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玮 侯婷

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办的第一所文艺院校，不仅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唤起民众、宣传抗日等一系列重要作用，更是对新中国的文艺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现在的鲁艺是一个活的当代中国文艺和革命文艺史的课堂，是一个集中国革命文艺家和共和国文艺领军人物之大全的博物院，也是全国惟一的革命文艺家博物院。

鲁迅艺术学院旧址位于延安的桥儿沟，现属于延安新区。

一座青砖到顶的西式风格的教堂是鲁迅艺术学院标志性建筑，远远就能看见。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曾在此召开，如今教堂的布置仍保持着六届六中全会会场的样貌。

教堂前的大广场四周，分布着与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相关的黑白旧照片，比如1941年李焕之指挥排练《凤凰涅槃》大合唱等。旧址石砖窑前的一片空地，有一座毛泽东的全身立像，塑像底座“文艺为人民”五个字金光闪闪，再现的是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给鲁艺师生作报告的情景。不远处的围墙上，则是毛泽东给鲁艺题写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延安窑洞里诞生的艺术院校

1938年2月的一天，在延安的中央招待所一间房子里，毛泽东、张闻天，以及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为话剧《血祭上海》演职人员举行庆功宴。

司机胡阿毛被日军抓去运军火，他将车开进黄浦江壮烈牺牲。《血祭上海》便是依据胡阿毛的事迹创作的一部四幕话剧。1938年初，该剧在延安连续公演二十天，引起了轰动。

正是在这次庆功宴上，中央决定成立鲁迅艺术学院。

“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难时刻，延安成了热血中华儿女的一座圣城，大批沦陷區和大后方的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士奔赴延安。据统计，仅在1938年5月至8月期间，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之多。“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这样写道。

据延安史学者朱鸿召介绍：“抗战前国民政府所属大专以上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大概有5万多，经历大迁徙后，实际复校的只有近3万人，流失掉的近2万人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到延安去了。”

1937年秋，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来到延安，这是来自大都市的第一个文艺团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会见并宴请了全体成员。随后，上海救亡演剧第一队的丁里、王震之和崔嵬，北平学生流动宣传队的姚时晓，上海蚁社流动宣传队的张庚等戏剧工作者，也陆续于1938年年初抵达延安。随着汇集到边区的艺术人オ越来越多，创办艺术学院的条件相应成熟。

1938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中共中央委托沙可夫、李伯钊、左明等人负责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在尚无固定地址的情况下，向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的鲁迅师范学校借用了几间房子便开始进行招生。抗大、陕北公学爱好文艺的学生，以及从全国各地刚刚来到延安的文艺青年成为鲁艺的首批学生。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

鲁艺的开学典礼是在城内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毛泽东出席典礼并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这样描述鲁艺人：“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从前遥相呼应却未曾见面，现在在鲁艺会合了。

“亭子间的人”指在上海等城市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文化人士，“山顶上的人”指在革命根据地从事文艺活动的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鲁艺的目标及任务：“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要“组织十年来的文化成果，训练起万千的文化干部，送到全国各条战线上去工作”。

最初，鲁艺校址设在延安北门外不远的关云梯山麓文庙台一个半山坡上，旧文庙加以整修后成为教学活动场所。鲁艺第一期只设有音乐、戏剧、美术三个系，共招收60名学员，文学系是从第二届开始招生的。

1939年8月，鲁艺迁至桥儿沟天主教堂，教堂成了鲁艺的礼堂。

万力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他在延安时就读于鲁艺文学系。他笔下的鲁艺是这样的： 学校大门口，挂着一块长条的大木牌子，上边写着“鲁迅艺术文学院”几个黑色大字。这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大门里面，矗立着一座巍峨的可容五六百人的教堂。教堂里面有一个台子，是过去神父带领信徒作祈祷的地方，现在成了我们演出中外名剧的舞台。

