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建雄

父亲来广州，我请他到饭店吃酸菜鱼，喝点小酒。

父亲快70岁，板寸头，满头银丝因而显得星星点点，岁月给他的沧桑全部刻在了脸上。不过，他的眼睛一如从前那样炯炯有神。我点菜，他盯着菜单上的数字一个劲地对我说，够了，够吃了。我说，放心吧，你儿子请得起这些。父亲微微笑，嘴角扬起，一副欣慰满意的样子。

三杯过后，父亲开始发表“感言”。他说，儿子呀，现在生活条件是真的好，我年轻那会儿，有100元钱那都觉得像一夜暴富，我永世难忘你出生那年受的屈辱啊。

头一回听父亲这么说，我放下筷子听他慢慢说开来。

1977年，母亲肚子里怀着我，那时，父母亲要上生产队赚工分才能换得口粮。因为母亲怀着我行动不方便，有一天，他们俩迟到十来分钟才赶到生产队报到。小队长十分生气，站在田埂上就开始数落起父亲来。父亲自觉理亏，也只好任由他说之骂之。或许是软柿子好捏的缘故，小队长开始变本加厉起来，他指着父亲的鼻梁，蔑视地说，瞧你这穷酸样，你们家啥时候才能还得起我家那200块钱？！生产队里的人都停下手中做的事，瞅着父亲。父亲站在田中央，心里仿佛在滴血。他说，那刻才知道，人格尊严在债主眼里比田里的牛粪猪屎还不值钱。他暗暗发誓，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尽快还上那钱。

农耕过后，父亲就带上叔叔去县城做木工。他是師傅，一天1.6元钱，叔叔是学徒，一天仅8毛钱。一个月下来，兄弟俩省吃俭用，硬是省下来60元。这样做了差不多三个月，终于凑齐200元：19张10元、2张5元。那时没有50、100元大额纸币，父亲赶去镇上信用社，与工作人员一顿好磨，才把两张5元换成1张10元，然后他把20张10元人民币一张一张数给小队长。

父亲说，他感觉出了一口大气，还钱了，就再也不用看人家的脸色，不用过被人羞辱的日子，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发誓要好好赚钱、好好培养我和弟弟。

父亲说着说着，开始有些激动，眼角好像挂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我问道，爸，那咱们现在需要“报仇”不？父亲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干脆利落地说，不！孩子，忘了吧，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那代人的古怪荒谬、斤斤计较与你无关，我们还得感谢他们，是他们逼着我把家建设好，逼着我就是拼了命也要让你读书成才！

原以为，我们混出个人样就可以震慑过去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但父亲提醒我，学会原谅，学会遗忘，铭记你想要实现的，去尽情地做自己，做一个心地光明的人。

望着父亲，我好像突然间懂得，应该如何在今后去学做一个谦谦君子。

（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