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子

十九世纪的喀什噶尔是什么样子？

站在人声喧哗的新疆喀什街头，我想起瑞典的东方学家贡纳尔·雅林曾这样描述过当年的他所看过的喀什噶尔：“那时的喀什噶尔如同现代回到中世纪，回到拍摄电影《一千零一夜》所设置的场景中。”

在那个年代，喀什噶尔城被大约十米高的结实的城墙环绕着，城墙是用晒干的土块加上填满土块缝之间的泥修筑成的，城墙顶部很宽，足以行驶一辆两轮马车，城墙里的人与外界的沟通是通过五个巨大的城门进行的，城门暮闭晓开。城里有各种各样的巴扎、规模巨大的清真寺，还有富人和穷人住的房子。国家政权机构在城外，同时在城外的还有英国和俄国领事馆、瑞典传教团以及它开设的医院及其他福利机构。

城外绿茵处处，阳光灿烂，而在城里却总是半明半暗……

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在《沙埋和阗废墟记》中也同样描述了他刚刚抵达新疆喀什噶尔时对这个偏远城市的印象。

“在道路的一个拐弯处，出现了一条宽阔的河沟，其中有条浅浅的溪流，但其背后却没有城墙、望楼或其他象征东方城市的迹象……在河对岸，我们绕过满是尘土的郊区小道往前，妇女们戴着高得出奇的帽子，三五成群地在黄昏中聚在一起交谈……

天刚擦黑时城墙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泥砌的整齐城垛和方形城堡，看上去巨大而森严，不禁让我想起了许多古老游记中看到过的中世纪城堡。城外一片寂静漆黑。城门早已关闭……”

在那位对中亚故都充满回忆的瑞典汉学家贡纳尔·雅林眼里，那时的喀什噶尔城，充满了中世纪初《一千零一夜》的迷人情调：没有汽车也没有摩托车，当地人甚至连自行车都没有见过。一个汉族人带了一辆自行车到喀什噶尔，当地人把它叫作“魔鬼车”，他们还把贡纳尔·雅林带去的唱片音乐叫做“魔鬼的声音”。

有一天，喀什噶尔安延集区狭窄的街道上非常拥挤，原来，在街边一家比较大的商店门口有两个红唇粉颊、仪态雍容华贵的汉族夫人在商店里买东西，街上的人一个个挤近马车，想看清楚这两个“妖精”长啥样……

那时的喀什噶尔，没有电灯照亮那些巴扎附近黑暗、狭窄的街道，没有报纸，更没有印刷的书籍——苍眉鹤发的维吾尔族文书抄写人双腿盘坐，用整齐的阿拉伯字母抄写手稿。

大街上到处都是运水的人，当地人背着绵羊或山羊皮做的容器盛放的水，弓着虾米一样的身子缓慢走过昏暗的街道，平顶屋的黄土房顶上，染匠把一股又一股的纱线挂在了杆子上，把他们占据的那一部分巴扎刷成了红、黄、蓝和绿色，而这些明快的色彩又东一块西一条地出现在他们的衣服上。

狭窄的小巷子里到处都是不同民族的人流，有钱人骑着气度不凡的马，马鞍子上蒙着精美图案的毯子，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穿梭而过。临近黄昏的时候，油灯把飘忽不定的灯光洒向那些在幽深的巷子里移动的身影上，昏黄的光线中有颗粒细小的尘土在飘浮。

这个时候，你可以听见从一座座低矮的房子里传出的模糊的人声和音乐声——那是由两根弦的都塔尔奏出美妙的琴声，还有维吾尔族民歌声，时高时低。歌声和琴声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有时歌声会突然长久地停顿下来，然后琴声又起。越来越暗的巷道里弥漫着烟熏的气息，温和的夜晚的气息……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相当多的不安分的探险家和商贾的心目中，中亞腹地的喀什噶尔是神秘诱人的。在电报和飞机发明之前，这个用土城墙围起的地方，同时也是地球上少有的外国人难以进入的异域城邦之一。

极少外国人难以到达喀什噶尔，不仅仅因为它靠近俄国边境，政治上很敏感，而且也因为它位于环境恶劣的蛮荒之地。而这些外国人，在路上经历了几个月，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在历经了千辛万险、突破了帕米尔群山和喀喇昆仑山的羁绊抵达了喀什噶尔后，喀什噶尔的色彩气息，喀什噶尔的神秘诱人、古朴质直……像抒情诗，像民间歌谣，会让每一个到过这里的人有一种终身难以忘怀的喀什噶尔情结。

贡纳尔·雅林作为一个对中国怀有挚爱之情的外国人，曾数次驻留喀什噶尔，他说：“在今天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人们也不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喀什噶尔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中世纪社会。过去很长时间里，在阿富汗曾存在过这样的一些社会，但即使在那里，这些社会也已在现代强暴面前崩溃了。不幸的是，对古老的喀什噶尔却没有人写出令人满意的著述来……我很遗憾……”

