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亚群

下班铃声响过后，几辆自行车浑身震颤似的跑出了医院。

我在诊室独自坐了一会儿，双手抱着后脑勺，目光从天花板移到窗外，黑黑的屋脊分割出半块玻璃，屋脊上面站着的是天空，看起来仅仅是一角。这一段时光静得有些空荡。医生下了班，病人除非是急诊，多出来的空间配合着时间，而我的时间始终填充不了空间，下了班，我还是在医院，只不过下班的是白大褂。想深深吸口气，结果只是叹气。脱了白大褂，关门，上楼。

我的寝室在楼上中间，朝南，有一条走廊，连着东西，一个拐弯后，是楼梯，有十四级台阶。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门，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开始有些无聊，继而变得无趣。我关了门，摸出笛子，吹了一首曲子。因没人指点，不会运气，吹得头昏脑胀，一曲终了，大有解脱之意。

于是，我对着窗户放空。

玻璃上面糊着报纸，在我来之前已默默泛出一块块的黄斑，接引着字的漫漶，在时光深处悄悄埋藏那些字，那些事。当时，我想换上新的，因一时疏懒，竟然忘记了此事，时间长了后，我倒习惯了那两张旧报纸。对镇上新鲜的东西，我还没弄明白，既然不明白，就需要有一个过程，包括接受镇上最年轻的妇产科医生这个身份一样。

年轻在医生这个岗位上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

尤其叮嘱病人术后要避免性生活时，我就会结巴。房事、做爱、夫妻生活这些词让病人一头雾水，童医生用“走拢”直截了当，可我把“走拢”说得遮遮掩掩，声音细细的，窘迫与尴尬似乎撕扯着声带。有个别病人还很无辜地问我，多长时间可以“走拢”。这样的问话有时让我很愤怒，但愤怒无效，嘴里不得不重复“走拢”。

当然，病人不能完全信任我，还不是特别严重的事，只要我会熬，熬成童医生和牛医生的年龄，我也会被病人叫成姐，那时说出“走拢”一词，肯定与童医生一样波澜不惊。

然而，一眼望到底的生活，并非是我的彼岸。

我对起承转合的生活充满迷恋。

我在心里堆砌着种种念想，它们越来越让我不安心于眼下的一切。

只是，我分不清是抱负还是欲望，似乎一半被鸟带到云端，另一半，落到了水中。

而我能看到的鸟，无非是麻雀。

麻雀，一生的活动半径或许不过几个村子，飞行时身子佝偻，一耸一耸，似乎驮着一袋心事。即使收起羽毛，它们也是不住地拧着脖子。它们的一生灰色而短浅，还带着惊慌，常常淹没于村庄的烟灰色里。

墙外有溪水，潺潺的声音四平八稳，似乎带着某种隐忍，也像是看空一切，在暮色渐渐围拢过来的时候，水流声越来越清晰，几乎爬上我的书桌。

桌子是旧的，两只抽屉一只拉出关不上，一只关上拉不出，像是老木匠的眼睛，一睁一闭。左边的桌脚底下还塞了一块半的木板，为找这块板，我费了很多工夫。太厚，桌子往窗边斜，太薄了，便朝我身边靠。

桌上堆放着零乱的稿纸。文章已经写了好几天了。有时被第一段所困扰，写来写去，总是不满意。我完全可以选择另起一行，或干脆先搁着，可我太偏执于文章的开头，就像给人做手术，之前必须做好基本的检查，问病史、测体温。这个程序深深影响到我的写作，把文章的“起”当成了一种敬畏，像是在纸上完成仪式。

可想而知，我的笔会时时卡在纸上，被某个意思，或某段话所拦截，涂涂改改，删删减减，仍无法让文章“起”来。时间一长，我的胃会隐隐作痛，仿佛那些词语和病句跑进了胃里，互相碰撞。那只拉出关不上的抽屉里有一些治胃病的常用药，不舒服的时候我会摸出一瓶。偶尔，药没摸到，却抽出一本字帖。我便在草稿纸上练字，用一种字修复另一种字。

没有人知道我在写东西。我只在晚上写，像一只躲躲闪闪的麻雀，在纸上低飞，或带着紧张的蹦跳，东一段，西一截。我并不十分清楚怎么写，只是努力把心里不想顺从于现实的感觉写到纸上。然而，我无法把握住那些情绪，它们有时明明就在我眼前，也真实地徘徊在我的心底，可我一碰，它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找不出排遣这种糟糕情绪的方法，只好压指关节，一节节过去，咔嚓，咔嚓。我自虐似的，把十个指关节压了一遍，咔嚓的声音在灯下响着，而文章仍没有“起”成。

