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璐 郑青霞

摘 要： 《陶庵梦忆》一书内容丰富，涵盖广阔，民国以来，一直以小品文之名广行于世，历来学者多从文学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但张岱在当时并非以小品文名世，而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陶庵梦忆》一书有着浓重的史学底色，其著书立言的本心暗喻国祸事件的记录，对人物的描写勾勒都具有史学色彩，而且书中不少篇章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张岱 《陶庵梦忆》 史学色彩

《陶庵梦忆》一书本名《梦忆》，《琅嬛文集·卷之一序》中有《梦忆序》一篇（3）（3），《自为墓志铭》中又有“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說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3）（157-158），又有瓯山金氏刻本《砚云甲编》本《陶庵梦忆序》中称“其所著《石匮书》，埋之琅嬛山中，今所见《梦忆》一卷，为序而藏之”（1）（315），由此可见，《梦忆》才是《陶庵梦忆》一书原名，“陶庵”二字盖后人因张岱仿陶渊明自号陶庵而加。

张岱因小品文作者身份，在学界一直备受关注，但小品文家的头衔是后人加上的，张岱在当时是以史学家闻名的。陈继儒在《古今义烈传》序中曾评价张岱：“评骘诸史，议果而确，识敏而老，余手抄其副本归，奉为定论。今宗子风霜之口，酷似其祖，但其才力天出，灵动活现。老泉之质，不若斜川之颖。”（4）（1）陈继儒认为张岱的史才出众，甚至超过他的父亲。张岱的史学才能是在浙东史学及家学的滋养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张岱一生所著史书颇多，我们不能把《陶庵梦忆》归入史书当中，但也不能纯粹地将它看成一部小品文。如果我们带上史学家的“有色眼镜”看张岱，看《陶庵梦忆》，便会发现其中别有洞天。

一、浙东史学与家学影响

浙东地区自南宋以来便重视史学，学界普遍认为浙东史学在全国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吕祖谦创立婺学之后，至有明一代，浙东地区史学人才辈出，史学著述纷繁，其中金华、绍兴、宁波、台州四府史家犹多（15）。张岱作为山阴人（今绍兴），生于山阴，长于山阴，浸染其中，自然受到当地学风影响，而且张岱家学尤重史学。

张岱生于簪缨望族，文献世家，高祖、曾祖、祖父不仅在朝为官，更重视学问，尤善修史。高祖张天复著有《皇舆考》《湖广通志》，曾祖张元忭著有《读史肤评》《会稽县志》《绍兴府志》，祖父张汝霖著有《砎园文集》。在这样浓厚的家族史学氛围下，张岱自小便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在治史方面产生了浓厚兴趣，积累了史料基础。

张岱好交友，在家学的影响之外，朋友也在治史这条路上给了他许多支持，《祭周戬伯文》中提道：

余独邀天之幸，凡生平所遇，常多知己。余好举业，则有黄贞父、陆景邺二先生，马巽青、赵驯虎为时艺知己。余好古文，则有王谑庵年祖、倪鸿宝、陈木叔为古文知己。……余好作史，则有黄石斋、李研斋为史学知己……至如周戬伯先生，则无艺不精，无事不妙……与之编纂史记，则一出一入，字挟风霜（3）（208）……

从文章来看，张岱交友广泛，知己良多，其中史学知己有黄道周、李长祥、周懋榖，几人都是当时的史学名家，在张岱著书过程中，特别是创作《石匮书》时，几人或校正，或补充，给予了张岱极多帮助。

在这样的氛围下，张岱在治史方面有着极大的热情，一生史学著述颇多，如《古今义烈传》《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史阙》《明季史阙》《有明于越三不朽赞》等，其史才被王雨谦认为是“浙东四大史家”的佼佼者。黄裳也认为“人们有时会误认为张岱只是一位小品文作者，这是不确的”（5）（11）。但浙东史学常常不够专精，更强调博约通识，浙东史家们在著史方面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他们的史学著述往往为文学作品所掩盖。张岱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不可谓不辉煌，只被世人冠上了“小品文大家”的头衔。