看到这里，我倒认为贡纳尔·雅林的这番话有失偏颇。

其实，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正是新疆探险考察的黄金时期，不少想了解新疆，想弄明白中亚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的那些“不安分”的外国学者、探险家们，都把中亚的喀什噶尔看作是梦寐以求的桃花源。他们经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突破了生命禁区，来到喀什噶尔，用他们的语言文字，或盲人摸象，或演义铺陈，把他们眼中的“喀什噶尔印象”介绍给每一个关心它的人们。

1900年，马克·奥里尔·斯坦因在来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进行历史考察探险时，在他所著的《沙埋和阗废墟记》中就曾详尽地展现过中世纪喀什噶尔风土人情的社会风情画面，读来令人难以释卷。

伊拉·赛克斯来喀什噶尔时也写了一本书《穿越中亚的沙漠与绿洲》，她的哥哥还为这本书增写了关于中世纪喀什噶尔的历史、地理和民俗风情的部分章节。据说这本书1920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还有一位是艾瑞克·西普顿，他写的第一本书是关于他自己在喀什噶尔及其周围地区的经历;同样，珀西·厄瑟顿在英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工作期间，也写过一本记述他生活在喀什噶尔最初岁月的书——《在亚洲腹地》。

但这其中，有两位外国女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不可替代，那就是秦尼巴克（中国花园）的女主人，即两位来自英国的外交官夫人。其中一位是在英国土生土长的“小家碧玉”，她作为英国驻喀什噶尔第一任外交官夫人，随丈夫马嘎特尼共同来到喀什噶尔，在那里生活了十七年之久。

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她的经历绝不是一般妇女所能够有的经历。后来，她写下了《外交官夫人的回忆》。

另一位是戴安娜·西普顿，作为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最后一位外交官的夫人，她随丈夫在秦尼巴克驻留期间，同样也生出喀什噶尔情结，伴随终身，在自己的回忆录《古老的土地》中，为喀什噶尔设置了专门的章节，引领我们品味喀什噶尔弥漫着中世纪的古朴和情调。

透过时间的重重屏障，这两位外国妇女的回忆，给了我一双重新探尋历史，探寻这座著名的往日之城的眼睛。

秦尼巴克是中西合璧的词，即“中国花园”。秦尼是英文CHINA（中国）的译音，巴克是维吾尔文“花园”的意思。

秦尼巴克的称谓，肇源于十九世纪末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的设置。

这个坐落在喀什噶尔，在印度和北极之间飘扬着唯一一面英国国旗的小小领事馆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纪前，在英帝国和沙皇俄国争夺中亚而进行的三十多年的大角逐中，喀什噶尔一直是大不列颠帝国最前沿的一个阵地。而在这之前，处于扩张时期的沙皇俄国也早已将政治、军事、外交的触角伸到了喀什噶尔，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例行公事”二十多年。

俄领事馆驻扎着一支由两名军官统带的军队，有四十五名哥萨克的精兵，这足够在中亚的任何城市成为“代言人”。俄国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也被斯文·赫定称为喀什噶尔“最有势力的人”，当地居民把他称作“新喀什噶尔王”。

为在亚洲取得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权，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一直进行着漫长而又扑朔迷离的争斗，看到俄国人抢先下手，英国人强烈地感到了自己的落后，也紧跟着在喀什噶尔建立了自己的领事馆，秦尼巴克就是喀什噶尔当局安排给英领事馆员代表居住的地方。

乔治·马嘎特尼（马继业）则是英政府派往喀什噶尔的第一位官员。

马嘎特尼有一个不寻常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英国来华的传教士，苏格兰人，他的母亲则是一个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中国人。十岁之前，马嘎特尼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南京，这使马嘎特尼精通汉语，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字：马继业。

1890年，二十四岁的马嘎特尼与比他年长两岁的英国军官、中亚的探险家弗朗西斯·扬哈斯本一起来到喀什噶尔。

当时新疆喀什噶尔的二月还是一个天气灰蒙蒙的月份，春天的开始意味着大地冰雪的融化，狭窄的道路和街道肮脏不堪，到处是坑坑洼洼，泥泞一片。当他俩站在热闹嘈杂的喀什噶尔街头，依稀听到从阿帕克·霍加陵墓附近的经文学校传出的诵读声，学生们一遍遍地齐声背诵每一个深奥的句子。

白杨树下，成群的乞丐吵嚷着向路人们要施舍;古老破旧的街区两边都是手工匠人，一个卖馕人盘腿坐在一堆堆疙瘩馕和马克馕中，一队骆驼缓步走向巴扎最遥远的角落……

这位来自英国爵士家庭的马嘎特尼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到处是苍蝇的城市一住就是二十八年，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事业的全部年华。

