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

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陈时及其父亲是中华大学创办的先驱，这大体是不错的。但如果究其实，我们会发现陈时背后有他的家族，这才是中华大学真正的靠山。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华大学校史时，注意到了陈宣恺的作用，却往往忽视了陈朴生一家。由于二陈史料不丰，且多有以讹传讹、互相抵牾之处，导致二陈面目模糊，尤其陈朴生之遗孀喻氏对于中华大学之贡献更是鲜有提及。笔者细致爬梳有关史料，详加考证，冀方家有以教我。

1953年，陈时逝世。然而，做出了贡献的历史人物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中华大学校友吴先铭率先提笔追忆陈时，写出《陈时与中华大学的几个片段》，在武汉市政协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发表于《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三期，这篇文章在陈时后人及中华校友中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84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陈时孙女陈家益和中华大学校友对陈时的申诉，最后给予错案的结论。黄陂人民法院于当年6月13日撤销原判，宣告陈时无罪。9月12日，中共湖北省委有关部门在洪山礼堂隆重纪念教育家陈时，并给予高度评价：“陈时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爱国者……被誉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清苦的教育家。”从此，陈时不再是一个禁忌人物，而是一代教育家，以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重新走到世人面前。

陈时长子陈庆中、孙女陈家益共同写出了第二篇研究陈时的文章，题名为《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的一生》（署名作者陈庆中，末注陈家益整理），先发表于《武汉文史资料》1985年第二辑，后转载于《黄陂文史》1988年第一辑。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

他的父亲陈宣恺，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的举人。以后进京参加殿试，和南通张謇同登进士，后来担任清政府的湖北蕲州府学官，在清末制宪时期，他代表黄陂县为湖北省参议会议员，与议长汤化龙、协统黎元洪，均属同乡，过从甚密。清朝后期，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陈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陈宣恺所走的路，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路，他一方面勤奋攻读，争取功名;另一方面，在自己家乡添置产业，认为这样才能“光宗耀祖”，他长年在家读四书五经、宋明理学等书，他还比较爱“名”，乐意在家做些慈善事业，修桥补路，对无依无靠的孤老“发赈”，希望乡亲称他为“善人”。陈时是陈宣恺的第三个儿子。他出生之时，陈宣恺四十五岁，夫人朱氏四十六岁。

这是一段关于陈宣恺的原始资料，孙子写出了他眼中的祖父的形象。后来所有的研究文章，尤其是中华大学校史研究者，关于陈宣恺的描述莫不来源于此。如娄章胜在《陈时传》中说：“陈时的父亲陈宣恺，生于1847年，号再平，弟兄六人，他排行第五，人称“再平五爹”，世居黄陂环城桃花庙陈家中湾，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中举人。他曾御封为员外郎的官职，人称‘陈员外，在黄陂一带无人不知。1894年进京参加由清政府主持的每三年一次的殿试，考取进士，与其同登进士的有江苏南通的张謇。曾担任湖北蕲州府学政。”

陈时出生于1891年，陈宣恺时年四十五，由此推出陈宣恺生于1847年是大体不错的。但陈宣恺是否中过进士、是否担任过蕲州府学政呢？据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之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进士名录，其中并无陈宣恺（再平），再扩大范围查找，整个晚清进士名录中亦无，这说明陈宣恺不是进士。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按“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的举人”一说，陈宣恺中举也在光绪十五年以后。遗憾的是，清朝最后一版《黄陂县志》出版于同治十二年（1873），对于光绪年间的科举情况没有记载。光绪末年，举人已经很难立马担任知县，一般先从低级学官做起，清朝地方学官，省设学政，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陈宣恺很可能是担任八品的蕲州学正，而非蕲州学政。学政为省级官员，至少正三品，蕲州也不可能设有学政。中华大学校友会在所编校史中也认为陈宣恺任“蕲州府学政”。董宝良在《民办大学校长的先驱和楷模》一文中称陈宣恺“1894年殿试进士，出任湖北蕲州府教谕”，自是失察，却又看出“蕲州府学政”之误，于是改为“蕲州府教谕”，亦非精准。又有大量研究者笼统称为“蕲州学官”，大抵是见出“蕲州学政”之误的。台湾《湖北文献》1992年总第一百零五期发表“中华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纪念”的专文《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颇有简史味道，开首第一句即称：“清季湖北黄陂陈再平宣恺公，辞蕲水县教谕……”蕲水是今浠水，并非蕲州（即今蕲春），可能系台湾中华大学校友误记，但侧面证实了陈宣恺担任过学官。总之，陈宣恺虽然没有中进士，但考上举人，并担任蕲州学正应该不虚。

1915年5月1日，中华大学学术刊物《光华学报》创刊，身为校长的陈宣恺题写了刊名，让我们见识了陈宣恺的墨宝。在武汉图书馆馆藏的《中华大学章程》里，又有幸保存了陈宣恺的一篇弁言，全文如下：“‘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昔顾宁人先生病学术士风之不振，标举此义，以著下学指南。今则倾颓有过于明清鼎革之际，窃取之以为立学本旨。民国二年黄陂陈宣恺再平氏识。”

