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淇

摘 要：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权力由西向东转移趋势明显，世界需要更加公正合理、反映时代变迁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护持其全球治理中的优势地位，遏制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角色的加强。场域是一种社会学的概念，但由于其广泛的主观性、联系性以及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可以扩大传统研究的范围，进而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之中。目前中国亟须提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通过对场域理论分析，可以建构一种提升治理能力的理论路径，进而可以为思考中国如何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场域理论;全球治理;资本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6-0031-03

为了解决全球化所派生出的种种问题，全球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如今新冠疫情肆虐等“黑天鹅事件”带来的余波未平，逆全球化进展加快，全球治理需要美国以外的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当前，中国面临着国家实力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所占地位不匹配的困境，中国如何提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全球治理权的场域机制

1.全球治理下的治理主体。由于世界不可确定性不断增强，政治权威的传递过程不再依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和时间先后顺序而进行，这改变了传统的权威传递进程，使得政治过程与权力的行使方式更加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在此背景下，主权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方式愈发具有局限性，而将场域作为治理主体的方式相比于传统国家治理则具有更强的灵活性。这种场域的分布层次错综复杂，它不像力场那样通常作为一个单一实体而存在，而是由多元场域所构成的。它是一种网络结构，是不同治理场域之间的相互竞争、合作，它不再局限于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从场域的概念可见其端倪，它囊括了主权国家、NGO、跨国公司等多元主体。形形色色的主体独立运作，但又相互产生联系，协同合作，共同参与治理。这些多元主体间形成了相对于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一种次级场域，次级场域在遵循它所属的上一级场域整体性的逻辑的同时，也有着它自身的内在逻辑、法则和规律。场域概念与地域疆界不相互重合，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加强调塑造规则的惯习以及资本的重要性，在处理全球问题上更具灵活性。

由于西方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国际社会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国际治理场域中的核心与优势位置被这些国家或者他们塑造的国际结构占据，为了实现共同利益，维护西方国家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他们为特定权威的合法性展开争夺，以形成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强国治理场域。此外，在这些西方传统强国的内部，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主体的发展基础良好，实力强劲，这些多元主体与政府之间形成了良好的治理场域。同时，这些非政府组织与跨国公司也積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无形中为它们自身所代表的国家塑造了治理惯习并增加治理资本，各项治理主体的相互补充使得西方国家所形成的治理场域更加完善。

2.治理路径中的治理惯习。“惯习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缺乏思考的‘惯性，即在开展一项新的工作或者说实践时，行为体会毫不犹豫地首先调动以往的认知经验进行比较，筛选出最贴合当下情境的历史经验作为指导，制定行动方案。”这整个过程类似于前景理论中的历史类比，无须经过可行性论证，以一种经验方式执行。场域内部的规则构成了惯习的基础，行为体想要确立某种惯习需要经历对场域规则的了解、熟悉、领悟并实践的过程。“这种惯习在特定的情况下是一种前提预设，一种趋势，一种偏好或者说是一种倾向”。在一个稳定的场域中，已经占据位置的空间趋向于对正在攫取位置的空间发号施令，这就是场域对社会行动者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语境中所做的斡旋。可以说，场域与惯习一起建立了一种辩证关系，通过特定的实践会形成某种惯习，而这种惯习反过来又会塑造场域自身主体的位置关系的设置，确定资本和权力的交换方法以及各种保障奖惩机制等。只有补足这些部分的要素后，场域才算真正构建起来。惯习的基础是场域规则，而场域规则更多地体现在国际秩序与国际社会的规则上面。惯习在全球治理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国由于在国际社会中占据更好的位置，因而能够通过其在场域中具有的权威，发挥示范作用，起到领导作用，为场域成员在碎片化、多样性的全球问题治理中提供行动纲领和基础性的参照准则。国家塑造治理惯习的过程需要充分的资本和人力的投入，同时需要拥有能够主动塑造场域规则的能力，因此主导国往往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拥有更大的优势。惯习的形成过程经常是从历史的角度路径进行塑造，主导国结合自身的历史经验和认知提出一系列包含其信仰、价值观和首创概念的治理方式，并在场域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推行，直至其内化成为一种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治理惯习。

3.全球治理的治理资本。布迪厄把资本分为四种：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其中，“经济资本是各种资本类型的基础，经济资本也拥有交换、流通、代表价值等功能”。“社会资本是一种制度化的网络关系，靠的是稳定的规则与机制，否则只是偶然联系”。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不同主体从中获益是不平等的，收益大小要取决于主体自身具备的能力。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者运用不同的策略来维持或者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场域中的筹码就是资本的积累，在场域中拥有更多的资本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权力。可以见得，布迪厄力图通过在一个更加广泛的交换系统中运用“资本”一词，通过拓展其概念从而可以将其应用于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实践之中，以及不同场域之间所进行的不同资本种类的转化和交换之中，“经济资本与国家实力相关;社会资本主要确立国家间交往的模式并且影响利益的分配，如提出塑造国际机制、完善国际规范与建立国际组织等。”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的国家及其所在场域能够增强其在国际社会的权威性与合理性，提升其社会资本，进而攫取更多的资源并从中争取国家利益。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国家运用国际话语权将自身治理观念话语转化为文化公共产品的过程。以美国为例，在这一领域，美国拥有冠绝全球的文化资本，好莱坞、NBA、常春藤名校等文化符号为美国带来卓越的文化资产，无论是从文化资本的创造能力还是输出能力看，美国都在世界文化场域内占据优势地位。符号资本源于国家在解决不同类型的全球问题中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如国家在解决金融全球治理、气候问题上的倡议等，这反映一个国家的涵养与大国担当，这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家的治理资本。

