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晔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井上靖的大名已在中国传扬。《天平之甍》这部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反映鉴真大师东渡的日本电影，伴随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烈气候，在中国取景、拍摄、热映。井上靖曾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笔会会长，一度是日本作家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那些年，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10月的第二个周四，记者们总会蜂拥而至、守候在井上靖家附近。年复一年，井上靖屡屡落选，还不得不走出来发表感想，安慰一无所获的记者，这处境有些类似于今日的村上春树。

一

获得第二十二回芥川奖的井上靖，时年四十二岁零八个月。“小说必须从四十岁开始写，记得菊池宽说过这样的话。完全不是遵守了这句话，幸或不幸，对我而言，结果是四十过后才发表第一部作品。”井上靖坦率地自白，对四十之后的出道，他并不觉得难为情，只是摆出事实。那时，在战后的日本，四十岁左右的文学新人也出现了几个，比如大冈升平。然而，这并非战前日本文坛的常态。以前，文学新秀多半在二三十岁登上文坛;接着要么从青春小说中成长，蜕变成成熟的作家，要么在青春小说中夭折。井上靖没有这一类青春小说书写期，他的青春存储在记忆里成为养分。后来他书写的半自传体小说充满对青春的回忆，然而，那已是用中年人懂得人生况味的心去咀嚼青春了。

从老警察那里，井上靖听说过这样的事：二十多岁的自杀者揣着遗书的不少，相反，过了四十，留下遗书的很少。年轻人对死去的方法和场所都有所选择，四十过后的则听凭那时的情形论处，自暴自弃的色彩浓厚。井上靖深受这番话的触动，猜测四十岁过后的人，自杀理由错综复杂，不是能在一两张纸头上写得清的。同时，这个年纪的人会拒绝他人的理解。他认为，报纸社会新闻版里一小块关于中老年人厌世自杀的报道里，四十岁之人的生之污垢发着光，原本不可见的都在自杀的根底躺着。梦也好，虚饰或虚荣也罢，都已全部用尽后的中年人的自杀，实在是到了最后的最后和人生所做的斩断。他还指出，到了四十岁，就算是从坦途上走来的人，也总有带着一封、两封未能写得的遗书的感觉。井上靖进而吐露：“小说对我来说，也就是人生悔过书一样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是写不得的遗书。别的什么也不是。”

写不得的遗书，“写不了”以及“没写成”这两层意思都可以有，总之透露了心中有曲折，一言难尽或无法倾吐。这样的遗书让人想起“雁过留声”，只是，在这个语境里，留声或留书不是贪恋死后声名，而是重视远走之前的叫唤、呐喊和表达。井上靖获得芥川奖后辞去报社职务，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自杀;借此走入文学生活，以便写一份关于现实生活的写不得的遗书。井上靖说过，“除了写小说，我已没有感觉有趣的事。”不过，他十分多产，简直是把一份写不得的遗书涂写了一遍又一遍。

二

一方面芥川文学奖将井上靖点石成金，让他一朝闻名;一方面从得到评点的那一刻起，他就沐浴了文学前辈疑虑的目光，评委年龄在四十三岁至五十八岁间，都是文学界的巅峰人物。评委们的意见，赞赏也好，批评也罢，涵盖了井上靖文学的特色。多数评委用陈述事实的方式客观地指出特点，而把褒贬藏于笔锋，点而不破。

芥川龙之介的弟子瀧井孝作称，他把井上靖的两篇小说《猎枪》和《斗牛》读下来，明白这人是能让人读得有趣的才子。然而，报纸小说用纯小说形式来包装，他并不喜欢。《田园的忧郁》的作者佐藤春夫是井上靖的伯乐，自然极力举荐：“把其他候补人员的文章全部读过，还是不觉得有谁比井上更优秀，我在会上提出了采用《猎枪》还是《斗牛》的问题，毫无异议地决定用《斗牛》。”他还表示，井上靖手法娴熟，却不是那种用技巧来蒙人的卑劣之人。三十岁时便一举拿下第一回芥川奖的小说家石川达三认为，井上“是具备优异才能的人”，有“相当巧妙的技巧”，具备将小说有趣地加以构成的技术，很可能会创作丰富，但石川不建议井上写得太多。小說家、剧作家和评论家岸田国士认为，井上靖这个作者是日本稀缺的，能感觉到其成熟和文学才能。富于常识，具备写出巧妙作品的手腕。众人以其为入选作品，理所当然。他便也不敢有反对意思。岸田国士的评点似未能敞开心扉，不敢反对不等同于没有反对意见，大家的意见不代表在握的真理，娴熟并不等同于作品的高质量。

