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宜学

泰戈尔的教育思想，如同他所倡导的东方文明、爱的哲学，都是他基于印度特有的政治、社会、文化孕育而生的，自有其合理基础和内核。但中国人眼里的泰戈尔的教育观，是与诗人泰戈尔为一体的，对其教育观的种种理解，包括误解，也都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当我们能以更客观全面的视角辩证理解泰戈尔的教育思想时，我们发现，泰戈尔的和谐教育理论和实践，也许就代表着人追求自我完善的主观和客观的完美结合：科技文明越发达，人们越渴望爱与美。

教育先行者与改革家

泰戈尔是个身体力行的教育改革家，他认为，只有充满自由与爱的教育，才能充分发展人的智力与道德，最终造就一个精神健全的人。他最反对强迫性的注入式的教育，认为教育越简易越自然越好，并使儿童减少学习的痛苦。

“太戈尔的教育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精神教育或者‘爱的教育。”（王希和：《太戈尔学说概观》，《东方杂志》第二十卷十四号，1923年7月25日）教育家泰戈尔与诗人泰戈尔是同时为中国人所认知的：

虽然知诗者则推太阿儿之诗，而太阿儿为预言者，为哲学者，为宗教家，为教育家，为印度之爱国者，为梵界之中兴伟人。（仲涛：《介绍太阿儿》，《大中华》，1916年2月20日）

郭沫若激赏泰戈尔教育先行者的功绩，并将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视为一种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行为，是民族复兴的一种象征，其地位，堪与十八世纪反封建教育的卢梭和十九世纪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丕时大罗启并举，位于伟大“匪徒”之列：

不安本分的野蛮人，教人“返自然”的卢梭呀！

不修边幅的无赖汉，善与恶疾儿童共寝的丕时大罗启呀！

不受约束的亡国奴，私建自然学园的泰戈尔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教育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郭沫若：《匪徒颂》）

因为教育家身份，泰戈尔1924年访华期间，上海教育界、北京教育界、浙江省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济南教育厅、山西省教育会、武汉教育界等都参加了欢迎泰戈尔的活动并负责组织安排泰戈尔的演讲。1924年4月25日下午，泰戈尔受邀游北海，梁启超、汪大燮、熊希龄、范源廉、胡适、张逢春、梁漱溟、林长民、林志钧、蒋方震、杨荫榆，以及英国人庄士敦、德国人威礼贤等陪同。因“今日来会者多属教育家”，泰戈尔谈了自己的教育理想。

1924年5月25日，泰戈尔在武汉辅德中学还系统介绍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以及自己在印度从事教育改革的原因和目标：

在以往之教育纯系机械式之教育，注重死的书本及教材，徒作无味之灌注;而在“自由启发”、“接近自然”上极不留心。在和平学院中之教育生活则不然：学生住校生活极自由，早起唱歌，游草野中，接受新鲜空气，纵赏田野风景，使其精神清雅，思想活泼，与此可爱之伟大自然合而为一，使彼等对于事物能自由观察，自由领悟;如学文学，不仅使其有文字上的美底學识，必使之与自然界中实地领略此文学之美感。如学农业，实业，不可徒读书本，要有实地之接触。盖我人为学非在仅知其情状，必进而研究其内心，万不可拘执，不去自己启发。而在教育儿童，尤必注重理性，培养其普遍而深刻之同情心，以去除一切民族间之嫉妒和误解。（《泰戈尔在汉口辅德中学之演讲》，王鸿文记，《文学旬刊》第三十九期，1924年6月21日）

但泰戈尔的教育理想和实践在当时的印度被视为离经叛道，遭到了各种力量的反对。守旧派攻击他亵渎印度教教规，而改革派则攻击他留恋过去，不肯前进。中国也有一些人批评他，尤其是1924年他访华前后，中国特殊的现实语境，使他倡导的爱的教育在中国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像是痴人说梦：

他的学校的学生不努力向前求实在的真理，只是静坐着讲空泛的渺茫的神。印度人是很胆怯的，他的学校的学生更其胆怯。他的学校的学生不深深感觉着他们已经是英国人的奴隶。他们日夜高唱着美的歌儿。他们满足自然。他们发达美感。他们没有复亡国之仇的观念。他们虽然恨强权者之苛刻，可是藏之于心或者发之于口，总不愿意毅然决然见诸实行。印度人悠游极了，他们更加悠游。不断的萎顿的柔懦的思情在他们的脑袋中包藏着。他们不感着他们有奇耻大辱。他们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与他们的心境的宽和一样的。他们从不兴奋。他们不感觉着任何大的刺激。他们的神经也许麻木了吗？（刘炳藜：《教育界对于太戈尔思想迎拒的态度》，《教育周报》，1924年5月1日）

反对英国殖民教育

在泰戈尔生活的时代，英国的商业运营、政治思想、教育理念等给印度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印度传统的“热情友善”“温馨友善”“单纯信仰”已经逐渐受到西方商业吞噬，另一方面又把印度“硬生生”拉入“新的时代潮流”。印度面对西方外来文化的侵入，大体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是因循守旧、坚持印度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免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

二是完全接受英式思维和英国生活方式，蔑视印度传统;

三是认识到欧洲思想文化给印度带来的巨大挑战，但同时意识到了印度文化的腐朽、缺乏活力的地方。

泰戈尔显然持第三种态度。他同时受到印度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影响，始终主张东、西方文化互补，并建立学校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基于此，他既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推行的殖民教育，也切身感受到了印度正统教育的非人性。

