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尚

从3000多年历史中走来 

北京话的历史是随着北京建城开始的，我考证出的最早的“北京话”，最晚不会晚于秦汉。西汉著名文学家学者杨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写过一本在历史第一部记录各地方言的著作，名字就叫《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我国的“方言”一词由此而来。杨雄经过十分艰难的收集、梳理工作，完成此书，其中收录了“燕方言”多条。除了北燕方言以外，可以确认的燕方言有三条，弥足珍贵呀。我举其中一条，古代的“信”，最早的北京话叫“谌（忱/訦）”。但这个北京话的词语，在当时的“代”“北齐”与燕之间广为流行。这说明最早的北京话与周边各地的语言有着十分友好的交融性、互通性及沟通能力。燕方言大体可以代表了从燕建城到汉代的情况，对于我们今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这几条方言告诉我们一个十分珍贵的信息，最早的北京话出现在燕。至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

燕建立于西周初年，当时统一天下后，周武王把召公封在这里，名字叫“燕”，燕京的“燕”就是这么来的。当时的都城建在今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镇，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它的遗址。西周时还封来一个黄帝的后人在蓟，北京这一片广大地区，共有两个人管理。蓟在现在北京的西南。随着历史发展，燕国把蓟国兼并统一了，接着把都城从琉璃河迁到了蓟，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燕都（燕京）。

由这段建城历史可以看出，燕方言由这样几个部分融合建构起来的。一个是召公带来的人，一个是黄帝后人的语言，一个是燕建立之前的本土语言。再一个是与周边山东、河北、辽宁等方言的交叉互用的方言。

召公初封的地方在召（现在陕西岐山西南），受封来到北京，他带来的人的语言就带有召的特点。而另一位蓟姓的黄帝后人，其实是姬姓周王室中的黄帝的后裔，据《路史》上讲，他们跟随周武王姬昌灭商有功，就把其中一支封到了蓟，今天的北京市西南角广安门那一带。周王一族活动于陕西岐山一带，蓟姓带来的也是陕西语言的特色。周兴起于岐山，治理天下几百年。人们耳熟能详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带来的语言在当时就是“官方语言”。

由此可见，北京自燕时起，北京话就具备了一个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这一时期的北京话还处于方言的地位，相对于西东周和汉，燕都是地方。沧海桑田，北京话从汉到元，一直蛰伏于方言之中。到了元大都时代北京话开始步入主流官方语言历史。当然我不是说元大都时代北京话就已经是国语了，但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使得北京话拥有了成为主流官方语言的必要条件。现代的北京话中依然还保留着元时的语言遗存，比如现在人人皆知的“胡同”，就是元大都时融入进来的蒙古语。

生命力的形成在于包容

北京话的生命力，从它一经诞生，就充满了活力。北京话的土壤丰厚与它那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交相辉映。

我们北京现在口语里，依然藏着不少从满语融入进来的北京话。只是我们现在不以为意。我们北京人现在遇上非常满意的事情，会说“挺好”“挺满意”。告诉您，这句话里就有老北京话的满语词汇。别急，不是“高兴”也不是“满意”，就是那个“挺”字。它来自满语，读“teng”，它最早是建州女真语。随清入京后辗转演化为“挺”。挺，就有“很”的意思，也就和“非常”可以勾连上了。

学习过古代汉语的朋友，一定会记得，古汉语里面字词的演化增长有一条汉语自己的潜规则，叫“一音之转”，意思是字词的读音里面可以通过声与韵的改变而出现新字词。它也是北京话吸收各地方言的方式。我听姥姥那辈的老北京人，说过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清朝满族大官说话，讲“汉语”全是满语腔，一个汉族官儿，听不太明白。可是只能恭听。回去把原话重复了一遍，意思差不多，个别字音就不是那个满腔汉语的了，而是北京地方化了。一传十，十传百，就成了地道北京话。满语词kuwɑriyɑnɡ，读丢了第三个字母“w”，结果就读成了尽人皆知的“牌儿亮”，用丢一个音的方式，转音说成了“牌儿”。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年轻人中还在使用这个老北京词。如：“看见某某某牌儿挺亮的。”

《北京土话》

利用转音这个古汉语的特殊方式，北京话超强地吸收着各地方言。我觉得学者们指出的明代北京话中的吴语，应该也是以这种方式为主，才被吸收进北京话。在吸收变化中，北京话表现了最大的开放性，把吴语的少量读音带进了北京话。

满语融入北京话的很多，比如奶糕，就叫奶乌他。

碰瓷儿，也是老北京话，原来的意思是，彼此抵触，发生争吵。后来演化成了专门为了占便宜故意为之的事情。这个词的含义为什么能形成后来的带有完全贬义化色彩的专门词汇，和“碰瓷儿”的最初的核心含义“抵触”“争执”有直接关系。后世增加了刻意策划出来的抵触，就是说不是意外，而是人为的为了利益谋划出来的冲突争执。