二、《陶庵梦忆》的立言之心

周作人将《陶庵梦忆》称作“一流文字之佳者”（6）（63），认为它是“公安竟陵两派结合后的大成绩”（14）（33），引发学界对《陶庵梦忆》的大力追捧，将其作为小品文的标杆。《陶庵梦忆》在文体方面是否真的可以看作小品文，学界尚有争议，但不可否定，张岱的文章已被贴上了“小品文”的标签。后期学者在探讨《陶庵梦忆》时多以小品文的一般性特征分析作品，专注于文学领域，花费大气力论证作品如何随兴，如何闲适，却未考虑张岱写作《陶庵梦忆》的本心是否在此。据佘德余先生考证，《陶庵梦忆》完稿于1646年（16），也就是明亡后第二年，张岱素重气节，明亡后并未降清，甚至为了躲避追逃隐居入深山之中，衣食困顿，如此处境，又怎会在亡国后的第二年发闲心之作呢？这种看似轻松闲适的笔调或许只是为了给自己的著书本心做遮掩。

《砚云甲编》本的《陶庵梦忆序》中认为：

兹编载方言巷咏、嬉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1）（315）？

既与《采薇》《麦秀》同感慨，又怎会只是适随兴、发闲情的诙谐之书呢？更何况，张岱在《自序》中已经说明：“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犹思摹拓二王，以流传后世。”（2）（3-4）张岱作《陶庵梦忆》是回忆，可也是苦涩的回忆，希望书稿“流传后世”，也是企盼在亡国后前朝事物可以留下一些痕迹，这与单纯的小品文创作并不相类，更多地蕴含了张岱亡国后的悲痛与沉思，可以说《陶庵梦忆》在开场之初便带有浓郁的史家风采。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7）（88）《陶庵梦忆》一书不能简单地从文学艺术角度分析，今天高谈阔论的它所展示出来的浓厚的、富于魅力的文学性可能只是这部书表层的东西，它真正的、想为人看到的著史立言的本心却被掩藏起来，等待后人挖掘。

三、《陶庵梦忆》的史学表现

夏咸淳认为：“张岱的知识结构以史学为根柢，其学术成就也以史学最突出。”（8）（37）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潘承玉也说两《梦》在题材和体例上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有密切联系，这些书均被收入史部地理类，这也是张门史学所擅长的门类。由此看，两《梦》不是张岱自觉的小品追求，而是载道济世的古文爱好和信史更兼心史的遗民史学追求产物（18）。因此，在分析《陶庵梦忆》时，应该看到其中潜藏的史学因素。

1.藏国史于乱序

张岱在《自序》中坦言“遥思往事，忆即书之……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見故人”（2）（3），据此可知，《陶庵梦忆》诸篇并非按顺序或类别排列，这种乱序的原因或是如张岱题名所示，只是《梦忆》，文随思行，忆停笔止，或是故意打乱顺序，只为在乱序下隐藏一国史略。

《陶庵梦忆》首篇写《钟山》，便是国家史（20），《钟山》记叙了朱元璋选陵寝一事，因“钟山上有云气，浮浮冉冉，红紫见之，人言王气，龙蜕藏焉”故“陵寝定”焉（2）（1）。其他具有国家史色彩的篇目还有《斗鸡社》《冰花》《草妖》等，如果将几篇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可略窥国史风貌。

天启壬戌（1622年）年间好斗鸡，设斗鸡社于龙山下……一日，余阅稗史，有言唐玄宗以酉年酉月生，好斗鸡而亡其国，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斗鸡社》）（2）（47）

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初一，孟县民孙光显祖墓有野葡萄草，蔓延长丈许……余谓此草木之妖……此异宜上闻，县令以萎草不耐，恐取观不便，遂寝其事。特为记之如左。（《草妖》）（2）（138）

戊寅（1638年），岱寓鹫峰寺。有言孝陵上黑气一股，冲入斗牛……自是流贼猖獗，处处告警……壬午，朱成国与王应化奉敕修陵，木枯三百年者尽出为薪，发根，隧其下数丈，识者为伤地脉、泄王气，今果有甲申（1644年）之变，则寸斩应华亦不足赎也。（《钟山》）

