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个人的错位

2021-08-09叶英杰

文教资料 2021年12期

叶英杰

摘要：在《离婚指南》中，杨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为离婚寻找借口展露了他的虚伪性。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杨泊的观念和现实社会存在差距。本文尝试分析这种时代与个人的错位，从作者苏童的创作和自身感悟出发找寻知识分子转变的道路。

关键词：知识分子杨泊苏童

不同于苏童早期书写的历史题材作品，《离婚指南》这一中篇小说更贴近现实生活。看似采用的是白描式写实的手法，却包含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深思。苏童习惯于写“个人”，他曾说“我觉得文学中，没有大和小之分，更没有中心边缘之说，对‘宏大和‘重大的追求是追求另一种奇装异服”①（132），《离婚指南》选取了当下日常化的题材，从生活琐事出发，展现了杨泊这一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展示了特定时代下知识分子的处境。

一、虚伪的知识分子形象

《离婚指南》塑造了一个想离婚而不得的落魄知識分子形象——杨泊。杨泊因为厌倦了庸俗日常的生活，于是在一天早晨向妻子朱芸提出了离婚。朱芸不理解杨泊离婚的理由，杨泊却觉得厌烦妻子这个理由已经足够。情急下的朱芸提出了两万块钱的离婚条件，不得已的他选择以屈辱的方式向朋友大头借了两万元。当他借了钱准备去朱芸娘家谈判时，却被朱芸劝回了家，夜里还被朱芸叫来的三个兄弟毒打了一通。之后朱芸还去杨泊的公司啼哭，向公司的人倾诉苦楚。杨泊去北京出差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意外发现妻子和孩子已经回家了，这回朱芸采取的是缓和的态度——可怜地乞求杨泊不要离婚，但是杨泊态度坚定，非离不可。这激怒了朱芸，她先是跳楼被杨泊拉住，接着又拿起刀子，通过寻死觅活的做法威胁杨泊。此时的杨泊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面是妻子愈演愈烈地反抗离婚，一面是第三者俞琼的不断逼婚。最后妻子采取服用安眠药的特殊手段，在遭受到身心的摧残后，杨泊最终和情人俞琼不欢而散，离婚也以失败告终。

该小说以离婚为线索展示了杨泊这一形象。杨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着知识分子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因此他厌烦和朱芸在一起枯燥庸常的日子。朱芸是顾家的女子，关注的是衣食住行和孩子的吃喝拉撒，杨泊以知识分子自居对她庸俗的日常展开批判，例如嫌弃她从来不读书不看报，总是讨论爱情、讨论国家大事，还有一到夜里守着电视没完没了地看香港电视连续剧。他拥有知识分子的理性，从想要离婚开始就一直在规划、尝试运用谈判的方式离婚。他有着自己所认为的哲学和理论的修养，总是谈论尼采、叔本华等人，但并没有运用到这些理论，而只是把它们当作口头上炫耀的东西，以此展示自己与普通民众的不同。杨泊为了离婚始终保持一种很理性的状态，理性到麻木甚至固执，无论朱芸怎么闹他都无动于衷，不肯放弃离婚计划。就像他对朱芸说的：“当初我爱过你是真的，结婚是真的，现在我厌烦你，因此我必须离婚，这也是真的。”②（137）杨泊运用自己的知识包装离婚理由，理由是厌烦了妻子、厌烦了此种生活，这种抽象的借口是朱芸和大众所不能接受的。朱芸勤俭持家、吃苦耐劳，显然对于杨泊的离婚请求是惊讶而愤怒的。杨泊真正想要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俞琼，利用对于原来生活的厌倦掩盖出轨的事实，在朱芸的一步步质问下漏洞百出，可见杨泊是一个虚伪的知识分子。他的离婚是以和俞琼结婚为前提的，只不过是从一段婚姻过渡到另一段婚姻，注定了他离婚的失败。他并没有从本质上展开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婚姻的思考，只是从一个围城出来又进了另一个围城，最后还是被困在婚姻的牢笼中。第三者俞琼是杨泊作为知识人所寄托的理想，是他对一切美好的幻想，于是当俞琼向杨泊催婚后，他的理想开始慢慢崩溃，这表明了他所构建的整套思想逻辑都是不切实际的。杨泊空有知识分子的外衣，却没有知识分子的内在本质。

杨泊满口追求新生活，“进化论”“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等话总是从他嘴里冒出来，他说着想要跟过去斩断联系，在行为上却软弱不堪。没有更高的追求，而是把离婚作为斩断过去的目标，一个劲地抓着离婚不放。在文中杨泊受尽了街坊同事的指责，被朱芸的家人多次痛打，为了离婚他渐渐失去了尊严，离婚路上的每次波折他都会以一种无赖的心态应对，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不断迷失和堕落。他并不能让读者哀其不幸，更多的是怒其不争。