我最接近的是孕育那些事。没有了孕育，乡村是失魂落魄的。

写作于我是另一场孕育。

虫子开始在墙根吱溜作响，享受着夜里的每一寸光阴，它们似乎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寻着一条说不清楚的边际，准备溜到另一个更遥远的地方。

遥远让夜晚变得轻盈起来，它接引着我笔下的文字。

有時，我会听到一些杂声，很奇怪，有一只鸟总在暗夜里鸣叫，叫得还不是很好听，粗粗的，啊哈啊哈哈哈，类似这样的节奏，似乎嘲笑着什么。我自然把自己想象成它嘲笑的对象，感觉它在嘲弄我。但我也无可奈何。偶尔还能闻到香味，应该是樟树。樟树的花很小，如米粒，可结的果却不小，黑色的，趁不备时，啪地一声，掉进脖子里。人与植物都是相通的，希望开花结果，希望向上。

稿纸上的字，起初很认真，可后来越来越潦草，比处方上的字还要差。处方上的字东倒西歪是故意的，你不写成天书，就无法获得病人的信任，潦草成了资历，而稿纸上的字是被我喂养出来的。只是，我辜负了那些念想，成了文字的后母，把它们写得枯瘦、干瘪。

我写废掉了许多稿纸，还是写不出令自己舒服的文字。我试图寻找一些有意思的词藻，去修补记号里的文字。我的笔在纸上匍匐，我的手跟着在匍匐，指头几乎是向纸跪拜，也向文字跪拜。一起跪拜的还有那些故事，以及故事里的人和事。昨天那个老头又来了，手里拎着一只大公鸡，让我给他取鸡血，然后给他打针，说是从上海得来的偏方。我不肯。谁也不肯。他只好回去，大公鸡一路高亢鸣叫。今天，老头又来，大公鸡没来。他一瘸一瘸的，屁股上满是瘀血。他跟我要药棉，我给他装了一小瓶。我同他说过几句话，可我表达时怎么也说不全他的细节。

我在昏黄的灯光下盯着自己的双手，恨不得用目光淬炼它们，像铁匠一样锻造出一把锐利的镰刀。曾有人惊叹我的手，白皙、小巧且光洁。当得知我是助产士时，那人不无感慨地说，这才是接引生命的手。

可是，我无法助产文字。

我写废掉了很多稿纸，但从不乱弃那些草稿，上面有许多的记号，拧着一根尾巴或一条粗壮的直线，从文字中间横穿而过，也有几个三角形。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抽屉里，与药挤在一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仿佛等待着某种提醒。

一个雨夜，我站宿舍门口的走廊里，屋檐下滴滴滴答答，一声接着一声，跟抽泣似的。其中还掺和着别的声音，迷糊，听不太真切，像是一团光阴煮着的心事。路灯在雨帘中照出一小块惨淡的昏黄。四周很寂静，医院的大门也合上了。我突然一阵伤感，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在小镇的褶皱里打转，不知道属于自己的那块泥土在哪里。我仿佛走散在岁月的荒野里。

我找出所有的草稿纸，用一张报纸裹住，下楼走到了食堂。菊婶婶把最后一壶开水烧开后准备封炉了，我说借用一下。菊婶婶没问我干什么用，只是问我要不要再添一只煤球，我说不用了。菊婶婶猫进她的小屋后，我把火炉放在灶膛边，靠近的草稿纸迅速舔起一朵朵火苗，然后被我塞进灶膛里。我知道有一缕缕烟在雪夜中升起，又慢慢散去。火光映红了我的脸，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文字的温暖，这也像是文字向我告别的仪式。

我到底还是没有放弃对文字的孕育。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准确地捕捉感觉，但我发现自己找到了路径，在别人的文章里寻找熟悉的情绪，并临摹下来。这是我的一个秘密，我也为这个秘密欣喜若狂，仿佛找到了“不孕不育”的偏方。

后来，我读到“爬格子”这个词，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用错了稿纸。我把投稿后石沉大海的缘由归结于此。我原谅了自己，这种快乐虽然短暂，却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重新开始。