我们是艺术工作者，

我们是抗日的战士，

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

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

奋斗到底！

这首由沙可夫作词、吕骥作曲的《鲁迅艺术学院院歌》，常常回荡在延安上空。

鲁艺成立后，院长暂时空缺，沙可夫以副院长身份主持工作。1939年夏，沙可夫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办华北联合大学，中央任命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

1940年，鲁迅艺术学院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后，又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但“鲁艺”这个简称一直没变。

“文章小米青春”

“文章小米青春”，这是曾任鲁艺美术系主任的蔡若虹在追怀当年难忘的峥嵘岁月时写下的诗句。

和延安其他机关学校一样，鲁艺实行的也是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吃、穿、用均由公家免费提供。但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长期实行封锁政策，延安各种物资严重匮乏，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一般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一钱油、两钱盐。主食主要是小米饭，几乎顿顿是盐水煮土豆、白菜汤或南瓜汤。

“每个月有一两次馒头或肉丁烩面条，就算是改善伙食了。但面条常切得粗细和小拇指差不多，即使这样，只要盛面条的木桶一抬出来，大家便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去捞。”曾任鲁艺美术系主任的蔡若虹在《延安鲁艺风云录》里这样描述。

华君武曾画过一幅漫画，题目便是《吃面条》。画面上的人，手持特大号的缸子，挥着勺子和筷子，一齐向盛面条的木桶“冲刺”，有的飞奔起来脚不沾地。有的人不但手上帽子上是面条，头发上肩膀上也挂着面条。这幅漫画发表在鲁艺的墙报上，同学们看了都忍俊不禁。从此，再碰上吃面条时，互相都谦让了起来。

图书馆藏书少，学员抄书成了校园流行的风气。文学系第二期学员毛星和第三期学员井岩盾的抄书本，都仅有手掌大小，长约十一二公分，宽约七八公分，很薄。毛星抄录的是屈原《离骚》，井岩盾则抄录了歌德、彭斯、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艾青等中外诗人的三十四首诗和四首蒙古民歌。

鲁艺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情调。大批来自上海、重庆等大城市的诗人、画家、小说家、音乐家和戏剧电影明星聚集于此，把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和外国文化等丰富多彩的信息，带进了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的延安。

学院先后成立了路社、小剧场、鲁迅漫画研究会、民歌研究会等文艺社团，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定期出版《路》《同人》《鲁艺漫画》等墙报，还有不同内容形式的各种展览。每年校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举行大型创作展览会，展品既有诗歌、散文和小说手稿，也有音乐和美术作品。在土窑洞里，还办起了有几分洋味的“文艺沙龙”。

鲁艺师生的穿戴也颇具个性。领导延安服装潮流的女学员，领到统一发下来的部队制服后，总要修饰改装一番，要么在领口处翻出个白衬领，要么在袖口处补一块其他颜色的布。有的学员帽子歪扣在后脑勺上，与西方人戴的贝雷帽相似。据说，当年在延安，一看见有人歪戴帽子，就知道是鲁艺的。

曾在鲁艺教授过“中国市民文学概论”的茅盾说过：“‘鲁艺并不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法，它是以学生自动研究、各自发挥其所长为主体，而以教师的讲解指导为辅佐的。” 《鲁艺第二届概况及教育计划》（1938.9）规定的教学方法是：“以教学致用合一为原则，即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一方面尽量激发自动的创造性，一方面给以方针与指导。”学员以个别学习为主，集体学习为辅;厉行自修，建立严格的自修纪律，除上课外均为自修时间。

1940年，古元创作了木刻《圣经时代过去了》。画面中一个青年学生在树阴下读书，远处可以看到教堂的一角。这幅画生动还原了茅盾在《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中描述的场景：在教堂四周的大树荫下，“你可以时时看见有些男女把一只简陋的木凳侧卧过来，靠着树干，作为一种所谓‘延安作风的躺椅，逍遥自得地在那里阅读”。

古元为了节省时间，提前投入学习，在前一天晚上刷牙，第二天一起床出完操即进入学习状态，而别人还在洗漱中。他一个人刻了100多幅木刻作品，而当时用来刻木刻作品的木板，需要自己刨平和磨光，一块木板往往要在教堂台阶旁的水磨石上磨几个小时。