崇祯戊寅（1638年）至苏州，见白兔，异之。……己卯（1639年）、庚辰（1640年），杭州遍城皆白兔，越中生育至百至千，此兽妖也……十年之内，老壮童稚妇人女子无不吃烟，大街小巷尽摆烟桌，此草妖也。妇人不知何故，一年之内都着对襟衫，戴昭君套，此服妖也。庚辰冬底，燕客家琴砖十余块，结冰花如牡丹、芍药，花瓣枝叶如绣如绘，间有人物、鸟兽，奇形怪状，十余砖底面皆满，燕客迎余看，至三日不消，此冰妖也。（《冰花》）（2）（137）

《陶庵梦忆》中这种具有国史性质的事件并不多，且多集中在明亡的前几年，既是国史，又是国祸。可以看出，明朝在灭亡前夕，已经有了亡国的预兆。斗鸡亡国，孝陵黑气冲天，流寇猖獗，枯木新发而地脉伤、王气泄，草妖、兽妖、服妖、冰妖弥漫大地……由于“不次岁月”“不分门类”，这些带有国史性质的篇章散落于书中各处，乍读之下，史学意味并不浓厚，可当按时间顺序清楚排列，则可洞悉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所潜藏的著史之心，亡国的悲痛隐于花鸟游戏之文，盖“梦忆”二字也是掩人耳目的手段。

2.刻人物于史笔

《陶庵梦忆》中有不少人物传记。这些人物小传主人公多非王公贵族，而是平凡的市井人物，他们或技艺高超，或品质高洁，激发了作者为其立传的意愿，使其为后世所知。传记市井人物自《史记》起，《史记》中有不少记录下层人物的传记，如《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张岱所著的人物传记可以看作对《史记》著史意识的继承。

这些传记中有单个人的传记，如《王月生》《朱楚生》《范与兰》;也有写一类人的，如《扬州瘦马》《二十四桥风月》。无论个传还是类传，都能在简短的篇幅中抓住人物的突出特点和典型特征，将人物描绘得淋漓尽致，堪称文尽其妙。胡益民认为张岱的人物小品能够“准确把握人物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因此“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才能笔底生风，摇曳多姿”（9）（112），如《王月生》：

南京朱市妓，曲中羞与为伍;王月生出朱市，曲中上下三十年决无其比也。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矜贵寡言笑，女兄弟、闲客多方狡狯嘲弄咍侮，不能勾其一粲。善楷书，画兰竹水仙，亦解吴歌，不易出口。南京勋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富商权胥得其主席半晌，先一日送书帕，非十金则五金，不敢亵订。与合卺，非下聘一二月前，则终岁不得也。

好茶，善闵老子，虽大风雨、大宴会，必至老子家啜茶数壶始去。所交有当意者，亦期与老子家会。一日，老子邻居有大贾，集曲中妓十数人，群谇嘻笑，环坐纵饮。月生立露台上，倚徙栏楯，眠娗羞涩，群婢见之皆气夺，徙他室避之。

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有公子狎之，同寝食者半月，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嗫嚅动，闲客惊喜，走报公子曰：“月生开言矣！”哄然以为祥瑞，急走伺之，面赪，寻又止，公子力请再三，蹇涩出二字曰：“家去。”（2）（60）

《史记》在选取人物传记的主人公时，十分考量，所选主人公通常具有典型性，如苏秦、张仪，都是能代表当时时代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的典型事迹更是传记的首选。张岱显然深谙这一规则，王月生作为一名市妓本就是当时文人笔下常见的人物题材，又具备充分的典型性，她姿容美丽，才学超群，深受当时富商权贵的追捧，是市妓的代表。平时“矜贵寡言笑”，一言一笑甚至能轰动全城，对这一典型事迹的描写从侧面展现出晚明时期文人的狎妓风尚。