我精心挑选了三首诗，跑到邮电所，把信小心地投放到邮筒里。离开前又反复往里看，担心我的信跟别人的信粘连在一起，邮递员分发信件时扯坏了信封。有时又瞎猜它们被投寄时弄丢了。总之，诗是寄出去了，但心思却越来越重。

我哀叹那些寄出去的文字。至此，我不得不感慨植物，它们的果荚太神奇了，只有孕育成熟的时候才会弹出身体里所有的果子，完成它们的分娩。我太急于求成了，根本來不及打磨，便草率地往外投，就像把还没有孕育成熟的孩子暴露在外。

我不得不坦白自己那些卑微的想法和做法，在稿件里附上一封信，写自己蜗居乡下是如何如何的糟糕，生活遭遇了什么样的变故，现在只剩下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能看到自己的诗歌变成铅字，可其结果仍一样。

我并没有死心，仍然每个晚上躲在斗室里捉笔。遇到同事打牌的邀请，我总婉言谢绝。我不敢说自己在写作，只是说反正也没事，看看书消磨时光，还特意用镇上的方言把“消磨时光”这四个字的声调加重、拖长。我不知道别人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感觉，我自己觉得那四个字像是一根草绳掉落地上突然散开了结似的。

上班，我用手检查病人，接生，做手术，接管着一桩桩的孕事。下班，我用手握笔，邀约那些文字在格子坐坐或住下来。我也慢慢习惯了与文字相处的不容易，就像我碰到过的那些不孕不育以及难产。

我知道泥沙俱下的一切可能，也晓得平庸在岁月里轻摇慢晃，可我没有放弃用文字孕育夜晚的宁静。

每当我放下笔时，四周一片寂然，仿佛是从乾坤处滴漏下来，我甚至听到虫子擦着草尖飞过，恍惚之间，有什么珍贵的东西与我迎面相逢了。

一个文友

海燕走进来的时候，我刚脱掉白大褂。她一瘸一拐的，因没有声音，只见余光里有一个影子跟括号似的括到我跟前，然后像一截锄头咬进泥里，定住了。我不由一惊，猛抬起头，海燕露着一张干瘪的笑脸，笑里有饱满的讨好与谦卑，身子往上挺了挺，可一会儿还是往右歪。

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叫海燕，只把她当成病人。

我习惯性地问她，你看什么？她露着一口四环素牙，说，我看你。看病说成看医生，大家都理解。可当医生改成你后，感觉这里面有了不一样的味道。至于什么味道，我一时还真说不出来。我请她坐到凳上，可她扭扭捏捏，一边晃还一边躲，似乎很嫌弃那条凳。你哪里不舒服？我改了另外一种问询方式。

她吃吃地笑着，脸上的皱纹根本无处可藏。她向我眨着眼睛，似乎努力想装出扑闪的样子，可我觉得那眨眼的动作过于僵硬，仿佛是夹一张纸片。她说，我是海燕。说完，她特意用手捋了下头发，像是顺带着的样子，身子也轻轻晃了晃。我注意到她烫了一个爆炸头，跟非洲狮子似的，几乎遮盖了她一半的五官，这使得整张脸看上去被人捏过似的。

我说，你要看什么病？

我没叫她海燕，而是仍用了你。

海燕收起了笑容，说，我不看病，是看你。我知道你也在写文章，我也在写文章，我过来跟你交流文学。海燕说这话时身子又往上挺了挺，仿佛文学顶住了她的脊椎。

我心里不由呵呵了几下。我说，我也就喜欢而已，那些小东西还够不上文学，称她们文字也有些勉强。我说的是实话，写了三年，仅发表一些小豆腐块文章。文学，实在很宏大，能沾个边已显出文学对我的慈悲。

海燕再次绽开笑容，像一朵将要萎谢的喇叭花。她说，都变成铅字了，还不叫文学啊？我特别崇拜作家。她目光灼灼，似乎认准我就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当我意识到自己正直面这个比喻时，身上感到一阵燥热，赶紧去握桌上的杯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

之后，我跟海燕一时无话。

我听到隔壁人家在唤鸭赶鸡，落到耳边像是嗷嗷起身，吁吁回去。因为静，也因为我此刻被海燕的话弄得有点无所适从，因此，这唤鸭赶鸡的声音节奏，听起来特舒服。我在心里解读着那位大嫂或阿姨的嗷嗷与吁吁，可投射到大脑里是起身与回去，我情不自禁起身，走三步，像是给海燕做示范。海燕支在桌边，既没有坐下来的意思，也没有想离开的迹象。这时，一缕夕阳的光打在玻璃窗上，折射出金黄的光芒，不偏不倚与她的爆炸头相迎，她像一朵向日葵似的对着我。我再次感到燥热。