起初，马嘎特尼的身份是英国驻喀什噶尔代表，1912年成为总领事，1913年被封为爵士。

马嘎特尼刚来喀什噶尔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照管在喀什噶尔及中国新疆其他地方的英籍印度属民。平时除了与一个喜欢私自酿酒和对着空旷四壁布道的古怪荷兰神父交往外，几乎没什么朋友。

终于，在八年后的一天，马嘎特尼没有通知任何家人，出人意料地从喀什噶尔赶回了英国，和他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长大的英国女孩凯瑟琳结了婚。在这之前，他们已订婚两年。

凯瑟琳长什么样？我想象着，她一定长着长而微卷的金黄色头发，灰褐色的眼睛沉静而温柔，遇到对方火辣辣的目光时，她总是把眼睛低垂下来，让浓密的头发将它们遮掩。但她又是一个喜欢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对爱情和未来生活充满无限幻想的女孩。

她说：“在许多年前的一个早秋的上午，我正在厨房里做点心，那一年我才二十一岁，还是一个姑娘，我的未婚夫在喀什噶尔任职，我知道这一点，我未来的生活注定要在中亚的荒僻之地度过。所以，现在我极其认真地学会做那个遥远封闭的地方或许对我有用处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厨房里，虽然我的双手忙于搅鸡蛋，但思绪早已飞向了喀什噶尔……”

凯瑟琳与马嘎特尼结婚后，他俩便告别了英国，踏上了充满冒险色彩的旅行，这对于凯瑟琳这样一个认为自己是世上最腼腆、最没有冒险精神的女孩来说，的确是一次了不起的冒险旅程。

因为在这之前，凯瑟琳从没有走出自己为传统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家庭一步，更没有要去周游世界的想法，一丁点儿都没有。除了会做点心，她说自己并不具备要过一种先驱者探险生活的任何条件和素质。

现在的世界已变得既单调乏味又千篇一律，虽然他们并未刻意去寻求什么，但他们别无选择，在没有飞机、没有汽车的情况下进入到那个生命的禁区。他们像很多个世纪前的人们一样，沿着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商道，依靠牲口到喀什噶尔去。

一路上，他们横穿欧洲、渡过黑海，沿着横越黑海到安集延的铁路沿线。接着他们又乘坐俄国邮车从安集延到了奥代，再从那里骑马翻越了天山山脉，到达了喀什噶尔。

一路上，他们穿越了广袤的俄国和俄领中亚，广阔原野上疾驰的俄国邮车、驿站、中亚大铁路沿途的小镇、巴库迷人的夜景，无尽的天涯孤旅以及由冰山融雪滋润的边境城市奥什等，让凯瑟琳这个平静如水、毫无涟漪的在家里生活的人一下子完全变了样。

特别是当她进入被冰雪肆虐的帕米尔的经历，让她和丈夫一行目睹了一场触目惊心的冰洪之灾：“一路上到处躺着死马的尸体，还有奄奄一息的马，有些马只剩了残肢……这些马原来驮的货物就摆在尸体两边。附近的天空中，秃鹫盘旋着，等着他们走过，好再开始它们令人可怕的争抢死马肉的战斗。”

再往前，他们遇到了一幅可怕的惨景。他们的马先看到了这幅惨景。开始，它们的鼻子发出了哼哼声，然后变得躁动不安起来。接着，他们看到在前方不远的一条阴暗的山谷里，一个驮队，包括人和马，都被冻死在那里，马匹依然直立在地面上，但已冻得僵硬不堪，死去了。他们可能是碰上了一场暴风雪才遭到这样的厄运。

而秃鹫们正站在尸骨身上，津津有味地干着老勾当，把人骨和马骨上的肉叼得干干净净。他们慢慢地走过那些尸骨，离开了那个确确实实的死亡之谷，把这个命运悲惨的驮队丢在了身后……

我也由此获取了对这条穿越帕米尔古道的形象的认识。

我仿佛听见她闪烁其间的声音在寂静中播散，话语变得简短、有力、沉稳。过去那些向喀喇昆仑和帕米尔之路挑战的人——特别是妇女，她们用肉体去历险，寻找一种最真实的体验。这体验紧贴肌肤一般，与他人的结论无关。

我试着去想象，那一定是一种时间和生命的极限感。

在它的尽头，人到那里是否会像沙器一样骤然崩溃？

最后，凯瑟琳和丈夫一行在翻越通往天山的唯一通道铁列克达坂后，在大山顶上，看到了气象万千、壮观无比的雪峰。放眼望去，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阳光使冰川表面变成了一面面巨大而锋利的镜子，切出一片片蓝色的阴影——她一生中从来没有梦想过的景色在这里出现了。