二、与时代错位的知识分子

《离婚指南》是苏童1991年发表于《收获》杂志的一部中篇小说。苏童创作此篇小说的年代对于理解杨泊这一知识分子形象具有很大的帮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经历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后，知识分子进入社会中心，此时的他们在社会当中有较大的话语权，对自身有着“精英”化的认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身份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再一次被边缘化，他们的地位和价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苏童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于这种落差肯定是深有体会的，因此难免在小说当中书写这些时代下的变化，《离婚指南》中的杨泊正是处于这一转变中的典型。

小说中的杨泊有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却处在一个与他本身认同不相适应的时代中，他在时代的浪潮中故步自封，最终消融在原来的婚姻中。他自认为的思想哲学在他的生活中根本无处施展，在外人眼里他的知识远远没有金钱重要。杨泊想要追求的理想和诗意生活是他对于回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幻想，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商品化的时代，物质消费的追求开始变得狂热，哲学性的反思，甚至文学开始逐渐丧失地位，来自广告、新闻等的大众话语主宰着人们的思想，知识分子的呐喊被逐渐淹没。杨泊提出离婚，不仅是朱芸，而且街坊同事其他人也无法理解，朱芸是贤惠的，整个家庭平稳地运行足够击破离婚的各种借口。杨泊借口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追求尝试离婚，在当时的环境中几乎是不被理解的，更何况他真正离婚的原因是出轨。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是朱芸索要两万元的“离婚费”，杨泊为了两万元选择牺牲尊严向生意人大头借钱。这里的两万块钱是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在金钱至上的观念下，知识分子的地位飞速下降，他们的理论修养被世俗嘲弄，看成被时代所淘汰的人。杨泊通过给大头“跳山羊”这一屈辱的方式借钱，意味着他知识分子的内在早已溃散，转而向世俗低头示好。

小说中还提到了老靳，他也是个知识分子，曾经给杨泊讲过哲学课，但现在却放弃了“黑格尔”“康德”等人，通过卖西瓜、写《离婚指南》赚钱。他是给杨泊提供哲学思想的领路人，现在却批判哲学，认为哲学还没有卖西瓜实在。在现实面前，在错位的压力下，老靳选择了妥协，选择了否定过去的自我。这给杨泊造成了打击，使他怀疑自己的哲学逻辑及自己冠冕堂皇的离婚借口。迷惘使杨泊总是漫无目的地独自前行，例如去北京出差独自一人在天安门广场思考离婚的事情;出差事情做完后乘公车说不出去哪里;和俞琼在商场分开后漫步;独自在建筑工地的水泥管里睡觉。杨泊开始放逐自我，有家却无处可以栖息，成为心灵的流浪者。他像是郁达夫《沉沦》中描写的“零余者”，内心的苦闷无处诉说只好随处漫行，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懦弱而敏感，最终只好走向沉沦。此时的杨泊进退两难，他把老靳当成精神上的导师，希望从他那里寻求到生活的本真意义，但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老靳早已丧失了从前的浪漫主义情怀，被生活的平庸所湮没。创作《离婚指南》更标志着老靳已經彻底失去文人的情怀，他关注离婚这种庸常闹剧，通过以指导离婚为噱头赚钱，他的创作取向是世俗化的、功利化的。在小说最后，杨泊去书店选购哲学书籍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老靳出版的《离婚指南》，最终却以“狗屁”评价老靳的书，一方面是对指导离婚这种行为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传达了对老靳和自己无法独立于时代的愤恨之意。

现代化转型中知识分子对社会角色定位存在偏差，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普通大众的生存状态。他们受到现代生活的冲击，失去了中心话语权利，和普通民众一样成为政治权利当中的“他者”。这样一来，更加不知该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只有游离在各种社会角色的边缘，无法在社会新的意识形态中重新界定自我身份。杨泊的虚伪性在于他选择以离婚为突破点冲击这种错位状态，却没有进行其他尝试，没有进行更深刻的反思，而且离婚的艰难过程使他逐渐妥协，最终和老靳一样被磨平了棱角，不断拉进与所处时代的差距。杨泊在面对时代社会的转变时，始终采取的是被动姿态，他的错位更多的源于盲目和固执，不同于那些主动迎接挑战、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杨泊更像是守旧者，寄希望于过去的辉煌却不愿面向未来。