鲁艺的学生还要定期外出实习，或做实习表演，或举行展览，并经常组织各种社会活动，以加强与民众的联系，从中获得经验与批评。

1939年3月至12月，鲁艺实验剧团开晚会112个、演出话剧26个、街头宣传462次、创作话剧24个，还有群众大会、座谈会、演讲晚会……忙碌程度可想而知。

1938年冬，以延安鲁艺木刻研究班的胡一川、罗工柳、彦涵、华山等为骨干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他们在北方局宣传部长的带领下，横渡黄河，穿越封锁，直奔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开展以木刻为主的宣传工作，创作了《王家庄》《张大成》和《太行山下》等深受军民喜爱的木刻连环画。

当人们看到古元《区政府办公室》《结婚登记》《离婚诉》，看到力群《丰衣足食图》《帮助群众修理纺车》，看到马达《推磨》《拾粪》和《焚毁神像，破除迷信》等作品时，读到的是土地革命给中国广袤的乡村带来的崭新社会风尚;当人们看到彦涵《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看到胡一川《不让敌人通过》《牛犋变工队》，看到刘岘《反扫荡》《荷淀袭敌》和《伏击敌人火车》等画作时，读到的是美术工作者所塑造的英雄形象。

1938年11月，冼星海受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的邀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在这里，他与曾经合作过的诗人光未然再次邂逅，一看到光未然写的《黄河组歌》，冼星海创作的激情就喷涌而出，他连续奋笔6个昼夜，谱成了不朽的乐曲——《黄河大合唱》。

从重庆回来的周恩来在欢迎晚会上听到300人合唱的《黄河大合唱》，挥毫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直到今天，无论在哪个场合听到《黄河大合唱》激扬的旋律，都会引起人们的共鸣。

后来，冼星海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系主任。

各系师生自己动手制作教学设备，美术系师生上山伐木建成画室、画架，烧制素描用的木炭条;戏剧系师生自己动手建成了排演室和运动室;大提琴家张贞黻在山沟里成立乐器试制室，制成了第一把精致的小提琴。

由鲁艺学员排演的话剧《带枪的人》公演时，为了让斯大林和列宁的扮相更逼真，演员想尽各种办法，最后从山上找来各色矿物泥在脸上塑型。首演成功后，毛泽东送给所有演职人员两碗猪油用来卸妆，但大家都舍不得用它来卸妆，而是做成猪油炒小米饭来犒劳自己。

最初，鲁艺实行的是“三三制”，即在学校学习三个月，去前方实习三个月，再回校提高三个月。从第三期始，学习时间延长至八个月，分为初、高级两个学习阶段，初级阶段各系开设必修课，高级阶段学员分成专业组，学习专业選修课。如美术系，在高级阶段分成木刻、雕塑和漫画三个专业小组。

1940年，鲁艺在总结过去两年的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对原来的教育方针、计划和机构，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制定了趋向于“正规化”和“专门化”的教育计划及实施方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学习时间一律延长为三年。第一年注重一般基础知识，特别是各种文化、艺术知识的学习，同时打下一定基础;后两年则趋于比较专业的发展和提高。

1941年2月，鲁艺又在教学体制和组织机构方面做出更大调整，组建了文学、戏剧、音乐和美术四个专业部，正式步入了正规化、专门化的教学轨道。

1940年，鲁艺还为部队艺术干部举办训练班，在鲁艺本部接受培训的大约有200人。

鲁艺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1939年开荒433亩，1940年开荒616亩，他们种粮食、纺羊毛、烧木炭，实现了蔬菜等粮食作物的自给，不仅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磨炼了意志，激发了鲁艺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铸就了他们的崇高信仰和浪漫情怀。