二、中国提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路径

1.增强国内场域治理主体的参与度。在一个新兴的、结构松散的全球治理框架中，科技企业、跨国企业、国家和政府间组织（IGOs）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目前，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少，参与水平也较低，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仅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为例，在目前获得咨商地位的5 163家非政府组织中，仅有82家来自中国（含港澳），而美国共有1 680家，英国有366家，印度有348家。”这与我国当前的国际影响力并不匹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层面的存在度不高，不利于我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尽管相较于国家，非政府组织的结构以及议事日程可能是相对零碎和不稳定的，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专注的领域可能是不同的、分散的。但它们目前正在更多地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使自身变得更加制度化，相对的灵活性和分散性也让他们相较于政府在全球治理中有更大的优势，一些具有地区甚至全球影响力的民间社会活动人士参与到关键领域的政府间组织之中建言献策，使得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增强。因此，提升中国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充分调动国内治理场域内各种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有效而充分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首先，要在社会范围内为非政府组织营造较为宽松的存在空间，减少政府部门对其干预，出台相应政策促进非政府组织与国外非政府组织联系交流，使其能够积极投身于全球治理之中。“目前，国人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认识还不充分，观念不够成熟，要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纳入非政府组织机构的作用，提升政府部门参与国际事务的意识，涵养大国心态，吸引相关人才。”同时要协调好政府、非政府组织与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等潜在全球治理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与规范。要把重点放在保持非政府组织的决策独立性上，但也要保证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必须与国家的对外政策相协调，这是不可动摇的根本方向。

2.提升塑造治理场域惯习的能力。新时代下，中国不断通过实践探索，尝试融入并且对现有全球治理制度中不合理的因素进行改革，使全球治理体系更能符合时代发展规律，打造互利共赢、非零和博弈性质的，具有中国智慧、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场域惯习，进而为破除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霸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与国家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全球治理场域提供一条新的路径。如今，G20成为中国塑造新的金融治理场域规则的主要手段。G20中既有老牌发达国家，也有飞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能够围绕一定领域的议题在二十国集团论坛的框架下开展合作，通过参与二十国集团，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力量和影响力大幅提升，这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场域中塑造治理规则与规范的能力。中国要继续支持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地位。在应对G20历次会议的压力和困难中，中国展现出越来越敏锐的外交手腕。中国不断加快汇率框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将继续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改革，同时在全球失衡和宏观经济协调问题上倡导自己的观点。通过上述制度性举措，中国不仅为G20从危机应对型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提供了牢固基础，同时也从制度层面切实提升了中国的话语资本。“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中国主动塑造治理场域惯习，补充当前全球治理场域不足之处的重要举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制度形式是中国制度性地构建全球经济治理场域的主动举措，这些塑造全球治理規则的行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给解决全球问题带来了全新的治理思路。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全球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制度建设，为提升中国治理能力、塑造治理惯习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3.提升中国在场域竞争中的治理资本，以话语资本为重。目前全球治理出现危机很大程度上让我们重新考虑“霸权稳定论”的正确性。事实证明，传统霸权国家所开辟的治理场域已经无法满足现实国际社会的需求，其不稳定性和衰退倾向已经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提升国家的治理资本，提升全球治理场域中的治理能力。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技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使得“双循环”战略有效运行，多措并举增强中国的经济资本与硬实力。与此同时，社会资本、符号资本与文化资本也至关重要。如今的中国亟待增强话语权以提升治理资本。

中国要增强话语资本首先要做的是增强制度性权力。制度权力是宏观导向的结构，指的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通过国际社会已经制定的制度、程序、规则等影响和支配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是使用强制或暴力来实现它的手段，根本目的是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在当前的国际制度之中，中国的定位是现有制度的维护者、补充者，而不是颠覆者，中国需要提升话语资本以对西方国家的普遍误解做出回应，提高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制度性权力是提升中国话语资本的关键所在。“同时鉴于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困境，可考虑开辟新的话语场域，通过重构场域规则和关系网络掌握话语主动权，充分释放中国话语的权力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权力政治话语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是中国提升话语资本、符号资本，重构新的中国话语场域的重要举措。

三、结语

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旧有的全球治理场域不再能够公平合理地解决全球问题。作为新兴国家代表的中国应该提升自身的场域资本与塑造场域惯习的能力，从而引领新兴国家开辟新的治理场域，从而更好地满足时代和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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