我想象凯瑟琳一定像被魔法镇住一样，心灵产生了强烈震撼：“多么美丽呀。”她喃喃自语道。

仆人问道：“什么是美丽的？”

凯瑟琳回答：“这一切的一切。”

这一路上漫长的旅程中，凯瑟琳和丈夫患难与共，相敬如宾，注定了这个认为自己最没有冒险精神的女孩未来的生活要和心上人在喀什噶尔的秦尼巴克共同度过整整十七年的漫长时光。

刚到喀什噶尔时，南疆奇妙的风土人情无不令凯瑟琳感到惊奇。

她着迷地看克孜尔河对面的染匠们把一条条染好的五颜六色的棉布漂洗在河水中，然后又像旗帜一样挂在房顶。喀什噶尔的大街上人来人往，每个行人不是在吆喝，而是在喊叫，喧闹中不时地传来一阵长长的奇特声调。

沿克孜尔河各处磨坊的主人们憋足了劲吹羊角，召唤更多的人到他们那里去磨面。由马匹和骆驼组成的驮队，驮着捆着硬实的大棉花包在人群中穿行。驼铃清脆悦耳，使她总想起英国星期日清晨教堂那叮当作响的铃声。她闭起眼睛，似乎感到自己就在英国的家中……

她甚至设法从英国带去了一台小钢琴，经俄国运到了喀什噶尔。

慢慢地，在秦尼巴克这座古朴的、具有欧洲风格的房子里，凯瑟琳以一个女人的精细，把丈夫和亨德里克斯神父蜗居的有点像修道院的住处改造成了一个家，一个像英国人的家。

据说，秦尼巴克即英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建筑图纸请的是瑞典人豪格伯格来设计的。

豪格伯格是一个奇才，他是瑞典傳教团在喀什噶尔的传教士，白天在医院给人做手术，晚上用维吾尔语布道，他还擅长建筑设计。

1912年，在北关（今喀什市色满路中段）的一片高台之地兴建正规领馆——在这之前，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暂设在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北关城门外，租用民房办公。他本人任工程监督，由喀什噶尔工匠修造，木材选自喀什噶尔不同地区，砖块在当地精心烧制，室内的装修材料和家具，也是从欧洲陆续购买，然后运到喀什的。

这个光占地面积就达五十亩的英领馆几乎全是平房结构，他们在花园里高低两处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果树、蔬菜，又在本地的果树上嫁接了英国的苹果、梨、梅子、樱桃等。低处的花园里郁郁葱葱地长满了柳树、榆树、白杨树，还有一种喀什噶尔本地的树，吉格达尔（沙枣），房子的一侧铺满了葡萄藤……郁郁葱葱，使这个被凯瑟琳称为“像个小村子”的秦尼巴克置身于名副其实的“中国花园”中。

在那个年代，正是外国人到新疆探险、考察的鼎盛时期，当这些“不安分”的人走出了生命的禁区，突破了帕米尔群山和喀喇昆仑峰峦的羁绊，抵达了红尘的第一个通衢大邑喀什噶尔时，无论他们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下了秦尼巴克这个天涯孤旅之家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及他们在那里受到欢迎、款待的情景。

探险家扬哈斯本及斯文·赫定曾多次来到喀什噶尔，他们在异乡的最大消遣，就是到马嘎特尼的住处去看望他们，每次来他们都暂住在这个喀什噶尔城墙前面的秦尼巴克中。

斯文·赫定在他的回忆中曾有这样一个细节：

“天刚擦黑时，城墙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沙迪克阿洪带着我们转向沿着一条白杨成行的林荫小道继续向前，马嘎特尼先生的住所外面大门上的一盏灯笼指引着我们，那里将是我今后几周里的一个家。

虽然我迟到了很久，但却在主人的意料之中。当我下马从宽敞的庭院走向平台式的花园时，受到马继业（马嘎特尼）和夫人最热忱的欢迎。和花园毗连的舒适的客房正等着我的到来，更衣洗漱之后，我来到餐厅和主人们欢叙，每一种奢华舒适的享受都使我误以为身处于远离亚洲心脏地区的一个英国家庭中……”

有人曾把上海比作“冒险家”的乐园，但在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后半期，中国中亚的喀什噶尔则是探险家们梦寐以求的“桃花源”，不满足于蝇头小利的商贾的“香格里拉”。

但在那个年代，这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无疑是极其封闭的。当地居民也很少见到外国人，瑞典的东方学家贡纳尔·雅林曾说过这样一件事：

那时，他来喀什噶尔进行突厥语的研究和考察时，当地人一见这个外国人，一个个奔走相告。马上，在他的住处挤满了一大群好奇的人们，有人还爬上屋顶，想从天窗里看个究竟。当他动身前往萨图克布格拉汗陵时，他的身后竟跟着一大群人数不断增加的旁观者。当地人像看一个怪物一样跟着他，老人高举着孙子以便看清楚这个陌生人，人群中还有步履不便的跛子……