那种非常接地气的语言 

北京话不仅仅表现在人们知道的那几十个词汇上，说实在的，如果我们深入到北京话里面去，我们会意外地发现，北京话已经融入北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哪一个方面没有北京话的影子。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不夸张地说，北京话占了主流。

北京话有很强的自身“繁衍”能力。从燕语言到今天，北京话始终保持着这种超凡的能力。说一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人皆知的词“昌”，它是解放后流行起来的新北京话。这个词的含义大致有两个方面，我不能说是它只限于两个含义，一个意思，是指人的动作漂亮、精彩。一个是指人是一个厉害角色。从前人们描述一个人有两下子，就说：“他这两下子耍得挺昌。”后来六七十年代，这个词就多了个意思。我学生时代，人们说某某在哪条胡同很厉害，就说某某在哪个胡同玩得很昌。意思是别去惹这个人，他很厉害。再舉一个例子， “刷夜”也是解放后出现的新北京话，意思玩一晚上游戏。和现在普通话里的“熬夜”意思大体相近。这个词20世纪中叶在北京年轻人中间最流行。

语言的能力突出地体现在传达生活细节上，北京话在形成、成长、发展、延续的历程中，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过去特别是解放前，老北京人习惯戴怀表，这跟后来流行戴手表是一样的，时代使然。可是怀表既然是随身戴，那么就免不了损坏。怀表有一种损坏是表盖没了。像这样的生活细节，北京话里专有一个词说它，您听有多生动多形象——“敞脸儿”。还有一种根本就没有装过表盖的怀表，跟我们现在的手表一样全露着，只有表蒙子，也叫“敞脸儿”。一个“敞”字简直活脱脱的准确。据说最早的怀表就是没有盖的。这种怀表表蒙子时常被刮花，有时还可能直接碰碎，于是人们就给它加了一个盖子。

从前北京做饭都是用火炉，火炉的火一旦灭了，就要重新点劈柴烧煤，把炉子重新点起来。北京话把这个过程，就用一个单音节词“爖”表达出来。印象最深的是儿时家里炉子灭了，尤其夏天我家炉子就在家门口，烧一天屋子里会感到很热。有时候姥姥就把火灭了，做饭时候再点火。这时候姥姥总是那一句不变的北京话，“把火爖着了。”就这样我从很小就练就了一手爖火手艺，省柴火，煤着得快。这个过程还可以更简单，直接叫“爖火”。书面也写作“隆火”“笼火”“拢火”。

韵律味道十足如戏

北京话，特别是老北京话有时候说起来还是蛮有韵律感的。韵律感是语言美感特征，一种语言不仅仅是用来传达含义的，而且更需要用来表达多种多样感情。说一个老北京人常用的词汇，汉语主要是双音节词，可是北京话除了双音节词以外，还有不少多音节词。说起来非常好听，用在不同地方意思又可以不同。比如：“那人就会在一旁唱呀咦儿呦。”这意思是批评有那么一种人，干活的时候不出手，在一边起哄指手画脚。说白了就是不干正经事。明显是贬义词。可是“唱呀咦儿呦”用来表达一个人很得意的感受，或者偷偷乐的心情时，又变成了褒义词。“那人昨天升职，就在屋子里唱呀咦儿呦。”一下子就把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状态描绘得活灵活现。这词还有一种变式“唱呀呀哟”。

北京话很多词汇的含义都要随语境变化，它增强了北京话的艺术表达能力。北京话，用来批评时，也是婉转的，听上去有时还很高大上很美好，意思让听的人慢慢去悟。明清两朝，各地举人进京赶考。不少考生来了不止一次，有的甚至一生都放在赶考上了。就如吴敬梓笔下的范进。老北京人对这个现象，也创造了一个北京特有的语词，叫“浩然子”。明面上的意思取自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说起来很文，听起来很高大上。就算是遇上一位考了一辈子没有中的老生，称他是浩然子，他听了也高兴。其实老北京人用这个创造出来的北京话讽刺范进这样的人。浩然子与耗瓤子同音。讽刺这类人把一生生命消耗在考场上，一事无成，把自己的瓤子消耗殆尽。古人认为人就是一副皮瓤。《旧京琐记》解释“浩然子”的意思是，考生住房像瓜，考生住在里面如瓤。也有道理。书中还记录了另一条，说没有考中的考生，叫做“豆芽菜”，意思是所有的菜都是种出来的，只有豆芽菜不是种的，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比喻考不中。这个就有点刻薄了。

哩格儿楞，形容用漂亮话哄骗人吃亏上当。老北京人遇上这样的人，不管他们说啥，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口吐白沫，末了，总是一句话，“别听他玩哩格儿楞。”这个词的韵律感说好了很像唱出来的。

北京话就是这样在兼收并蓄中诞生、在包容吸纳中发展、在创新中进化。陈刚编著的《北京方言词典》收入了大量的新老北京话，收词广泛，释义简明。齐如山编著《北京土话》内容丰富，例证翔实。《新华字典》中也收录了不少北京话。然而北京话仍然还缺少一部大辭典规模的工具书。期待不久的将来能见到这样的书出版。

编辑 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