三、转变——寻找价值与出路

苏童的《离婚指南》相较于早期的其他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从苏童创作的转变可以看出他所关注的重心有所转变。这些转变很大程度来自时代的影响，来自苏童对于社会现象的思考。我们可以从苏童的文学观念、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对知识分子的审视进行考量，并从中尝试发现一条适合知识分子的道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再主导文学话语权，随着经济体制转型与发展重心的转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开始松动。社会语境的巨变使包括先锋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生存与未来走向。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明显分化。稍早于《离婚指南》，苏童于1989年发表了经典作品《妻妾成群》。《妻妾成群》是苏童由早期先锋派写作转向传统写实叙事的代表性著作。《妻妾成群》《红粉》等叙写的女性群体大多是处于新时代下却具有旧思维的女性，苏童在这里关注的是问题来源的个体，而不是时代。“什么是过去和历史？它对于我是一堆纸质的碎片，因为碎了，我可以按照我的方式拾起它，缝补叠合，重建我的世界，我可以以历史关照现实，也可以不关照，我可以以历史还原现实，也可以不还原，因为我给自己留下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③（155）。从苏童说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具有开放自由的创作原则，因此可以理解为何他会创作出《妻妾成群》等新历史主义的作品，与此同时创作像《离婚指南》这样接近“新写实”关照生活的作品，就像吴义勤在《苏童小说的生命意识》中谈道：“苏童是一位从不愿固定自己的作家，从历史追寻小说到现实追寻小说，从‘枫杨树系列到‘枫杨树后小说再到‘红粉和‘妇女系列小说，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读者的阅读习惯。”④（116）苏童的小说中有一类逃亡者的形象，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陈宝年、《米》中的五龙、《逃》中的陈三麦，他们想要逃离的不是具体的生活而是生活本身。苏童的作品主要描写了两种不同的逃离方式：一种是消极的躲避，另一种是激烈的反抗，对异化性现实的认识使他们产生恐惧，伴随恐惧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仇恨，他们通过毁灭自身环境消除仇恨。知识分子的逃离方式无非这两种。

同样收录于小说集《红粉》当中的《已婚男人杨泊》，其中的主人公也是杨泊，这里的杨泊学识渊博，喜欢写作，却失业在家。他是一个失语者，妻子和周边的人难以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他希望诗意地栖居于现实世界中，却又不具备改变现实生活的能力，最终在孩子的啼哭下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一生。《离婚指南》中的杨泊熬过了冬天等到了来年，《已婚男人》的杨泊却选择在元旦新年自我毁灭。一个杨泊借由离婚进行激烈反抗，最后回归到消极无望的婚姻中，另一个杨泊以自杀的方式强烈地反抗，然而这种方式何尝不是一种消极的躲避？两个杨泊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苏童提供了两类知识分子面临困境时所采取的方式，给知识分子寻求转变的出路提供了深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人们对于物质消费表现出近乎狂热的追求，却丧失了关于自由的话语。理想的衰落、生活的平面化使得知识分子“被抛”入这个世界当中，过分地操劳、操持和操心，很少人能从世界当中跳脱出来体会何为存在。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理论作为支撑，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杞人忧天，这是杨泊一类的知识分子悲剧的来源。

“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或阶层”“知识分子是广大社会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等，这些观念将知识分子固定在一个框架之中，忽略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变换性群体的流动性。正如卡尔·博格斯说：“大多数的研究方法都忽视知识分子与政治、社会运动及阶级结构之间动态的、易变的、有时是对立的关系，转而寻求识别其普遍倾向和抱负。”⑤（2）知识分子需要时刻关注这种群体的流变性，更新的意义和话语产生了社会反应后，知识分子的反应应该是以永无止境的探索挑战新的进步、理性和解放。苏童在谈论创作中提到了进与退：“继续写下去的方式大概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向前走，一种方式是向后退。关键在于你怎么理解前进和后退。其实小说手段的使用从来不存在先进落后之说，我这里说的后退具体是指故事和人物的运用。我退回来把它们又拾起来了。”①（127）这里“小说的手段”就像是知识分子的人生理念和处事方式，苏童的创作旨趣透露出对于时代和个人的理解。

四、结语

杨泊是一位错位的知识分子，他试图打破日常生活消除自我的迷茫困惑，但由于他的浅薄最终使他成为虚伪而矛盾的存在。他在既有的知识里故步自封，对待婚姻缺乏前进的热情和信心。知识分子的知识固然重要，但也要时刻保持一颗“知不知”的心，在思想和灵魂上都应该不断前行，不受制于时代，积极地寻求自我实现。

注释：

①苏童.妻妾成群[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②苏童.红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③苏童.寻找灯绳[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④吴义勤.苏童小说的生命意识[J].江苏社会科学，1995（1）.

⑤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M].李俊，蔡海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摩罗.侍春生.逃遁与陷落——苏童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8（2）.

[2]李冬香.《离婚指南》悲剧之探寻[J].电影评介，2009（21）：108.

[3]于树军.苏童小说“红粉”系列生成的外部考察[J].文艺评论，2015（05）：8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