贡纳尔·雅林苦笑着说：“天知道这些当地人对外国人的兴趣会这么大，最简单的答案是，这个地区的外部世界如此隔绝。但，这个答案够吗？”

凯瑟琳刚到喀什噶尔的时候，也遇到了被当地人围观的场面。当她走进巴扎后，热闹就出现了，她的周围挤满了一群又一群的人，女人和孩子们竭力想要摸摸她穿的外衣和其他衣服，而且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直到最后被围得水泄不通，想动也动不了。围观的当地的人倒并不是仇视她们，而是好奇，而且竭力想知道她是谁……

凯瑟琳说：“事隔十七年后，在我永远地告别喀什噶尔之前，我可以单独地逛巴扎了，巴扎上的人很少再有人注意我了，因为那时候，在这里的欧洲女人对当地人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队队商队从俄国运来了衣料、日用品、各种器具、家具、糖、面粉，富有的商人们开始修建具有欧洲风格的房子，开始使用桌椅，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巴扎上，居然还见到了被称为奢侈品的玻璃和辛格牌缝纫机……

这似乎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信号，也是喀什噶尔很快现代化的标志，尽管这暂时只仅仅是一种迹象而已。

在那个年代，喀什噶尔固然有新疆历史上风云变幻的一瞥，但现在，那些恩怨旧债早已成了历史上的一部分。外交使节、商人、探险家、各国学者、传教士纷纷在这里去了又来，留下了异国的色彩、气息和痕迹。不可否认的是中世纪的喀什噶尔在历史上也有其开放的一面。

凯瑟琳回忆起了她在喀什噶尔的一次圣诞节。

“现在，在喀什噶尔的外国人的圈子是一个大杂烩，也是一个世界大家庭。当我们收到了请柬来到俄领事馆参加圣诞节的庆祝活动时，人们围着圣诞树跳舞、唱圣歌，这些曲调大家都熟悉，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在唱它们。在圣诞晚餐的桌子四周，人们用八种语言交谈着——俄语、英语、瑞典语、法语、汉语、维吾尔语、印地语和波斯语。”

凯瑟琳对喀什噶尔“城市之声”的回忆加深了我昔日的印象，成了记忆中的一部分，就像我可以从植物的叶瓣里寻找到我自己，但又从那花蕊之间，嗅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那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话声，马车巨大木轮穿过街区响遍全城的辚辚声，毛拉站在清真寺宣礼塔上召唤教徒们做礼拜的喊唤声，他每天都要这样召唤几次。伴随着逝去的年华，在更渺远的时间里，这些记忆突然来到我的身边。

在那个年代，在喀什噶尔五光十色、人声鼎沸的巴扎上，每一个行业都有它们固定的场所。在纺织品和地毯巴扎，宁静而没有一丝嘈杂声，这与铜匠巴扎上的噪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缠着头巾的维吾尔族男人，穿着宽大的上衣，神情静穆地在巴扎上走来走去。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真正年代较远的，不用现代化学染料染的，具有古朴风格的地毯。要是在巴扎上买上这么一块地毯，这笔买卖可能用整整一天还做不成，因为所花的时间要长得多，几周或一个月。你从一家店铺走到另一家店铺，喝着茶或吃着瓜，坐下来与店主讨价还价，称赞地毯的质量或表示相反的意见。

要知道，在巴扎上或其他地方，两个男人做一筆马、牛或其他值钱东西的买卖，看看他们的交易过程是极其有意思的。他们先走到一起，伸出右手，再放到对方袖子里，接着，他们之间做了一些很神秘的动作，如伸出多少个手指头就表示出价多少，或是拍打一下各自的手臂，拍多少次也表示出价数目。他们两个人紧紧地站在一起，盯着对方的脸，摇摇头或是点点头，样子极为庄重，最后把价格确定了下来。紧接着，他们又抽回各自的手，捋捋胡子，买方把钱交给卖方。这样，一桩买卖就成交了。

虽然旁边站着一大群人看着他们两个人，买卖却又是秘密地进行的。

不过，凯瑟琳关注的还是人，这里的人无不让她受到异国的神秘、陌生。

她特别喜欢当地的儿童，常常夸奖他们，以为这样会使他们的母亲感到高兴，但她很快发现，自己这样做是极其笨拙的。

有一天，她想为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小孩子拍张照片，正要举起照相机时，小孩子的母亲突然冲了过来，一把就把小孩子抢走了，并且说，照相机那只“邪恶的眼睛”如果看了她的孩子，孩子马上就会死去。

