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田在一封写给石田的信中说：“作为侵略军一员，我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许多罪行。悲剧的一幕幕至今仍在我脑海中反复出现，我的心中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深歉意。”上田明确表示，他的道歉不是过去式，而是持续不变的。

近日，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声称，中国大陆如果对台湾动武，日本必须和美国共同“保护”台湾。在此之前，日本首相菅义伟和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曾公然将台湾称之为“国家”。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日本高官的这些涉台言论，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沉渣泛起，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华倾向值得警惕。

与官方相对的，是当年的侵华战犯不断反思战争。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长年走访生活在日本各地的战争亲历者。近日，他讲述了自己接触过的侵华战犯，以及他们在后半生的岁月中，尝试向日本社会还原战争真相、促进中日友好的心路历程。

“作为侵略军，我心中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深歉意”

如今，1956年经新中国教育审判后释放的战犯仅有5人健在。其中，3人已过百岁，2人将近百岁。让石田印象深刻的，是99岁的上田。

去年，上田在一封写给石田的信中说：“作为侵略军的一员，我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许多罪行。悲剧的一幕幕至今仍在我脑海中反复出现，我的心中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深歉意。”

上田明确表示，自己参加了侵略战争，犯下了罪行，他的道歉不是“已经结束”的过去式，而是持续不变的。

石田指出，上田作为曾经的战犯，已释放回国65年，这些年来，他一直参加日中友好活动。“上田所传达出的，始终是一种对日中关系和日本社會现状的忧虑与责任感，以及自己不到人生最后一刻决不放弃努力的紧迫感。”

“我发誓要更加努力，将余生献给日中友好事业”

“全面承认自己的罪责并非一件易事。”石田说，这些战犯原以为参加了保卫本民族的“圣战”，结果却是侵略战争。要认识这一事实，他们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

不少战犯表示，当年认罪后，他们仿佛获得了重生。由这一批经历过新中国审判的前战犯组建的和平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从事反战活动。

“中日两国未建交时无法直接往来，中日友好协会成为民间外交窗口。”石田说，“很多中归联成员也加入了该协会，积极开办中国特产展览、书画展览等，让日本人接触中国文化。1965年，中归联受中国政府邀请，派访华团参加纪念全体战犯归国的交流活动，还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二战后，日本社会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敌意很强。中归联作为中日友好团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开展友好活动，在‘草根层面为促进日本社会对新中国的理解而奔波。”

上田留在日本岛根县，数次接待来自中国的访日团体，长期参与友好活动。1991年，他结束了议员工作，积极地投入到中归联活动中。上田在信中提到：“我把毕生在中国学到的东西用在日本，我发誓要更加努力，将余生献给日中友好事业。”

据石田介绍，其他4个归国战犯也不同程度地参与着日中友好活动。“玉村和今川两名老人直到90多岁还在同一支部从事和平活动。玉村至今仍在接受采访，和今川一起在年轻一代日本人面前，讲述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及回到日本后的活动经历。98岁的稻田身体不好，却依然在90岁时自费出版了反省反战的自传。”

“日本战犯认罪悔罪绝非‘洗脑，而是‘自主反省”

曾经的战犯为何在回到日本后，用大半生岁月向日本社会传达对战争的反思？在日本保守的政治文化中遭遇强烈抵制和攻击，他们为何还能够无怨无悔坚持至今？

“这些战犯由恶鬼般的犯罪者转变为反战和平力量，正是由于新中国宽大的人道主义战犯政策。在战犯回忆录中，以及我对在世战犯20多年的调查采访中，这些当事人都浓墨重彩地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宽大的人道主义政策下实现了这一转变。”石田说。

按理说，日本战犯理应受到严惩。当时，每一个参与审判的中方人员心中都很纠结，不少人或多或少表露出对日本战犯的愤恨。但负责教育工作的中方人员首先从自身开始学习、转变思想认识，知晓了改造日本战犯工作的历史和国际意义，明确最终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将战犯教育、改造成和平的维护者。石田表示，自己采访过的前战犯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对管理所人员的宽大姿态与坚定信仰表示折服和感谢，对受到的教育永生难忘。

最终结果不言而喻：这批侵华战犯回到日本后，始终保持对侵略战争及自身犯罪的深刻认识，一生开展和平活动，向日本社会传达历史真相及战争责任归属。作为认罪悔罪的主体，他们始终实践着新中国的和平理念。

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不平凡的百年历程。“我希望通过了解这一批绝非受‘强制洗脑，而是‘自主反省的战犯，以及他们回国后的反战、和平活动，去阐明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既非‘外交交易，亦非‘霸权主义，而是追求‘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实践，并以此为线索，与大家一起思考当下日中乃至东亚实现和平的路径。”石田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