吕英亮是原延安鲁艺音乐系教员吕骥的女儿，她回忆了大生产的一个成果：1945年秋收后，教堂前头，堆着一地的南瓜，我跟我弟弟就坐在南瓜堆上，特别高兴。

抗战胜利后，鲁艺这所培养抗战所需要的艺术干部的院校在延安的历史使命结束了。鲁艺师生告别延安，分赴各根据地和新的解放区，有去山西太岳地区的，有去东北、华北的。现在我们知道的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东北的鲁迅美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鲁艺都是其追根溯源的源头。

在延安七年半的时间里，鲁艺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系，共计培养学生685人，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92人，美术系147人。穆青、贺敬之、冯牧、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李波、时乐蒙、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等文学家、艺术家、记者均为鲁艺学员。

到群众中去

1942年5月初，针对当时边区文艺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召集边区文化界人士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有资料表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共有97人，其中鲁艺就有30人左右——鲁艺在延安文化界的地位和分量，由此可略见一斑。

鲁艺新的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偏向。曾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作家周立波回忆说：“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比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都‘老死不相往来”，而且这样的文化“在当时的延安，不单鲁艺有好多，别的文艺团体，也不在少数……”

曾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作家严文井后来也回忆道：“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艺术家。农民当然不在我们眼下的……我们有的人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五年以前，或十年以前的爱情。”

延安1942年的5月，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史的重要节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他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毛主席又亲自到鲁艺讲演。据贺敬之回忆：“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见到毛主席。我就坐在第一排，离得非常近。主席穿着旧军装，打着补丁。就是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大鲁艺‘小鲁艺的命题。毛主席说，你们这个鲁艺还是小鲁艺，还有个大鲁艺，那就是广大的社会、广大的群众，你们要到人民中间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以非常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人民艺术家与人民、与社会的关系。”

早在1938年4月28日鲁艺成立初时，毛泽东就来到鲁艺，向鲁艺师生发表讲话：“《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的大观园是吕梁山、是太行山、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文艺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在这个大观园里生活一番，考察一番，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鲁艺开始改变正规化、专门化的办学方针，掀起了一个迈出校门、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走向了“大鲁艺”的天地。

为了迎接1943年元旦和春节，鲁艺成立了以田方、江风为正副队长的宣传队，把驻地桥儿沟村的秧歌把式杨家兄弟等人请到院里来教秧歌。这年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了“新秧歌”，演出了“新秧歌剧”。

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示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去”。

作家艾青看了《兄妹开荒》后，撰文说：“成千上万的观众狂热地欢迎他们，我是深深地感动了。”随后，他主动要求担任中央党校秧歌队的副队长。

鲁艺的一批新秧歌舞剧如《拥军花鼓》《七枝花》《运盐》《旱船》《兄妹开荒》等走上了延安街头，取得了极大成功。

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秧歌队的亲切称呼。群众为秧歌队编了一首歌谣：“诸位同志听我话，种谷要种狼尾巴，种花要种绿籽花，看秧歌就看鲁艺家！”

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地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在鲁艺的带动下，当年春节，延安就出现了20多支有名的秧歌队。

鲁艺秧歌队回到学校后，时任鲁艺副院长的周扬高兴地说：“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封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诚诚恳恳地为他们服务，刚开始做了一点事，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

据统计，当时延安就有秧歌队27个，上演节目150多出，它们题材新、内容新，多是反映边区建设男耕女织，互相合作，劳动竞赛，表彰先进，拥军优后，支援前线，破除迷信，扫除文盲等等。如马健翎的《十二把鐮刀》，丁毅的《刘二起家》，周戈的《一朵红花》，贺敬之的《栽树》，马可的《夫妻识字》，陆石的《动员起来》，苏一平的《红布条》，谭碧波的《睁眼瞎子》，王汶石的《边境上》等等，均为群众交口称赞的优秀之作。

鲁艺美术系的师生开始创作的木刻作品，大多采用黑白对比的画面结构，以阴线技法刻画人物形象。但这种技法刻画出来的人物，脸上有明有暗，老乡不喜欢，认为“不美”，是“阴阳脸”。