喀什噶尔人对邪恶的眼睛十分惧怕，特别是涉及到儿童时，更是如此。

比如婴儿降生时，谁走近孩子出生时的那座房子，谁第一个接触出生的婴儿，家里人在这方面都特别小心。因为走近房子或接触婴儿的那个人会对孩子的性格、命运产生影响。

在凯瑟琳眼里，喀什噶尔的妇女天生有一种高雅的风度，她们喜欢浓妆艳抹，喜欢把眉毛涂得漆黑，而且眉毛之间在鼻子的上端有一条长长的黑线相连，她们的手指甲涂成了深红色，一串串的珠子和银链绕着脖子，在长长的辫子末端也有缀着珠子和银链，她们一移步，这些珠子和银链相碰撞，发出了叮当的响声……

但喀什噶尔的妇女老得很快，因为姑娘们十二岁就结婚，到二十五岁时，她们看上去就很老相了，或许还结过好几次婚，生好几个小孩子。凯瑟琳来自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社会，对这样的事感到不可思议，对在封建和宗教的负重中的妇女的命运有一种深深的悲悯。

凯瑟琳刚到喀什噶尔那一阵，因为从英国出发，长途跋涉，她有好多衣服要找一个当地的妇女来洗。当一个身子“很胖”的妇女来到她跟前，表示愿意干这些活时，凯瑟琳吃了一惊，她把所有要洗的衣服归拢在一起，捆成了一大捆背着就回去了。

第二天，一个小男孩跑来对她讲，说她的妈妈感到很不好意思，衣服未洗完，因为当天夜里她生了一个孩子，并说她隔一天就把洗好的衣服送来。果然，她如约来了，除带来了洗好的衣服外，还带了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婴儿。这让凯瑟琳感到不可思议。

不过，当她看到母子两人很健康，她还是感到很高兴。

但也有一些古朴的、发自内心的善意温暖着陷在困境里的人，给凯瑟琳留下了不被时间消除的印迹。

比如在旅途中，遇到了倾盆大雨，寒意袭骨，浑身湿透的他们不得不屈居在一个路边小店。这时，一位维吾尔族妇女端来了“热茶”，端上来的这杯茶“若在其他时候我们绝不会喝，但现在却是那样令人高兴，因为端茶的人真诚友好，笑容满面……”

还有，当凯瑟琳第一次在喀什噶尔回城步行穿过街区，被路上的水洼拦住时，一位清晨拾粪、面容枯槁的汉族老人主动地弯下腰，把笼子扣在水洼里，然后把手伸向她，帮她走过水洼，走到干燥的地面上。

他考虑得如此周到，而且这一切做得极有风度，更使凯瑟琳感动的是，他做这件事不要感谢，也不要报酬。

凯瑟琳在喀什噶尔驻留了十七年之久，在那些来去匆匆的外国人当中，谁能比她在此生活得更久？

在她的目光中，这座古老城市的一切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老样子：古老的城门暮闭晓开，晚上九点钟，遥远的城外响起轰轰的两声炮响，这是关城门的信号。在城门开合的短暂时间里，露出城中寂静的土房、果树和骆驼迟缓的背影，它们被一个正向城门外探询的孩童的脸所遮蔽，又复归于铁门之后，那些家住城外来不及赶回去的人只得在城门外厚厚的城墙下待上一晚。

铺着鲜艳花毯的驴车缓慢地穿行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那笨拙的动作里含有来自遥远时间里的力量。驴蹄的踢踏溅起的灰渣飞溅到行人身上，车夫的面孔汇聚了一生累积的皱纹，像枯树的表皮，像一些不便言告的私语一样离她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

身躯瘦小的孩童匆匆走在返城的路上，黄昏如此安静，在他的前方，城门即将关闭，高耸的围墙被多少年代的日光和月光晒透。喀什噶尔的巴扎，小巷半明半暗，每一条小巷，都有在白杨树枝上覆盖用树条、树枝和草搭起的顶棚，太阳光照不进这些小巷子，但处处有阳光从顶棚的缝隙中斜射下来。

在飘浮着细小尘土的光线中，有缕缕浅蓝色的烟，它们来自街道两边手工艺人的铺子、来自于食品市场的炉火、来自于人们抽的烟和一种印度大麻中，在四季轮回中给人一种虚幻感。

各种各样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都让她想起喀什噶尔。

俄国革命爆发后不久，革命的浪潮席卷中国，马嘎特尼被派往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俄领中亚地区执行公务。

这是他最后一次到这个地区。

在凯瑟琳即将离开喀什噶尔的时候，这座古老的城市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许多外国人及传教士都离开了，连同他们开的医院也都相继关闭。

要说马嘎特尼是英国驻喀什噶尔第一任职业外交官，那么艾瑞克·西普顿则是关闭秦尼巴克总领事馆的人。

开创和终结，都有他们的大背景和小环境。

西普顿于1946年至1948年出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1946年秋，他同妻子戴安娜·西普顿一同赴任。

