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

本期客座总编辑 

严歌苓，著名作家、编剧，代表作品有《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舞男》等。

编剧生涯

《检察风云》：1980年，你发表了文学剧本《心弦》，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你当时怎么会去写电影剧本的？

严歌苓：当时我爸爸在写电影剧本，他周围的长辈们都在写电影剧本，包括白桦、叶楠、梁信等。我受爸爸的影响很深，还有就是写电影剧本马上就被电影厂抽调出去，到电影厂的招待所去住着修改剧本。到了电影厂，可以和一帮与自己一样的年轻人在一起，狂妄、自由、海阔天空地瞎侃，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不是最理想的吗？电影拍了当然好，不拍，也如愿以偿了。

《检察风云》：到美国定居以后，写作和生活方面是否一帆风顺？

严歌苓：我是作为留学生到美国的。留学生的生活都非常艰苦，但非常有趣，有时候还挺刺激。朝不保夕，充满未知，充分调动你的生存原动力，以及挖掘出生物的生存力和智慧，很刺激。当时我写出的小说在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发表，主要因为我要赚美元生活。所以存在决定意识是一点没错的。生存的大命题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相应举措。

《检察风云》：1995年的《少女小渔》是刘若英的电影成名作，影片获亚太地区电影展最佳故事片奖。导演张艾嘉是怎么看中你的这篇短篇小说的？据说是李安看中了转给她的？

严歌苓：是的。我并没有跟张艾嘉直接联系过，只跟李安通过几次电话。当时我在芝加哥读书，他在纽约，所以最初买版权和后来怎样改剧本的事情，都是在电话里谈的。剧本我写了两稿，张艾嘉和另一个编剧又改了几遍，最终拍摄用的稿子跟我的第一稿差别挺大的。

岂止是我爱写女性

《检察风云》：你说：“我喜欢写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漂亮的衣服、首饰都是给女人的一样，写她们很过瘾。”《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个题目基本可以视为你的小说写作的一个宗旨：为女性立传，从一个女性的人生历程来折射历史的变迁。什么时候开始你有这种独立的女性意识来创作小说？有没有考虑过以男性视角来写一部小说？

严歌苓：岂止是我爱写女性！不说中外的古典文学作家，光看国内当代的男作家，包括苏童、莫言、毕飞宇等，他们笔下的女人比男人更令人难忘，尤其是苏童。其实我写过男性为主角的小说，比如我的中篇小说《倒淌河》《拉斯维加斯的谜语》、英语小说《赴宴者》。但是因为自己是女人，写女人对我更加自然。另外就是我的女朋友很多，女朋友告诉我她们女朋友的故事，有写不尽的题材。我觉得有趣的是，女人談论女人比谈论男人要多。这样我得到有关女人的素材就比得到男人的要多。不过也说不定，我冷不防就会写一本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

《检察风云》：《有个女孩叫穗子》是你的中短篇小说集，这个叫穗子的女孩身上是否也有你本人的很多影子？

严歌苓：是有一点我自己的影子。童年时候有一些故事是听来的，有一些是看来的，然后被想象力发酵、补充，完整了。在参军后的故事里面，我们确实有过那么一只狗，许多细节也是真的。我多次说过，细节很难编。我的美国教授说，写什么不重要，怎样写是小说的一切。我还要加一点：一篇小说“说”的是什么也非常重要。一篇小说怎样写是文字的问题，而“说”什么往往是一个小说家的全部素质决定的。好故事不少，但不是每一个好故事都能被写成一部好小说。

《检察风云》：《小姨多鹤》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你还为此去了日本，写《第九个寡妇》这部长篇时你也到河南去，看他们怎样吃喝穿戴，过日子。生活的细节是否决定了你小说的走向、长短和结局？

严歌苓：当然是在当地待的时间越长越好。细节可以观察到，但一个地方的神韵，那个地方人的神韵是要靠长期体味的。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没有这个条件允许我待得更长。我除了做小说家，还有其他的责任，比如做妻子和做母亲。不过我是尽了力了。

《舞男》，我最有把握的一本书

《检察风云》：你说写小说“我也算是快刀手”，是否也有字斟句酌？

严歌苓：我写东西很快，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快。我是个图痛快的人。任何事情有激情就一气呵成地做。所以写小说也是这样，抓住一种感觉，找到一种语气，对于一篇小说的创作非常重要，假如感觉和语气断了，再重新找很困难，有时干脆就找不着了。我的一些小说流产，就是因为感觉和语气断了。我就特别怕这样把一篇原来写得很好的小说的感觉、语气给丢了，所以有一段相对集中稳定的时间就争取一口气写完。但我做一篇小说的准备工作是花费非常长时间的，有时候需要十来年。我读劳伦斯的传记时，发现他写小说也很快，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创作的习惯。

《检察风云》：《舞男》引起了很多关注，写《舞男》是怎么样的初衷？

严歌苓：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的大表姐，她向我介绍了这样一种生活。想写这个故事也有很多年了，这些年里，我也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写这个故事。我的书最后写成，往往和我在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有关。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总编辑魏心宏先生问我：“你怎么不给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写本书啊？”年年碰到我都问我：“什么时候写出来啊？”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觉得不写说不过去，我就给他写出来了。觉得每次到上海都去跳舞也跳出感觉来了，就写了这部小说。

我用一个20世纪30年代在百乐门的舞男鬼魂的视角来看今天的男女、今天的爱情、今天的性关系从他的角度看今天女性与男性之间的身份关系，他思考不同时代不同的恋爱方式。

在写作的过程中，除了文学性的一面，我也有一些社会性方面的思考。现在的上海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的上海，和过去的上海大不一样。讲英语的海归、本地土著，以及那些漂泊在上海的外来者，他们的不同命运引人深思。

我原来一直认为自己是旁观者，现在我觉得我参与其中越来越多了，比早两年写中国本土的故事要自信。我每隔两个月都要回来一次，这样我写的时候就非常有激情，牢牢把控着故事、人物和氛围。应该讲《舞男》是我写当代生活最有自信、最有把握的一本书。

《检察风云》：你的很多小说都改编成了电影，那么《舞男》呢？

严歌苓：这部小说还在电子稿的时候就已经被一家公司买走了电影版权，但是后来有一家和导演有挂钩的公司也想要买，我就和原来那家商量，说是不是可以让出来。因为我觉得有导演挂钩的，比较可以掌控电影的质量。小说正式出版之后，对它电影版权的争夺就非常激烈了，我也在考量，看哪一家才是最合适的。它得了解上海生活，还能请得动好的演员，我对电影的摄制和制作都没有控制，因为我不喜欢控制任何东西，我也不喜欢控制任何人，喜欢控制人的那些人在我眼里都是很令人讨厌的。

但关于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我觉得现在电影很热，好像文学就得依靠电影，要找到电影这个寄居体才能存活，这让我觉得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