泰戈尔认为，殖民教育只是为了培养可供英国人驱使的印度人，而不是为了印度民族的复兴。在教育方法上，英式教育是一种物质主义的教育，机械、刻板、漠视人性与心智的发展变化，忽视艺术和道德的教育作用，只会使人逐渐脱离自己的天性，使受教育如同在监狱服刑。在泰戈尔看来，真正的教育一定是人格的（personal）教育，是要实现人格的全部。而西方教育的弊端，在于教育者不关心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只传授机械的知识，且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没有心灵的交流，“譬如用没燃着的洋烛去燃另一支洋烛，是绝对不可能的”（瞿菊农：《太戈儿的思想及其诗》，《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18号，1923年9月25日）。

泰戈尔也切身感受到了英国式教育的非人性：“我年轻时，也曾进过学校，但我最不喜欢在课室内上课，因我爱好自然。有些教员对我缺少同情，他们不能了解有些儿童有一颗柔嫩灵敏的心灵，反而以压力相加。其实呢，儿童的不服从，正足以表示教员所用方法的失败。我到了十三岁，就从学校中逃出，以后我永远不再进学校了。”（徐宝谦：《印度诗圣泰戈尔访问的回忆》，《申报》，1941年8月23日）泰戈尔的教育理想，在他游北海时曾向中国教育界人士谈及过，即：

教育贵有理想，有理想而后能收其效果。今日各国教育组织，有系统，有编制，独缺理想，余每念及辄为心痛。然吾侪之理想，决非只恃言论所能收功，故余欲从学校下种子云。（学乘：《太戈尔游华记》，《教育与人生》，第二十九期，1924年5月5日）

为了实现这种理想，自1901年起，他在圣地尼克坦的乡村建立了一所学校：

我们在种族精神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学校，希望以此成为世界不同种族的聚集地，他们都是相信神圣人性的理想主义者。

在泰戈尔看来，新的教育应该是人性的教育，同情的教育，爱的教育。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才可能超越偏见，实现互助、互通，形成命运共同体。

和谐大爱  超越时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泰戈尔将目光投向了全世界。他认为正是因为不同国家之间、东西方之间缺乏精神的沟通与交流，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完全是物质利益的争抢和财富的掠夺，所以才爆发了世界大战，并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害。1920—1921年在欧洲访问期间，泰戈尔目睹欧洲经“一战”之后的凋敝、苍凉，痛感世界和平的急迫性，萌生了建立一所以促进世界和平为目的的大学的想法。1921年，泰戈尔捐出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在圣地尼克坦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国际大学，孟加拉语是“Visva-Bharati”，是指“分支广泛的树”，其英译文是“World University”，因而常常被称为“国际大学”。国际大学针对英国统治者的奴化教育，倡导根据印度传统的教育方式，培养印度自己的爱国人才，成为培养印度民族独立和建设所需人才的学校，具体实践了泰戈尔的教育理想。

在泰戈尔看来，教育的最高目的是“靈魂的充量成长和自由。只使我们达到超越死和束缚的生活，只让我们遇见神，能为最后的真理而生活，这真理能释放我们，而且给我们富有，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内部光明的富有，不是权力，是爱”（王希和：《太戈尔学说概观》，《东方杂志》第二十卷十四号，1923年7月25日）。因此，国际大学实施顺应自然与人性的教育。“诗人幼时目睹儿童受习俗之羁绊，丧失天真之童心，故创此自然教育，以挽人性于狂澜。”“和平乡有三大特色：一为无宗教之偏见，人人信仰不一，不论其为印度教、回教、佛教或基督教，信仰唯一，并无派别。二为逃脱习俗羁縻之生活，衣不必整式，食不必甘味，席地而坐，倚林而教，音乐美术，陶冶人性，各种科学导源于一。三为戒杀生物，一虫一鸟，亦有生命，无故伤害，有违天律。”（周子亚：《近代印度文化之创造人泰戈尔及其事迹》，《亚洲世纪》，第一卷第一期，1947年5月1日）国际大学以爱与自由为目的、以启发人对自然的热爱为方法进行人格教育。这所学校里“绿林成荫，连接碧蓝”。学校里人人平等，学生不分出身、教别、男女，皆可入学。“那好像是由几百人组合的一个大家庭一样。他们没有课室，常在青草上绿荫下上课;而学生们常可以自由地在树上采果，在树林里捉迷藏，演剧，唱歌，跳舞，作画，及早晚静坐和祈祷等，是纯粹的自由活泼的性灵生活，没有一点儿市井的习气。”（巴宙：《太戈尔的教育观》，《宇宙风（乙刊）》1939年第十三期）在这所学校，印度古代教育理想与印度现代社会的需要相结合：“国际大学之使命，即在藉教育的力量，提倡新时代所需要的态度与理想”。（徐宝谦：《印度诗圣泰戈尔访问的回忆》，《申报》，1941年8月23日）孩子天性得到自由释放，田园牧歌取代了城市的喧嚣和乌烟瘴气，学生们的身心都健康发展，人性因此具有了神性。

泰戈尔所倡导的自然教育观是其和谐教育理念的一部分，与其“梵我一如”哲学息息相通。他的教育理想，就是培养学生能以自己的天性感悟大自然的天性，使人的心性能与宇宙的神性沟通、和谐、一体，从而使人人皆能领悟自然之奥秘，获得自然之力量，得到无限之快乐，实现人生的圆满。“我尽量让我的学生有自由发展及发表的机会，我竭力引起他们对于自然、音乐、艺术及乡村的兴趣。这样教育，我觉得是最理想的”。这是一种人格的教育，而非纯粹的知识教育，即使在今天，仍是人们追求的教育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