那是10月的一天，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秦尼巴克迎来了它的最后一位女主人：戴安娜·艾瑞克。

西普顿和马嘎特尼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西普顿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一位执着的登山家、猎人和探险家。这一点上，他和妻子戴安娜可谓是志同道合。

黛安娜·西普顿作为秦尼巴克最后一任外交官夫人，她和秦尼巴克第一位女主人凯瑟琳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戴安娜·西普顿说：在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旅行就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1917年，她出生于印度，她的父亲那时是印度政府的林务官。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印度联合省的丛林中度过的。

那时候，丛林中几乎没有现成的路，她骑着大象，在丛林里漫游，就住在帐篷之中。因此，作为家的帐篷，刚刚搭好没几天，又被拆掉，再在另一个地方搭起来。这种生活虽然单调，有点游牧人的味道，但是过了几年，她就意识到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是多么的与众不同。浪迹萍踪，寄身于帐篷，碰不着商店，见不到教堂，更看不到柏油路和来来往往的车辆。只有父亲和仆人，只有大象和狗。

这一切都如此熟悉，如此令人感到安全可靠……

我一直对这种经历，这种人，感到神往。

她的叙述让我又一次地想到她走过的崇山峻岭，她的侧面和背影。那时，她一直穿行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大头鞋上沾满了厚重的泥水和草叶的气息。为了寻找前方的道路，她在猛烈的风或炙人的烈日中，不断地用长柄刀劈开枝蔓的牵扯。清晨、正午、黄昏、深夜。

她用身体去历险，那种旁人无法理解的不寻常的体验，像一次写作的开始，一种生活的开始。

从童年开始，她心目中的英雄就一直是那些“女士探险家”。人们也正是用这样的名称，来称呼诸如伊莎贝拉·伯德、玛丽·金斯利以及弗雷娅·斯达尔克这些女探险家。在印度，她也发现了这样的英雄，他们就是那些攀登在印度北部高山峻岭的男人们。

她如饥似渴地阅读描写他们试图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壮举的书籍，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艾瑞克·西普顿。他是她读过有关珠穆朗玛峰探险读物中描写的英雄之一。

1942年，戴安娜与西普顿结了婚。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欧洲烽烟骤起，艾瑞克·西普顿带着他的探险队返回印度，加入了英国军队，但不久，他就被任命为英国驻中国新疆喀什噶尔的总领事。1946年，戴安娜因向往这个陌生而多山的地区，便随丈夫艾瑞克·西普顿经三个月的漫长跋涉来到喀什噶尔。

眼下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这座房子，是1913年经重新改造修建的，其外观和舒适程度，比起凯瑟琳刚到喀什噶尔时住的房子不知要好多少倍。新领事馆的四周修起了高高的围墙，主建筑仍然是平房、帶有凉台，所不同的是增加了塔楼。塔楼俯瞰着花园，因为楼层比较高，从那里可以俯视四周田野的景色，还能够看到帕米尔高原壮丽的崇山峻岭。院内精心种植了洋槐树，形成了一条条林荫道。

对她来说，能够身临其境地看一看“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这一个角落”，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她并不想失去对身边事物的新鲜感，只想保留住自己对这里的一切，以及对周围的人们的兴趣。

1946年至1948年，从某种意义来说，新疆的探险考古时期已经过去。也许是为了不使自己有“流放”的感觉，西普顿和妻子戴安娜并没有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喀什噶尔城里的日常生活或招待、娱乐活动上，而是尽可能地走出总领事馆到喀什噶尔四周，甚至远到帕米尔登山或探险。

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到过塔什库尔干、慕士塔格峰和喀什噶尔以西的山系。在艰难险阻和癫狂无羁的旅行中，那些崇山峻岭给他们的是一种欣喜和慰藉，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深层的欢乐和幸福感，以及对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敬畏之情。

当他们爬上了一座山头，向四周的山脉望去，一幅开阔的景色立刻展现在面前。落日的余晖撒遍了层层叠叠的群山;在它撒不到的地方，呈现出深蓝色和紫色，深浅不一，气象万千;喀拉铁克山口在被暴风雨中飘落下的雪花点缀得洁白无瑕，就像涂上了一层耀眼的白粉。

看到这一切，戴安娜心中涌起了如抒情诗一般的激情：

“在北边，慕士塔格峰身姿伟岸、巍峨地耸立在我们的头顶，它的身影映现在飘荡不定的蓝色湖水中，一切对它的描写只能给人一种苍白无力的印象，就像一幅照片给人留下的印象那样不完整。