其中“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手写体，应该也是陈宣恺的手迹。这篇弁言为学者之言，可见陈宣恺的办学理念，以学术为本旨。文中提到的顾宁人，即顾炎武，为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陈宣恺将清末民初与明末清初相提并论，认为都是“鼎革之际”，前者更为“倾颓”，悲观之意溢于言表，但经世报国思想却已暗含其中。而真正将“教育救国”理念作为办学宗旨，并予以贯彻实施的是他的儿子陈时。在这本章程里，陈时也写了一篇弁言，其中说道：“映寰益当自砺，期无背乎教育之正义，以裨补于国家社会，非然者，教育结果仍如前清往迹，则此举实多事矣。”“以裨补于国家社会”，教育救国思想已呼之欲出，其境界又在乃父之上更上层楼了。

陈宣恺是创办中华大学的倡议者、主要创建者，陈时是中华大学的精神所在，也是重要的创建者之一。但是，多则史料也显示陈朴生之遗孀喻氏作用亦甚大，后人要真诚面对历史，不要忘了陈朴生和喻氏夫妇对中华大学的创建之功。而且，通过这一事实的披露，我们或可想见，整个黄陂陈氏对中华大学的支撑作用有多大。然而，目前研究者对这一事实大多是忽视的，从各种研究者说法相互抵牾即可得知。如中华大学校史编写组在《中华大学大事记》一文中称：“1912年5月，陈宣恺和族兄陈朴生捐资产倡办中华学校。”《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则称：“在他（陈时）的敦劝下，父亲与伯父陈朴生续捐田產……作为增办大学部之用。”陈庆中在《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的一生》中说：“陈时于1912年利用其父陈宣恺、伯父陈朴生的捐资……”其他史料也显示陈朴生为陈宣恺之兄，并非族兄。二人是兄弟还是一般族兄弟关系，搞清楚了，但隐藏在背后的问题却没有真正揭示出来。即很多研究者都指出陈时伯父陈朴生捐资，但事实是，陈朴生早逝，真正的捐资人并愿意一起“毁家兴学”的是陈朴生之遗孀喻氏。

这可以从陈时的自述中看出来，他在《武昌中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的“弁文”中回忆道：

时家本非素丰，以高、曾矩矱，每喜作慈善事，修桥梁道路，建寺观……先父乃令从事教育，愿捐家产之大半，仅留生活之所需，复值先伯母衰龄乏嗣，命不肖曰：“设汝能为予承禋祀者，将以薄产助汝办学。”同堂叔父及诸昆季皆表赞许，两家幸福之供给，皆愿牺牲为本校做基础。

1912年，陈宣恺已经六十五岁了，陈朴生据称早逝。从陈时回忆看，伯母喻氏也值“衰龄”，或还在陈宣恺年纪之上，又无子嗣，提出让陈时兼祧两房，她以家产助陈时办学。可见，提出捐资办学者是喻氏，并非陈朴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个封建妇女虽然是基于传统的承嗣香火的观念，但愿意变卖家产给嗣子办大学，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因此我们也应该为喻氏记上一功。陈时还说“同堂叔父及诸昆季，皆表赞许”，那么，这就是黄陂陈氏大家族的支撑了。虽然我们不能找到更多陈氏大家族对中华大学办学的实际支持，但我们是可以想见的。据称，陈仇九在黄陂就是与陈时齐名的乐善好施的乡绅，为发展黄陂做了巨大贡献。这与陈时说的“喜做善事”一脉相承，可见家风不坠。

《武昌中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的“弁文”下有两处注释，其中说“高、曾为高祖、曾祖的简称，这里指父祖辈”，怕是不确，当取本义，陈时强调的是祖上素有乐善好施的家风，也传到了父辈，现在轮到他这一辈效法了。又说“矩矱”，音“举获”，不确，音应为“举约”。

据陈家益说，陈宣恺兄弟六人。到了陈时这一代，三代以内的胞兄弟、堂兄弟一共十五人，除陈时外，较有影响的堂兄弟是陈仇九、陈映璜和陈一安。《黄陂大事记》载：“民国八年，邑绅陈一安、陈仇九兄弟在大嘴开办九一农场，有耕地三百二十亩，雇员工二十人。”1907年，陈宣恺曾送陈时、陈一安兄弟到日本留学。陈一安的儿子陈庆宣后成为李四光的弟子，并当选中科院院士。陈映璜早年留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1917年任國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教务主任，1919年冬代理校长。1925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主任，1949年去台湾，编著有《人类学》、《生理卫生学》、《博物词典》等，其中《人类学》是我国第一部人类学专著。据陈英才在《我在私立江汉中学的十年》一文中回忆说，担任江汉中学校董的陈时“还介绍其兄陈映璜为校董”。

由于陈时家谱在战时被毁，经过多方查找，仍无下落，且陈氏子孙星散，迄今仍多不往来，对于黄陂陈氏家族的探寻与研究也就只好以俟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