《春秋》以一字寓褒贬，《史记》中“太史公曰”隐含着司马迁的情感取向与价值评判，《陶庵梦忆》中的人物小传传递着张岱的情感态度。《王月生》一文并不直言她品质高洁，而是通过她好闵老子茶，借助茶这一雅物，暗喻王月生高洁不俗。不管是好茶还是不喜言笑，在王月生市妓身份的映衬下，她的这些行为更令人赞叹不已，张岱不露痕迹地表达他对王月生的钦佩与赞赏。

3.化风俗于史料

刘知几在《史通》（12）（107）中提及“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夏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他所提到的“异说”“群言”便是指在正史之外可以补阙的史料。张伟兵认为文学作品由于虚构性常常被拒于史料大门之外，但也应认识到，文学作品虽然在情节和结构方面具有想象与虚构情节，但仍遵循着创作的真实性原则。这种真实一是指社会背景的真实，二是指文本所反映的思想的真实。即可认为某类文学，如人物传记、历史小说、生活小说能真实反映社会及其变迁。其中涵盖对于特定时代社会风气、礼节、习俗、心态的描述（20）。《陶庵梦忆》中大多数篇章都具有史料价值，是对过去社会的再现，能真实地反映过去社会现实。从史料价值看，《陶庵梦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多个领域。

《西湖香市》《秦淮河房》等篇章既向我们展示了晚明时期江南经济的繁荣盛况，又表现了当时普通百姓和贵族子弟的日常生活。文化上，《斗鸡社》《丝社》《噱社》可为明代结社风气盛行作补充;《目连戏》《绍兴琴派》《水浒牌》等篇章可以对当时文人与普通百姓日常休闲活动有了解;《方物》《乳酪》《闵老子茶》反映了当时饮食文化的一隅。在习俗上，《陶庵梦忆》中的部分文章经常被当作可补阙的史料，收录进风俗史或民俗史书中。如《明代风俗》（13）一书便多次引用《陶庵梦忆》中的文章，其中《岁时节日》一章，介绍民间岁时习俗，如元宵节花灯、烟火，以《绍兴灯景》《世美堂灯》《鲁藩烟火》为证;《中国民俗史》（10）在介绍民间游戏斗鸡时以《斗鸡社》为证;介绍庙会时以《西湖香市》为证。

就此来看，《陶庵梦忆》真正做到了使“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部分篇章犹如文词精工的地方志，夏咸淳认为《陶庵梦忆》是“一部五彩纷披的晚明城市风俗长卷，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风俗图之瑰宝，那么，《陶庵梦忆》则是中国文学风俗记之绝唱”（17），因此其在史料价值方面的功用应得到关注。

另外，《陶庵梦忆》中有不少记物篇章同样具有史学色彩。这些篇目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可以看作与人物传记相类，为物而立的小传，在写作上常追溯源流，理清此一物来龙去脉。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通常交代传主姓名籍贯，记叙生平主要事迹，最后或发议论感慨。将为人立传的方法应用于为物立传，张岱采取的方法是先介绍物之来源，将人的生平事迹介绍转换到物上，介绍物的归属、物的经历，最后或者中间又常常对物进行评价。《花石纲遗石》一文对“董文简斋中一石”来源何处，“朱勔花石纲所遗，陆放翁家物也”，如何流转，结局如何，“大江以南花石纲遗石，以吴门徐清之家一石为石祖。石高丈五，朱勔移舟中，石盘沉太湖底，觅不得，遂不果行。后归乌程董氏，载至中流，船复覆。董氏破资募善入水者取之。先得其盘，诧异之，又溺水取石，石亦旋起。时人比之延津剑焉。后数十年，遂为徐氏有。再传至清之，以三百金竖之”，讲述的清楚明白，最后对遗石的评价便引用一句“岂有此理，岂有此理”（2）（25-26），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

鲁迅先生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7）（81）张岱的作品在被贴上“小品文”标签后，学者们争先恐后在小品文的维度中对张岱作品进行量子解剖。但张岱不仅是文学家，更是一个史学家，《陶庵梦忆》在闲适诙谐外蕴藏着黍离之情，立史为后世所知之心，在闲适中的藏匿着深沉、苦痛。闲适只是作品的保护膜，正如“梦”这个字，是为了让我们放松警惕，是给那些醉着的人看的，真正的感情则等着醒着的人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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