这是一幅由洁净的空气、鲜亮的绿草、宁静的湖水和灿烂的阳光组合而成的图景，它使我感到幸福、使我着迷，群峰的宏伟壮观使我敬畏，偎依在湖畔使我内心平静，灿烂的阳光使我感到温暖。这一切，都使我有一种沉浸在美景之中的感觉。”

当革命的浪潮席卷新疆时，英国在喀什噶尔作为“前沿阵地”的总领馆的作用力正开始消失，十九世纪建立繁荣大英帝国的先辈们早已成了历史人物。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后，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英国于年底撤销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其不动产全数移交给英属印度和巴基斯坦，改称“印巴驻喀什噶尔领事馆”。

1954年，中国与印度暂时中止外交关系后，印巴驻喀什噶尔领事馆也就宣告撤销，人员全部撤回。

艾瑞克·西普顿作为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最后一位总领事，其地位并不是英国驻外领事中很有地位的一员。

当艾瑞克·西普顿返回英国后，他的生活中又浮现出了珠穆朗玛峰的影子。但是后来他的事业和个人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担任一所设在英国境外登山学校的校长。

而这期间，他和戴安娜近十年的婚姻生活却走到了尽头。

我穿行在喀什噶尔古老的如迷宫般的巷道中，在江浩汗街、诺尔贝西街……我并不全然关注自己的脚步，因为时空更为隐秘的脚步在我脚步之前或脚步之后就已回荡……但昔日的一切离我如此遥远。

因为这个古老的城市不再遥远，再无神秘而言，人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易到达这里。

历史的喧哗正是为了自身的沉寂。在江浩汗街，我看见几个寥落的外地游人脚步迟缓地走着，他们转动着眼睛里，看到的仅仅是一些木头和泥土的构造，真正的构造并不为他们显现。

一群或三两个巷道里嬉戏的维吾尔族小孩子看见我，“哈罗，哈罗”地叫着围过来，其中一个脏头土脸的小孩子突然贴近我，用小脏手飞快地在我脸上弹了一下，用含混不清的汉语说了一句“外国人”，一下子又哄笑着跑开了。

待我回头一看，身后没有一个人。如同幻觉。

那些孩子像被巷道两边的大门及墙壁吸了进去。

在忽明忽暗的巷道里，我有时凝视着脚下的地砖，它们因形状的不同而早已被秘密地磨损和压陷。同样，我不可能看清一切。但我好像听到了什么：那被日光和月光晒透的厚厚的土墙上，昔日喧闹的车子和人声被砌筑在墙壁里，金银的光芒凝聚在尘土的光芒里，那早已被磨损的泥墙变得黯淡。草叶在上面摇摆，如同快要熄灭的火焰。高高的阳台上，挂着晾干的衣物;谁家种的桃花大簇大簇，诡异而娇艳，红绿的斑驳的大门上留下了久远时光的气息……

走出幽暗曲折的小巷，我重新回到喀什陽光充沛的大街上，在人声鼎沸的街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及各色人等。

那些外国游客的脸被炽热的阳光晒得绯红。当夜色降临，异乡客们聚在艾提尕尔广场路边喝啤酒，路边的灯光变得昏暗。广场对面到处是广告牌和耸立着杂乱的电线杆，空气中有茴香、啤酒、烟草、灰尘、汗液以及白天烈日留下的灼热气息……

这个城市，现在每天都有无数的外国游客扛着巨大而肮脏的背囊走来走去，他们穿着随意。就像我在手工制作琴坊时遇到的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直而短的黑发，神情收敛清淡，脸上始终有一种礼貌而温和的笑容。

一连三天，我在这家琴坊给制琴师拍照时都遇见她，她沉默地坐在一角，用手拨弄着热瓦甫琴弦，热瓦甫发出了断续的乐声……

在喀什古城南缘，秦尼巴克的旧址就坐落在此。

据说，在此之前，这里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长途汽车司机们落脚休息的地方，因为长年失修，曾一度在喀什噶尔辉煌过的英国领事馆建筑物，现在早已是破残不堪，仅仅作为大英帝国过去的辉煌岁月留下的令人感伤的回声。

不过，现在的秦尼巴克已改建成了宾馆的餐厅和客房，成为“背包族”们的驻扎地。

而被马嘎特尼夫人精心照料过的花园也已然不在，在它原来的地方又盖上了一栋新楼。领事馆旧址门前有一棵圆冠槐，树身上挂着牌子，标明树龄有一百一十一年了。当初设立领事馆时才种下的幼苗，而今如一名老者，已是古木参天。

我记起，戴安娜回忆起后来的生活，内心非常感伤：

“我再也没有攀登过高高的山峰，连平缓的山坡都无由涉足。但是，我将怀着一种对过去的深深的留恋与感激之情，永远铭记在新疆度过的岁月，怀念那个被称为‘古老的土地的遥远神秘的异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