1939年，古元考入鲁艺美术系第三期，1940年2月毕业后，被派往延安县川口区碾庄乡实习，担任乡政府文书。工作劳动之余，他制作了一些识字画片送给老乡。古元发现，乡亲们喜欢把画有大公鸡、大犍牛、大肥猪，以及骡马驴羊的识字画片，贴在墙上，以便随时观赏。由此，他也了解了他们的审美趣味。

古元创作了《牛群》《羊群》《除草》《家园》四幅木刻送给乡亲。乡亲们看了议论说：牧羊人应该带上一条狗，不带狗会吃狼的亏;还应该带一条麻袋，能挡风雨，遇到母羊下羔，能装进麻袋带回家……乡亲们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提了很多建议，古元根据建议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了狗，还在放羊人的手中添了一只剛出生的小羊羔，使作品更加富有生活气息。

从碾庄回到鲁艺后，古元创作了《哥哥的假期》《减租会》《马锡五调解婚姻诉讼》《人民的刘志丹》等多幅木刻作品。他的作品大量发表在延安以及国内外的报刊上，还在延安和重庆等地展览过，获得了广泛好评。艾青认为，古元的木刻所汲取的题材，几乎全部是中国革命的新环境里的令人感奋的新的面貌和新的活动，最主要特点是作品“画面上所呈露的生活的鲜明而又健康的形象”。徐悲鸿在重庆参观了全国木刻展之后，说他发现了“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オ，乃中国共产党的大艺术家古元”。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美术系的木刻家们考虑到农民群众对彩色画的喜爱，开始尝试套色木刻的创作。胡一川最早刻出了《牛犋变工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接着，古元刻了《战胜旱灾》和《菜圃》，彦涵刻了《抬担架》和《把她们隐藏起来》，力群刻了《丰衣足食图》和《鲁艺校景》，成单刻了《学习文化》等。

美术系师生还深入民间，搜集了大量的窗花剪纸。在民间剪纸艺术的启迪下，古元、陈叔亮、孟化风、夏风和罗工柳等人，都创作了一些反映边区人民新生活的窗花。在1944年延安召开的边区文教大会上，古元所作的《卫生》《装粮》《喂猪》《送饭》等四幅木刻窗花，大受欢迎。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1943年冬，为表达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喜悦心情，李有源编写创作了有10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1944年初，到佳县采风的鲁艺文艺工作者马可、刘炽、张鲁等人将这首歌记录了下来。

后来，文艺工作者根据群众意见，将这首歌整理、修改为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三段歌词，并改名为《东方红》。1945年9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改编后的《东方红》，从此，这首歌以强大的凝聚力从陕北传出，传遍大江南北。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者两次大规模收集陕北民歌，为其发展和传承起了很大作用。1942年2月，鲁艺采风团在绥德、米脂、佳县和吴堡一带采集民间歌曲近百首。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初，鲁艺派出由张庚、田方等带领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工作团，历时4个月总共调查采集66次，收集陕北民歌400多首。以鲁艺音乐系师生为骨干的民间音乐研究会，大量采集民歌素材，搜集民歌2000余首。

1943年冬，刘炽随鲁艺工作队来绥西马蹄沟等地采风，临近结束时，时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要求鲁艺工作队作一次大型演出。新编秧歌剧《减租会》，两天半完成了剧本的创作，留给刘炽编曲的时间只有一天半，他决定用新道情音乐加以改编。

后来，《减租会》里的一曲《翻身道情》很快传遍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解放后，成为新中国在国际上最早获奖的曲目之一。

在新秧歌运动的基础上，鲁艺的多位文学家、音乐家于1945年完成新歌剧《白毛女》创作，为党的七大献礼，也为中国新歌剧音乐树立起一座里程碑。《白毛女》这部由贺敬之主要编剧、由鲁艺人集体创作的民族新歌剧，突出表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