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小说家舟桥圣一表示，自己和丹羽文雄推荐了《猎枪》，其他委员推举了《斗牛》。《猎枪》里的彩子遗书被看作蛇足。《斗牛》没有明显缺点，然而是平凡之作。小说家丹羽文雄觉得，推荐《斗牛》最安稳。井上靖已是完全成熟的作家。没啥可说的，也没什么诧异。小说家宇野浩二不同意报上所谓评委一致评定井上靖的《斗牛》的说法，因为他一个人是反对的。他还直率地指出，《斗牛》是不错，然而人物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是按作家的思考来思考和行动的。大众小说风的趣味再夹杂一点艺术味，这让他一点也喜欢不起来。

小说家和评论家坂口安吾觉得井上靖是个“俗才”，换言之是对世俗的人情世故很通透的人。作者对人的看法和把握，缺乏深度和新鲜感。《猎枪》不可取。往《斗牛》的方向伸展，会写出更有力的作品。文坛泰斗川端康成推荐了《斗牛》，“然而，推荐《斗牛》并无多大的感动和冒险。总有些用常识打发掉的不过瘾残留下来……对少见的故事情节的搬运，对配角种类的处理方面，作者呈现出鲜艳的写法，与此同时，对主人公的性格、心理及恋爱的写法里，终究是看起来鲜艳，其实残存着动摇和晦暗，这或许反而能保证作者的未来。”

三

1961年，井上靖在《群像》十月号发表了短篇小说《补陀落渡海记》。小说在第二年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洪水》，由新潮社出版。这一圆熟期的佳作包含了井上靖作品的鲜明特点，摘得芥川奖时所获得的评语，像一块深刻的烙印也打在这篇小说上。

“补陀落”是印度南部的观音净土。熊野的补陀落寺和日本南方的不少寺庙一样有此信仰，认为乘船出海能漂流到极乐净土。渡海船无舵无桨，船的四面有鸟居模型，称发心门、修行门、菩提门和涅槃门。船的主体是个木屋型箱子，箱内会配置几天的食物和灯油。伴随船将渡海船拉到海上。其后便任由渡海者漂流。行者被封在木箱里，有的会被绑上石头，以防意志不坚。

永禄八年（1565），六十一岁的补陀洛山寺住持金光坊被期待像先前的三代住持一样渡海。他也被迫发出渡海宣告，内心却不得安宁。出海后，他撞破木箱漂至小岛。僧侣发现了他，将他重新塞入新船，卷入滚滚海潮。金光坊因为有贪生表现，未能和以往的渡海行者一样获得“上人”称号。打那以后，活着的僧人渡海改为病死或老死的僧人往生。井上靖的《补陀落渡海记》就是写金光坊的渡海。

《补陀落渡海记》初刊《群像》昭和三十六年十月号，次年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洪水》，由新潮社出版。小说据《熊野巡览记》、《熊野年代记》等熊野地方补陀落渡海的记述及其他民间传说创作而成。井上靖到熊野采访，当地文化人提供了独家资料，也讲述了口头传说。金光坊的故事其实只有寥寥数语，渡海年份更是无人知晓。因为金光坊之后再无活人渡海，而据史料记载，从清云上人开始的渡海都改为僧人圆寂后的往生，金光坊渡海的时间据考证，应在文禄、庆长、宽永年间。

在《补陀落渡海记》里，井上靖使用的手法还是他最擅长的心理描摹。他创作历史小说时常常借心理描摹绕道而行，如此便不必受到历史生活细节的限制，因为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的人性和心理距离并不遥远。

最初，金光坊将渡海看作可憧憬的梦，他期待某一天能企及高僧的心境，能心甘情愿地渡海，然后沐浴荣光，但完全不是眼下。眼下全无这样的意愿和能力。其后，因为各方人士对他的渡海的等待，他一心想得到谅解。然而方方面面已多到无法一一求得谅解的可能。若不渡海，势必让信仰蒙上灰尘。他不得不宣布渡海。第三，先前的渡海行者的情形和面目走马灯一样浮现，让金光坊看到这些人不同的心境和渡海内情。或厌世，或重病，或癫狂，总之，没有一人真正怀抱补陀落信仰。金光坊十分震惊而鄙夷。第四，对先前的渡海行者，从不屑到艳羡，接受那些面庞，希望自己能带着那样的面庞出海——其中任何一副都行。怎奈金光坊连他一度看不上的人所做到的心理准备也达不到。第五，比预想的还快，已到渡海之日。金光坊腿都软了，内心充满愤懑。第六，出海后，金光坊以身体撞击木板，得以冲破木箱逃出，被海浪冲至小岛，以为死里逃生。第七，伴他出海的人因为风暴滞留于岛上，发现了他，重新弄来一条小船，把他更死死地钉在木箱里，再次推入大海。此前金光坊求他们救他，他们只当没听见，唯有一个小僧人让他写下最后的话：“蓬莱身里十二栖（楼），唯身净土己心弥陀。求观音者，不心补陀，求补陀者，不心海应？”

金光坊最后的话中，“十二栖”据说是“十二楼”之笔误。大意是说：我在蓬莱熊野修行，阿弥陀佛与极乐净土都在我心。信奉观音，未必要何去补陀，想求补陀，为何非用渡海的形式。这是金光坊渡海前最后一层心境。

