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我一生中注定要背井离乡在此生活近两年的地方。

一座临街的长方形灰色的大楼，一排排紧闭的窗户总共五层。我从中找到一扇门钻进去，一问才知小说北组和南组都在三楼。那时人文社的小说编辑室分南北两组，以长江为界，将南北两地作者分由南组和北组负责，我在北方燕赵之地，自然属北组。

一进北组，靠墙一圈八九张桌子前坐着的全是老编辑，每人书桌上都堆着满满的书稿，连地上都是一摞摞用纸绳捆着的厚厚的装书稿的牛皮纸袋，上边写着书稿的名字。此后才渐渐认识了这些老编辑：王笠耘、王鸿谟、许显卿、张木兰、李庶、谢明清、邢菁子等，并知道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名著如《青春之歌》《三里湾》《林海雪原》等的责编竟然都是他们，他们都有相当深厚的编辑功力和文学修养。此刻，他们扭过头从不同角度瞧我，叫我有点发慌。

一慌差点忘了我来找的李景峰叫什么，只用手指指这张已经熟悉的挺白净的笑嘻嘻的脸儿。李景峰先给我引荐了一位胖胖的和善的中年女编辑，告诉我她也是我的责编，叫邢菁子，“以后你归我俩管，韦君宜是你的终审。”说完便带我到四楼西北角一间大屋子，“你就住在这儿，这一屋人你有两天就熟了，全是作家。”

定神一看，满屋是床铺、桌子和人，有的在埋头写东西，有的聊天抽烟，有的躺着睡觉，有十来个人，更像大车店。这些人全是生脸，也没人认得我，却有两位热情地告诉我，靠窗那张床和床边一张小木桌及木椅子是我的。不一会儿李景峰就笑嘻嘻地抱来一堆东西。一个竹壳暖壶和两个水杯，几本每页五百字的空白稿纸，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他说：“行了，东西都齐了。你在哪儿吃，哪儿买饭票，哪儿上厕所，哪儿寄信就问问他们。你把你的窝儿归置好就开始干活吧。”

屋里没柜子，我找个纸箱子，把从家里提来的装着衣服杂物的大书包塞在里边，放在墙角，将毛巾搭在床架上，再把另一捆资料图书打开摆在桌前，铺上稿纸，我的正式“写作生涯”就这么纯粹地开始了。

李景峰和邢菁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严格得有点苛刻的编辑，尤其是景峰。他首先教给我系统的标准化的改稿符号。他每看过一页我的文稿，就会把里边所有标点错误和错别字，像捉虫一样“捉”出来，用红笔纠正，像老师批改作文，也像在警告我。那时的编辑是要和你讨论作品人物的，直到把人物谈活了谈深了，再由你去改，当然他不会把他的观点强加进你的作品中，但如果你写得不确切不合理不充分，他会把稿子毫不客气地打回来。我感觉他对我像在“挤牙膏”。他却笑道：“谁叫你有潜力，可是不盡力。”

那时我的生活在人生的底线上。

洗脸没有香皂。一方块最廉价的含碱的肥皂洗衣服也洗脸。一个月用三十五元，余下的钱留给家用。地震后房倒屋塌无家可归，妻子带着孩子寄居在朋友家，妻子上班很远，骑车一趟要四十多分钟。我在北京改稿，一日三餐加上两包烟，再没别的花销，吃饭时只能买价钱最低的菜，烧茄子一角钱，炒菠菜五分钱，菜不够吃就找师傅要一勺菜汁。有时馋得厉害就到隔壁北小街街口的小面馆，花三角五分钱，买五两小肉面，狼吞虎咽吞下去，然后像富翁那样挺着肚子走回社里。隔一阵子，李景峰把我叫到他家，吃一顿韭菜肉馅的饺子，对于我，这一顿有肉的饺子和国宴没什么两样。

在人文社四楼那段日子虽很艰苦，但很特别，也快乐。那个时代，人很少攀比。其实人的烦恼一半是比出来的。我们那一屋子“作家”，都没出过书，都有希望出书。大家来自各地，各有各的经历和故事。写东西的人都关注生活里有意味的事，都有一肚子故事满脑袋杂学，于是搁下笔的时候就天南海北聊大天。记得那时我们都抽烟，我抽天津最廉价的“战斗牌”卷烟，有时天晚了，没处买烟就抽别人的，虽然都穷，没人吝啬，彼此烟茶不分家。有时写到夜里没烟抽了，就在地上拾烟头，将烟丝弄出来，撕条稿纸卷上，舌头一舔用唾液封了口，点了便抽，那一口挺过瘾。这种日子这种滋味现在想再尝一尝也没有了。

四楼还有两个编辑室：一是古典文学，一是外国文学。这两种书皆我所爱，编辑们都又有见识又有学问，有的本身就是学者或翻译家。我和这两个编辑室最热烈的接触是打乒乓球。那时人文社二、三、四楼走廊西端都各放一张乒乓球台，逢到上下午工间休息时候，便各拿各的手拍来赛一场。游戏规则是打十一分，谁输谁下，按照先来后到排着，轮到谁谁就上。别看这些编辑文质彬彬，打球却各有绝招怪招。有时业余球手的球挺怪异，很难应付，尽管动作不规范，谁也不追究谁。我当过运动员，应变能力是天生的，很快就有法子克制他们，不过我不会总霸着台子，连胜两次过了瘾就故意“喂球”，让人家赢。在人文社打球最大的快乐如同下棋，一边打球一边斗嘴，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当然，四楼的“作家们”也有痛苦的时候，那便是某位作家的书稿改不出来，被中止出版，要卷行李回去了。这时候我们这些同屋的伙伴便会约上他到外边小馆子喝点酒送个行，大家尽力说些宽慰的话。可是真待到这位走了，空了床，也招致一些伤感与叹息。

（本文节选自《凌汛》，人民文学出版社）

【素材运用】有时候，慢也是一种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两年，如今听来不可思议的日子，作家冯骥才留下了不少回忆。尽管当时物质匮乏，但是有尽心鞭策他的编辑，聊稿件之余，会同他吃饺子、打乒乓；有同样怀着文学梦的“作家”同道，慷慨借烟，互相打气。人很少攀比，烦恼就少了。最重要的是，那段日子里，冯骥才有不断打磨作品的时间，收获了成果的喜悦。

【适用话题】修改；人与人；回忆；写作

（特约教师 孟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