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3月23日发表的一篇标题为《打击炮制伪科学的假论文工厂》的文章引发关注。该文章披露说，据《自然》的统计分析，2020年1月至今，一些科学期刊撤回了370篇与论文工厂存在关联的稿件，并预计还会有更多类似撤稿。

果不其然，“大多数问题论文，来自中国，特别是医院机构”，“《自然》杂志发现，自2020年年初以来，中国医院又有197篇作者的论文被撤稿”。论文造假，在最近一些年里似乎成了学界顽症。更可怕的是，一些参与或涉嫌参与论文造假者，在造假丑闻被曝光后，可在“葫芦案”里全身而退，毫发不损，甚或更上一层楼。這些案例的示范效应，或许就是论文造假屡有效尤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还在于，如此数量的论文造假屡屡被曝光于国际期刊，国内类似期刊却“岁月静好”。对这种反差，人们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

对论文造假者处理不严、处置失当甚至为其遮掩开脱的做法，实际上是丧失是非观念甚至是颠倒是非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非的丧失和颠倒，是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出问题的必然结果，其后果之严重远大于造假个案。或者说，正是由于是非观出了问题，才有更多后来者如此效法。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论文造假者何以不减，更不要说绝迹。如果早些年被揭露出来的论文造假还可用不熟悉国际期刊的论文通则来说事的话，那么，后来且数量更多的论文造假则没有任何可辩白的理由，造假者完全是明知故犯。

最近几个月，《欧洲医学和药理学科学评论》杂志曾一次性撤稿163篇来自国内作者的论文。而在2015年，国际科学期刊出版集团的4批因涉嫌造假而撤稿的论文中，涉及国内作者的论文有117篇之多。这么多论文，这么多作者，被真正调查处置的有多少？难道处置论文造假比发明创造还难吗？

（来源：《光明日报》 龚宜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