作绝大多数都是被广大读者所购读，它说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与传播，既有自上而下的体制化力量，也有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的推动，是出自对领袖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政治情感。毛泽东著作就是在这种双向互动中完成其经典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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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树东，吕品. 东北书店书刊收藏与鉴赏[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