我说，我给你倒杯茶。海燕忙摆摆手，说，不麻烦，我马上就走。这是我所预期的效果。我装作客气了一下后，适时停止了倒茶的动作。然而，海燕仍然没有走，还在我的右边支着身子。我说，要不，你坐一会儿？海燕看看条凳，说，这个凳子坐过的都是妇女吧。我接不上话。她又说，我还是小姑娘。她说这话时下巴不由往上抬了抬，似乎想把骄傲两个字表达出来。

这时候，我承认自己确实有些烦了。一半因为她不是病人，何况我已经下班。另一半我对她的做作有些反感。我在桌前摆弄着钢笔，说，我待会儿还要去看个病人。我撒了谎。

海燕似乎这才想起离开。离开前，海燕把身子靠在门框上，探出爆炸头，往外探了一下，似乎在确认外面有没有人，之后才摇摇晃晃地离去，也没跟我打个招呼。

我有些木然地坐了一会儿。好像刚才来了个病人，可她说是来看我的。我没给她倒茶，她也没坐。然后，我骗她要去看个病人，于是她走了。她的腿不怎么方便，出去摇摇晃晃，腿上一定有病。只是，看她的腿病，不是我的专业。我像拼图一样，回忆着那个叫海燕的女人。隔壁还在唤鸭赶鸡，再听，是回去吁吁，嗷嗷起身。

是夜，我在灯下写日记。

一同记进的还有海燕，一条腿有不便，且又固执地站立着的一个女人。或许，我称她为女人，可能她会不快。

当然，我不可能叫她女人的。女人在镇上还有别称，叫老宁，往往是指为人妇。出了镇，我不知道女人这词还能涵盖到哪些人。

我的日子极其平淡，上班门诊，下班宿舍，只是无法做到淡然，一空闲，心里就觉得堵。一堵，就想写东西。写着写着，我会发起呆来。而后，心情平静，继续纸上涂鸦。偶爾也会对着纸上的文字出神，等回过神来，我会想起那句“你也在写文章”。再往里想，有一丝愧疚，我那天的做法类似于轰，为了让她快点离开而编了谎言，且态度也不那么友善。心里不知怎的，又开始堵，我在愧疚面前迈不过去。

所以，当我再次看到海燕的时候，热情与客气一齐握住了我的情绪。这次是在宿舍。我请她坐下，她马上坐了下来。我给她倒茶，她起身接过。海燕上身穿了一件小翻领的外套，下身是黑色的紧身裤，依然有点不太搭配。不过，这次她在爆炸头上扎了一根蓝色的手绢，整个脸看上去清秀了许多。

我跟她闲聊着，但更多像是做问答题。她问我属什么。我说属鼠。她说，她属猪。我在心里掐了一下，比我大一岁不可能，那么应该是比我大十三岁。我问她住哪里？她说在陈岙。在镇的北面，离医院不远，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她问我平时看什么书。我老老实实回答她，还给她指了指我的书架，上面是三排书脊。像是回礼，我问她喜欢看什么书。她说，她喜欢看文学书。这个我能理解。

后来，我们不知不觉说到了各自写的东西。她说，能不能给她看看我发表的东西。我把贴有作品的本子递给她。她翻一张，低低地惊叹一声，毫无雕琢。我坐在她的对面，虽然有些难为情，但还是比较受用。我有些愉快起来。

她合上本子，也合上了她的惊叹。她说，想不到你发表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她说得诚心诚意。我笑了笑，谦虚与羞涩都包含在了笑的里面。我问她喜欢写什么。我记起她也写文章这事。

她说，她写的是诗歌。说到这儿，她嚯地站了起来，身子有那么几秒钟内显得不是很平衡。我不由也站了起来。她忙按下我，说，她要给我念一首她写的诗。

她念得很投入，两只手往前伸，时而握拳，时而松开，时而又往头上晃晃，似乎力量正喷薄欲出。只是，她的脚有点力不从心，一只往外拐，一只往里弯，偶尔两只脚碰一碰，但很快又分开。