小说选择了金光坊这个虚构人物为切入口，时间是这一年的春到秋。往事靠金光坊的回忆。应该说渡海事件不过是表象。很多时候，人们做一件事，表面看如此这般，却总有内情。就像史上的渡海行者各有各的内情，外在形式却都是渡海。对永生的憧憬，对现世的留恋，对死亡的恐惧，对未知的不安，这些似乎能靠念经等方式跨越的，结果都难以跨越。肉身经不起拷问。除了自己，更有社会舆论之力，让人生不能由己，死亦不能由己。世俗和他人可以劫持信仰，自己的心也朝夕可变。

人生和命运的虚幻是井上靖经常表现的主题。《天平之甍》的主要人物都被笼罩在命运翻弄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积极、奋争的声音，无论一人还是一时，无论荣睿、普照、业行甚至鉴真本人的言行，都透露出命运无边也巨大，人弱小更坚韧。《补陀落渡海记》中的悲观无力则更为彻底。人的愿望在大海另一端的观音仙境，没有谁曾亲见，并从那里返回。也没有谁能彻底否定观音净土信仰，只是自己的信仰不坚定，对能否抵达也毫无自信。

四

井上靖有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翌桧物语》，从大正时代主人公的小学阶段写起，到中学、大学，当记者，日本战败时期等。“翌檜”（罗汉柏）希望能成为比自己更高更大的檜（日本扁柏），这么期待着，但无论如何成就不了。小说述及和几位女性的相遇，不乏青涩情感，但最重要的还是书写了成长的苦痛，书写了未来的不可知、不可控所带来的压力。这苦痛不光是男主人公一人的，小说中登场的其他男男女女或多或少都有。

总的说来，井上靖书写自己的生活较少，据说为了避免对周围人的伤害，也是他更喜欢从历史故事及社会新闻里，挖掘能寄托自己观念的人物的一个原因。历史故事和社会新闻本是作家获得灵感和材料的渠道之一，然而，井上靖也面临一种诘问：在不同的故事和资料背景图前，站立的始终是井上靖。换言之，他把自己乔装在历史和新闻里，一遍遍讲述本质相同的故事。内里相同，故事是改头换面的包装，这也是不少流行小说和报纸小说胎里就带下的病。比如琼瑶小说，就有不少是类似的故事，文本有足够的消遣性，点缀些古体诗文来添雅趣，吸引了一大批读者一遍遍地过把瘾。

在《补陀落渡海记》里，金光坊起初最渴望的状态是，有那么一天，在信仰上抵达喜乐渡海的境界，如期来到观音净土——这是金光坊的成为“桧”的烦恼。

成为“桧”的苦恼，井上靖本人未必没有。纵然著作等身，声名远播，但还是推不开质疑和怠慢：报纸小说还是私小说？大众小说还是纯文学小说？历史小说还是当代小说？为何要写外国，写中国？是否因为现代小说难以得到好评才转写历史小说等。井上靖坚称，对他来说，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在创作上并无根本差别。然而，客观地看，井上靖写历史小说，会对不少生活细节一笔带过，好比京剧做派，转一圈已到庙前，扬一鞭，已是十里。他创作历史小说时也饱受资料有限之苦，换言之，细节与生活的原材料是不够的。在报纸小说和私小说、大众小说和纯文学小说，历史小说和当代小说的夹缝中生长是他的选择。当然，对“报纸小说”的微词有失偏颇，报纸小说并不等同于通俗和劣质小说，不少高质量的小说就是从报纸连载开始的。

晚年的井上靖说过这样的话：“年轻时，我写过题为《旁观者》的诗。其后五十年，到如今，除了旁观者便什么也不是。大致说来，哪怕是对于自身的快乐、自身的悲哀都没做到认真。与其说是没做到，不如说是做不到……必须快乐的时刻，在遥远的过去。必须哀伤的时刻，也一定是在遥远的过去。明明如此，那时却既没去快乐，也没去哀伤。”井上靖觉得，事到如今，再与快乐或哀伤这类想法对应，特别像是和作了战争的里子的青春虚幻相撞：“生也好，死也罢，快乐或是悲伤，都不过是骰子打滚。”

青春的创伤显然无以平复，青春时代蒙受战争风云，这是外部大世界造成的伤痛;而在私人小世界里，井上靖从小被父母交给祖父之妾照管。一度和家人短期团圆，由于父亲赴台北就职，再次被送至其他亲戚家寄宿，孤独和动荡是挥之不去的影子。这样一个少年人，在他必须哭泣时没有可撒娇的人与环境，必须快乐时又因长期孤独而不能从心底感受快乐。错位而不曾彻底开放的青少年期，像一个花骨朵儿，没得到适时、适量的雨水和陽光。井上靖被心中的纠葛缠绕，而他的文字，就像是葛藤开出的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