新时代中国文艺再出发

一进鲁艺旧址大门，就能看见一排窑洞上面的几个红色大字“新时代中国文艺再出发”。这可以看作延安鲁艺文化园区对自己在新时代承担的功能的新定位。

201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延安鲁艺文化园区，分为核心遗址保护区、延安文艺纪念馆、东山革命文艺家馆群、西山艺术实践体验基地、文化创意产业园、文化培训研学基地、精品民宿7个区块，主要展示革命文艺家在过去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战斗生活的历程，以及他们用文艺的武器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

2013年，延安市提出了十大革命旧址精品提升项目，桥儿沟革命旧址被列入其中。

2014年3月，陕西省政府、延安市政府决定依托鲁艺旧址实施延安鲁艺文化园区项目。该项目是陕西省30个重大文化项目之一，其定位是：成为一个活的当代中国文艺和革命文艺史的课堂，一个集中国革命文艺家和共和国文艺领军人物之大全的博物院，全国惟一的革命文艺家博物院。

2016年8月3日，延安鲁艺文化园区工作人员赶到北京，经过一天的深入沟通，老鲁艺人蔡若虹先生的女儿蔡胜、蔡晓晴决定将她们收藏的珍贵文物，全部交给延安鲁艺文化园区。这批文物是用两辆车运到鲁艺旧址的。

园区征集到毛泽东致向隅和唐荣枚的信、周恩来致任均亲笔信、贺敬之手书长诗《回延安》、延安电影团当年使用过的照相机、鲁艺人自制的小提琴，还有郭小川、力群、蔡若虹、瞿维等艺术家的作品手稿。园区成立以来，征集文物资料16294件，目前藏品总数已达到2万多件，为延安文艺纪念馆陈列布展和社会科学普及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2014年至今，该园区不断加强对鲁艺历史的整理研究。2015年为茅盾、丁玲、冼星海、胡蛮四位艺术家建成了个人馆。2016年，周立波、向隅夫妇、蔡若虹、安波、马可、石鲁、韩起祥的个人馆开馆。目前，鲁艺东山革命文艺家馆群已建成了20位革命文艺家的博物馆。艺术家的子女和亲属也向鲁艺文化园区捐赠了大量的文物。

2017年，园区建成六届六中全会专题陈列馆并对外开放，大力加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历史和红色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展示工作，主动担当起弘扬延安精神的使命。

2019年9月25日，在延安市委宣传部的推动下，鲁艺成为延安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延安市社科联在此举行社科普及基地授牌仪式。同年，延安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办公室和陕西红培文化研究院共同打造的鲁艺文化园区红色体验区也正式对外开放。

延安鲁艺文化园区红色教育体验区是依托鲁艺旧址东山60余孔窑洞，进行活化利用而打造的。延安鲁艺文化园区是一个文化大遗址，延安时期先后有十几个文艺、文化教育单位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址。体验教学区的利用是对革命遗址的活化利用，鲁艺将进一步提升革命文物的展示水平，做到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故事可说，强化园区教育功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体验区是面向全国各地游客，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而设立，以实现“学在鲁艺、住在鲁艺”的目的，以现场、情景教学、讨论课等模式，使学生们身临其境了解老一辈鲁艺前辈为国家为人民的文化担当和艰辛付出，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同时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坚定文化自信，成为实现祖国繁荣富强的栋梁之才。

2020年5月23日，延安文艺纪念馆开馆。纪念馆以十三年延安文艺实践为主线，共展出图片1263张，实物520件，场景16处，油画6幅，多媒体演示39项，微缩景观3处，体验互动3项。以图片、文字、多媒体、场景、雕塑、互动体验以及声光电现代化等展示手段，全景再现了延安革命文艺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

由于遇上新冠疫情，全国280余所艺术院校、十大交响乐团和大批顶级艺术家在“云端”集结，推出了“美育云端课堂”。

延安鲁艺文化园区成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的指定教学点，成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传承单位的“艺术实践基地“校外实践基地”，共同传承鲁艺精神。

当年，鲁艺从延安走向全国。今天，新鲁艺人扛起了传承红色文化、守护精神家园的责任和使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着这个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