她问我写得怎么样？我不敢说实话，只能含糊其辞，说是写得真好。其实我只听清了一个“啊”字还有一个“爱”字。余下，我听得很吃力。

这时菊婶婶在楼下喊我可以吃饭了。我留海燕一起吃饭。她嚯地站了起来说，不吃了，该回去了。我陪她下楼。到了医院门口，她不让我送了，自顾骑上自行车走了。她的两条腿在风中像是有平仄，一会儿左拐，一会儿右倾。我回去的时候又听到唤鸭赶鸡声。

之后，海燕又来过几次，带着她写的诗歌。她的诗歌写在练习本上，字歪歪扭扭，像是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当我心里冒出这个病名时，海燕说，她的腿是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的。顺着这个话题，我们说了很多。

海燕念了一年初中，后回家务农。十七岁时突然双腿疼痛，不会走路。看了很多医生，甚至吃过庙里的香灰，都没怎么有用。就在全家准备放弃时，她叔叔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一位郎中，在他那里看了几回，还扎了几次针灸，腿慢慢可以下地了。但她基本不能干重活，而且天气变冷或下雨，腿就会作痛。她在家待着，特别无聊，离希望与憧憬很远。有次，她在邻居家看到了几本杂志。借来读后，按她的话说，是文学突然打开了她的天空。

海燕的诗歌写得一般般，无非是对贞洁的赞美，对明天的期待，还有对自己处境的哀叹。可每次我都说写得很好，就像她惊叹我的豆腐块般的作品一样。海燕从我这里抄走了不少杂志的地址，她准备向外投稿。出于热心，我还指点了一二，比如要用方格纸，最好用钢笔抄，可以附上一封给编辑的信，等等。

海燕的诗歌，从来没有发表过。我一开始可以选择劝她先别投稿，但没有。对于一个有腿疾的人而言，心存一个美丽的梦想，哪怕是泡沫，在没有破裂前也仍能给她带来希望。可后来的事情，非我所能预料。

海燕在几家文学杂志社登了交友启示，一下子收到了许多封同样是爱好文学的异性朋友来信。她似乎对此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三天两头跑邮电所寄信，还给他们寄土特产。偶尔也会拐到医院里来跟我聊几句，看得出她心情特好，腿脚也很轻松。她有时给我看那些陌生朋友的信，有些同样是农村的，有些是有单位的，那些单位也是五花八门，工厂的、部队的、地质勘探队的。

海燕如何跟他们交流，我不得而知。海燕没说起过，我也没问。只是，我隐隐感到这是件不太实际的事。海燕虽然腿有点小问题，人也不怎么漂亮，但在农村嫁个男人根本不成问题。据她的说法，那些相亲过的男人都配不上她，理由是他们不懂诗歌，只晓得吃喝。文学装饰了她的生活，也阻碍了她的生活。这句话我一直想跟她说，可到底还是没说。

也不知过了多久，大概快一年吧，她突然跑过来找我商量事情，这次一点也不嫌弃产科门诊的凳子，一屁股坐了上去。她面露羞怯，又带些紧张与不安。她说，过几天有个南京的朋友想过来看她，问我要不要见一见？我惊愕不已。

她说，那个人跟她通讯最多，相互还寄过照片。

我再次惊讶。

她又说，她想在我这里见个面，家里肯定不行。

原来，她在信里撒了个谎，说是在医院里上班，父母也是医生，对她管得很严。

我有些纳闷，那个笔友难道也不会动脑子？要么她寄过去的照片是她十多年前的照的，要么她写的信是抄杂志上的。

我在心里快速地想了想，劝她果断拒绝，否则这个谎言的窟窿会越来越大，最后谁也无法预料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她神情一下子暗淡起来，对着窗外发了会愣。离开前她再央求我能不能帮这个忙？我狠狠心，还是拒绝了。

那个南京笔友到底有没有来，我不得而知。海燕也再没来过我这里。我有时也会想到她，猜想她的现状，有好的，也有不好不坏的，唯独不愿去想不好的。我跟她算不上是朋友，拢共也只见过几次面，但她交友的事，我多多少少有些责任，是我闲谈时提起过，只要付五元的信息费，杂志社就可以在页角帮你刊登一则交友信息。文友，大多靠这种方式建立书信来往。

我内疚时，一片落叶正好从树上飘了下来，兜兜转转，最后趴在了窗台上，上面是红褐色的斑驳，像住进了一个秋天，仔细一看，是密集的虫眼。一阵怅然漫了上来，海燕如果是一片零落的落叶，那么我就是那些虫眼，靠着对文学的想象温暖着单薄的日子，所不同的是，我想用命运孕育语言，而她是想把词从命运中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